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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探究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摘 要：本文从文学史编撰的历史沿革入手,阐述了历代文学史著述的特点以及对它们造成影响的文学史观,后通过阐释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对现有史观的批驳与重塑以及其对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结构之分析、对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之褒贬,指出龚本文学史的成功之处.最后将龚本《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骆玉明版《中国文学史新著》进行对比,指出龚本文学史著作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龚鹏程；《中国文学史》；文学观；文学史观
作者简介：夏子清（1996.3-）,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本科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46-05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市,现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全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观将中国文学史重新展现于世人面前,对以往文学史著作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自己对于编写文学史的看法,从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文学史编撰的历史沿革
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历史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或以为是1904年出版的林传甲著本,或以为是1905年的黄人著本.从最早的版本至今,同类的文学史著作数不胜数.
二十世纪前半期,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文体进化的自然趋势”为分期,主要接受的是“进化的文学史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当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代表作.[1]
二十世纪下半期,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版本.
这些文学史著作在编撰过程中都分别受到不同文学史观的影响.
如郑振铎本等同时期的版本,受到了“进化”的文学史观影响,强调文学发展是单线的进化历程,后产生的文学先进于前一朝代之文学,后产生的新生文体推翻了前朝腐朽的文体,在论述中还要显示文学具有“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受这种文学史观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其编写是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权利话语服务的.
另有文学史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学史观的影响,在这种文学史观影响下,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侧重于对文学作品人民性的挖掘,进而将不符合于人民性、现实性的作品或文体都删减掉；或将某些文学作品强行纳入唯物与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的主体性.
或受西方“分期”之治史方法影响,将文学史进行历史分期.有将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标准,如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采用“把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结合起来的分期法”[2],如章培恒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有“以文体进化的自然趋势”[2]为分期标准,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分期注意到了历史的阶段性,然而容易将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起来,这种分期造成的冲突首先体现在文学现象发展的独立性,有的文学现象是萌生、繁荣、没落、之后又重新繁荣起来的,而不是一个朝代过去后这一文学现象即消亡；还体现在文学现象的多线并进,如文学本身的发展,既有不断进步的文学技艺之巧,又有文质的代变,同时呈现于文学本身发展中的还有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分合关系；另外,有的文学现象可以一直延续很多历史时期,如黄山谷的诗风从唐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朝代；还存在同一名称在文学上与历史上具有不同指代的情况,如“盛唐”一词,一是指历史上的开元天宝,一是指文化意义上的盛唐,“存在于宋元明清人的言说构造中”[3]335.
这些不同的文学史观既在一定意义上言说了文学史,又出现了不同意义上的短板.或为了写史而撰写文学史,使文学成了依附于历史框架上的附属物；或使文学为不同意识形态服务,成了不同权利话语的代言.这些做法的后果在于忽略了对文学本性的研究,所编著的也不能称之为“文学之史”.
二、龚鹏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观
(一)对现有文学史观的批驳与重塑
龚鹏程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的序言中,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的态度是批驳的.
一方面,龚鹏程先生认为清末至今的文学史写不好的先天原因是“此等书缘附于课程”[3]2,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既要讲求面面俱到,又要使不同水平的学生能读懂,写作者也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能掺杂自己的心得与个性；作为一门课程的文学史,也成为了浏览作家和文学现象的一个线索,从而既不具有撰写历史的特性,也不具有对文学史本身的探究.
除了对文学史无法写好的先天原因的阐述,他还否定了“借文学而明史观”[3]2的文学史编撰,认为以具体文学事例诠释客观历史社会之发展规律结果会更糟,因为文学规律并不一定等于社会发展规律.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上文阐释过的受“进化”或“历史唯物主义”文学史观,将文学规律强行与历史规律或相应意识形态相对应,使文学成为了单线的进化历程,成为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的二元对立的整体动向[3]3,文学成为了“民族国家之文学”,而失去了文学本身的独立性.
与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相比,龚鹏程先生有其特有的文学史观.
一是认为对文学本性的研究才是文学之史,文学史不是社会史、艺术史、进化史,不是辅助其他种类历史的工具.[3]4
二是认为文学作家和作品是第二序的,处于它之上的是“观念”.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其所认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样”.[3]5所以作家作品是由不同时代之观念所塑造的.例如屈原的作品在先秦时期成为文字书写品,到了汉代,因为汉代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字书写品才被塑造成了文学文本,此时才进入文学史.而它从文字书写品转变为了文学文本,本身也是一个文学事件.
