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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定军山》：城市文化地理和中国电影之诞生
【摘 要】 中国电影虽已诞生110周年有余,但仍有人对“戏曲电影《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中国电影诞生于北京”等结论提出质疑.其实,《定军山》的诞生,取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结合.早期电影本土化的一般规律是开化启蒙——觉醒图强——与传统结缘——本土电影诞生,这是必然性因素.加上北京特殊的历史境遇、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前门一带独特的人文地理等偶然性因素,共同导致了北京先于上海和国内其它城市制作出本土电影.
【关键词】 北京；《定军山》；城市文化地理；中国电影诞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中国各地举行了庆祝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的系列活动.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将北京大观楼确定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虽然这一确认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一系列专家论证和专门会议讨论等科学流程,但仍有少数记者和学者对“戏曲电影《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中国电影诞生于北京”等结论提出质疑.如《南方周末》记者袁蕾在《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一文中提到：“关于中国电影的起源,‘定军山说’是确认‘正史’,但电影史学界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1]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黄德泉副研究员在《当代电影》上撰文,提出“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2]111的观点.浙江大学盘剑教授也曾谈到一些学者对“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和“中国电影诞生地”的历史定论产生质疑的现象.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尽管最早的电影放映是在上海,早期电影的生产基地也是在上海,甚至,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所有优秀影片无一例外地都创作于上海.然而,标志着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在1905年出现于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其市民仍然对电影相当冷淡的北京.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一些学者对中国电影的这一源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3]97
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是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任庆泰拍摄的戏曲片《定军山》.到目前为止,支撑这一结论的已有史料多为口述史料,相互间还有关键信息的出入,所以学者们的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这一结论还是有一定史料支撑,不是无中生有,而且口述史料也有其独特价值,“口述史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4]56.口述资料同样具有可靠性,而且相对于精英们整理的资料,它可能更具普遍价值.如果因为某些资料是口述资料,就以“道听途说”[5]31、33为名否定其价值和真实性那就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如果站在“上海中心论”的角度,抱着“早期电影史就是上海电影史”的教条,因为“北京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还缺乏更多可靠证据,因为“最早的电影放映是在上海,早期电影的生产基地也是在上海,甚至,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所有优秀影片无一例外地都创作于上海”,就认为第一部中国电影就应该诞生于上海,这样的看似合理的推断无疑太过主观.其实,一种文化事实发生在哪里,往往取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结合.中国电影在哪里诞生,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考察世界各地的电影传播历史,结合当时北京和上海各自独特的城市境遇和文化地理,我们会管窥到中国电影诞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规律.
一、早期电影本土化规律
考察世界各地的早期电影传播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早期电影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开化启蒙——觉醒图强——与传统结缘——本土电影诞生.首先,欧美电影第一次传播到某国的某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市民被开化和启蒙.从电影文盲到电影受众,感受到电影带来的震惊效果,认识并接纳电影这种新生事物,体认到电影科技的先进性和电影娱乐的创新意义.接下来,该国该城市的少数精英在大量外国题材电影的反复观看中逐渐意识到,本国人摄制本土题材的电影是重要任务,它关系到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也关系到新的商业机遇.然后,这些精英分子会进一步思考电影本土化的路径,接着大胆实践,学习拍摄技术,拍摄本土风光或新闻事件,开办自己的影院进行放映活动.尤其是寻找到电影本土化的关键路径——与传统结缘进行拍摄制作,比如与戏剧、神话、宗教、歌舞等传统结缘.最后,这些精英分子寻找到真正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城市的民族传统,让电影与该传统紧密结合,或直接拍摄,或直接取材,或间接相关,完成外来电影的本土化,该国本土电影诞生.
