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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和庚子年山东互保运动
刘 芳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世纪之交,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短短两年时间后,就一跃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了与其对义和团的政策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仿效“东南互保”,在山东主持了地方官员同各国领事交涉,达成互相保护共识,并且在清政府与东南督抚间充当了关键的消息传递者,成为双方均倚恃的对象.最终,山东既能避免地方骚乱,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侵扰,成为北方难得的净土,袁世凯功不可没,而其本人也从中锻炼了政治才干,赢得了中外官员的信任,在政坛上渐露锋芒.
关键词：袁世凯；东南互保；山东；义和团；领事
中图分类号：K2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3-0048-08
收稿日期： 2016-04-08
作者简介： 刘芳（1988-）,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国家公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
①王神荫：《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山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李德征：《论袁世凯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侯宜杰：《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载于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济南：山东大学历史系,1982年,第93—109、110—125页；黄裕民：《论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政策》,《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郭大松、刘本森：《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山东互保”是由山东巡抚袁世凯主持的与各国驻烟台领事约定的互相保护,与“东南互保”的内容、性质相类似,但在交涉过程与保护措施等方面保持有山东省区别于长江流域的极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故而本文以“山东互保”概括之.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迹之地,起事闹教最早,地方官员、百姓多对义和团抱有好感.作为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与政策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①这些研究从早期一味批判袁的行径,到近几年评价相对公允,但均没能跳出袁世凯对义和团疯狂镇压的窠臼,而没有人注意到在义和团主力离开山东后,袁世凯除了继续压制残余义和团外,更重要的活动是与当地各国领事商议“互保”②,并在南北电报不通的情况下充当东南督抚与清廷的消息传递者,在庚子事变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本文利用笔者深入挖掘的山东省地方史料、个人与外文档案,旨在搞清山东参与“东南互保”的方式与过程,袁世凯主持地方官员与外国的交涉情况,以及他与清政府、南方省份的联系互动,以揭示出袁世凯在此紧要关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及其际遇日隆的根本原因.
一、由烟仿办：山东自办互保
庚子年前夕,袁世凯带着他训练三年的“所有天津小站之武卫右军”来到济南,署理山东巡抚.那一年,他正好四十岁,年富力强,野心勃勃,不仅戊戌过后盛宠于慈禧,而且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点名要其出任东抚.[1]（P601）因而初入山东的袁世凯踌躇满志,“决意主剿”,他将在济南、恩县、临清等地的美国传教士请到抚署,向他们表示友好,商讨保护事宜.不想遭到京官的连连弹劾,清廷命其“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2]（P9）.袁世凯署理山东根基未稳,既不能对主抚官员的攻击掉以轻心,又不能对山东不少官兵同情团民置若罔闻,于是他向清廷提出了“治本”“治标”两层解决的方法.[3]（P43-45）“治本”者在于调和民教,即清廷主抚、继续持平办理的倾向,他此后“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4]（P304）虽然外国人较为失望地看到“他的手被北京发来的限制的命令以及在他手下的官吏们的暗中阻碍和冷淡的支持束缚住了”[5]（P200）,但他们理解“他似乎是企图做他所能做的事”.而袁世凯本人也一直没有放强硬的“治标”方法,甚至随着他在山东站稳脚跟,“治本”之法又无法阻挡山东百姓加入义和团的滚滚洪潮,是年春夏,武力镇压逐渐超越了他一开始对清廷唯诺的谨慎范畴,成为安稳地方的不二法则.随着各地“已渐安谧”的禀报不断飞向巡抚衙门,山东的义和团大量涌入直隶.
直到接获清廷招团御侮的命令与对外宣战的谕旨,袁世凯突然举棋不定.时人记载“当世凯初奉廷寄,奖励拳匪焚教堂、仇外人之诏令,立即通行全省州县,遵旨办理”,“袁氏惧忤西后之旨,始犹有抚用拳众意,迟回审顾,未能即决”[6]（P130）,可见他当时的矛盾、迟疑,而此后能够痛下决心,坚持定见,个中缘由说法不一.
