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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近代湖南的慈善事业

摘 要:基督教在湖南的传播及其慈善活动是近代湖湘文化和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为了在民风强悍的湖南传教,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开展社会事工间接传教,这包括教会教育和医疗、灾赈、育婴慈幼等慈善事业.这些慈善活动为湖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的作用,有助于湖南近代化的进程,也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基督教;湖南;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5-0022-09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在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维护弱势群体人道权益的重要屏障.慈善事业在近代灾荒频仍、军政剧斗背景下“倒逼式”地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海、广东、北京、天津等工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是慈善组织密集、慈善资源丰富的地方.湖南作为内陆省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实无法与沿海地区比肩,但也很有特色,比如因灾荒不断、经济疲软使得慈善需求强烈,湘籍名人在慈善募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基督教差会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它们在灾情调查、善款募集、款物发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基督教力量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时常被当作间接传教的手段待之,其实,它也是在实践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基督教在中国各地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大同小异,通过考察一个省域内基督教经办慈善事业的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知道基督教在华慈善活动的概貌.教会办的慈善事业主要涵盖医疗卫生、赈灾救荒、育婴慈幼三大类.

一、医疗卫生

“教会医院在慈善事业中占首位.”[1](P96)初期,传教士兴办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接近下层民众,争取信徒,促成传教上的成功,故教会医院被视作“福音的婢女”.1874 年,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说:“如果医疗工作能吸引人接近我们,好叫我们把耶稣基督传予他们,那么医疗工作就会蒙祝福;但若是用医疗工作代替福音的传讲,这将是极大的错误.”[2](P179)可见,开设医院是手段,不是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医院渐次与其传教的精神目标分离,呈现专业化的趋向.20 世纪初,胡美曾说:“医疗工作只能按最科学的路线才能实施.……我们的医疗及其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最强大的教会影响,按照教育、科研的最高知识、最高科学的标准进行.”[3]

(一)开办医院诊所

入湘传教士到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一般都要开办一个小诊所,利用西医药给教徒治病.在西医传入初期,大部分民众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已习惯用中医中药治病.1918 年,祁阳县城中医中的有识之士组织了“祁阳县中西医学会”.邑人黄霖就此事写了一首《赠祁邑中西医学会开幕乐歌》,其中言“近代欧人精解剖,难于并驾争驰驱;阿好谓迈歧黄上,斯言未免不虞誉?神农本草参造化,中医所祖欧不如.华佗割疽蛇出走,西医曾有此奇无?”(见祁阳县政协委员会编《祁阳县卫生志》第540 页)这段话道出了西医的特点是精于解剖,但认为在疗效方面不如中医.在人们不愿让外国人看病的情况下,教会附设的诊所就采取低收费甚至免费的办法来吸引病人;同时还散发小册子,介绍西医的有关常识.有些传教士还常到农村巡诊,让农民鼓足勇气去教会医院接受治疗.[4] 当然,促使民众最终接受西医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西医见效快.例如,岳阳普爱医院的梁鸿训医生曾为一怀孕11 个月难产的胡氏妇女剖腹取出12 斤重的小孩.从此,“普爱医院的声誉便蒸蒸日上,各科病房都有人满之患.”[5](P682)

教会医院大多是由小诊所发展而成的.1898 年,美长老会在常德开办广济诊所.1901 年,更名为广济医院,是为湖南省首家西医医院[6].教会办的诊所在初期一般规模很小,缺少人手和药品,各种设施极形简陋,很不规范,但它毕竟是教会医院的雏形和湖南西医的嚆矢.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会医院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津兰医院在创办初期只有医务人员2、3 人,病床也只有几张.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医院规模扩大,医务人员增多,有医师5 人,护士长4 人,护士42 人,护理员6 人,管理和勤杂人员27 人,总计达84人.病床也增至34 张.[7] 教会医院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也逐年增多.如益阳信义医院在初期,门诊每日不超过20 余人,住院者每年不过200 人.到1915 年,住院病人全年增至770 余人,门诊9200 余人.1920 年,住院者将近1100 余人,门诊8000 余人.1923 年住院者将近1200 余人,门诊有10400 余人.[8]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基督教在湖南共办了30 所医院,天主教共办了4 所.湖南的教会医院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前往就诊的人数逐年上升.例如,新化信义医院收诊人数1915 年为5400 人,1916 年是6200,1917 年为7200,1919 年达到1.4 万人.[9](P530)从1921 年到1926 年,人次稳定在3500 左右.再如,湘雅医院1929 年门诊数为52287 人、住院1965 人,至1934年,门诊数为72741 人、住院为3167 人.[10] 而且,医院经常收到治愈者寄来的感谢信.1926 年,一戴姓病友在致湘雅医院的感谢信中写道:他患肾病30 年,遍请湘汉名医,久治未愈,后经湘雅美籍医生白良知手术治疗,迅速康复.1924 年瞽女学校教士杜荣阶致谢湘雅医院,因其所患的牙漏症经医生辜裴立开刀后不到一星期就痊愈了.另外,教会医院因其良好的医疗水平和职业风范,偶尔也得到军政要人的经济支持.如湘潭长老会医院就曾得到张敬尧1000 光洋的捐助,[11] 益阳信义医院得到500 光洋.[8] 红军的萧克将军在长征路过新化时,对新化麻疯医院的工作加以肯定,并派人给医院病人送谷8 担,食盐1 担.[9](P541)