在电影本土化过程中,所在城市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起着独特而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负面消极的,比如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因为“《古兰经》禁止把人的面貌重现出来”等伊斯兰文化传统,导致电影在这些城市命运多舛,甚至被禁止.[6]241“1905年德黑兰也开设了一家戏院,但是不久就迫于宗教领袖的压力而关闭.”[7]6当然在更多城市这一作用是正面积极的,比如说在印度,1913年诞生的首部国产影片《哈里什昌德拉国王》就根植于全国流行的神话传说.[8]669在日本,1905年开始的国产影片拍摄瞄准的就是流行的戏剧文化.[6]238在丹麦,国产电影因为戏剧传统而崛起并赢得欧洲尊敬.[9]516在中国,北京独特的京剧文化传统促进了首部国产影片《定军山》的诞生.
在早期电影本土化的过程中,在精神层面,电影需要寻找到属于该城市的典型文化传统作为题材或元素,而且这一传统已经深入大众而非小众,是普遍的传统而非仅属于少数精英或团体.在物质层面,电影需要借助该城市典型所进行展示和放映.这些典型所同样体现了属于该城市的文化传统.早期电影来到中国,除了完全由俄国人控制的哈尔滨外,像上海、北京、天津、南通、无锡、镇江、厦门、汉口、杭州、广州、汕头、成都等城市,电影总与两个场所紧密相关,一个是戏园,一个是茶园.这和欧美国家情况形成呼应同时又有显著区别,电影初到欧美城市时一般都寄居于咖啡馆、沙龙、剧场、俱乐部等场所.形成呼应的是早期电影传播都与城市饮食文化、戏剧文化相关,形成区别的是具体场所分属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套系统.这里面隐含的必然性规律就是,因为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它需要借助大众所实现其商业价值.同时,因为电影因城而变的“城市性”逻辑,它需要借助所在城市文化传统完成其本土化.
二、茶园、戏园与中国电影之诞生
电影初来中国,处于一种寄生状态,与茶园、戏园关系尤为紧密.由于战争、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没能真正实现电影的本土化.只有上海、北京、天津、南通、广州、汕头、杭州等少数城市,才在近现代恶劣的城市环境中,奋力挣扎,开拓图强,终于生产出了数量不等的国产影片,实现了电影的本土化.
1906年12月8日,美国电影商人来到天津,租用法租界内的权仙茶园放映电影.权仙茶园成为天津第一家电影放映场所.1909年前,天津的影院、戏园和茶园还经常是几位一体,区分不明.[10]181-182 1924年到1926年,天津先后成立6家本土影片公司：北方电影公司、天津影片公司、渤海影片公司、新星影片公司、新月影片公司和中美影片公司,总共出品了《血手印》（又名《血书》《美人手》）、《大皮包》（后名《沈少爷》）、《永不归》、《险姻缘》等4部国产影片.（1）
南通虽然是小城,但其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中也有电影本土化方面的卓越贡献.1919年（2）,南通资本家张季直（张謇）与上海沪江影戏院老板卢寿联合作成立了南通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其第一部电影作品即类似于《定军山》的戏曲片《四杰村》,该片还曾在美国纽约放映过,成为较早出口国外的国产影片之一.1919年5月,张季直在南通创办了伶工学校,聘请欧阳予倩等任教,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戏剧学校.电影《四杰村》即是戏校学生所演.[11]41
“约在1903年,广州长寿街(今长寿路)的高升茶楼首先放映电影.”[12]182随后更多茶楼仿效.1924年冬,香港民新制片公司在广州为当时的革命政府拍了一些纪录片,还摄制了故事片《胭脂》.1926年3月3日,广州第一部本土影片诞生,是改编自琼剧剧目的《爱河潮》.（3）从1926年初到1932年底,广州26家本土电影公司共拍摄了39部国产影片,其中大部分为粤语片或粤剧片,连薛觉先、马师曾这样的粤剧大师也参与到电影的拍摄当中来.[13]26-40毫无疑问,广州是早期电影史的另一个制片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汕头的潮剧文化相当发达,话剧文化也相当流行.20年代中期,“话剧《可怜的裴加》在汕头的上演把蔡楚生身上某种艺术的东西激发出来.正是看了这部话剧,后来蔡楚生和几个汕头青年组织了‘进业白话社’”[14]1091.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27年,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制作了该市第一部国产影片《呆运》,蔡楚生参与了编剧和表演.[15]92-93从此以后,蔡楚生进入电影圈并慢慢成为早期电影的大人物.