一说为时任山东藩司的张人骏的劝谏,所记者为《凌霄一士随笔》,谓当时定议,“实决于藩司张人骏之言,袁独擅其名耳”,张人骏动以利害：
“公试揣此类妖妄之徒,古来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败,则亟须早决大计,毋为所牵率以获重咎也.”[7]（P72）
袁世凯听后大悟,称善者再,遂一意以剿拳保侨为事.
一说为山东巡抚衙门内主管洋务的文案徐抚辰以离职谏阻,见于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与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内容相近,前者略而后者详,大致为徐素谙洋务事宜,听闻袁将清廷办团仇洋的诏令通行全省大为愕然,立见袁谏阻,谓此乱命不可从,而袁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袁世凯见书后顿悟,遣人追回徐,面向谢过,并迅速追回已发檄文,此后变宗旨为保护洋人而剿灭义和团.[8]（P13-14）《世载堂杂忆》还录有徐留书全文.
另一说为王士珍,王为袁世凯从小站带来之得意部下,命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王士珍的墓志铭中有对当年情形的一段记述：
二十六年,拳匪起……袁公至,主剿,官绅率壹意主抚.公（即王士珍）建议先劝集,继威以兵,弗悛则诛魁,而宥其胁.袁公从之,匪绝迹矣.而袒拳之端、庄二王,闻之恚甚.六月,突有匪首自京持令箭上谒,云端、庄王特遣设坛以来.袁公大惊,集僚属会议,公曰：“许,则地方糜烂.违,必立获严谴.奈何奈何？”公遽起曰：“请先付吾鞫之可耳.”引匪首以出,谓曰：“尔盗王家令箭乎,杀勿赦.”顾左右斩,竟斩以殉.时集议犹在座,公遽前曰：“盗令箭者处决矣.令箭封还端王使.”袁公闻而错愕,少间,则又抚掌称快.是役也,始则山东免罹匪祸,继与联军约不入境,公力为最.[9]（P300-301）
写出了王士珍先斩后奏,袁世凯由犹豫到定计的过程.
以上三说,其一《凌霄一士随笔》,有张人骏之孙张象耆所记父亲张允亮的回忆作为佐证,他道出袁、张此后结为儿女亲家,实源于此关键处张人骏之谏,袁世凯不仅保住官位并际遇日隆.[10] （P53-57）查袁、张两家原非世交,1900年后关系骤密,不仅结为换帖兄弟,且于1903年议定袁之长女配于张之幼子允亮[11]（P39）,因果关系可见一斑.
而吴永所陈来自于知道当日情形的袁世凯幕府旧人,刘禺生则是从徐抚辰的江夏同乡处得到传闻,二人均深信不已.消息来源不同,内容却十分相似,除刘书所记某些细节很有可能受到了吴书的启发外,两书仍可相互佐证,徐抚辰以去谏阻亦当有此事.
不仅张人骏与徐抚辰,袁世凯的部下、幕僚中,多有如王士珍般或熟悉军事、或熟悉洋务的人才,尤其有袁特意调来山东担任总文案的唐绍仪,曾留学于美国,专擅外交.[12]再加袁“遇大事难立断”[7]（P73）的性格,召开集议、听取各方意见应是促使其不断坚定主剿的原因.而张、徐、王三人上谏的时间,本就不同,由张人骏之谏言难以推测具体时间,很有可能是从袁初任鲁抚开始,而徐抚辰之谏则有明确记载是在袁“初奉此旨”“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之时,以去职争得袁世凯追回发下府县的宣战檄文,这是更为紧要的关头.
