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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族群综述与其和蒙古人的文化竞合

图尔柯孜·阿吉,帕提古丽·库尔班,马天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当今的布里亚特人广泛分布在自西伯利亚中南部至天山北麓一带的广袤地域.苏联时代就已成立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为其保留、传承自身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得历史悠久的布里亚特文明未曾湮灭在迅速崛起的现代文化之中.同时,"布里亚特蒙古人"是世人对他们的另一个称谓.本文在综述了布里亚特族群的历史与现状之后,从文化生活的视阈对其同蒙古人之间的竞合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期更深层次的探析其文化属性的根源与本质.

关键词：布里亚特族群；北亚；蒙古人；阿尔泰语系；文化；竞合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14-05

布里亚特族群世居亚洲北部,但在遥远的古代,由于缺乏文字系统,除了少量中国与朝鲜的史籍对其有所记载之外,外部世界对其近乎于一无所知.随着近代沙皇俄国对其属地的吞并,布里亚特族群也逐渐开始融入现代社会,并以其独特的游牧文化与民族艺术越来越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同时,其与蒙古人之间存在着较多的文化近同性,且近同之中又交织着诸多差异,因此其民族属性至今未有统一定论.

一、布里亚特族群概况综述

布里亚特人属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亦名“布拉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西北边境地区.

大部分使用布里亚特语,在内部分为东、西两大方言体系,属阿尔泰语系内的蒙古语族,不同地区内分别并行俄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汉语.1920年以后,大部分布里亚特人开始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以及城市文明的转变.

至2015年,其总人口为48.6万,分布在俄罗斯境内42万、蒙古国4.2万.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阿勒泰、内蒙古自治区下辖的呼伦贝尔亦分布有8000多名布里亚特人,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工作依照我国的具体国情将他们归入了蒙古族.

（一）历史：“不里牙惕”与“林木中的百姓”

东亚地区最早提到布里亚特人的史料出于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至15世纪朝鲜王朝时代的《西地概胜·八邻万户》都记载其：“不里牙惕者（现代朝鲜文：）,漠北地正北部族,为术赤降,林木中百姓.”[1]意为：“不里牙惕”（布里亚特）部落位于漠北的正北方向,为术赤（成吉思汗之子）所征服,被称为“林木中的百姓”.这里所说的“术赤征服事件”即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命其儿子术赤西征,在途径萨彦岭北麓地区时,以武力将不里牙惕属地纳入蒙古帝国版图的历史事件.而称呼“不里牙惕”人为“林木中的百姓”则是因为其所生活的地域在今蒙古国正北方的亚寒带针叶林分布区域内,大片高大挺拔的针叶松林给远征的蒙古军队及后来的朝鲜使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长期生活在稀树高草草原的蒙古人产生了较大的视觉冲击,为描述“不里牙惕”人的特征,便直接以其居住的环境称呼其为“林木中的百姓”,亦表示其已归降,为蒙古帝国治下的臣民之意.

“不里牙惕”（布里亚特）人正式进入东亚舞台是在元代.在元朝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将他们完全纳入了草原封建帝国的政治框架内,设立岭北行省以统辖其地,当然也包括其周边的广大土地.元代政府对“不里牙惕”人的重视与管理主要体现在“官员派遣”、“单行司法”、“扶植经济”三个方面.首先,与元朝政府就地选拔人才或是派遣蒙古将军到中原、江南、湖广等地行使行政权力不同的是,元朝政府直接从“黄金家族”中选取较为年轻的成员派往管理“不里牙惕”地区.行政官员出身的不同反映出了整个元代,政府对于“不里牙惕”人及其地区的重视.一方面基于其与统治阶级蒙古人间的相似,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世居之地邻近蒙古族的“龙兴之地”.其次,在司法上,元朝废除了两宋的司法机关大理寺,新设大宗正府为司法审判机关,主要审理蒙古宗亲、贵族以及京畿一带普通蒙古人犯罪案件.同时,刑部、宣政院、枢密院等一系列机构协同运作,处理全国范围的违法行为.但是只有岭北行省辖境内的“谦谦州”、“乌斯”、“吉利吉思”、“昂可剌”、“撼合纳”五地不受这些司法机构的节制,此时,“不里牙惕”人的居住地位于“谦谦州”内.元朝在这些地区单独设立了“五部断事官”制度,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亦不依照元朝政府颁布的《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等全国通行的法律汇编,而是单行草原法则及蒙古族习惯法[2].最后,在经济生产方面,蒙古人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劳作方式引入了“不里牙惕”人的生产当中,并开辟了“驿路”连通今天的布里亚特地区与中国内地、朝鲜半岛、中亚,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间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提升了“不里牙惕”地区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与经济活力.基于这些因素的巨大作用,“不里牙惕”人开始逐渐告别“蒙昧时代”,以“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了封建时期[3].