1908年,电影传入杭州,最先在拱宸桥阳春茶园放映.随后,城站旅馆、楼外楼茶园等地也开始放映电影.[16]21 1926年夏,杭州心明影片公司拍成杭州第一部国产片《小孝子》.1928年,杭州西泠影片公司成立,并先后摄制成《沧海余生》和《侠骨情魂》两部影片.1949年以前杭州先后成立了5家影片摄制公司,但最终只完成影片3部.[17]227
以上城市的电影国产化过程,大致都符合上文总结的早期电影本土化规律“开化启蒙——觉醒图强——与传统结缘——本土电影诞生”.除哈尔滨比较特殊外,其它城市的早期电影传播都与茶园或戏园密切相关.电影的本土化,从表面上看是该城市的中国人第一次完成电影作品的摄制,从更深层次看是电影与该城市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或植根于戏剧文化,或结合城市掌故,或迎合市民审美情趣,总要找到西来电影与本土城市的契合点.这些城市真正完成电影本土化的时间,都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而较早完成电影本土化过程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北京在1905年由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任庆泰）拍摄了《定军山》,上海在1913年由张石川和郑正秋合作完成了《难夫难妻》.因为北京最早,理所当然北京就成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
早期电影传播情形,其实北京、上海与全国大多数城市都极为类似,初来电影都以寄居的方式生存于茶园、戏园或其它游乐场所之中.1902年,有一位外国商人在北京前门打磨厂福寿堂第一次放映电影.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在天乐茶园进行了放映活动.此后,在大栅栏的大观楼、庆乐茶园、三庆园、煤市街的文明茶园、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西城新丰市场的和声戏园等处,都有电影放映活动.（4）和北京稍有不同的是,电影最初在上海的传播,除了和茶园、戏园结缘外,还经常和一些中西合璧的私人花园或公园相关.1896年8月11日电影来到中国的首次放映地点在上海徐园,上文已经提及,徐园就是浙江富商徐鸿逵在上海的私人别墅花园,只不过当时已经向公众开放多时.在徐园放映之后,电影在上海的主要放映地点有礼查饭店、张园（味莼园）、天华茶园、同庆茶园、奇园等多地.[18]1-11这些地点多是饭馆、茶园、戏园的集合体.
西来电影最初寄生于茶园和戏园,这首先是一种商业现象,茶园、戏园老板或借助电影这一新鲜玩意儿来推销饮食,或直接通过多种经营让自己的买卖永赚不亏.但商业现象背后包含耐人寻味的文化隐喻.其一,茶园、戏园是中国城市典型的公共空间,电影自诞生开始就具备较强的公共性,电影与茶园、戏园的结合与三者共通的公共性密切相关.其二,茶园、戏园又是当时中国城市典型的大众交际空间与娱乐空间的混杂体,在这里,喝茶、听戏、看电影、聊天儿、办事、谈判、协商都可能同时进行.尤其是初来电影都有因换片、接片或修理机械产生的较长时间间歇,观众便可借着这些时间进行交际活动,其中包括对电影文化品头论足.可以想见,当他们看的电影长时间是清一色的外国故事时,难免会腻烦,难免会有观众在茶园、戏园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不平则鸣,呼吁中国本土电影的诞生.这样的呼吁一定会引起许多观众的共鸣,一定会激荡起少数社会精英的行动.“任景丰感于当时在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19]14显然,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就是这样的社会精英,张石川和郑正秋也是.
