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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艺术和文化遗产朱乐耕访谈录
At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Twelfth CPPCC NationalC o m m i t t e e , C P P C C M e m b e r Z h u L e g e n g s u b m i t sp r o p o s a l s a s a l w a y s , p u t s f o r w a r d h i s r e s p e c t i v eproposals on public art and cultural heritage, i.e.,Proposal on Paying Attention to Contemporary PublicAr t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i n Ur b a n i z a t i o n De v e l o pme n t a n dConstruction and Proposal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PalaceMuseum University. Both proposals are closely tied withZhu Legeng’s artistic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research and creation, he takes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probe into these problems. The underlying thoughts andreflections a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ain insightsinto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rts andcrafts.
艺术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关注本我到体会整个宇宙奥义是从古至今不变的常态.但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角度而言,并非所有艺术家都能够切实将自身的创作纳入在社会体系的讨论中,也就更不用说对社会结构与创作之间的联系做出回应.长期坚持于传承和创新陶瓷艺术的朱乐耕即是一位在创作和研究中不断思考社会现实的艺术家.在今年的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朱乐耕委员一如既往地就公共艺术及文化遗产这两方面分别做了提案,《有关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和《建议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提案都与朱乐耕自身的艺术创作相关.他从研究和创作出发,以更广义的视角来看到这些问题.尽管这些提案内容已在全国政协的相关会议上得到讨论,但比起内容,在这背后的发散思考对传统工艺美术传承与创新具有现实讨论意义.
在这个思考和契机之下,笔者就两个提案访谈朱乐耕.以下“问”为笔者,“答”即为艺术家朱乐耕.
问：您对公共艺术的长期研究、观察和实践,是您发声关于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之出发点吗？答：我曾经用过很长的时间做传统陶瓷艺术的研究,尤其是做古彩也就是五彩瓷的研究,这是属于景德镇清代官窑中的一个品种,非常有特色.后来我到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进修,跟随祝大年教授学习,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特长是绘制陶瓷装饰壁画,我之所以认识他,也是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了他的首都国际机场大型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制作.受他的影响,从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回来后,我将装饰绘画的元素融入了景德镇的传统五彩瓷中,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同时,我也开始画陶瓷壁画,如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井冈纯色”大型陶瓷壁画的制作,又为景德镇艺术瓷厂的大厅绘制了五彩陶瓷壁画“百鸟朝凤”.
我之所以重视传统,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传统中走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会了我如何在创作中去进行艺术表达,如何从自然万象中去找到自己需要表现的对象.是祝大年先生最早带领我进入了大型陶瓷壁画的创作,并将装饰语言融汇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是施于人教授让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让我从传统的陶瓷装饰中走向更大的空间表现,包括我系列的陶瓷雕塑,其巨大的气势也是来自我所考察过的敦煌壁画,云冈石窟,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大足石刻等的影响.
为了让自己的陶瓷艺术走向更大的自由空间,并能够对材料与烧成能加以研究,1997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开始进行大型的公共空间中的当代陶艺创作.当时的创作理念是,传统也应该当随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我们的艺术需要在这新的空间中生长与发展.当代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乡村,但据统计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已高达百分之五十五,超过了一半的人数.这是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的情景,如果说中国古人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田园风光中,而我们今天则大多是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我们艺术家面临这样的环境,应该如何去做创作？应该如何让自己的作品成为都市里的一道景观,成为建筑空间中缓解人们心中的疲乏,唤起某种来自田园的亲切情感,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城市要成为宜居的空间,不仅要生活方便,物质条件丰厚,还必须要有艺术,有诗意,有大自然的气息,我的环境陶艺作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作的.
所以说我的提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对传统的保护,学习和整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艺术创作可以开发的无尽的资源.所以今年我提出了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这样的提案,希望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开办,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故宫里面,对许多的国宝进行深入的学习.而我提出的《有关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也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及创作有关,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提案,是觉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但有关公共艺术的发展却还没有完全跟上来,希望能引起国家重视.
问：您今年提出的“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提案,从公共资源的分享和开发来说,这一提案的内容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文化资源的新开发是吗？
答：是的,人类很早就关注到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是现在才开始关注到,但这种关注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相比较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资源的一个大储存器,里面有很多的宝藏远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我有这样的想法是与我听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故宫的现状报告有关,在他的报告中,我了解到,北京故宫所藏的文物数量巨大,但北京故宫的相关专业人员逐年减少,譬如说建筑修缮,各类文物的修缮等都后继无人.在全国政协会上有京剧艺术家也提出了后继乏人的现状,而北京故宫则藏有5000多份折子戏资料.我认为两者是可以合作并进的.譬如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基础上,故宫提供京剧艺术家公共事业性的表演场地,并以故宫现有折子戏为基础,既解决了京剧的传承问题,反过来故宫的馆藏也得到利用.如此下去,不仅可以建立一个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平台,还可以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在提案中很细致地进行了分类,包括江南制造这类创作性的类别我也认为可以设置在博物院大学中.
问：综合性大学中也可能会设置类似的专业,您觉得故宫如果成立博物馆大学会与综合性大学有哪些不同呢？
答：与综合性大学不同的是,故宫中的专家可以直接面对故宫的实物教学,更具有实例性,形象性,而故宫的这些珍贵的资源是任何大学都难以匹比的.而且我觉得如能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还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让古文物活起来,成为动态的活教材,而不仅仅是属于静态的死去的文物供大家观赏.为了能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我还特别提到了衍生品设计、数字博物馆的相关专业.
问：您的两个提案可以说是相通、关联的,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等方面都很关注吗？
答：我四月在深圳参加了一个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谈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城市空间”的论题.其中讨论的就是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空间艺术中得到展示.从我本人的案例来讲,我的作品看起来非常现代,但里面却包含了许多的传统因素,如我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时,就用了许多来自中国传统红绿彩的因素,我是把它放在整个建筑空间与建筑对话.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中国式的现代风格,而有悖于西方式的现代风格,艺术就是要拉开距离.一个是要有民族性,还有一个就是要有现代性.民族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要是传统的,不能是现代的,就像如果我只是将传统的陶瓷器型或釉彩放入在当代的空间中,那就毫无意义了.
问：您的提案或是主张都在您的研究和创作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吗？
答：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放在空间中,与空间产生共鸣.我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幕展所做的作品,美术馆前的广场原先就是稻田,所以建筑设计时仍然保留了稻田,但这个在城市中间出现的稻田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稻田,而是概念中的稻田,我的作品“中国牛”就融合在其中.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演讲题目是“在建筑中生长艺术”,之所以提出“生长”的概念,就是认为其实艺术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所以其具有气韵,节律,还有生机,这是中国艺术的审美概念.我的一些公共艺术的作品就像植物和藤蔓,可以无限地伸延,展开和流动,譬如说有柱子和拐角,平面绘画就无法解决,而我的陶艺作品却可以实验性地将作品的气韵延伸到这些角落,并构成整体的节律感.
无论是对公共空间中艺术的功用问题思考,还是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的号召,朱乐耕对创作的定义广泛但具有社会性的目标.他对艺术和文化遗产的推广具有使命性的情感,也由此扩展了他个人的创作面向.反向而言,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需要更多对文化资源的思考和使用,这也需要更多创作者以及公共资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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