随着教会医院规模的扩大和医术的提高,他们改变初办时低收费的做法,实行高额收费,从而使医院的财政状况好转.但是在自然灾害和战争的交替冲击下,湘省患病人数很多,且大多数是贫困者.对此,教会医院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免费,使赤贫者也有就诊治病的机会.1935 年,湘雅医院免除住院费11978.26 元,门诊费663.3 元,药咨费3588.35 元.[12]1947 年,湘雅医院每月住院免费的占住院总数的34%以上,门诊每日占30%左右.[13] 同年,湘潭惠景医院门诊27682 人,免费占26.3%,住院病人1140 名,免费占36.6%.[14](P717)教会医院与国人自办的医院相比,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医院分科较细,有特色专科.许多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产科、喉鼻科、花柳科、小儿科等.这种细划科别提高了医院的专门化程度和医生的医疗水平,同时也是现代医院的特征之一.邵阳普济医院的眼科全国闻名,眼科病人占门诊人数的25%,院长毕家造能做白(内)障等难度较大的手术.该院曾获盲民福利协会资助,国际盲协在该院挂牌设防盲诊所.[5](P687)第二,医疗设施完备.教会医院因社会声誉好,经济较充裕,且与国外联系密切,容易购置先进的器械.1935 年,湘雅医院添置了新陈代谢器和发电装置,还有高压消毒器、蒸馏器等.同期,祁阳博爱医院的设备在该县所有公私立医院中是最好的.这些先进仪器有利于病症检查与治疗,为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医术高明.教会医院的医生大多经过专门训练,具有较高的学历,医术医德受人敬佩.如在1934 年长沙市48 名著名西医中,有20 人在湘雅医院工作.教会医院良好的医疗技术在当时社会有目共睹,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仅以邵阳普爱医院为例,1918 年澳大利亚传教士赫华德医生为一例腹部伤患者剖腹探查和做肠吻合手术,系邵阳境内第一例西医手术.院长毕家造在境内做的首例手术更多,如1923 年做膀胱取石手术、1935 年做阑尾切除手术等.1925 年,产科做了会阴侧切产钳助产手术.诸如此类的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顺利完成是有相当难度的.

(二)从事卫生防疫和医学科研

湘省教会医院除日常诊病治病外,还主要参与防疫与卫生宣传和医学科研两项工作.湖南近代战火时起,水旱各灾频仍出现,灾后难免不发疫疠,民众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形下,教会与其他相关团体合作开展卫生宣传和防疫工作.1920 年春,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联合省厅、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9 个团体,组织成立湖南省会卫生促进会.其工作分放映电影、幻灯片、演讲和举行卫生游街大会,散发防疫传单等.1921 年,颜福庆、胡美等人要求厅、市政府、教育会、湘雅医学会、男女青年会等,组织湖南卫生教育会,专从卫生教育着手.并征求卫生讲演员,分赴乡村宣讲卫生;办理夏季卫生队,举行市民卫生会、劳工卫生会等.1922 年,湖南卫生教育会改组为湖南卫生会,翌年又改为中国卫生会湖南分会.这种专门组织对改善民众的卫生状况大有裨益.教会医院在其间功不可没.例如,1935 年2、3 月间,长沙市发现脑膜炎,湖南卫生实验处遂召开各医院会议,决定由湘雅医院担任治疗工作,辟院中四层楼,皆为该项病人诊所.同时,常德也发生此类疾病,政府卫生部门与广德医院商定,另辟脑膜炎病室一间,专任义务治疗.经过多方努力,此项疫病半个月就肃清了.另如,长沙湘雅医院、岳阳普济医院等还在疫病流行的春秋季节派医务人员外出给民众种牛痘、打防疫针.

教会医院的医学科研为湘省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常德广济医院、邵阳普爱医院和长沙湘雅医院的成绩尤为突出.1903 年,广济医院的罗感恩医生在全省首次发现了血液中的间月疟原虫、三月疟原虫和粪便中的钩虫卵.1905 年,他在《中华教会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湖南省一例由日本血吸虫所引起的痢疾患者》,这是中国首次向世界报道的第一例血吸虫病人.[15]1941 年11 月4 日清早,日军在常德上空投下了谷麦等物,经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努力研究,最先发现其含有鼠疫病毒,并报告卫生当局,采取防范措施.