电影长期寄居于茶园、戏园,还隐喻了电影与戏剧的深刻关系.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说过：“戏剧的影响波及甚广,而电影是受其影响最深的一门艺术.”[20]391尽管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短片看起来与戏剧关系不大,但现代电影的真正先驱梅里爱的电影理念就是“银幕戏剧”,“梅里爱最初摄制的影片完全是拍下来的舞台剧,他甚至在戏剧艺术的经典规律三一律——地点、动作、时间的统一之外,又加上了第四条规律——‘视点的统一’”.[9]122-123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艾思林（Martin Esslin）早在1961年就大胆指出：“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21]4中国人称初来电影为“影戏”,这一词汇是对电影与戏剧深刻关系的浓缩概括.正如上文所述,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城市,电影本土化的方式就是和当地戏剧传统结合.电影在中国的本土化基本也不例外,要么是和传统戏曲结合,要么是和早期话剧（新剧）结合,北京对应于前者,上海对应于后者.
以上所论,探讨的其实是电影本土化的某些必然性规律.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中国电影诞生在上海还是北京,甚至其它城市,其实都有可能.为什么北京最后成为中国电影诞生地？决定这一结果的因素除了必然性规律,其实还有偶然性因素.正是20世纪初北京独特的城市境遇,还有前门外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都有可能导致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诞生.
三、谭鑫培住所、丰泰照相馆、大观楼与《定军山》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历史大事件都围绕皇城北京发生.1895年即电影在法国诞生的那一年,中国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同年康有为在北京联合18省会试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光绪皇帝宣布实行变法,戊戌变法开始.随后百日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戊戌变法六君子头颅落地.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北京,北京外国人聚居地遭到义和团围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后爆发,北京惨遭涂炭.最终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清廷与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更加耻辱的《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政府变成洋人的傀儡.在山河破碎、政府无能、洋人凶残的历史境遇中,北京市民对待电影这样的西洋舶来品可谓是心情复杂.一方面感觉到这是新鲜科技,代表西方文明；一方面又以鄙夷不屑和狐疑的姿态斥之为洋人的玩意儿,认为电影可能产生“搜集人眼精华”“常观必至于盲”[22]176的毒害作用.正如中国电影学奠基者之一李少白所言：“人们像对待洋、洋炮、洋油、洋火一样,既承认电影的优越,而又对它怀着难以名状的戒心和警惕.”[23]229正是这样一种复杂心理的存在,早期电影在北京的传播远没有在上海顺畅.在当时的北京连续两次出现电影放映机爆炸的新闻.一是1904年慈禧70寿诞时,英国驻华公使赠送的放映机在宫内放映时爆炸,自此慈禧严禁在宫内放电影.二是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带回电影放映机,次年放映时猝然爆炸,据说当场炸死几人.[24]9草创时代的电影机多是手工机械,除了胶片易燃,并不容易发生爆炸事故,相关爆炸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诸报道.但连续两次电影机械的爆炸事故都集中于北京这座城市,还有人为此殒命,也让电影在北京的传播之路显得坎坷不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已经开埠通商半个多世纪,外国租界存在已经长达近60年,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25]63.外来文化已经持续影响上海多年,此时的上海人对于西洋舶来品并没有北京人那么多戒心.电影初来上海虽然也招致了一些非议,但民众对此总体态度是欢迎、接受并喜爱的.正如前文材料所述,电影初来上海时,上海观众还积极撰写观后感,称赞光影的奇妙变化,敬佩科技的神奇伟大,感叹艺术的革新换代.对于西来电影,北京保守戒备,上海开放欢迎,这一鲜明的区别主要源自两座城市不同的历史境遇.北京是皇城古都,站在近代历史大事件的.虽浩劫不断,但本土文化意识早已经深入百姓骨髓.上海是移民城市,大比例的外省移民和国际移民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开放和包容.外来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本土文化？恐怕当时的上海人自己也弄不明白.由此观之,对于电影的本土化而言,可能本土化意识更强的北京比上海更占优势.
