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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解新思维
薛瑛
摘 要：中日两国作为邻国,有巨大的利益也有深刻的矛盾.近年来,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低迷.究其原因,中国方面除了日军侵华战争带来的伤害,还因钓鱼岛主权问题,因《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的染指和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而对日本心存疑虑.在日本方面,作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大国,日本迫切希望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以大国地位参与国际治理.加之近年来经济疲软、国内右翼势力的挑拨和中国国内对日本在华援助的忽视,使日本产生了针对历史问题的“道歉疲劳”.中日两国关系的症结需要新一代中国人用智慧解决,但无论如何无法否认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唯有通过沟通谅解中日关系才能继续推进,也唯其如此,中国才能拥有一个更加和平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战略空间.
关键词：中国；对华援助；反思；和解；日本
一、中日间好感度下降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中日民间好感度低已是不争事实.虽然中日关系经过了很多脆弱和敏感的时刻,交流畅通无阻,但是中日民间的不亲近感却与日俱增.回想中日未正式建交之前,两国关系就一直处于“民间热,冷”的状态,以民间外交先行逐渐推动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而如今的情况却大为不同.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以“中日民众的亲近感”为主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结论显示中国大众对日本普遍缺乏亲近感.在近年的调查数据中,有将近半数的中国被访民众表示对日本没有亲近感.[1]任何一个关心中日关系的人都会问,日本对我们有多重要？什么原因造成中日之间的不亲近？我们是否还有办法解决？
二、中日间无亲近感的缘由
目前,中日两国无亲近感是客观现实.总的来说,中国方面主要由于日本的历史态度问题、基于日本侵华历史、对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疑虑、有针对中国意味的美日安全同盟以及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冲突.从日本方面来讲,东亚头号经济大国地位的丧失,国际体系中政治地位的低下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煽动是主要原因.
1.中国方面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不亲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果.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及中日间钓鱼岛问题的主权争端均是战争伤害及其遗留问题,美日军事同盟的建立更是二战后东西方两个阵营分化对立、分庭抗礼的直接后果.
（1）历史问题.遭受外敌入侵的近代史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为屈辱的一段.由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一个封闭保守的封建国家被迫卷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天朝上国”的自尊丧失殆尽.二战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被迫全民抗击外敌长达八年之久,战争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巨大至今无法平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主题走向发展与合作,中日两国亦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联合宣言》三个中日关系基础性文件建交,并重新开展双边关系.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普遍认为日本方面缺乏诚意和对侵华历史的深刻反省.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华性暴力受害者等问题上,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日本缺乏诚意,特别是由于近年来频现的日本内阁成员、政治家对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的参拜以及“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等言行的出现,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以说历史问题是横在中日关系间的最大障碍.
（2）对于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疑虑.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制造业迅速腾飞,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发达经济体.与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话语权极低.为了寻求等同于强大经济能力的政治、国家地位,日本开始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任期间曾在故乡群马县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日本今后战略发展的方向便是由一个经济大国迈向一个政治大国,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诉求表现在加强美日同盟,突出美日安全框架,谋求修改和突破和平宪法,在联合国同印度、巴西、德国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谋求向海外派兵,不断增加日本军费开支等事件上.出于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担心,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则对日本修宪和军备化的举动一直给予高度关注与戒备.
（3）日美安保体系和钓鱼岛问题.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1951年9月8日,日美两国单方面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随着这份和约的正式生效,日本恢复了正常国家地位,美国结束了对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1956年12月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日本为联合国会员国.12月18日经联合国45个成员国提案,51个成员国附署,联合国接纳日本成为第80个会员国.在美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的5个小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代表艾奇逊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此条约不仅规定美国可以根据日本政府的请求镇压日本发生的和骚乱,更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规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2]在受到美国的支持后,2009年2月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公开表示,美日将依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保卫“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中国外交部当即对麻生太郎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严正交涉.[3]日美将中日间尚有争议的领土纳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保护范围内,中日之间对于钓鱼岛领土问题的主权争端开始有第三方介入,加之日美安保体系本身就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味,于情于理都让中国难以接受.
