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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病态社会的诊断报告
2016年3月,李陀在一次会上曾提出自己的疑问,“我最想知道的,是目前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形态的资本主义,这个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这个不同于以往那种经典的资本主义,能不能有人给我说清是怎么回事,我们究竟面临的是什么东西？”①这种提问的方式,暗示了李陀的精神姿态,也显露了他对现实的迷惑,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无法用已有的知识范式从整体上勾勒他所面对的世界,2017 年,他以作家的身份,营构了一个丰满的文本,写作了长篇小说《无名指》,以此表达对当下中国的思考和认知,我将此看作他对这一问题的自我回应.
确实,从整体而言,《无名指》并不是一篇全知全能的作品,但读者通过“我”心理医生的视角,带出众多人物的出场,还是能够建构起对社会基本状貌的印象,诸如,通过商人金兆山,得以知道商场运作的秘密；通过苒苒的遭遇,得以知道当下高校的弄虚作假、黑白颠倒；通过病人胡大乐,知道职场中人若不会说黄段子,竟然会遭遇事业瓶颈的荒唐事；通过出版社的石禹,得以知道出版市场一切向钱看的现状,得以知道精神病院可以用钱摆平,可以黑白颠倒地以专业的名义,将正常人判定为精神失常的荒诞；甚至通过最普通的的士司机,都能直观感受到社会的基本氛围.石禹的激愤,“我们出版社里能有什么正面的新闻？一天到晚,从上到下,都是钱：什么书能赚钱？什么策划能赚钱？怎么赚幼儿父母的钱？怎么赚五岁到七岁这群孩子的钱？怎么赚中学生和他们老师的钱？ 怎么赚穷人孩子的钱？怎么赚富二代的钱？怎么赚农民工的钱？怎么赚暴发户这个特殊群体的钱,还有另一种特殊群体——腐败官员的钱？”的士司机的调侃,“先生您别笑,什么人什么事我没见过？现在这人,就认钱,全都有一个嗜好——人人都玩了命往钱眼儿里钻！你见过马戏团表演火圈吧？就这么钻,可火圈钻过去还是人,钱眼儿不一样,一钻过去,他还像个人,其实已经不是人了,是什么？非人——是人又不是人,非人！”都触目惊心地反衬出社会各阶层,其实早已被单一的、极端功利化的价值观念所裹挟,无孔不入,也无处逃脱.
但呈现困境,显然不是李陀《无名指》的主要用意,尽管通过不同层面的人物,作品传达了作者对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时至今日,德性的堕落更如溃堤洪水,肆意横流,不见尽头——何以故？为什么？这个疑问始终萦绕于心头,不容我回避,每日疑,每日问.”但事实上,他对困境的展示,并未在更为细微的层面展开,采取的都是提纲式的呈现,而其对困境的回应和思考,才是作品更为核心的东西.项静在《知识流浪儿的奇幻旅程》中,判断《无名指》从框架上来说,“是一个瘦削和简练的故事”,我感兴趣的是,主人公杨鲁仁,凭借天然的心理学家的方便,在作品所建构的复杂人际网状关系中,是否存在一组潜在的、核心的人物关系？这组核心关系是否和作品的核心内容,对困境的回应和思考,产生内在的共鸣和关联？
如果将《无名指》看作一个复杂的剧场,毫无疑问,“我”是剧场的中心,一个引领各色人物出场的舞台.李陀巧妙地通过男女关系的世俗化处理,将前妻、情人周璎、仰慕者冯筝、华森妻子苒苒都代入了“我”的日常生活,貌似展开了一个世俗男人的庸常情感生活,背后隐藏的却是作品中竭力营构的,对社会困境的回应和思考这一精神性维度.毫无疑问,面对乱象丛生、价值失范的社会困境,作为知识群体的周璎、苒苒、“我”、石禹等同样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困境.而苒苒最后对世俗生活的彻底摒弃,可以看作这一群体无力挣扎的结局.在我看来,“我”与苒苒的关系,构成了作品最为隐蔽又最为核心的人物关系.
