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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诗歌艺术特色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开封守将崔立向蒙军纳降,国都沦陷.元好问与其他被俘亡金之臣,先是集中押往城南青城看管,旋即于五月初北上聊城听候发落.元好问初是被羁管于聊城,后又移居冠氏,直至蒙古太宗十年（1238年）八月上旬归乡,在鲁地共计五年零三个月,诗作中常自称“六年”.1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诗歌九十余题一百三十余首,约占其现存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2而这“羁管山东”六年的诗歌创作实践,对“遗山体”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关键的促进作用.
一、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诗歌艺术特色
（一）体裁以七律为主
七律诗于南北朝时具备雏形,真正定型于初唐之李峤,最终成熟于中唐之杜甫.3杜甫安史之乱时所作的七律丧乱诗,号为一代“诗史”.宋靖康之难后,陆游再将七律诗的家国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情调抑扬顿挫,意境波澜迭起.时至金元易代之际,元好问的七律诗是继杜、陆二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言：“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往往有之.”
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诗歌共九十余题一百三十余首,体裁占比如下（计量单位为题）：
从上表可见,七律在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的诗歌创作中占较大优势.结合动乱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的切身遭遇,律诗较强的表现力正适合元好问纪事言情的需要.当然,这也与元好问对七律的情有独钟有较大的关系.元好问深入研究过唐代七律,元人姚燧《唐诗鼓吹注序》说遗山：“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依于理而有益于性情者五百八十余首,名曰《唐诗鼓吹》.”
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的七律诗,大多数遵循律诗的平仄法度,少量有出现在颔联的拗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声律从“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变成“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如“残阳澹澹不肯下,流水溶溶何处归”（《杏花落后分韵得归字》）,出句“不”、“肯”两字变拗,对句“何”字救之.有时对句第三字也变拗,如“虞卿仲子死不朽,石父晏婴今岂无”（《望王李归程》）,出句第四五字“死”、“不”与对句第三字“晏”皆变拗,对句第五字“今”救之.二是声律从“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变成“平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如“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出东平》）,上句“欲”字当平而仄,下句“殊”字当仄而平；“元龟华发渠有几,清庙朱弦谁与期.见说常山好归隐,从公未觉十年迟”（《赠冯内翰二首》其二）,两联上句“有”、“归”二字当平用仄,下句“谁”、“十”二字当仄用平.赵翼《瓯北诗话》说：“拗体七律……至元遗山,又创一种拗在五六字”,即指此种变拗方式.
元好问将诗歌要表达的思想情绪放在首要位置,所以创作时选取表意贴切的字词.纵有不合平仄规则之处,也可通过拗救的方法弥补不足.这样或增强诗歌的言语气势与情感张力,或读起来深切真挚,顺畅自如,少有矫揉雕琢之感.从这一点上讲,元好问七律诗作灵活运用拗救,避免了因过于强调音律而造作词语所导致声辞的晦涩生硬.
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遗山七律亦有自成一体,而用之太多,则成褒衣大祒,廓落无当之调者,好用平对四实字装之句首也.”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的不少七律诗就采用句首四实字平对的句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音节上形成上四下三的节奏,二是作为名词性词组,不仅出句与对句词组结构相对,而且本句之中也两两相对,自称对偶”.如“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来鸿去燕三年别,深谷高陵万事非”（《送杜子》）；“父老樵渔知有社,将军桃李自成蹊”（《送杜招抚归西山》）；“铜驼荆棘千年后,金马衣冠一梦中”（《寄钦止李兄》）等.值得注意,元好问在诗歌句首也使用AABC式或ABCC式的叠词,这与四实字平对的安排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其一）；“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萧萧风雨秋”（《梦归》）；“客梦悠悠信转蓬,藜床殷殷动晨钟”（《寄杨飞卿》）等.
据统计,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的七律诗中仅“悠悠”一词出就现四次,还有象征性意象如“秋水”、“白发”、“青山”各出现三次.频繁地使用同一组词,极易造成陈词滥调、形式固化、表意单一的弊病.元好问虽善用四实字平对与叠词,炼饰老道,然而也存在着平稳有余而新意不足的缺憾.这种做法或许有益于诗歌句式对仗的工整规范与音韵的和谐流畅,但是刻意追求也不免会留下拼凑之痕,产生“尤支空架,以为高腔”的作势嫌疑,以致后人对此有“十八扯”的批评.
（二）内容体现“真我”回归
历经“羁管山东”六年岁月的磨砺,不惑之年的元好问已然没有“少年漫思为世用”（《出山》）的壮志豪情.纵观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创作的诗歌,题材内容从初期的单纯纪乱,逐渐扩展到了山水、别赠等领域.这不仅是元好问诗歌创作多样化的回归,更是一种“真性情”的再塑,主要是元好问去禁后能游览齐鲁大地的山光水色所致.