13-14世纪,“不里牙惕”人又吸收,融合了一部分蒙古北方地区的分散部落成份,至17世纪中叶,“不里牙惕”人与“大泽”（今贝加尔湖）西岸的艾西力特人、杭哥多尔人、布拉加特人,东岸的或林伽人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俄罗斯联邦东南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布里亚特”人.

（二）经济：畜牧业为根基,工业为主力

历史上,布里亚特人依照居住地区的不同而从事不同的社会生产.以有文字资料可参鉴的十九世纪后期为例,当时的布里亚特地区,东部的人们大都从事游牧业,饲养马、骆驼和绵羊.西部地区的人们则主要处于“半农半牧”状态,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也耕种少量的粮食作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前叶.

1923年,在苏联框架下成立了布里亚特共和国,自此布里亚特人完全仰赖畜牧业生存的方式得到了“大逆转”.由于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所蕴藏的丰富有色金属资源和水利资源,因而在“苏联模式”的驱动下,工业开始取代畜牧业成为布里亚特人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大型的木材加工、采矿、水利发电以及机械制造.并先后建立了布里贝加尔斯克、布里色楞金斯克、奥金斯克杜金斯克、八乌多夫斯克四个“工业-经济区”.但是,畜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仍属于“根基性产业”,以保证当地居民对于肉、奶等游牧特色食品的全天候需求.

布里亚特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由古代的单一畜牧业转变为了当今的资源密集型工业与现代化畜牧业相依相辅的“二元结构”.这种经济产业革命也使得布里亚特人的收入迅猛增长,自1950-2012年的62年间,其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翻了186.41倍[5].

（三）宗教：萨满、藏传与东正教的融汇

元朝之前,“不里牙惕”人几乎全部信仰古老的萨满教,萨满信仰完全渗透进了其生产、生活的全部领域.无论是战前占卜、战时祈福,还是结婚、产子,乃至季节更替、牲畜转场等各类活动中都能看见萨满教及其神职人员的身影.术赤征服“不里牙惕”地区后,阿尔泰山以北的广大领域都开始以色楞格流域蒙古人的信仰为自身导向.

不久,来自西藏的元朝名臣八思巴通过“梁王”阔端的推荐,开始在元朝行政圈内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并施展其宗教方面的才华与造诣.很快,八思巴所带来的藏传佛教就在上层蒙古贵族当中确立了无可撼动的地位,并逐渐扩延至整个北方草原地带.岭北地区在13世纪中叶就已经完全皈依了藏传佛教,但是萨满教在游牧民中间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与小众化的吸引力.

15世纪下半叶起,沙皇俄国政府开始了“东进策略”,即以“哥萨克骑兵”为先锋,俄军为后应,向东面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军事拓展.以野蛮的武装手段蚕食、鲸吞富饶的东方土地.中国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俄国在中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叶尼塞斯克要塞,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其向东、向南的侵略.此时,南向的漠北草原为额鲁特部与喀尔喀蒙古部落的领地,各部人口稠密,对俄军的各种侵略野心抱有激烈的抵抗意识.同时,喀尔喀蒙古所属的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汗王甚至多次派遣使节到莫斯科交涉,多管齐下的回应使得俄国的南下目标受阻,也间接导致了其全力向东的后续策略[6].最终,从中国明朝崇祯四年起,经历了长达21年的战争,刚刚成形不久的“布里亚特人”被俄军的先进武器所征服,成为了俄罗斯帝国东南部的附庸.由此而产生的一大后果便是自16世纪至21世纪的500年间,大量俄罗斯人的涌入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部分布里亚特人的传统宗教受到了“斯拉夫信仰”的冲击,甚至有所改变.