因为当时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最快速度传送全国各省,山东巡抚是除直隶总督外最早接旨的,他的态度尤其关键.事关重大,6月23日,袁世凯利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
“廿三总署行文,勒限各国使臣出京,又电出洋各员酌回.并奉廿五日廷寄,谓拳会在津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办法迅奏,沿江海尤宜急筹,等谕.是已大裂,从何收拾？贵处有无此项良民,如何办法？乞示.敝处尚未敢声张.沁.”[13]（P69）
电末谨慎的“敝处尚未敢声张”,可见宣战檄文已追回,袁世凯焦急地等待东南督抚的回应.最早做出反应的是盛宣怀,次日他即电商李、刘、张三人,请万勿声张,勿要参战,并开始提出互保订约的倡议.6月2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道：“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14]（P845）此比“未敢声张”更进一步,明确表明不遵奉.两江、两湖也异口同声“长江一带止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称赞“袁帅不声张极是”[2]（P325）,盛宣怀则向其通报了长江流域与各国商议保护的情况,并试探地向山东提出“是否照长江现议,两不相犯”的建议.[15]（P537）东南督抚的反应给了袁世凯很大的信心.7月4日,盛宣怀再次去电,正式征询袁对山东参与互保的意见：
“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14]（P866）
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现在正饬命驻烟台的登莱青道台与各国驻烟台领事协商,并且在烟台“仿照南各省出示,派兵保护口岸”,且对于内地洋人也“均派兵妥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最后袁说,若东省的互保在南洋不便商,可就此作罢,并请盛酌达刘坤一.[14]（P867-868）
盛宣怀将袁世凯“由烟仿办”的办法告诉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领事们认为上海领事有总领权,但山东因为是义和团的起兴地,且与直隶特别近,已有的教案办理较难,须得袁世凯把如何办法作详细呈报.盛宣怀依此认为,福建也是独自与各国商议办理的,袁既然“已饬烟道与商自妥”,如果可行最好；但“倘烟领事无此权,”建议袁马上致电余联沅商议,或许能够仿效浙江“添派一道电语,即作文凭须备交阅”.[14]（P868-869）可见当时山东或可仿照福建“自办”,或可仿照浙江“附入”,都不失为加入互保的好办法.
那时在烟台设有领事馆的有15个国家,英、法、美、德、日、俄、西七国均为专职领事.早在是年初,袁世凯在严剿义和团的时候,就认为“我如径办保护,德兵自不多事”,下令全省保护教堂及传教士[15]（P58,156）,并且在3、4月间与各国领事先后签订了《胶济铁路章程》《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山东胶澳交涉简明章程》三项规范中外行动的约章[16],以致此时在烟道台与各国领事的“互保”商议顺利进行,双方无须再另立约章,而很快达成默契：青岛、烟台租界归列强共同保护,巡抚则负责镇压境内义和团,并派兵保护山东境内的传教士暂到沿海租界地躲避,保护教堂,并保证将来归还财产、赔偿损失.经过多方努力,山东也有声有色地如福建般“自办”起了互保.此后,各国驻上领事亦认可山东的行动,他们请盛宣怀通知山东省要尤其处理好教堂破坏的事情,对法国传教士给予适当的保护.袁世凯一一做了承诺.[17]（P15）
二、南与北：袁世凯两面手段
正如对待义和团兼顾“治标”“治本”两种方法,此刻在同时面对已经宣战的清政府和单独与外国媾和的南方督抚,袁世凯再次展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张謇于日记中有语“本初①黑瘦,意徘徊南附,拥兵自卫”[18]（P438）,“黑瘦”大意讽袁世凯明则对清廷忠心耿耿,表面与端、刚委蛇,而实际上却不愿派兵入卫,暗中与李、刘、张应和,参加“东南互保”.日本领事亦认为袁世凯“表里反复无常”.[19]（P242）
袁世凯前往山东之前,得到荣禄允许其将所练武卫右军七千余人开往山东.这支队伍分驻东省各要处,于镇抚地方功绩最大.有此重兵,又离畿辅最近,袁世凯与清政府此后围绕派兵入卫问题纠缠不休.早在宣战前的6月15日,清廷就有旨,在命李鸿章北上的同时,命袁世凯酌带所部迅速来京,亦考虑到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的情况,准允其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20]（P141）这是对各省招兵命令的首例.袁世凯却没有迅速遵旨行动,而是静观北京动向,并于18日泄露给李鸿章,试探其口风：
十七、八、九三日夜,匪在京杀人放火,十八攻交民巷,被洋人击死数十.未刻,巷外教堂均被焚.洋大队距城十数里,枢派董十营卫宫,十营驻城外备敌.