普爱医院的毕家造与杨仲达医生曾对邵阳的钩虫病做过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公布.[16]( P109)教会在湘办的医院对湖南社会和人民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早期著名医学史专家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评价教会医院的一段话完全适合对湖南教会医院的评价.他说:“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外国医术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各医院之功绩,不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小也.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面,皆较中国自己公私立者多而且备.[9](P533)

具体而言,教会对湖南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启湘省西医之先河.“新医之输入吾湘,在有清光、宣之交,随教会之工作而推进,多少均含有传教意味.”[1](P221-222)西医传入后,传统中医就出现了竞争对手,促其革新,探求新的医疗方法.同时,也可使中西医结合.如1918 年,祁阳县一些中医发起“中西医学会”,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研究西医技术.这种取长补短的办法有利于湘省医学的发展.第二,提供了更多的就诊机会,减轻了民众苦痛.教会诊所遍设全省各地,民众一些常见疾病可就近治疗.疑难病症患者可到中心城市的教会医院就诊.部分赤贫患者可享受免费减费优惠.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国人自办的医院远远少于教会医院的数目.据统计,到1920 年,全省基督教8 个差会共设立教会医院18 所,分设于15 座城市.另外,在教会医院设置地点以外,尚有教会特设药方18 处.而在当时全省国人办的公私医院才5 所.[9](P535)因此,教会医院弥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各县之医疗救济事业,它大概均由教会主持.”[15] 第三,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随着教会医学教育的发展,许多毕业生纷纷到教会医院实习.他们通过临床实习,加深了对西医知识的理解,动手操作能力也得以提高.可以说,教会医院是医学继续教育的基地,为湘省各大公立医院输送了许多人才.同时,教会医院因工作需要还附设护士学校,培养护理人员.当时,很多家庭不容女儿去从事护理工作,特别是护理男青年.例如,邵阳普爱医院1928 年起开始训练女护士,第一班共招到4 名学生,且是基督教家庭的子女.此后,普爱医院的所有工作尤“以护士教育最有收获,最著成绩,”[17] 许多公立医院对普爱医院培养的护士很感兴趣.第四,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增强了卫生防疫意识.在日常工作中,教会医院时常与政府相关部门和省内相关社团合作,进行卫生知识的宣讲.在灾荒蔓延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疫病防治.这些举动无疑推进了湖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教会中医士的医学研究也是对民众进行医药卫生教育的有效途径.

教会在湘经办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特点主要是:第一,医疗卫生事工是传教的有效途径.中国人的信仰是多神的、杂乱的,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哪一种神对他世俗的请求(如升官、治病、发财、长寿等)有用,他们就选择那一种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这似乎是马克斯·韦伯“宗教市场论”的一种验证).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是不太高的,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信仰的选择.在这种信仰背景下,基督教会以治病的方式来扩大影响是最现实的,也是能立竿见影的.第二,基督教比天主教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成绩更突出.1949 年之前,基督教在湘共设有30 家医院,而天主教只有4 家.第三,教会在医疗卫生方面非常重视与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合作.无论是开办医院还是疫病防治以及流行病调查的工作,都不是单一的工作,是需要得到和社会名流大力支持才能完成的.同样,政府和地方社会也乐意在这方面展开合作,因为该领域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淡(不像教会学校),也可以通过合作发展卫生事业,让人们感觉到政府和社会对老百姓福祉的关切.第四,教会医疗机构的分布非常广泛,既有在大城市设立的中心医院,也有乡镇的诊所和偏远地区的巡回诊疗.这就有利于病患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层次的医疗机构.当然,这些医疗机构的水平是层次不齐的.

二、赈灾救荒

湖南近代灾患频仍,民众深受其害.在湘的中外教徒每逢重大灾害,都会竭其所能予以救护赈济.

(一)兵灾赈济

教会参与的最有成效的两次兵灾救护分别发生在南北军阀混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湖南自“二次革命”以来,一直是南北军阀角逐的要地.湘省遍遭蹂躏,人们身处兵荒马乱、硝烟四起的境地.面对这一情景,教会人士没有坐视不管,而是积极参与救灾,主要从三方面开展救灾工作.

第一,治疗伤兵病民.这主要是通过与地方士绅合作,组织来进行的.湖南的最早是在1911 年出现的.武昌首义后,湖南立即响应.此时,湖南咨议局议员粟戡时与教会人士聂其焜、颜福庆、梁家驷等人商议,计划组设一,“以为战时救济人民及伤兵的预备.”[18] 阴历8 月下旬,湖南红十字分会正式成立.护国战争时期,湖南曾派出以聂其焜为队长、共34 人组成的医队,携带药品前去岳州,为救护伤员作准备.[17] 嗣后,闻新堤已开战,遂由其中10 人前往救护.1916 年4 月27 日,衡阳也宣告成立.当时滇军起义,衡阳内地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该处绅商组织红十字分会,专司救恤事宜.该红会以长老会之仁济医院为临时医院.在1917 年南北战事期间,全省共创设的红十字分会约十余处,其中成效最大的数岳阳、益阳、宁乡等分会.