三是认为编撰文学史还应解释文学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这也是文学之史.[3]4
（二）对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结构之分析
根据龚鹏程先生以上这些观点,他在这本书中所要谈的只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在对文学本身发展的探究中,龚鹏程先生又将其归纳为几条线索,分别是：文学技艺之巧的不断进步、文质的代变、文学与非文学诸艺术分合之关系、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文士与士的分合关系[3]7.并将这些线索隐藏于文学史的叙述中.
在文学技艺之巧的不断进步这条线索下,龚鹏程先论述的是汉诗是“语言的”[3],在四言诗的基础上发展五七言；再写汉代辞赋,在汉诗已具有的技巧之上更为强调文采,且“不是一般的文采,是把文采堆了又堆,组合了又组合,形成一种堆金积玉、繁缛密丽的风格”[3]46；第四章写了人们对文学操作技艺的钻研,追求文采粲然；在第九章又写建安以后文学诗赋较汉代更为华美；叙述到了东晋,以陶渊明为例,认为此时文学技巧的进步不是表现在文辞华美与否之上,而是文辞的“不文”,这种不文不是没有技巧,而是看起来“自然朴素,但内中可能用语甚为精妙,具有精确与洗练的特征”[3]193,也可看出文学技艺之巧的不断进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走陶渊明这条“不文”之路,谢灵运与鲍照则仍注重文字本身之精致,谢灵运写山水,对山水“肆加雕缋”[3]201,鲍照则“雕藻淫艳”[3]215；永明时期,永明体所提倡的对仗中的约句、准篇,又在记忆技巧上更进一步；对于文辞更为靡丽的宫体诗,龚鹏程先生加入了自己的评价：“流连于宫闱情思与女人的形体音声的宫体诗,如一朵盛开在屎溺上的花,妖丽非常”[3]271,表现其文辞上的妖冶靡丽；叙述唐朝诗人,对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没有给予文学技巧上的关注,而是从个人生命想到了整个人类,对于其他诗人也是一笔带过,李贺“镂心雕肾,绮丽谲怪”[3]411,李商隐“以繁缛见长”[3]497,王维“造语精丽”[3]387,龚鹏程并没有受大众观念的影响,认为唐朝是文学的大时代而浓墨重彩地进行评说,而是由线索指引,在这条线索上只关注文学技艺之巧.
在第二条线索的叙述中,作者强调的是“文质代变”,在文学艺术技艺之巧的不断进步下,“若雕饰太甚,物极则反,文盛之后往往代之以朴,若质朴太过,自然又趋于文”[3]7,这方面的观点多次出现在各个篇章中.第一章“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写诗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追求语言技艺之巧；第四章“文学创作的自觉”,涉及到了“文学操作技艺的钻研”,人们通过丰富词汇,运用生僻字、联绵字,句式排列等方式使文采粲然；第十四章“缘情绮靡的诗篇”,在辞藻上、形式上进一步追求“文”；第十五章“文学技艺的强化”,从文律、辞采、情理等方面写人们对文的追求；第十六章,东晋文学开始从华靡走回比较简朴的作风,以质校文,“矫正西晋之浮华使然”；第二十二章,这种对“文”的追求又重新回归,四声八体、格律之美、约句准篇,都从形式上追求文辞之美；到了宫体又是声色大开.这种历史上的文质代变,被作者夹杂在各个篇章中,与其他线索并行论述,摈弃了文学的单线进化式思维,使读者能宏观的对文学史实进行获知.
第三条线索,“文学与非文学诸艺术分合之关系”.很多文学文本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成为文学文本的,一开始并不是文学文本,只是文字书写品,这种文字书写品,起初可能是乐、曲谣、通俗说唱、宗教典籍或其他非文学艺术,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这种文字书写品才成为了文学文本.开篇,这条线索即打开,在第一章叙述了诗乐的分途；第五章叙述了乐府的诗化；第二十一章阐述了乐府曲谣的故事化；第三十章写了宗教的文学化；第四十七章写了词与其本源“艳科”之分合关系；第五十章叙述了通俗说唱与文学之分合；第六十四章写文道的分合；六十七章写经文的分合；六十八章写艺文的分合……顺着这条线索,在书中其他章节也叙述了文学与非文学诸艺术的分合关系.