从人物谱系而言,苒苒不是全文的重点,但苒苒是支撑作品精神结构的核心人物,是“我”的另一种映射.苒苒的选择,折射的是“我”的另一种可能.冯筝对“我”和苒苒关系的解读,以及“我”对这种解读的认同,表明“我”和“苒苒”的关系,是“我”所有情感关系中的核心.尽管两者一直以朋友的名义相处,但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深刻的思想交流,苒苒的困扰,“为什么我的思想和生活不能一致？读书期间,我以为此后一生无非就是读书做学问,‘闭门自有陈编在,不对今人对古人’,然而,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证明这绝不可能,恰相反,日复一日,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全然分裂,我的思想和生活不惟是脱节,且是两个世界——虽同一个人,却生存于两个世界里,思于阳界,活于阴界.于我,这完全成为无止无尽的折磨,无论醒着,还是睡着,我都不断自问：如此阴阳两分,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究竟如何才有个尽头？”“我”面对苒苒的困境,内心的焦虑和无奈显露无疑,“现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已经向自己问了很多遍,而且明白这样问并不是为了有个答案,因为不可能有答案——那么,为什么还不断这样问自己？让它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在我心里旋转不已？为什么？为什么苒苒这封信让我这样反应？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心寒,觉得自己的生活也由此断裂,成了不能连接的一个过去和一个现在？这种感觉后面是什么？”苒苒和“我”之间的精神关联,说到底来自对当下知识者精神困境的反观和内省,来自对思想和生活断裂后的无力抵抗,两者直面同样的生命困惑.
如果说,“我”和周璎,主要来自肉体的相互吸引,这构成了“我”与世界所建立的显性关系,那么,“我”和“苒苒”,显然更多来自精神沟通,这构成了“我”与世界所建立的隐性关系.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两者溃散的结局并无差异,这暗示“我”对世界的无从把握和掌控,这样,读者才能理解,在作品最后,“我”面对另一个被绑缚的“自己”时,既无法认识自我,也无法接近自我,从而不得不逃跑的结局,“一阵大笑声像狂风一样从背后吹来——那个非说我是他的疯子追来了,已经有暴雨一样的树叶跑在我前边……跑啊,跑啊！离那疯子远远的,越远越好……”
说到底,《无名指》通过设置心理医生的视角,表面看来是为了以合法的理由,更方便地切入他者的生活,但心理医生本身的隐喻色彩,注定了这部作品处理问题的基本向度.主人公的迷惑,暗示作者李陀费尽心机,尽可能多层面地契入不同人群,尽可能更为复杂的观照世界,但还是无法建构成一个整体的现实认知,他既无法通过商人金兆山的成功来解释现实的运行逻辑,也无法通过他着力最多的知识群体来获得解决困境的路径,而唯一在他笔下寄寓希望、给予亮色的底层世界,诸如王大海、小玲,甚至是弱势的石禹,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撑起崩塌的道德世界,随着王大海返回矿井的命运,也看不出前行的逻辑.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和苒苒之间的核心关系,和作品的核心内容,对困境的回应和思考,确实构成了内在的深刻关联,如果将此看作个体生命遭遇层面的探讨,那么,在《无名指》中,还有一条更为隐匿但又明晰的线索,就是李陀弥散作品中的阶层叙事冲动.
尽管李陀自己毫不讳言,“什么是我写作《无名指》的最持久的动力？其实是一种冲动,就是我想反着来——在写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对长时期以来流行的小说写作习惯（或者叫范式,叫教条,怎么叫都行）,处处都‘反着来’,用一个不很准确的说法,就是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做一次反向实验”②,但从文本实践的结果看,他“反着来”的尝试并未让人产生深刻印象,倒是他渗透作品中对社会症候的诊断和思考,及其明显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引起我强烈的关注.换言之,尽管李陀有意强调他写作《无名指》的动力来自“写法上向19世纪现实主义的回归”,但事实上,他的创作实践,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对话,都已无法简单地回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恰恰相反,他作品的最大突破,正来自其极具时代色彩的对当下中国的呈现和诊断,来自其通过作品,重构写作和现实关系的努力.毫无疑问,李陀通过转换身份,以《无名指》完成了一个小说家对现实“呈现”的任务,但不可忽视的是,作品的背后,始终站着另外一个视角的李陀,一个作为批评家和思想者的李陀,尽管他竭力遵从小说的要求,尽量以人物塑造、对话、具体生活细节,来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但还是无法遮掩其他身份对作品的渗透.