1918 年,正当南北军阀战事吃紧时,湖南红十字分会设立了临时妇孺救济会,将省城分为4 区,每区又分8 组,区设总干事1 人.每组设干事4 人.在每个救济会避难的妇孺人数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嗣后,根据需要又添设了镇部妇孺救济会.总计长沙“所设的分所二百数十处,保全妇孺不下数十万.”[11] 长沙地区以外设立的妇孺救济会“以岳阳复初会为最,该会所救妇孺约四万有奇;次之则为衡阳,该处教会所设之救济会共三十七所,所救妇孺约二万余名;又次则为醴陵遵道会、益阳桃花仑信义会,该所救妇孺均在数千以上.”[19] 另外,宁乡和湘潭等处也设立了.宁乡临时医院共诊治病伤兵民2000 余人.湘潭也附设救济会,“专以救护战地人民出险为主义.”[20]1917 年11 月,湘潭发生战事时,红十字分会对在益智学校及长老会教堂等避难的近万人免费供给茶饭.对那些房屋被焚烧的灾民,该会每月抬饭前往散赈,并且每人给数量不等的大米.在教会医院疗伤的100名兵民,伙食、药料等一切费用由红十字分会负责.此外,死亡的兵民,红十字分会负责安葬;对受伤的50 多名北兵予以精心救护.[21]

第二,救护难民出险.南北军阀鏖战,战火殃及全省70 余县.其中,尤以醴陵为最烈,醴陵地势平坦,物产丰富,株萍铁路穿过其境,交通便利,故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当时有报道说,醴陵“自经兵燹后举城内一切商号居室一火而尽”,“该邑不独为此次湘祸受灾之最烈者,实为自有邑治以来未有之惨劫.”[22] 遵道会牧师德慕登以醴陵为该差会传教区域,特冒险率领20 多人前往该县拯救孑遗.那些未及逃离的民众群集在遵道会教堂内,再由传教士送上开往省城的火车.遵道会共救出妇孺300 多人、遵道会中学校学生40 多人.这些难民抵长后,被分别安置在青年会及遵道会内.省城各善堂接济其伙食.待醴陵局势稍定后,遵道会再面商督军,派专车将这些难民护送返乡,并且不论大小,每人发川资2 个光洋.遵道会教士冒险救难民的举动获得广泛赞誉.特别是对德慕登给予高度称赞,说他“以七十老翁,庞眉皓首,雄健□录,盖富于慈善心者.刀锯鼎矱,更何有忧患险阻足以撄其心者.此吾中国士大夫所当望而却步.”[23]

第三,赈济难民生活.株洲、醴陵、攸县等处历经战火,满目疮痍,“深离遍野,村落为墟,死者既已含冤,生者尤增痛苦.加以金融紧迫,谷米奇荒,百业停滞,生计日艰.”[24] 为此,教会人士纷纷发起捐款和募捐活动,并购置棉衣进行冬赈.1918 年4 月,长沙信义会中西女教士,念及灾民的困苦,首先提倡赈济,或捐或募,共得票钱千余串,衣服数百件.长沙雅礼大学师生一次就为醴陵来长的难民捐集了票钱200 余串,并募筹到票洋50 多元.[11]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发起成立了醴陵难民筹赈处,共筹集光洋262.6 元,票洋721 元,票钱71.89 万文,票纹1195 两.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以醴陵灾民冬寒无衣,特发起电影筹赈活动.1918 年10 月12 日至15 日,青年会开电影筹赈会,每券售洋1 元,共获资1700 多元,专为醴陵难民制备寒衣,制成新衣1400 件.长沙青年会为募捐曾“特开筹赈大会三次,总核所募,约在二千元之谱.”[25] 青年会还呼吁社会捐献破旧棉衣,共募得旧棉衣300 余件.

教会人士积极参与救护的善举,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岳阳绅士电请政府免遣韩理生、湖南商会劝助青年会建筑费就是很好的例证.按规定,“一战”结束后,敌侨应遣回原籍.但由于美复初会牧师韩理生“在岳阳办理慈善事业最多,人民颇受幸福,”岳阳县人民于是就援引内务部1919 年2 月15 日电文第一条“教士不论男女,如因所办慈善事业确有未能离去情形者,得免其遣送”的规定,以富绅李春谷、阮绍煌、冯水贻等人为代表,联名致电湘省政府,要求免遣韩理生.岳阳绅民在电文中说:“迩来二、三年,岳阳兵灾屡见,韩理生创办岳阳红十字分会及妇孺救济会,对于军界地方获益良多,不特地方相信,即军界亦深知.”“窃韩理生为人素性谦和,热心慈善,较之德侨托足政治者迥然有别.”[26] 在岳阳民众的强烈吁请下,韩理生最终没有被遣返.另如,在长沙青年会筹集新会址建筑费的过程中,湖南商会曾致函北美青年会全国协会,要求提供经费援助.湖南商会在信中称,长沙青年会“以改良社会为职志,以提倡博爱为精神,”“其于救灾恤邻诸务,亦靡不实力进行,诚社会上之一线曙光也.”[2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湖南各教会的处境尤为艰难.日军犯湘,教会建筑物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原有的慈善事业遭重创.再加上战时通货膨胀,经济拮据.随着战事发展,教会人士不停地迁徙转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各教会仍能克服重重困难,尽力去帮助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这种善举是对我国抗日战争的直接支援,促使人们进一步改变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看法.

抗战时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是参与战争救护最积极的宗教团体.它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广泛发动会员,积极从事轰炸救护、学生救济、难民协济、军人服务等工作.