李鸿章闻讯大惊,回复道：“坚不剿拳,独敌洋,岂十营能敌耶？庸谬误国,可恨！旨召弟入卫,是否亲往,抑分队？”[13]（P56）同时被清廷旨招入京的两人在此交换了意见,袁世凯确认了李鸿章的态度,也决定暂不北上,次日他上奏称,“威海,胶澳,英德逼处”,武定各属匪徒“勾结为患”,胶州,高密、昌邑等处“人心浮动”,因“地方紧要”,只能先派总兵孙金彪率领就近迅速凑集三千人赴京.袁世凯没有派出主力,但还是尽力做足姿态,他接着声称,除此北上之兵,还将酌量续调营队由其亲自统赴德州,以备随时北上供清廷调用.[3]（P138-139）
而清政府担心德国觊觎胶澳,命袁和孙均毋庸北上.袁世凯乐得遵旨将部队调回.但很快情势急转直下,清廷于6月21日对外宣战,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强调“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20]（P163）对袁则又以近畿兵力单薄,仍令孙金彪统率原带各营,兼程赴津.袁世凯答道,该营队“往返奔驰千数百里,又值此炎暑酷热之际,不免疲病相乘”,且潍县地方突有匪徒,胶澳德人分派马兵、炮队在高密一带游弋,所以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3]（P149-150）清廷诘以其前已拔队北上,何以此时又称未能赴援,饬其勿再借端拖延.见推卸不掉,袁世凯只得改派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率其所部六营士兵北上入援.此后虽奉得多次谕旨承催,直到8月14日北京陷落,两宫出逃,这支部队还未抵达,袁世凯的“勤王”之师始终没有参与对八国联军的作战,而比其路程远得多的多支军队早已到达.
袁世凯在派兵问题上故意拖延的意图明显,他在给夏辛酉的饬命中如是说：
“惟天津既为敌据,我军势难以孤军转战而前.惟有先在沧州与梅筠如军门熟商,由青州、静海之间,取道文安大城以达天津北仓,俾中途不与敌遇,庶可养此精锐,以图规复.” [21]（P333）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实际参战是拖延的原因.更重要的,此时正是山东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的关键时刻.各国都十分看重山东,7月1日英国驻上领事霍必澜（Pelham L.Warren）致电袁世凯,希望他仿效三大总督①的榜样,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袁世凯明确回复道“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22]（P61）,表明了其实行互保的立场.此后却有传闻说,袁世凯收到端王的命令,要他率领军队占领南京.这当然非袁所愿,思忖数日之后,他以“若带兵南下,敌人乘虚而入,山东即非我有”为由拒绝受命.他表示将支持刘总督的政策,并拒绝进军南京,并把此事电告刘坤一.[22]（P123-124）被激怒了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根据盛宣怀的建议,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实际上袁世凯亦是不敢得罪当下的清廷“当权派”,他一面回复说“恐中途失败,实难照办”[23]（P102-103）；另一方面则不愿再公开地过多参与到南方的互保中,而是自己单独与列强在当地的代表协商办理.