今日的布里亚特人主体仍然以藏传佛教为核心信仰,但萨满教始终存在于其草原生活圈内,特别是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而俄罗斯人带来的东正教则成为了一部分布里亚特人的名义信仰,并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四）文化：语言、服饰、体育、音乐

“不里牙惕”时代,“林木中的百姓”就以其世代生活的环境为依托,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明”.首当其冲的便是布里亚特语,语言是一个民族承前启后的“灵魂”,其重要性无需赘言.自18世纪起,俄国治下的布里亚特人就借用南面的蒙古文字“八思巴蒙古文”来拼写其语言.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九年,颁行法律规定以拉丁字母转写布里亚特语,至1938年,又改以西里尔字母拼写,并一直沿用至今.当今语言学界将其归入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下属的“喀尔喀-布里亚特”支系,2012年全球使用者达到59万人.

布里亚特人的服饰文化特点鲜明,历史悠久.14世纪前期高丽王朝送入元朝为“质子”的王世子王瑶在游历元上都、和林以及岭北各地后,称赞“不里牙惕”人“其服锦绣,饰配精良”[8].布里亚特男人春、夏、秋三季头戴呢子尖顶帽或前进帽,身着长袍,腰束绸带,足蹬马靴.女子则头系绸巾,未婚女子多身穿溜肩式长裙,前胸打褶.已婚女子多穿着肩部打褶的长袍.值得一提的是,布里亚特贵族的服饰上花纹极其美丽、复杂,既吸收了中国、朝鲜等地区的手绘画艺,又引入了来自中东、西亚的伊斯兰几何图案装饰.二者相得益彰,与普通的北方游牧民服饰相比,更为大方、美观[9].无论是在上古时代还是近代,都远远超越了同一地区的涅涅茨、埃文基、那乃等西伯利亚原住民族的传统服饰.

蒙古帝国征服“不里牙惕”人时就为其“禀善骑射”所震撼,古代“不里牙惕”人生活在高大林木之间,却仍能同生活在平坦草原之上的蒙古人一样,或百步穿杨,或策马而鸣镝.至中国明朝中后期,布里亚特人在同俄国人的长期作战中已将“骑术”与“箭术”发展成为了其民族性的传统体育,而得到了大力弘扬.时至今日,布里亚特人依然重视骑射,并视其为民族性节日与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最为重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萨彦岭北麓及阿尔泰山以北地区自古以来的音乐素材与形式就极其丰富,“不里牙惕”时代的音乐主要以颂扬萨满教神力的“巫乐”、赞美记录生产生活的民谣为主,配乐乐器较为简单,包括口弦、鼓等等.元朝之后,随着布里亚特民族的真正形成,蒙古族的马头琴,中原及朝鲜半岛的各类打击、弦乐器开始逐步传入布里亚特地区,促进了其音乐形式的多样化,亦丰富了其旋律的表达内涵.而呼麦与长调的表演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充实了布里亚特音乐的表演技巧,对其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10].

二、布里亚特族群与蒙古族群之间的竞合分析

中国及部分国家的民族学界以及实际的民族识别工作都将布里亚特族群归入了蒙古族群的范畴.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领域.

（一）文化习俗方面

布里亚特人与蒙古人在表象层面的文化竞合主要体现在婚俗、摔跤、语言这三个方面.布里亚特人的婚礼大致分为订亲、送亲和结亲三个步骤.订亲必须由男方家的使者牵线搭桥.订亲的仪式上,女子一方的双亲通常会以假意推辞等方式来考验男方的耐心与勇气[11].此外,布里亚特女子出嫁时,必定会梳“粗辫”并饰以精美的“辫套”,此为布里亚特人传统婚礼所必不可少的细节.而蒙古族的婚俗则是由“求亲”开始,且需要多次求亲才有可能得到女子父母的认可.蒙古族婚俗中对于男子家庭所赠与的礼金数目十分重视,且男方需经历“掰羊脖”的体力考验.除了上述内容的不同,布里亚特人的婚日选择较为自然,而蒙古人则会严格的请选择吉日；布里亚特人在婚礼中会敬献“哈达”,蒙古人亦会如此,但会有“拜火仪式”.