第一,轰炸救护.抢救空袭受伤者是长沙青年会经常性的工作.每当空袭过后,青年会立即出动救护队,抬送受伤者到医院疗治.1938 年,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编成11 队防护团,以应对紧急情况.从1937 年11 月24 日至1939 年4 月4 日,敌机在长沙轰炸了12 次,每次空袭都由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亲自率领担架队(其中3 次有救护车)去现场抢救受伤市民.参加救护的人员共929 人次,受伤人员173 人,送医院122 人,挖出救治的35 人,收容380 人.[28] 青年会部分成员在抵达沅陵,组设沅陵分会后,还担任沅陵基督教后方服务委员会救护组长,每次敌机轰炸后迅速投入救护.1940 年9 月,沅陵两次被炸,青年会担任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救济组组长,专门负责登记救灾款项等事宜.

第二,学生救济.长沙男女青年会携手合作,专门成立了学生救济委员会,救济难民青年学生.救济的项目包括在生活、日用品、书籍、衣服、医药方面给学生提供补助.同时还开办特殊教育班,对流亡学生加以短期训练,毕业后从事救护、伤兵服务、民众歌咏、民众教育等工作,并且由学生救济委员会提供膳宿,另给少量津贴.这种救济方式“实在是一种建设性的救济方式,”[29]于国于己都有利.

第三,难民协济.1938 年初秋,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逃往湖南的难民达7 万多人,其中长沙城内约有4 万.当时由省赈济委员会专门负责难民救济工作,但因缺乏经验,收效甚微.于是省主席张治中邀请青年会协助难民救济工作,由张以藩出任全省难民救济处总干事.由于张以藩工作认真,经验丰富,难民得以妥善安置,基本生活能够保证,在“文夕大火”前夕,4 万多难民已安全转移,并且为政府节省了4 万多元.大火之后,张以藩又出任长沙市火灾救济会组长,对本城数十万灾民进行紧急救助.后因会务繁忙,长沙青年会推脱了政府委托的难民救济任务,而单独进行.长沙青年会难民救济的内容包括开办难童小学、难民浴室、难胞免费豆浆工厂、难胞洗衣店,年米和新年赈济残废等.对那些年富力强的难民则安排他们去销售货物、到草鞋工厂劳动,锻炼其工作能力.

第四,军人服务.军人服务的项目有:慰劳与招待、裹伤与救护、训练与教育、游艺与娱乐4 种.青年会沅陵、零陵、衡阳分会都设有专门的军人服务机构,沅陵、衡阳分会还开办了病兵医院,免费收治伤员.1939 年3月至1940 年2 月,沅陵病兵医院共治疗病人19101 人.1943 年全年共治疗10758 人,其中病兵战70%.另外,还设立新兵服务队,帮新兵书信、理发、灭虱、赠送邮花书报等,免费招待过境士兵.1941 年7 月,青年会发起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长沙分会正式成立,由刘尧昌任会长,刘尧昌、陈迪元、饶培德、王策安等9 人为执委.该会专司负伤将士的慰劳、洗缝、救护和代书等项工作.这些活动方便了士兵生活,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除长沙青年会,其他差会也参与了抗战救护.长沙圣公会本着基督救世的精神,设法为难民服务.它把该会所有的房屋以及校舍利用起来,开办难民宿舍和难民浴室.武汉失陷,长沙告急之际,该会职员及教徒积极带领难民撤退至安全地带.“文夕大火”后,该会又协助国际救济协会在长沙市设立粥厂,施粥救济.内地会在“文夕大火”后,在下碧湘街也设立难民宿舍,供应住宿茶水;在书院坪设稀饭厂,施发稀粥,每月前去吃饭的贫苦民众达3、4 千人;还设立临时小学,收容失学儿童约4000 多人.此外,内地会也协助国际救济协会散发寒衣、贷款、赈米等.循道会邵阳普爱医院与当地政府合作,组织救护队,负责伤员救治;政府则给他800 元银圆,以购买担架、绷带等急救用品.

和基督教各派的救护相比,天主教稍有逊色,但也不容忽视.天主教会在长沙、沅陵、衡阳、湘阴等处设有难民收容所.长沙难民收容所创办于1937 年11 月,设在长沙丽文中学原址.教会负责难民的食宿.次年,湘岸盐务办事处处长陈如金与长沙教区主教石道琦面商,决定合办难民所,双方各派管理员1 名,难民伙食费由盐务处津贴,住房水电灯柴炭和用具开支由教会负责.沅陵教区所办的天主堂难民所共4 处:沅陵、芷江、辰溪、泸溪,收容人数沅陵计1000 多人,芷江700~800 名,辰溪300~400 名,泸溪200 名.[30] 城内还设有难民医院,治病施药,并设难民学校,灾民儿童免费入学.衡阳天主堂在黄沙湾慈幼堂内设难民收容所,收容人数400 至500 名,多系妇女儿童.

湘阴天主堂老弱难民所系湘阴天主教会与县政府合办的.从1939 年9 月15 日湘阴难民所开办至12 月31 日,收容难民共计285 名.到1940 年1 月,难民所难童人数共计111 名.难民所设有1 所医院、1 所小学,另有布鞋厂和刺绣厂.湘阴县政府与天主堂就开办难民所达成八点协议,其中包括“县府觅屋并修理”,“由县府颁发布告以资保护”[31] 等,即县政府为难民所提供相关的外部条件,教会具体负责难民所的运作.由于难民所人员复杂,管理不便,为维持正常秩序,难民所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湘阴县难民所简章》规定:“难民入所业经分立数组,宜守秩序,毋得高谈剧笑,如有事外出需向负责人请假,候负责人报告司铎许可后方可外出;”“难民所如有不守订立规则者,即时开除出所”[32]等.