由赴任署理之初的受清廷命令所限、谨慎遵奉,到洋兵入侵、大局不堪设想之时电请盛宣怀“随时教我”,急询刘坤一、张之洞“有无善策”[24]（P320）,再到此时既不盲目服从谕命,也不轻易依附“东南”,而是巧妙地于中间地带施展两面手段,袁世凯的政治才能得到锻炼,并开始在中外政坛上崭露头角：
一方面,与南方各省猜测谕旨非两宫所出、有选择性地遵奉不同,袁世凯一直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每一道谕旨（包括所谓“矫诏”）他都回复,或遵旨办理,或难以遵奉也详细陈明缘由,表现得忠心耿耿.即如对清廷的“招团御侮”令,袁复折遵旨筹办,但需得分出良莠之意.[3]（P151-152）再如清廷命勘修运河,以便江浙漕粮改行河运,以及命东省划拨军械以接济京师等[3]（P157-158、P188-189）,都得到了遵守.面对外敌入侵,袁世凯还向清廷信誓旦旦：“倘有敌兵登岸,即当躬亲出省督队,与之决战,捍卫固围”[20]（P243）,“无论何国来犯,即当亲督各营,竭力剿办,但有臣在,必当尽守土之职分”“共保危局”[20]（P364）.甚至拖延不前的“勤王”部队,天津陷落后袁世凯又主动将其派往北京,归荣禄节制.[3]（P175）这是他在自己认可的原则内,最大限度地向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表达忠心.
另一方面,因为是“自办”互保,袁世凯在保护的实际措施上有许多不同于其它“东南互保”省份的独特之处.五六月间,议定互保之初,袁世凯不是如其它省份派兵分别驻守各教堂,而是“飞饬各属,勒限三日,将在境洋教士及办理铁路矿务各洋匠,一律押护赴通商各口”.[3]（P222）这项举措得到了在烟台的外国领事们的配合,英国领事谭得乐与美国领事佛勒租用了一艘日本小轮船,将早先聚集到省城的英美传教士接到烟台,经过三、四次航行后,省内大约二百余名新教传教士均被运走.他们很满意地称赞：“巡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派兵保护每一批离去的人们,极为周到地和关切地对待难民”.[22]（P364）而且对于前往山东的传教士、外国人,当地官员也进行实力保护.
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的措施还多能被他作两面解释.清廷宣战伊始,袁世凯就故作姿态,以合同期满,将武卫右军的德国教习一律解聘,这既表示了对“宣战”的拥护,暗中却也保护了外国教习们的生命财产.在护送境内外国人前往口岸的同时,袁世凯还宣布“所遗教堂分别查封,充作公所,习教之民均令反教”.[3]（P222）这项政策被外国人视为是对清政府打教、反教的响应,巡抚衙门先后接到英、法、美三国驻烟台领事的,据说当地是接到布政使的通知,掖县知县立即服从了命令,发布告示,并且逮捕及拷打了那些拒绝放弃宗教信仰的中国教徒.领事们告诫袁世凯这是有违条约的.袁世凯马上解释说,巡抚从没有发出过勒令永远反教的文饬[21]（P138）,“所以劝告教徒暂时放弃他们的宗教,并把教堂置于官员们的照料之下”,目的只在于“提供保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并一再保证：“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防止破坏,凡已造成破坏的地方,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公正的赔偿.”[22]（P365）领事们的似乎也让他意识到此项措施有点太过,担心列强出兵,他下令莱州府：“至查封教堂,尽行充公,原系一时义气,仍不失保护之意,尚可复电剖明.惟教民反教一节,只宜婉为劝谕,从否原当听其自便,并无饬令逼迫及用刑苦拷之说.”[21]（P317）并撤销所有张贴出去的告示,连续下令保护好教堂,不仅教民悔教与否听其自便,教堂房屋器具也不准充公.依此,他亲自电复三国领事“仍照约一体保护”,并为“该县办理有不合之处”表示“殊为歉仄”.局势改善,领事们再次肯定巡抚的作用,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主要是由于巡抚所采取的态度：“无论他的动机怎样,……他已经尽力用他掌握的军队把义和拳逐出本省,而且当他所管辖的地区内发生骚乱的时候,将骚乱镇压下去”.[22]（P365）袁世凯安抚洋人的本事由此可见.