2.日本方面
日本方面对华亲近感的低下的原因更为复杂,不仅包含失去东亚头号经济体地位的失落,更由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搅动风云,部分也由于中国民众普遍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释放善意行为缺乏了解.这种不了解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民间缺乏足够且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1）东亚“雁行模式”中日本“领头雁”地位丧失带来的恐慌.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东亚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和高速增长,东亚各国与地区经济尾随其后相继起飞.“雁行模式”这一源自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逐渐被人们用于描述这一时期东亚经济依次腾飞的景象.[4]20 世纪下半叶,以日本为“领头雁”带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的东亚经济崛起曾引起世界瞩目.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台湾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崛起.然而,20世纪最后10年里,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和长时间保持的高速发展则改变了日本“领头雁”的地位.中国保持了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潮中异军突起,发展速度遥遥领先.反观日本,却陷入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上升,整体低迷不振的泥潭.中国强劲的崛起导致日本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恐慌感.如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的反差更是给日本造成巨大震荡.
（2）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对华援助的忽视.中日民间友好一直是维持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亮点.历史上,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也一直主张“民间先行,经济先行”的方针.在政治关系震荡期,保持热络民间交往也是平衡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点.事实上,由于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对中国一直保持高水平的援助.日本政府对外援助中比例最高和金额最大的部分便是日本对华贷款.[5]“从1979年到2001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接近3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年利率为0.79%-3.5%,帮助中国建设了涵盖铁路、桥梁、水利水电、地铁、机场等在内的15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偿还期至少为30年.”[6]在针对二战日本性暴力受害者问题上,虽然日本态度含糊暧昧,但是日本的民间组织仍做了许多努力.如“查清日军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查明会”）,一个由日本学者、教师、职员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有200多名成员的日本民间团体,对山西盂县的二战性暴力受害者进行了长达20 年的探望活动,每年固定两次.查明会不仅创设了“大娘①医疗募金”,从日本社会募捐支援大娘医疗,采访受害者,收集文献资料,对大娘们的受害历史加深讨论和研究,更通过多年的活动使大娘们增加了活下去的力量.他们在保守文化和环境中,呼吁大众关注大娘们受害者身份,并主动支援大娘们向日本政府要求其谢罪和赔偿.查明会还出版发行了会刊《出口气》,在中国和日本进行广泛宣传介绍,呼吁双方政府和民众关注二战中日本在华性暴力的妇女受害者.而他们的这些活动其实并不为中国普通民众所熟知.
（3）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在日本许多民间团体努力修复对华关系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极力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国内,他们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通过成立“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公开宣称“要和虚构、罪恶的日本历史观诀别,并按照自己的历史观把大东亚战争的真相传给下一代”,发誓要完全摆脱战后一直束缚日本人精神的审判史观.[7]在右翼组织、政治家、右翼文人的宣传和鼓吹下,许多日本国民也逐渐对于过去战争的处理方式提出异议,认为中国是以历史为借口达到目的,“日本的道歉没有终点”.[6]右翼势力的搅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日民间相互的误解和隔阂,也导致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
三、中日和解的可能性
日本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十分发达的制造业,日本的科研、航天、制造业、教育水平居均世界前列.此外,日本国民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国民素质,日本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开发资源等领域内的举措也是各国的典范.日本不仅是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号盟友和战略伙伴,作为中国的邻国,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不仅使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能有深入的合作,更能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战略缓冲,减少来自体系内主要国家的挑战和压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此外,中日同为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东亚国家,中日在历史上世代友好,往来不断.虽然二战后交恶,但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利益往来和文化上共通使得中日两国依然存在和解的基础.