回到小说的人物设置来谈其阶层叙事.《无名指》主要写了三个群体：其一,以金兆山家族为代表的、从事商业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的阶层；其二,以赵苒苒、华森（花子）、周璎、杨鲁仁（我）、廖二闻等为线索的知识阶层；其三,以王大海、小玲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可以说,杨鲁仁心理医生的视角,极大方便了李陀对人物谱系的掌控.很明显,这三个群体,构成了中国当下最为基本的三个阶层,在近二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财富的急剧分化,不同的阶层凸显了一个撕裂的现实,从而使得社会呈现出一种本质化的特征,这客观上为李陀从宏观层面表达现实提供了前提,一旦找到机会,他清晰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便显露无疑.以底层人物王大海的设置为例,从人物的出场而言,作品并无违和之感,但从人物性格的叙述而言,则显得有点想当然和模式化,这种结果,固然和作者与这个群体的隔膜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来自李陀对社会做整体观照的强烈愿望,来自李陀企图重构阶层叙事的愿望,他抑制不住自己对阶层图景描绘的,在人物的处理上,不自觉地更多兼顾了他们的阶层属性,这一点,读者从闲笔处都可以获得直观感知.诸如,对音乐的表达,作品一开始就提到了薇拉·菲兹杰拉德的音乐；“我”和周璎去哈根达斯冰激凌店,店里播放的是斯威夫特的“爱情故事”；“我”独自一人在吧台时,播放的是Carmen McRae的Weep no more,这些都暗示着“我”的身份和修养,同时也暗示着知识阶层的趣味和情调.而“我”在一次和王大海及其朋友泥鳅、祥子等的聚会时,祥子唱的歌词却是这样的,“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烂,干得比驴还多活得比狗还贱……终于明白这个狗年对我意味着啥,我还得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像个瓷娃,我还不是大款我还没有宝马,那我除了像狗一样吱哇我还能咋”.很明显,两种音乐,暗示的是两种生存,勾勒的是背后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祥子的歌词,粗砺刚劲,极具锋芒,直接呈现了一个隐匿于暗处的真实中国.这些貌似闲笔式的细节,很难说没有隐含李陀刻意为之的心机.
作为文学评论家,李陀肯定意识到了阶层叙事冲动在营构长篇小说时所面临的风险,这往往会导致文本在人物的设置和理解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面目和简单化苗头,以致阐释的愿望高过呈现的耐心,但李陀没有在《无名指》中遏制住阶层叙事的冲动,这恰恰表明,除了重回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他有着突破技巧,企图从精神上重新勾连写作和现实关联的野心.《无名指》涉及作家对当下社会的一种整体性思考,而如何重构对社会的整体性判断,恰恰成为90年代以来,个人化叙事获得合法性以后,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充斥的理论泡沫中,作家最为欠缺的地方.建构宏大叙事,早已成为诸多作家写作的最大忌讳,沉浸个人叙事,事实上成为写作最为安全的姿态.与其说,是“反着写”给李陀提供了直接动力,不如说,是李陀介入现实的热情,企图重建文学和现实的关联的冲动,企图回答“我们究竟面临的是什么东西？”的强烈愿望,给《无名指》写作提供了更为隐秘的心理动能.整体来看,在《无名指》中,李陀的立场和判断,高过对生存质感的描摹,他此前的预感,“今天写‘活人’,特别是当代人,恐怕难免有某种实验性,写作实验是难免的”,完全得到了验证.李陀凭借批评家的敏感,企图通过《无名指》,尝试“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尝试“形成新的写作理想和习惯”,但离他内心的真实目标,还有距离,李陀尽管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但从创作实践看,这部小说显示出了一种并不圆熟的青春气质,换言之,从写长篇小说的层面而言,《无名指》确实存在诸多稚嫩的地方,但李陀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诸多思考和姿态,他提出问题的郑重和力度,显示这部作品写作的动力和动机,并非为了满足李陀讲一个故事的愿望,也并非为了实现他“反着写”的心愿,而在于其有着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有很多非说不可的话,这些话,李陀无法通过他熟悉的批评文字更为全景式的呈现出来,所以他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为这个病态的社会写了一份诊断报告.这种尝试对他而言是一种冒险,但这种冒险中的天真,天真中的勇气,显然弥足珍贵.
社会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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