而义和团又是如何被他逐出山东的呢？袁世凯广为发布告示,以“津沽洋兵麋集”为理由,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声称“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効力”,“应即日驰赴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同仇之忱”.[25]（P414）很快,各种所谓“真正义和团,现聚庄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行,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谕尔拳民义勇,均各効力疆场,现既叠邀重赏,尤应激发天良,速赴前敌助战,毋再羁留故乡”[26]的告示贴满了城镇乡村.地方官甚至还派兵护送拳民北上.这一来,既是对清政府“招团御侮”谕旨的响应,算是对北方作战的支持,又减少了留在本省的义和团人数,减轻了保护洋人的压力,还为他武力镇压义和团提供了借口.他宣称“义和团自称各怀义愤,能避炮,就应克日前往奋勇作战,以践所言”,而把逗留本地的团民统统打成不遵北上助战之命、不奉灭洋御侮之旨的“假义和团”“黑团”和冒充团民的“土匪”,大力镇压合法了,其属下军队自然不遗余力[27].袁世凯于“北”、于“南”均能展现尽力一面,清廷、东南督抚们,甚至外国人,莫不对其刮目相看.
此外,袁世凯于南、北之间的转圜还有一项最为关键的任务,即是传递消息.其实北方各省的电杆电线多被义和团斫毁,包括京津各地的对外通讯亦告中断,惟有袁世凯在山东境内保护电线电局,还能保持线路畅通.这样,南方省份要与清廷取得联系,最迅捷的方法,就是把电报发往山东济南,请袁世凯改用奏折由驿路递送入京.当时南方所得的京津消息,十之来自山东,南方督抚们的奏章,也主要由山东传递.无形中,山东就成为南北联系的枢纽.袁世凯之所以能如以上于北、于南八面玲珑,而非玩火,盖在于此消息灵通之好处,并巧妙利用之.东南互保期间,袁世凯还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们联衔上奏八折,关键地位加大胆陈言,让年仅40岁的袁世凯一跃而与刘、张、李等老臣成为了全国观瞻所系的砥柱人物.
三、齐鲁风澄：山东互保的成效
随着八国联军入侵的步步深入,义和团的节节败退,袁世凯对镇压义和团更加明目张胆起来,再次发布了两次“严禁拳匪暂行章程”,统计至闰八月为止,就已经惩办了义和团民五千余名[28]（P20）.此处列一封8月23日的信件以说明当时的情状：
叩禀主教马大人万福金安.缘自主教与神父等驾行之后,袁抚帅即派王统领、杨统领、徐统领、任统领、陆大人、二位孟大人、李大人、何大人、王大人、张大人、雷大人、陈大人、龚老爷等亲督队伍,驰赴各府州县,严拿拳匪,有当场打死者,有送县或解省正法者,约有数万余人.其匪首房产物业全行入官,为从之匪亦扒房变产不计其数.所有教民及教堂皆得安然无恙.现在各府州县拳匪已净,合即禀明,务望主教转陈各国,千万莫叫洋兵占据山东境界,以副大帅保护之情,井免大帅所遭乡愚妄造之言,实为恩公两便.肃此恭叩福安,鹊候电示.[29]（P6-7）
该信系一位叫孟继武的人写给法国主教马天恩.由信中称谓、写信人对全省情况的掌握程度、外交语气,以及地方官员与当地领事、传教士直接交涉的惯例推测,孟应是袁世凯的一名部下.写信目的乃请马主教转陈各国莫叫洋兵入侵,自然对剿匪成效有所夸大.但洋人总归乐意看到这样一份血淋淋的报告, 9月24日马天恩回复道：
德总帅华尔德西（即瓦德西）复电：袁抚始终保护教中（疑该字为“产”）,德兵断不入济,勿惧.