对于第四条线索“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龚鹏程先生的阐释是：“历史上,有些时候谈文学时重在文字,有时重在文采,有时又强调文学应具文化义,以达到‘人文化成’的作用”.如第三章“投其所好的文字艺术”,第五章“文字主导的势力”,叙述了对于“文字”美感的推崇；第八章“文体意识的表现”,第十章“议论文的文学化”,以及其他章节,都凸显了文学含义中对于“文体”之倾向； 第八十三章“审美观照”,八十八章“博学的趋向”等章节,则阐述了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文化义”的阶段.
第五条线索“文士与士的分合关系”,是说士本是贵族的最底层,“在春秋战国期间,却是身份变动最大的一群”[3]73,于是士在或升或降的阶层变动中,形成分化,文士就起于这种分化.“其确立为一独立之阶层,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且足以辨识之征象”[3]74,是在汉代；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带起了士之自觉,“把士之德行、政事、言语、学术全都笼罩了,在此要求下之‘文士’,其实就等于‘士’,或文士即士之代表”,龚鹏程将之称为“士阶层之文士化”[4]46；清初博学之风使传统“士”之含义发生了变化[4]374,唐宋以来颇具用世之心的文士,到了清初,则较少关心这方面.
龚鹏程先生通过对五条线索的评说,以全新的写实手法,展开叙述“文学本身的发展”.这本《中国文学史》结构恢弘,各章之间错综复杂,有纵向的梳理,又有横向的展开.
(三)对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之褒贬
整体而言,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中颇为客观,尽管其间隐约掺杂了自己的观点.在其中有些词语中规中矩,有些颇为抽象,有的具有明显的褒贬,有些又需要人们细细体会其深意.以上这些,可以分析出龚鹏程先生的文学观或文学史观.
从形式的角度看文学作品,龚鹏程给予了以下的评述：
1、对于汉代辞赋、歌行体以及“唐代新创造的帝国书写”,龚鹏程的评价是“开阔宏肆”[3]39、“格度恢阔”[3]376,认同了这种大气开阔的格局气象；
2、对于汉赋、建安以后文学等文学作品,龚鹏程对其文辞华美也持有肯定态度,评价是正面的,且其中又有细微的差别,对汉赋的描述是“精巧雕镂”,建安以后的文学是“文辞华美”,黄初文学是“诗文丽”,东晋名士清谈是“采绘绮榖”,谢灵运的诗是“富艳精工”,王维诗“造语精丽”,西昆体“华丽”.这其中,同样是华美的文辞,龚鹏程对一些文学作品不只表达了赞美,还寓贬义于其间,如汉赋,“精巧雕镂”的同时,也是“堆积、繁缛”的,谢灵运诗在“富艳精工”的同时,也是“过度雕缋”的,鲍照诗“辞藻淫艳”,温庭筠诗“文采绮靡”,宫体诗“妖丽非常”,唐代庙堂应制“铺张意象、侈列景物”[3].这些评述均表达了龚鹏程自己的审美判断,认为追求文学技艺之巧是对的,对文辞的华美也是支持的,但若只注重形式之美,对形式之美过度雕饰,乃至淫艳,就应该被否定.
3、于是还对另一种特征之文学样式表示 肯定,即“内敛、静摄、平实、明晰、用典用事让读者没有负担”[3]的文学,以永明体为代表；以及“语义高俊”“语言晓畅明白而不缺巧丽”[3]的文学,以谢朓诗为代表；特别推崇陶渊明作品的“自然朴素”、“精确洗练”,是“有意蕴的不文（繁华落尽见真淳中的平淡）”[3]194.
4、不仅从文辞上,龚鹏程还从语言系统进行评价.认为“语言内部秩序妥当”（以代言诗为代表）[3]、“实字健句”（唐代的庙堂应制）[4]7为好,而认为魏晋文人诗内部“缺乏理性的剪裁或调节”[3]190、李贺诗“语义不连贯”[3]411都是缺点.
龚鹏程先生表现出的对文学作品形式上褒与贬的态度,可以提炼出其文学观：首先认为讲求文辞技巧是好的,但不要过度雕镂以至于“靡”,至于“妖”,至于“淫艳”,要在文辞上适度华美,但不要给读者造成负担,要表达明晰、精确洗练；其次认为具有大气开阔的气象格局是优点；还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应有秩序、有剪裁、语义连贯.