20世纪初处于清帝国的北京受尽了洋人的欺凌,皇族们在又怕又恨中最终完全臣服于洋人,普通的北京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除了怕和恨,更多了反抗和图强的本土意识.任庆泰致力于实业,发展多元产业包括照相业和影戏业,便与守土图强的意识有关.
愤志士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所首创者,中药则有保和堂、庆徐堂；西药则有老德记、中西大药房；摄影事业,则有丰泰照相馆……晚年,竭其毕生心血于东安市场.卒以八十二岁休龄.[23]234-235
任庆泰出身于艺师工匠,做工于豪门富户之家,目睹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因此他激励自己,要有所作为,于是刻苦钻研,努力创业,要为国家作贡献.他终于做到了.[26]302
因为任庆泰“锐意经营实业”,回报桑梓,服务国家,“行谊可风”,1920年1月28日,当时民国政府还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对其进行嘉奖：
大总统指令第三百六号
令内务总长田文烈,呈遵核奉天法库县现存耆绅任庆泰,行谊可风,按例请予褒扬,由呈悉,应准颁给乡里矜式匾额一方,并加给褒辞,以资激劝,此令.
大总统印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总理靳云鹏 内务总长田文烈（5）
由此,国家命运、北京现状和自身经历激发起任庆泰发展实业、报国图强之心,长期经营大观楼这一商场兼茶园、戏园和影院的混合店铺需要本土片源,长期为戏曲名伶拍照积累了拍摄技术、艺术经验和人脉资源.因为这些,任庆泰领衔的丰泰照相馆在电影进入北京后的第三年（1905年）开始拍摄本土化电影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任庆泰摄制谭鑫培主演之《定军山》为影戏,不仅于情于理可以理解,与笔者在北京深入的城市文化地理田野考察所见也极为吻合.
笔者为弄清大观楼、丰泰照相馆、谭鑫培当年住所等关键地点的具体位置关系,于2015年5月北京前门大街、大栅栏、煤市街、琉璃厂、南新华街、铁树斜街、大外廊营胡同等地进行了仔细考察.考察所见所获可以强有力地佐证相关史料与史实观点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1905年的丰泰照相馆设在琉璃厂土地祠,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幼儿园所在地,位于今天西城区南新华街21号,这个学界已有定论.谭鑫培当年住所就是今天的谭鑫培故居,位于铁树斜街101号（6）,斜对面为大外廊营胡同1号.作为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基本保护完好,前半部为二进四合院,后半部为南北房及二层中式楼.据北京旅游网资料显示,谭鑫培一家六代人除了去外地演出,“一直在此居住,一住就是一个多世纪”[27].当年的大观楼和今天的大观楼位于同一位置,即今天北京市西城区前门大栅栏街36号.下面这段文字是经过多位专家反复论证后形成的关于大观楼历史的基本表述.
1902年任庆泰收购“大亨轩茶戏园”,改建为综合性商场和,即命名为“大观楼”,成为当时人们娱乐的好去处.1903年开始放映外国电影（时称电光大戏）.1905年正式更名为“大观楼影戏园”,首映中国电影《定军山》.1913年建成专业影院,将“大观楼影戏园”更名为“大观楼电影院”.1942年改造翻建,扩大了营业面积,更新了设备,改善了观影环境.1987年影院再次重建,成为北京市首家超大银幕影院,可放映70毫米电影,成为京城电影界的一大亮点.影院由此更名为“大观楼大银幕影院”.2005年1月22日,经专家最终论证,确认了大观楼影院为中国电影诞生地.2005年12月,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举行了正式命名大观楼为“中国电影诞生地”和“中国电影第一厅”的揭牌仪式.大观楼跨过了从影100年的历史,变单厅放映为多厅放映,改名为“大观楼影城”.申请了100年从事电影放映业的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7）
以上史料和事实基本上被学界广泛承认,但有一点近年来学界有争议.正如上文所言,有人认为“1905年任庆泰在丰泰照相馆拍摄,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这一史实证据不足,甚至有学者考证出“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28]45的结论.应该说,学术争鸣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争鸣最终有利于让史实更加清晰.笔者在北京田野调查所获可以和相关史料一起佐证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绝不是空穴来风.虽然仍存疑点,但田野考察的事实也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去丰富关于中国电影诞生历史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争议,促进共识.