10月20日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也来函说：
“顷接北京本国陆路督兵大臣复电,谨即呈览.鄙意洋队不来,山东可称乐土,并可照常办公,同深欣慰.”[29]（P7）
这样的保证对山东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以致当联军进犯到直隶各处,烧杀淫掠、妄肆作为的时候,邻近直隶的海丰、乐陵、陵县,惠民等处纷纷告警,袁世凯还能信心满满：“东省拳匪剿办殆尽,洋兵似无缘藉词来犯”[30]（P696）.德国公使穆默、驻青岛官员等也告诉他联军无赴山东之意,袁即转致各县：“洋人必不来东”,“即使相犯,待之以礼,断不至兵刃交加.”[30]（P650）
即便如此,为求万全,他还筹备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即要各县多造山东界碑,立于各交界处,以免洋兵误会,万一洋兵进入界内,千万不能闭城,县令、长官们还应该驰往谒拜,优礼接待,婉为商阻,“以全睦谊”,军队更要远离县境,以示无开衅之意,最后他严饬道：“现当钦差大臣与各国议和之时,各国既允不犯山东,总以维持全局,奠安边境为第一要义,非奉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30]（P742）各县听命即连夜赶制超大界标,上书山东某县某村,在墙上也写“此山东境”.
一般研究均论由于有效预防,联军几乎没有进入山东境内.事实上,不仅有联军二千人行抵德州,袁世凯亲自发款犒赏.[31]（P18）还有德兵百余人行至即墨县,县内众绅闭城门不纳,德国青岛总督叶世克向袁,谓闭城是以敌人相待.袁世凯赶忙命县令照约以礼接待,凡遇筹办交涉,务必格外滇重,“如有德员暨洋商、教士来往境内,认真保护,切毋稍涉琉虞”.[21]（P482）他还给叶世克写信说,即墨许令办事多不合宜,实不胜任,现已札饬布政司迅将其撤任.[21]（P506）
山东早于1898年3月被德国强行租界胶澳,全省悉数进入德国的势力范围.袁世凯在上任之初,对于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就有很清醒的认识：
“伏查东省海防,备他国似不如专备德人,防他口似不如专防胶澳.何者？自德踞胶澳后,各国宛若以山东全省默许为德人权力所到之地,德人亦俨然视东省在其掌握.夫各国既默许德人盘踞东境,自不肯轻来图犯,致启衅于中德两国.即英人租占威海,只为牵制俄人起见,其注意全在江南,似亦无大志于山东.”[3]（P118）
果不其然1900年德国成为当时最有可能撼动“互保”局面的国家.不仅占有山东,而且爰自1897年经商讨沪宁路由德承建时,它就有意插足长江流域,当时英国因恐惧俄人势力,有意与德人结合以共抗俄法.此次德国也建议占领长江,又准备用青岛德军攻占烟台,虽均未成为事实.当德国公使被害,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天津后,它又重新想要完成原先的政策,山东形势陡然紧张.最终能得保全,不仅源于其它列强的相互牵制,还极赖袁世凯能够巧施安抚.他在给德国总督叶世克的复信中自陈所谓：“自上年至今,本部院与贵大臣诣办交涉事件,彼此均以力敦辑睦,永笃邦交为宗旨,处处和衷商办,共事愈久,相信愈深”.[21]（P510）虽是赞美客套之语,但似乎对于与德国关系的处理、互保的成效,袁本人也是颇为满意.