布里亚特人与蒙古人都热衷于摔跤项目,在其各自族群内部均拥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摔跤在蒙古语中被称为“博克巴乙日勒达乎”,自12世纪起就已盛行于漠北地区,至今仍为祭敖包或庆贺那达慕大会时的特色表演.蒙古族的摔跤参加人数不限,但必须为偶数,比赛的规则采取单淘汰法,一局定胜负.选手可以运用多个摔跤技巧变换出上百个得分动作.但不允许抱腿、打脸、突然从后背把人拉倒.禁止触及对手的眼睛、耳朵、拉头发、踢肚子及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而布里亚特人的摔跤是“高丽式的”,其特点与规则均与“突厥-蒙古式摔跤”大相径庭[12].布里亚特摔跤的规则是：比赛双方穿上特制的摔跤服,右腿上扎一条白颜色布带,各自将左手伸进对方的布带里,右手则抓住对方的腰带.比赛时,双方各自右膝跪地,左膝弯曲,右手搂住对方左肩,从背后抓住对方腰带,左手紧抓对方腿带.裁判员发令后,双方同时迅速站起,猛摔对手.无时间限制,以摔倒对方为胜,一般采取三局二胜制.

布里亚特语较之蒙古语而言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二者的音调不一样,其次,二者的借用名词也不一致.例如：普通蒙古语发“sha”音,布里亚特语则发“ha”音.再者,蒙古语主要借用汉语名词,而布里亚特语借用俄语名词业已达到了一两千个之多.

（二）宗教信仰方面

近代以来,蒙古族绝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萨满教对于蒙古族的历史性影响已渐式微,影响力近乎为零.当今俄罗斯联邦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萨满及其仪式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化传承而特定存在的表演形式,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布里亚特族的信仰则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萨满教依然以祭祀、祈福、医疗等形式存在于布里亚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东正教则在1910年后逐渐扩大了对布里亚特人的影响,且这种趋势伴随着俄罗斯族人、俄罗斯企业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不断增加而愈发强势.总体而言,近代及当今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始终维持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无神论所构成的“二元化”状态,布里亚特族的宗教信仰则是在传统萨满教、藏传佛教、东正教之间形成了稳固又不失多元化的“三足鼎立”局面.

（三）艺术审美方面

蒙古族与布里亚特族在艺术及审美范畴内的差异同样较大,细分为绘画、建筑、色彩三个小分支.

绘画上,蒙古族主要承袭了中原及朝鲜半岛水墨画及白描的手法,看重于画作的意境和精神境界.同时,藏传佛教的信仰及传说对其绘画内容的影响亦十分深远,莲花、佛光、寺庙、仙鹤是蒙古绘画中常常出现的形象.而布里亚特绘画则遵循西方写实画派与波斯细密画风的引导,强调对于事物的现实性刻画与描绘.创作创意涉及宗教的数量远不及蒙古族美术,较为典型的绘画形象多出自预言与神话,“天龙大战神鸟”是其颇具象征性的描绘内容.

建筑方面,蒙古族的砖木结构建筑吸收了东西方民族的不同设计理念与构建方法.以中国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为例,其穹顶为西亚地区伊斯兰建筑中常见的“洋葱头式”隆起,但下方又是中国式的飞檐画栋.而布里亚特族的砖木建筑则几乎为清一色的东亚式样,飞檐、翘脚、瓦当相互组合、重叠[13].即使是普通牧民居住的“帐篷”,二者也存在着相异之处,蒙古族的“蒙古包”是传统风格的固定框架,展搭牲畜毛毡的便捷式移动居所.但布里亚特游牧民所居住的则更接近于“哈萨克毡房”,易于支撑和拆卸,上部位穹形,下部为圆柱形,四壁有网状的木杆搭成整个毡房的骨架,再用芨芨草制成的席子围住,外包白毡.

色彩领域,蒙古族由于长期受到藏传佛教的冲击,固十分喜爱红、黄、蓝、绿、黑等颜色,且多崇尚鲜艳的纯色.而布里亚特族因受萨满教“自然主义”原则影响的时间更久,偏好浅色系的颜色,如白色、靛蓝、青灰、粉红、竹黄等等.这一点从二者的民族服饰、建筑绘色、经书装裱上均可见一斑.

三、结论

布里亚特族群自帝俄时代之后在北亚众多的传统游牧民族中率先开始融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其集中分布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与首府乌兰乌德亦成为了西伯利亚中南部地区重要的枢纽城市.不置可否,这一切都与布里亚特族群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与先进知识并在借鉴的过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科技特色的特性分不开.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其在文化领域与蒙古人存在着诸多“藕断丝连”之处,但归根结底却是“和而不同”,即在大方向上一致,却在细节上保持自我或独立性.因此,“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说法或许不太精准,民族成分的归属与确定是需要文化层面上达到高契合度方可成形的,而布里亚特族群与蒙古人之间似乎还未有如此一般的“默契”.

四、致谢

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俊芳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丽剑副教授的鼎力相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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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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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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