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地理深刻影响着文化,这样的观点早就被无数哲人和学者阐述过.希罗多德（Herodotus）、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孟德斯鸠（Montesquieu）、黑格尔（Hegel）等西方先贤都有相关论述和类似观点.近代中国学者梁启超还专门写过一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长文,认为地理因素会导致文明和文化的区别,他提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29]86的确,不同肉体对应不同精神,不同地理特点造就不同文化特点.对于城市而言,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也有很强的塑造作用,某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可能就会造就一种文化事实的更早诞生,戏曲影片《定军山》就属于这种情况.
笔者通过2015年5月的两次实地行走实验惊奇地发现,从谭鑫培故居出发分别去大观楼和丰泰照相馆遗址距离竟然大致相等,匀速步行所花时间都为6分钟左右.而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遗址（今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西区,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新华街18号）到丰泰照相馆遗址只要2分钟,从丰泰照相馆遗址到大观楼大约10分钟路程.图1为北京前门百度电子地图截图,A点为谭鑫培住所（现为谭鑫培故居）,B点为丰泰照相馆（现为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幼儿园）,C点为大观楼（现为大观楼影城）,D点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遗址（现为北师大附中）.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到,从A到B与从A到C距离大致相当,从D到B位置非常靠近.图2以几何图的形式描述了戏曲电影《定军山》关键地点位置关系,从此图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谭鑫培住所、丰泰照相馆和大观楼三点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ABC,AB边与AC边相等,D点靠近B点.
这一现场行走实验得出的戏曲电影《定军山》关键地点位置关系图（图2）首先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谭鑫培住所和任庆泰影戏事业经营地点之间存在非常强的地理接近性,而且谭鑫培去丰泰照相馆拍戏和去大观楼看戏演戏的行程基本是等距离的,还都是较短距离.“地理接近性”“较短距离”和“等距离”可成为描述当时谭鑫培和任庆泰交往关系的三个关键词.较强的“地理接近性”意味着一种紧密相连的地缘关系,预示着任谭二人可能存在的较高熟知度或较频交往度.“较短距离”代表谭任二人交往的便捷性和低成本,也就意味着可能较频繁的业务来往.“等距离”说明谭鑫培在其住所附近的主要业务活动,包括拍戏、看戏和演戏,可以围绕任庆泰的两大经营地点发生,而且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等腰三角形结构,无论向东还是向西,都可以和任庆泰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后发生交往和业务关系.在图2中,B、C两点对于A点都有积极意义,都能够提升谭鑫培的人气、满足他的虚荣心、提高他的收入.去丰泰照相馆照相拍戏,可以通过转让其肖像影像经营权获得收入增加和知名度扩大.去大观楼看戏演戏,可获得名伶出场费和演出费或卖座收入提成,还能提升“伶界大王”之人气.所以谭鑫培从其住所出发,去哪边都不亏.同时,在图2中,A点对于B、C两点同样意义非凡.任庆泰请谭鑫培来丰泰照相馆拍照,可以通过贩卖明星照片赚钱,还兼有提升丰泰照相馆名气之广告效应.请谭来拍戏,除了广告效应还蕴含更大潜在商机,比如经营影片放映权租赁、转让等.另外,还可以借此实现任庆泰自己拍本土影片之爱国理想.同样,请谭鑫培去大观楼演戏或者放映《定军山》之类的戏曲影片,不仅能凭借花样翻新和明星加盟换来更多票房和人气,更能以独家特色树立大观楼的品牌形象,换取更多收入.综上所述,因为丰泰照相馆、谭鑫培住所、大观楼三者之间的独特文化地理关系,任庆泰请谭鑫培在大观楼演戏,请谭鑫培去照相馆拍戏,然后在大观楼放映谭鑫培主演的戏曲影片.发生上述文化事实的可能性相当高,这既合乎情理,更合乎地理.