从内容的角度看文学作品,龚鹏程先生的评价是：
1、“题材与诗意广泛自由”[3]34,认为汉诗与宋词的诗化都表现了题材之广大自由,这个描述倾向于褒义.同时,认为温庭筠诗“诗材光怪陆离、令人目迷神眩”[3],这个评价就偏于贬义.
2、认为汉代文学和宋词诗化的优点是“重视人间世俗性经验”[3]“有生活的实感”[4].相对给予贬义的是鲍照诗“因文造情”[3]；《集》“虚热闹的欢愉、假情意的恋爱”[4]5；唐代庙堂应制“诗意肤廓、仅存高腔”[4]237.可见龚鹏程先生提倡内容上应该表现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情感；
3、对文学作品的气象、气格表明了相应的态度：认为建安以后文学气象足、气格高；歌行体“格局气象开阔跌宕”[3]39；王维诗“气象高华扩大”[3]387；建安以后文学“慷慨”,“豪壮激越”[3]134；庾信的大赋具有“清梗慷慨之气”[3]296；《西游记》一书“恢辟创构”[4]289.从这里可以判断,龚鹏程先生推崇文学作品具有开阔慷慨之气象.
4、对于文学作品之内容,龚鹏程先生推崇内涵的深刻、深沉（书中以建安以后文学举例）；否定内涵的非德行、道德意义低,有“败德之征”[3]189的作品（书中以东晋世家之清谈优游举例）.
5、对《文选》《文心雕龙》等文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心雕龙》“体系俨然、组织系统”[3]241；《文选》“收录较全”,“有明确的选文观点,具有鲜明的文学本位态度”[3]280,再次表现其对于文学本位的认同.
6、认为庾信大赋的优点在于“文质彬彬”[3]296.这个评价融合了内容与形式,表现出龚鹏程先生对文学作品的态度,认为既应有文辞之美,又不要空有其表,也应有内容上的实质.
从龚鹏程先生对于文学作品内容方面优缺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主张文学应着重广大自由、而不怪异之题材,要书写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情感,具有深刻、深沉的内涵,文质彬彬的表里平衡,开阔慷慨的气象,以及注重文学本位的基本认知.
除了形式和内容上,龚鹏程先生还在历史意义上对文学作品或文学事件进行了有倾向性的论述,提出许多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具有开创性与影响力：
汉诗是“新生命”、“中国文学中诗传统的真正开创者”[3]33；谢灵运“第一次强调‘赏’”[3]；永明时期是“集魏晋宋两百多年文学之大成的年代”[3]232；刘勰的《文心雕龙》“最足以体现宋齐文学情境及理论问题”[3]249；江淹的拟古是“五言诗风格类型的一次大整理大分类”[3]262；殷璠《河岳英灵集》“真正具有文学史意识”[3]；温庭筠“使词进一步精美与成熟”[3]468；元遗山是“最具文学史意识的作家”[4]；明代“是文学真正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人人皆可为自己文学主张效忠的时代”[4]；才子佳人小说戏曲“最足以表现明清文学之延续性及文人意识”[4].
这种影响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文与道分”所造成的结果,使文学“最尊也最俗”[4].
从龚鹏程先生对文学作品或事件历史意义的概述,同样可以看出其视角是宏观的,且更看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事件或作品,和文学具有真正独立性的时代.
三、与章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之比较
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结构恢弘,提出了与以往文学史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脱离了文学史为历史朝代所束缚的桎梏,使文学具有了独立性,从这个角度讲,其意义是开天辟地的.然而这种初尝试,也导致其文学史著作有一些瑕疵.
(一)体例较乱
龚鹏程先生在本书之初即指出,“文学史的写法千变万化,我独行一路”[3]7,其在本书的编写上的确独树一格.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以朝代更替为主体线索,龚鹏程先生将文学技艺之巧、文质代变、文学与非文学的分合关系、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文士与士的分合关系作为本书的五条线索并行展开.因此,同一条线索的发展节点会出现在相连的章节,也会出现在相隔很远的章节中.例如,“文质代变”,出现在第一章之后,在第四章才第二次出现,第三次出现则在十四章了.对一个问题的叙述跨越区间太大,这就导致读者对一个问题无法进行连续性的直观认识.