天主教还与世界红卐字会合作,开办平江粥厂,厂址在平江西街刘祠,经过紧张筹备,1939 年12 月10 日起,平江粥厂开始办理登记事宜,并发放食粥证.16 日开始发粥,第一天来食粥者近1000 人.粥厂每日午后3时至5 时施粥一顿.[33]

教会中许多人为了践履既定的信念,秉持基督普世救人的信仰,在战争救护中不辞劳苦,甚者置安危于不顾.他们这种善举着实令人感动.例如,在遵道会教士带领难民乘车去省城长沙时,有士兵持阻拦,并击伤在场教士的腿部.这时,士兵自知已闯祸,始乃离开,可该教士仍带伤引难民上车.当时长沙《大公报》在报道遵道会救护难民出险的行为后慨叹道:“似此仗义热心,吾人所当感谢者也.”[34]1920 年6 月,张敬尧的败兵在岳阳城内掠抢,民众惶恐不安,数千商民携细软到天主堂避难.传教士凤德高等人尽力维护其安全,才使商民安然无恙.张的军队撤退后,商民自发在天主堂门前树一汉白玉碑,碑文记载凤德高如何救护商民.[35]再如,在1941 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蓝泽教带领天主教会人士,奋不顾身,在一周内就救护难民8000 多人.蓝泽民担心“倭寇冲入难民所,滥施屠杀,昼夜梭巡,目不交睫,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实足令人钦佩者也.”[30]而天主教石道琦主教因督办难民所经常通宵达旦,为安置难民而奔波,终因积劳成疾于1939 年病逝.

(二)水旱各灾救济

在近代,湖南水旱灾患接连不断.每逢灾情严重时,教会同地方其他慈善团体一样,都积极投入救灾,施粥散赈,以济民生.1906 年,湘江流域洪水泛滥.长沙上下数百里尽成泽国,人民流离,无衣无食.湘中信义会在靖江、新康一带散放赈款3000 多元;在靖江一隅,对那些老弱病残者特赁屋供其居住.在衡阳,伦敦会用中外教徒捐献的救灾款,一方面向受灾民众廉价出售大米;另一方面,对那些无力买米的灾民,发放救济口粮,领粮的人从开始时的6、7 千增至后来的1 万多.1911年上半年,益阳徒涨大水,城厢内外房屋一概淹没,信义会又募捐购米,发送米粥.

1914 年,醴陵发大水,遵道会邓维真带领教会人员驾船往返救出灾民2000 人,送至教堂安置并提供粥食.1921 年,湘西大旱,庄稼欠收,次年演成大灾.以靖县言,该县往年的年收成是141400 石,而1921 年仅得66400 石,减少7.5 万石.受灾家庭共计3796 户,灾民达10242 人.[36] 另如芷江城内外共计饿死1672人,[37] 而芷江的乡镇及麻阳、晃县城乡因饥饿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芷江内地会包格非牧师受华洋义赈会委托,赈济灾民,在东岳庙、河西三义宫开设粥厂,送发稀饭达13 天之久,每天赈济灾民数千人.同时还收容男女孤儿200 多人.1922 年9 月1 日,芷江慈幼院正式成立.教会除直接施粥散赈,还通过其他方式使灾民生活得到改观.湘西民众因饥饿把数千头耕牛宰杀吃掉了,为了不误春耕,包格非吁请给灾民无息贷款购置耕牛谷种.循道会任修本牧师则致电孙中山,希望北伐军队入湘时,能“由粤转运大宗粮米,以给军需,否则师行所至,日用粮食必取给于难保生命之灾黎,”[38]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1921 年,任氏在任湖南华洋义赈会副会长时,联合其他教会和社团,用以工代赈方式,筑成湘潭至宝庆的公路.1926 年,沅陵县境旱灾,民众食不果腹,有的饥饿而死,有的沿街乞讨,道为之塞.但是“本地无人设法救济”,[39] 只有位于东门的教堂筹款施饭,每人每日饭2餐,菜一大碗,每天需米约1 石左右.

1924 年春夏,长沙地区突遭水灾,在长各教会迅即行动,筹款救灾.长沙青年会干事会议制定了3 项紧急救灾办法:其一,印制面值5 分钱的水灾捐款券,在青年会放电影时,每张入场券附售1 张水灾捐款券;其二,该会白话剧团排演《扫雪扫霜》新剧并各项游艺活动,所得资金悉数用作赈灾;其三,通函海内外青年会,请其代募水灾赈款.同时,长沙城各基督教会联合组成救灾团,由信义会的梁家驷和圣公会的张海松任主任,专门负责分途办理灾民救灾事宜,并致函中国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请赶急拨款救济.