元好问迁居冠氏稍获自由后便多次出游,即景作诗.此类山水诗没有明显的寄托,很大程度上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刻画山川出神,意境清新高远,语言质朴遒劲.正如山东的壮伟河川,元好问精神高昂,其诗歌也一改前期悲愤伤怀的调味.如“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孱颜.龙头突出海波沸,鳖足断水天宇闲”（《华不注山》）,元好问笔下静态的华不注山也具有了勃发的意志与昂扬的气概,隐含着诗人主体力量的介入.再如“泰山天壤间,屹如郁萧台.……六龙出扶桑, 翻动青霞堆.……”（《游泰山》）构思高奇,气势磅礴,慷慨刚健,可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世一视”[7]卷一三四（《遗山先生墓铭》）,可比李、杜二人咏泰山诗作.诗尾“祖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与“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天涯山》）,可见元好问的自负心态.元人徐世隆《元遗山集序》说元好问：“大较遗山师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
（三）风格趋向平和淡然
明人瞿佑《归田诗话》说：“元遗山在金末,亲见国家残破,诗多感怆.”赵翼《瓯北诗话》也说：“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元好问被羁管聊城初始时创作的诗歌多反映家国不幸,郁结悲昂怅惘之气.如“憔悴南冠一楚囚,归心江汉日东流.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贫里有诗工作祟,乱来无泪可供愁.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齑盐万事休.”（《梦归》）元好问因战乱与家人离散,又作为囚徒,心灰意冷,只希望今生能与亲友相聚,便可无憾.
排除混乱时局的诗作,就元好问诗歌创作整体风格而言,其特征是“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遗山先生墓铭》）,气韵中和,平淡与豪迈相融.这可溯源到元好问崇尚汉魏风骨,追求自然的诗学观念.“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其四）,对陶潜超然淡泊情致的钦慕,在元好问移居冠氏后的诗歌创作中更能体现这一倾向.如“解道田家酒应熟,诗中只合爱渊明”（《和仁卿演太白二首》其一）,就直露元好问对陶诗的推崇.元好问游历济南、泰安,浪迹于山水间,诗作中较多流露出平和淡然的心境,不再是以感伤为主调了.如“皋壤与山林,使我欣然欤”“天随隐笠泽,杞菊供盘盂”（《看山》）,“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济南杂诗十首》其十）,元好问惬意于山林泽湖,沉闷忧郁的精神状态不复存在,纵情山水的遗民形象跃然纸上.
二、“遗山体”与羁管山东六年诗歌
“羁管山东”六年期间,元好问开始编撰《中州集》、《南冠录》就有或隐或显的“存史”目的.于诗歌创作而言,特别是初到山东时,元好问诗歌创作“存史”的意识更为明确.以纪乱诗最为典型,感时触事,手法凝练,呈现出融情化史、苍凉深厚的风格,堪称金元易代之季的“诗史”.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的纪乱诗,在情景结构上,通常是“以历史惨剧所激起的强烈主体感受来融摄客观情景”,突破了以往丧乱诗的时空界限；其内涵意蕴也着重揭示历史与现实往复的规律,于悲怆中见反思,超越了传统丧乱诗侧重记述史事的表象,史学见地深刻.
如“淮右城池几处存,宋州新事不堪论.辅车谩欲通吴会,突骑谁当捣蓟门”（《淮右》）,概述了金哀宗在归德府受制并诛杀权臣,以及与南宋议和失败的境况,并点出金与南宋“唇亡齿寒”的道理,认识独到.再如“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然.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甲午除夜》）,诗中颔联用西晋愍帝时京城饥荒与周昭王溺死汉水之旧例,代指从汴京被围粮尽到金哀宗出逃蔡州终城破自杀之近事,回顾了金王朝灭亡的全历程；颈联跨越时空联想到金国建立初始的文治武功和金朝中叶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从起点到终点,昔日的丰功伟绩对比今日的庙毁国破,又适值金国祚正好两甲子,历史轮回的宿律加重了元好问亡国孤臣的伤感.
三、结语
“避难南渡”与“晚年奔波”阶段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期,而“羁管山东”的短暂六年就处于这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相比“避难南渡”与“晚年奔波”阶段的诗歌创作,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的作品也不乏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以诗存史”意识的强化,“真我”本色的回归,就一直延续到元好问此后十余年的文学活动中.总之,元好问“羁管山东”六年的诗歌创作实践,在“遗山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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