此外,在图2中,B点与D点相当接近,几乎就是左右邻居关系.因此,丰泰照相馆（B点）里发生的某些大事儿,极可能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D点）的人较早知晓,直接亲眼目睹的可能性也会高于别处.这样一种文化地理实际上就能佐证梅兰芳（许姬传记）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集）中所提到的那段史料.
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他这样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季,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眼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忙着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映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30]89-90
这里提及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现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西区）在“光绪的末年”（1908年）刚好已经搬迁至丰泰照相馆隔壁的五城学堂位置,那时已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吴震修此时在此任教,课余逛琉璃厂恰好撞见丰泰照相馆拍摄戏曲电影是极有可能的.但问题是,这里的“光绪的末年”（1908年）与今天普遍引用的“1905年”相左.如果此事发生在1905年,吴震修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尚在景山东边的马神庙（现人民教育出版社）,离丰泰照相馆距离较远,课余经常来此闲逛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吴震修从马神庙经常来此闲逛.今天普遍引用的“1905年”其证据来源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资料搜集者王越对原丰泰照相馆伙计刘仲明的采访调查.刘仲明是丰泰照相馆《定军山》及其它戏曲影片拍摄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还是专门为拍摄工作购买胶卷、提供物资后勤保障的当事人,是直接的证人,他所讲述的事实应该比较可靠.据王越写的采访回忆文章,刘仲明说《定军山》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鑫培六十大寿（谭鑫培当年虚岁59岁）那年.随后几年又陆续拍摄了一批戏曲影片,这一系列的拍摄活动终止于丰泰照相馆遭受火灾.关于丰泰照相馆遭受火灾的时间,刘仲明说是宣统元年（1909年）.但实际上,据1908年5月5日北京《顺天时报》第1862号第七版新闻《京师新闻,火劫两则》报道,此时间应为1908年5月.由此,吴震修看到丰泰照相馆拍戏应在1908年5月之前.但他的回忆是“大约是在一个秋季”,这显然有误.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恰好就是在1908年5月搬迁至丰泰照相馆附近.从地理接近性角度来说吴震修课余逛厂甸应该是在1908年5月之后.所以吴震修的回忆就存在一个时间上的悖论.
总之,虽然从文化地理上可以佐证吴震修所说历史事实的可能性,但丰泰照相馆遭受火灾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搬迁到琉璃厂的时间证明其所述明显有误.这里头可能还有其它史实或内情有待发掘和确证,比如吴震修当时是否在“五城学堂”（8）兼课？如果他在此任教过,上述材料中的事实应该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只不过时间也应修正到1908年5月之前.
根据刘仲明讲述,丰泰照相馆拍摄戏曲影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一个时间段内的经常性行为,甚至很有可能谭鑫培的《定军山》还经历过多次拍摄.