嗣后各地每闹灾荒,当地教会基本上会倾力救灾.如1930 年临武旱灾,1935 年慈利水灾和邵阳天灾,教会都出面救济灾民.这些行动缓解了部分灾民的苦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救济不力的缺陷,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期,难民等待遣返回籍,恰在这时全省大部分区域出现旱灾,从而使灾民救济工作难度更大.此时,各教会在进行复员工作的同时,也尽量安排人力和物力参与救灾.在湘南一带,中华基督教会、圣公会、内地会等在一些市区分别设立施粥站,救助城乡灾民及过境难民.继由各教会组成的国际救济协会派员分赴各地发放救济总署湖南公署的救济物资和冬赈寒衣.

教会的赈济工作是湖南近代整个救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尽管因经费拮据,各项救济措施的受惠者人数有限,但由于其不同于政府救济,很少出现贪污腐化、挪用救灾物资和弄虚作假的情况,因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称赞.同时,由于教会人士多次参与救灾,经验丰富和具有吃苦耐劳、舍己为人的精神,在严重灾患如南北军阀混战和日军犯湘兵灾出现时,政府当局愿与其合作,共同救灾.可以说,在教会所有社会事业中,赈济事业能得到民众的较广泛理解和欢迎,同时也可实现救世济贫的抱负.正如美传教士明恩溥所言:“赈济给传教事业带来了转机.”“灾荒结束之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进入传教的新时期.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或是被压下去了.”[2](P311)

近代中国的灾荒频繁发生,烈度强,范围广.在湖南,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缘的因素,近代除了自然灾害的反复光临外,兵灾也是一波接一波.在国家忙于政治和战争的情况下,教会等组织的参与,一则可以缓解灾害给社会所带来的压力;二则可以培植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因素;三则可以推进慈善事业本身由国家主导型向多元型的发展,把国际上先进的慈善方式引入中国;四则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切身体验到西方人的思维和行为之差异,更理性地面对西方文化,有助于中西文化的互动.并且,由于灾害的突发性和辐射性(指灾害来临之后,社会各个领域都会受波及)的制约,教会的很多赈济行为是救急,一般采用直接施散钱米、统一施粥、建难民所等方式,预防灾害的方面相对较少.不过教会也偶尔受政府和华洋义赈会的委托,参与水利设施和道路桥梁的修建(如修建潭宝公路),试图提高防灾的能力.但对于兵灾而言,教会就可能无能为力了,充其量在冲突激化时在各方间调停或做祷告乞求和平,但效果是很小的.

三、育婴慈幼

先哲有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的对象无疑是社会中的弱势者,婴幼儿是最典型的弱势者.再有,我国长期以来有重男轻女的陋俗,女婴被遗弃的现象很普遍,所以,设立专门的机构收养这些女婴就成为必需,“故育婴堂之数独盛,各城市靡不设之,荒岁之后,收养尤多.”[40] 育婴慈幼也是教会办慈善的一个组成部分.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因宗教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育婴慈幼事业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天主教“相信施行圣洗的有效性,从而加强了对于纯属人道主义意义的拯救弃婴的关注,”[41] 开设许多育婴堂、慈幼院和瞽目学校等.而基督教不希望通过施洗来使婴幼儿信奉基督,因为他们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故对育婴慈幼较少关注.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它也会开办一些育婴堂、慈幼院等机构.

教会之所以选择开办育婴慈幼事业,一则因近代中国社会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教会也须遵行这样的传统;二则由于各种灾患交迭出现,作为弱势群体的婴幼儿屡遭磨难,沦为难童,失学乞食,流浪街头;三则因考虑到儿童心理尚未定型,容易塑造,若教会给予其生活学习上的照顾,他们可能对基督福音产生好感,甚者皈依教会.四则是因为儿童是中国的未来,“欲谋中国民族之得救,非先谋中国儿童之得救不可;欲谋中国民族之健全,非先谋中国儿童之健全不可.”[42](P102)基于救难传教的考虑,教会没有忽视育婴慈幼工作.

天主教在湖南创办育婴慈幼机构最早在19 世纪60年代.1858 年,湖南教区代牧方怀仁收养了一名孤女,寄养在教徒家中,给受委托者一定的喂养费.后来,随着收养的孤童增多,方怀仁便于1860 年在衡阳黄沙湾附近的侯家塘建了一座育婴堂,对孤童进行集中管理.衡阳育婴堂在当时全国类似机构中算是较早的.基督教开办育婴堂则已是20 世纪初的事了.1902 年,挪威信义会倪尔生医生在益阳桃花仑创办了一座育女婴堂,女孩五十人.[43] 在近代湖南,教会办慈幼机构较著名的还有天主教办的澧县育婴堂、长沙育婴堂,内地会开的芷江慈幼院等.