为了能从侧面给德国以压力,使在山东嚣张惯了的德兵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与英、法、美等各国领事、主教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以此达到盛宣怀所谓“以各国牵制一国”的目的.外国领事们对袁也是颇为倚赖,他们不仅直接向袁请求保护[22]（P219-221）,而且在北方形势最紧张的情况下,烟台首领事法勒向袁世凯转达了各国水师提督的请求,请其电请总理衙门以知各国驻京公使的安危.[32]各国外部、领事、驻外使臣等遇有至关重要的交涉也时常通过山东巡抚转达总署.
袁世凯对领事们的要求很是重视.如前述命教民反教事件中,袁世凯迅速查明回复领事,为当地官员“一时鲁莽”道歉.[29]（P4）1900年11月,英国领事谭得乐又听说武定府有刊印劝令义和团抵抗洋兵的告示,电袁质问.袁查该府呈上的告示,上有“洋人罪大恶极,无不立见消亡.谕尔拳民义勇,均各効力疆场”等语,也忙斥责他们“措词甚不妥协”,令尽行销毁.[30]（P612-613）
似此强有力的保护,各国领事、官员、传教士等对袁世凯的识力、魄力、精明干练赞誉有加.瓦德西直言不讳：“我们与山东、南京、武昌三位督抚,不在交战状态之中,此三位先生颇能于（中国）皇帝及联军之间设法应付,极为机敏,形成双方以外之（第三）势力”.对于他们“必须加以顾虑尊重”.[33]（P152）“第三方势力”诚然是对“东南互保”最精辟的概括,山东虽属“自办”,而互保功绩为列强所肯定,几乎达与两江、两湖同等的高度.
且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不仅山东当地官员百姓见袁能够“怀柔远（危）”,使“四夷钦服”,称其为东省之福星.[30] （P743）而且由于“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咸有适彼乐土之感.济垣市面,繁荣景象,倍于平时”,徐一士赞其“使山东全省,超然于庚子祸乱之旋涡,勋业灿然”.[7]（P224）李鸿章赞之“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本人亦颇自得,常谓：“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34]（P13）
结论
义和团运动发轫于山东,庚子事变中因为公使被害,引起最大仇恨的国家,是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的德国.在如此内外不利的情况下,山东既避免了地方动荡,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入侵,在“东南互保”参与者中亦是弥足珍贵的北方省份,就全局而言,不论对北对南,都居于特殊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东南互保”各省督抚中,袁世凯年资算浅,而能有此成效,源于其“谋定以后,行以坚毅”的性格.同李、刘、张等老臣相比,他的经验与后台还不足以让他随时处变不惊,但他是此期间互保督抚中最勤劳、有最多行动与举措者,并依靠其强有力的军队和手腕,在山东境内施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治.他不是静观其变,被动保护,而是在事态刚一萌芽,即采取有效而果断的行动,如8月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袁即认为和议将开,“筹办善后,自以抚恤被扰教民为第一要义”[25]（P423）,主动饬令各级官吏亲赴各乡验查教民被“扰害”数目,将“逃匿拳匪财产分别查封变价,作为抚恤之用.”[25]（P218）
在这场变乱中,东南督抚们是赢家,若再论其中获益最大者,莫过于山东巡抚袁世凯.他真正实力办好了“互保”,得到同僚与外国的信任,却不忘效忠清廷.当两宫西逃、颠簸流离之时,袁世凯立即派人送去现银20万两,绸缎200匹,水果40桶.[31]（P18）在“各省饷银未到”的情况下,“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所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35]（P273）此后,安徽、江苏、江西饷等省的饷银都是在袁的主持下解到两宫处.待到回銮时,又因为原本负责京畿防务的武卫军大部分已崩溃,仅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最完整,慈禧倚恃其保驾.因此,在李鸿章病逝后,袁世凯众望所归地接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以42岁之壮年坐上封疆大吏的头把交椅.庚子之变,不仅是袁世凯个人政治成熟、官运亨通的关键转折点,而且小站练兵的成果在山东得到了演练,在袁的保荐下其军事集团下属多因镇压义和团有功获得褒奖,成为北洋集团崛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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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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