大约到了下半年,又接着拍了谭鑫培的《长坂坡》里的片断；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拍了硬里子名角儿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里的“对刀”一段和《艳阳楼》的片断,接下去还有俞振庭的《白水滩》《金钱豹》,许德义的《收关胜》和小麻姑的《杀子报》《纺棉花》等一些武打和舞蹈的片断.我问刘仲明：为何要选这几出戏的片断来拍？他说,我们任老板,先是请这些名角儿去大观楼影戏院演出,见哪些戏好着,群众欢迎,他就记下来,慢慢地一个个请到照相馆来,让刘仲昆给他们拍相片,放大后挂出来；再让刘仲伦选那些光演不唱的好戏拍成片子,拿到大观楼去放映.这是出名的又一条路子,那些角儿都乐意干.[31]299
不管怎么说,反正丰泰照相馆让一场火烧掉了元气,从此一蹶不振.虽经任景丰苦心经营,仍不济于事；逐渐卖掉了中、西药铺,汽水、桌椅店,最后只剩下大观楼影戏园.[31]300
这两段材料表明,丰泰照相馆戏曲影片的拍摄开始于1905年,基本终止于丰泰照相馆遭受火灾（1908年5月）.正如上文所作分析,那些戏曲名伶非常乐意和丰泰照相馆合作,既愿意去大观楼演戏,又愿意去丰泰照相馆拍照拍戏,因为“这是出名的又一条路子”,还可以获取更多收入.任景丰也非常乐意去做这些事,因为这也会为他和他的店铺带来诸多好处.商业上,通过自主和特色经营可以赚取更多人气和利润.精神上,可以实现任景丰个人襟抱,大长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志气.正如刘仲明所说：“那时候,市面上充斥的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外国滑稽片,很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这回有了中国自己的影戏,虽然演的是光动不唱的京剧,却总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来劲’感.”[31]301
1959年前后,王越还采访了大观楼附近的居民,还调查到亲自看过谭鑫培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几位老观众.王越记述如下：
这几位老人,十几岁时,还看过一次谭鑫培的《定军山》.他们说,拍得人影儿很清楚,一看就知道是谭鑫培,一点儿不假.但是一舞动大刀,就不行了,光看见一支打仗的大刀,在幕上乱转,人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还有一段,只看见一只靴子登蟒靠,上半截没有了,可能是拍摄时镜头没有对准的缘故.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很喜欢看的.至于其他名角的片子,后来因为多了起来,也就记不清哪些好,哪些孬了.[31]301
这段材料一方面证实了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说明丰泰照相馆当时的拍摄技术可能还不能让观众十分满意.依据任景丰敢想敢干的脾气,这可能激发他进行多次拍摄的尝试.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吴震修在1905年之后再次撞见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拍戏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据明确史料记载,丰泰照相馆自制影片的活动就发生在1906年前.这从1906年2月25日北京《京话日报》第538号“本京新闻”栏目的《大观楼电影上捐》新闻正文可以得知:
大观楼电影上捐
大观楼演唱电光影戏,由开设人任庆泰到卫生局禀报.据说这一处电影都是自行制备,并没有洋商合股.所演的戏文全为开通民智,不是淫词小调.请准立案报捐,每月认捐六十元.奉批示,男女分座,不准任意混杂.
这一新闻报道当中的“自行制备”一词极有意义,它说明任庆泰早在1906年2月25日之前就“自行制备”了不少影片在大观楼上映,而且这些“自行制备”的影片应该就包括谭鑫培《定军山》之类的“开通民智”之作.由此材料也就佐证了刘仲明所说史实的可靠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直接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新闻媒体的报道、文献史料还有笔者的田野考察所得共同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戏曲片《定军山》作为第一部中国本土电影诞生于北京,这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觉醒使电影国产化成为许多城市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必然追求,而北京特殊的历史境遇、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前门一带独特的人文地理导致了其先于上海和其它城市最早完成电影的国产化.基本可靠的史实是,从1905年到1908年,北京丰泰照相馆任庆泰先后拍摄了谭鑫培《定军山》等一批戏曲影片,并先后在大观楼上映.在此过程中,任庆泰、刘仲伦（主要摄影师）、谭鑫培无疑成为了中国电影的先驱人物.他们的大胆尝试和探索堪称晚清时代的壮举,尽管那时的北京人还很保守传统,但正是电影和中国传统在古都北京的结合,最完美地阐释了电影的中国本土化.正如学者饶曙光所言：“仿佛是中国电影的宿命,中国电影最早的起步就与传统的戏曲‘联姻’,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就是戏曲；戏曲当中最国粹的部分,也就是京剧,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无意中将历史记忆、民族心象和文化历程奇迹般地交融在一起.”[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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