慈幼机构鼓励那些丢弃女婴的父母把幼婴送到教堂来,“凡送一幼婴来堂者,给予铜钱一百.”[29] 慈幼机构内孤童的膳食住宿由教会免费提供.并且还对他们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和宗教教育,同时还让其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例如,湖南圣经学院孤儿部在教学方面,“均以儿童生活经验为基础,用研究的态度灌输各种新的知识与技能.”[44] 在课程内容方面,音乐科多以颂主圣诗为主,劳作科特别注重生产教育,分为缝纫、编织、园艺等各组,每天工作2 小时.该部对孤童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儿童健全体格,陶冶儿童良好品格,增进儿童生活技能,训练儿童劳作习惯.”[44] 内地会办的芷江慈幼院,设有木工、鞋工、织布、织袜等工艺部,还开设初、高小两个班,让年龄小的孤童读书为主,稍长者半工半读.孤儿在学习之余从事少量劳动生产,一则可为慈幼机构创收,缓解经济压力,二则有利于培养孤儿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除育婴堂、慈幼院外,教会还开设了一些瞽目院和瞽目学校,主要收养双目失明和耳聋口哑的残疾人.1912 年,倪尔生在益阳创办了瞽目院,第一届招瞽目生33 人.学员每天上普通文化课6 小时,工作8 小时,分织布、碾米两项,并设营业处.该院曾聘请盲人教育家杨传明来院任教.杨氏不但精通汉语盲文,对英语也十分熟悉,而且擅长音乐,教盲学生唱歌、弹奏乐器,以便学生排挤寂寞.该院共开办30 多年,总计收容盲人490人.另内地会在长沙学院街也开办过瞽目学校.该校学制分为幼稚园、国民、高小3 班,科目与普通学校相同,只是教法系利用瞽女的感觉,凸字凸图,同时还有编织等手工劳动的练习,“冀以启发瞽女之知识与技能,使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45]

育婴慈幼机构在救济孤儿弃婴、盲童及对其启蒙教育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澧州天主育婴堂自1927 年开办后,共收容“湘北教区”10 多个县市因水灾、瘟疫灾害和其他原因而遗弃的孤儿3000 多人,常年住堂婴儿最多时达200 余人.[46] 芷江慈幼院先后共收养孤儿500 多人,毕业8 个班,曾选送50 人去北平熊希龄经办的香山慈幼院深造.[47](P656)他们收养大批孤儿,让其获得基本的生活供给,应该说对被收养者本人及其家庭和社会做出了贡献.同时,在传教方面也是有收获的,“长沙孤儿院之孤儿,甚且有跋涉长途,以耶稣圣迹及慈爱,输入苗胞脑中者,其热心圣教,即此可见一斑.”[48]

但是,育婴堂内婴儿死亡率特别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婴儿高死亡率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教会办的育婴堂容量有限,当大批婴幼儿进入育婴堂后,得不到足够的照料;再加上一些婴幼儿在进育婴堂之前就身体虚弱、疾病缠身,育婴堂设施简陋,缺医少药,病婴得不到及时救治;最后,还因育婴堂经济困难,婴幼儿的温饱问题有时得不到解决.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育婴堂的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在瘟疫流行、战乱荒灾的年代.1898 年,澧县育婴堂共收养200多名婴儿,当即死亡的就有70~80 名.翌年,因堂内发生传染病,所剩100 婴儿中,又有40 多人死亡.1934 年滨湖一带洪水成灾,房屋被淹,灾后疫病流行,因缺乏医药,堂内许多女婴因病致死,1942 年饥荒饿死的就更多了.[29] 另据曾在长沙天主堂做木工的邓志明回忆说,“一年内由他经手做的小棺材就有500 口,自己做的不够用,还要到外面去买,有时一个匣子还装2、3 个尸体.”[29]这种说法难免不夸张,但从中反映出育婴堂的死亡率确实很高.

正因为被收养的婴幼儿死亡率高,教会的育婴慈幼行为时常引起民众的猜疑和愤慨.有人说婴幼儿是被谋杀的,说修女们挖下孩子们的眼睛混入铅中,以制造白银;也有的说是利用婴幼儿的器官配置西药.种种传闻往往导致教案的发生.教会办的育婴堂名声一直不好,自然是基督教在湘所从事的活动中最受人病诰的地方.其实,现在看来,导致婴幼儿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当然也不排除育婴堂一些工作人员疏于职守,没有照顾好的因素;但是,婴幼儿被谋杀致死的说话很难找到实事依据.

不过,人们在指责教会办的育婴堂婴儿死亡率高的同时,忽略了一些问题.一是当时中国新生婴儿的成活率都不高.由于生育观念的落后没有意识到优生的重要,或因经济的困难导致孕妇在怀孕期间营养得不到合理的平衡,或因医疗水平低,许多疾病成为新生儿的克星,如麻风病等.一是即使没有被送到育婴堂来的小孩,尤其是女孩,也有可能因贫穷而营养不良或有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从而使生命变得很脆弱.所以,新生婴儿死亡率低是当时的社会普遍现象,只是因为教会办的育婴堂里聚集许多婴儿而让死亡造成的悲惨场面更集中更惹人注目.当然也要看到,因为在西方市民社会发展比较成熟,教会并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花大精力投入慈善事业,尤其是育婴慈幼事业,所以在这方面的经验也不是很多,许多问题可能也是初次碰到.

从基督教经办的医疗卫生、灾荒赈济和育婴慈幼等慈善事业的内容来看,前两者成绩比较大,而育婴慈幼则稍微逊色些.但都对改善基督教的形象,宣传人道主义,推进湖南的近代化进程有好处.不过,由于时局的动荡、教会人员素质不一等原因,在开展慈善事工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假公济私、贪污挪用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否定基督教慈善事业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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