以欧洲为例,欧洲历史上四分五裂,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更多、积怨更深.近代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欧洲为主战场,欧洲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彼此之间积怨已久.仅以法国为例,从19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法国首都就遭受德国6次入侵.然而欧洲在化解历史矛盾和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却远远走在亚洲前面.[8]法国学者多甘曾说：“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6]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召开首脑会议,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在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欧盟的成立使得欧洲国家开始突破了边界壁垒,不仅逐渐抛弃历史积怨,更逐渐实现了共同税收、共同能源、共同安全等政策,还使欧洲一体化迈入了新阶段.欧盟的创立也由此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四、如何实现中日和解
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如今亚洲“中日两强”首次出现,日本迈入了后“雁行模式”,这一现状给中日双方的战略、心理以及双边关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荡.[4]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超越日本,同时两国各方面依赖日趋加深,双方心理也日趋对等,政策对话亦日趋成熟.中日之间许多差异或许无法使双方成为感情上的盟友,但是中日间至少可以成为关系和谐、相互理解支持的友邦.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台湾问题,获得更大战略回旋余地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为了实现中日和解,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首先,经济上,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力以及国际地位.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经贸往来上有巨大的利益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国家经济进步、站稳根基是中国长期的战略.两国经济有各自的长处和优势,取长补短,将中日双方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能达到更佳的“双赢”效果.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应该重视日本在维护生态环境、能源开发等领域对中国的借鉴启发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仅是中国需要努力的目标,更是无法避免的世界趋势.
其次,在历史问题上,不宜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不宜将历史问题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前进的前提.不仅如此,在两国存在的众多问题中不宜将一个问题作为解决其他问题对话和讨论的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只有中日关系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而不是只有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历史,抹去了历史,而是不让历史问题成为加强中日双边关系的羁绊.事实上,基本日本每任首相上台后都会对历史问题有所表示,都会以或半的形式道歉或者表示反思.在任期间屡次参拜,挑战中国人的历史神经,但是他也是日本第一个参观卢沟桥并对侵华战争道歉的首相.任何战争带给交战国家的伤害都是双方的,日本在亚洲战场上有巨大伤亡,日本是唯一一个遭受伤害的国家,在亚洲其他不少国家都有很多日本的残留孤儿.在肯定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性质的基础上,中国或许应该试着抛弃长期以来对日本的片面认识,走出历史受害人的心理,将日本大众与石原慎太郎等日本极右翼分子区分开来,在不忘历史的基础上认可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在谋求最大共识的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
第三,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使然.“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作为多极化的一个体现,中国没有必要多加牵制、而且也牵制不住.我们宜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协调的方针.”[9]日本对于美国的依赖难以改变,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行为出发点必定仍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先.日本要获得与其经济利益相称的政治地位,中国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6]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二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宣布放弃武力,大多数日本人享受经济繁荣,反战意识非常强.“由爆炸而产生的强烈的‘反核意识’使日本极难开发.以协作求生存,不用领土扩张也能生存和发展是日本主流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可与共识.”[5]中国需要将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军事诉求和军国主义的军事化趋势区别对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一个经济大国和一个政治大国的日本,积极邀请其参与区域合作,东亚需要中国,也需要日本.
第四,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内对外都需要战略协调和统筹.对内我们应该积极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壮大自身的实力,继续深入政治经济改革,同时统筹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对外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也应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积极承担起与大国地位相对称的责任和义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促进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国际规范与话语权的建设.
五、结语
中日之间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新问题,都需要新一代中国人集中智慧去解决.我们无法否认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展望未来,中日间关系的改善,民间好感度的提升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中日两国都需要促进互相的沟通和理解,也只有通过睦邻和稳定的边界,中国才能拥有一个更和平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战略空间.在共同利益和目标下,相信中日关系改善之路并不远.
引文注释
2013年4月初,笔者跟随“查明会”创办者石田米子等查明会十余位成员一起,拜访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阳泉市、盂县等地的大娘以及她们的后代.对于二战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大家并不称呼她们为“慰安妇”,因为这个称呼来源于侵略者,不仅罔顾史实,更是对战争中灾难深重的受害者的语言暴力,于是大家亲切地称呼老人们为“大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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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跃江.日美安保条约的命运[J].东北亚论坛,1996（03）.
[3]日本外相：美国认为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EB/OL](2009-02-27).http://news.sina.com.cn/c/2009-02-27/150517302906.shtml.
[4]金熙德“. 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J].世界政治与经济,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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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立诚.中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J].战略与管理,2002（06）.
[7]王铁军.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分析[J].日本研究,2006（04）.
[8]高秀敏.法德和解的历史进程探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4.
[9]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J].战略与管理,2003（04）.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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