而章本文学史在这个问题上略胜于龚本文学史,章本文学史大致按时间来排序,其中又加入了自己的逻辑线索,以“人性的发展”为主线来叙述.这就使文学史叙述既能明晰地展开,又能不囿于朝代更迭,加入自己的文学史线路发展.
(二)留下较多历史空白
按龚鹏程先生的编写思路来看,文学史是按五条线索的多线并进发展的.然而正因为五条文学史线索的建立,使大量不属于这五条线索,然而也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没有被涵盖进去.
如对先秦文学的叙述,章本介绍了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而龚本只写了“诗经的文籍化”（“楚辞的经典化”被归纳到了汉代辞赋的发展）,而忽略了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等也具有文学性的文学作品.龚鹏程先生有自己的写史思路,即认为：一个文学书写品只有到了人们“观念”认为其是文学的时候才成为文学作品.那么历史散文这种作品,在当时不是自觉具有文学性的,当时的人也不认为它们是文学的,则不能看做文学.这种思路的引导下,且不在此分辨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是否具有文学性,单看文学史的著述,会导致大量历史上的文学文本被文学史忽视,留下较多的历史空白.
（三）过于个人化的文学史叙述
在龚本《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多用一些较抽象的词语来概括某个文学事件,某个诗人,或某种文体,这种描述在感受上的描述是精准的,然而对于文学史著述而言,又是感性的、过于个人化的.
如龚本描述李贺诗“镂心雕肾、鬼气森然”[3],表达的是李贺诗创作呕心沥血,文辞又凄厉古怪；章本对李贺诗的描述是“凄艳”“凄厉”[5]82.两个版本相比较,龚本的描述是精准、独特、感性的,章本的描述则较为中规中矩.再如描述魏晋文人,用词是“我执我慢心重”[3]190,“我执我慢”,指的是执着于自己的见解,听不见他人的见解,是佛教用语；章本描述魏晋文人则是“对自我的珍视演进为在玄学意义上的对于以自我为真实内容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探寻”[6]282.两个版本其实都是在说魏晋文学强调对于自我个体生命的探寻,章本的描述更为清晰,龚本更为个人化,但不失精准.又如龚本中描述庾信的大赋,是“哀感顽艳中别饶清梗慷慨之气”[3]296；与此相对比,章本的用词是“明显留有宫体文学的印痕,而同时又有一种以清新为特征的个人风格”[6].可以明显看到两人想描述的同样的特点,但用词完全不同,龚本更为感性、个人化,章本更为客观.
龚本对诗人的叙述也是带有个人倾向的.与对其他诗人描写时的一笔带过不同,龚鹏程先生将对陶渊明的文学史叙述扩大了篇幅,极大地加入了自己的个人看法.描述其是“一般人”,“是非帝王、非将相、非英雄、非豪杰、非奇才、非名士、非畸人、非浪子、非流氓,不是某种特殊的人,他就只是个人”[3]189；还说“文学史的进程到了陶渊明,可说是由‘我的表白’到了‘人的发现’[3]190；又说“陶渊明是个正常的人,心灵没有淤血,行为便自坦易宽和,无所谓愤激,亦不必佯狂,不需索隐行怪.这即是对自己的真诚,没有人世酬酢间的机心与巧伪.也因他的正常,在人性颇遭扭曲的人间世中,此等人反成了高贵的人.”[3]190引用这一大段对陶渊明的描述,意在与之前只用一两个词概括某个诗人的做法相对比,可以看出龚鹏程先生自身对于陶渊明的偏爱,或说是对于陶渊明对于文学史意义的重视.这种文学史中的区别对待,加上极其个人化的描述语言,更是表现了其文学史著作的个人化色彩.
对于两个版本不同风格的文学史叙述,从读者的认知上,应是见仁见智；然而从文学史的书写角度看,龚本有些过于个人化,章本的用词更适合于客观文学史的写作.
(四)缺乏作品代入
龚本虽说是写文学“史”,然而对于作品却很少提及,或是只提及了名字而对其内容没有介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章本文学史中,几乎对每个时期的文学都简略代入了文学作品,如讲《风》诗,就简略介绍了《七月》《东山》等诗；而龚本则没有介绍文学作品.这一点龚鹏程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在书中自序部分表明会“另编一部作品为主的参考数据,以供循读或讲贯”[3]5.
龚鹏程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异于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以独特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记述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其在文学史著述历史上的地位,也一定会在时间的历练中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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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学史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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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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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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