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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结合的中国画
中国画是融诗文、书法、篆刻、绘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这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画与诗的结合,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有助于补充和深化绘画的意境,是画家借以表达感情、抒发个性、增强绘画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形式独特、内容丰富的绘画形式,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进程而逐渐形成的.
题画诗的出现首先促成了画与诗的融合.清人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遂将杜甫奉为题画诗的开山祖.查阅画史,其实早在汉代画功臣烈士像时,为表彰其功勋,存乎借鉴,题画便已应运而生.如《汉书·苏武传》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可见,汉代壁画上已是有图有题,只不过当时是以“题榜”的形式存于画上,古人谓之“左图右史”.这种表现形式在汉代的画像石中也能看到,如武梁祠画像石.题榜可以说是题画诗的滥觞,而清人沈德潜所谓“开此体者老杜也”也并非无缘由.纵观汉魏至唐,唐代明确标明“题画”的诗数量渐多,特别是以杜甫为代表的题画诗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杜甫是其中代表而绝非开创者,因为史料可查早在杜甫之前,就已有题画赞、题画诗,但尤以杜甫最具代表性.清人杨昌际就有句日：“题画诗沉郁淋漓,少陵独步,自后作者,凡遇珍玩碑碣,多师其意.”杜甫的题画名篇《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就深受后人推崇,其诗日：“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如不是对画家艺术创作有深切的了解,是不可能对绘画创作的甘苦及规律说得如此入木三分的.题画诗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像李白、王维、自居易这些著名诗人都有题画诗传世,甚至一些帝王也热衷于此.据《唐朝名画录》载,画家程修画竹幛于文思殿,文皇见了也题起诗来,日：“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他不仅自己题诗,还下诏要当时在朝学士都奉和,可见唐代题画诗的盛行.
题画诗的出现为画与诗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只是这与后来画家自己直接在画上题诗,构成画面有机的一部分,成为画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还是两回事,像唐代卢鸿、王维那样自题自画的士大夫画家是绝少的.题画诗的真正兴盛与文人画的发展密不可分.文人画的绘画主体为既精于诗书,又擅画的文人.在宋代苏轼、米芾等文人的大力倡导下,诗画融合的艺术形式日臻绚烂多彩.
以诗入画也推动了诗画的结合.从所知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一系列作品即是以诗入画,如《女史箴图》取材于西晋张华的诗篇,《洛神赋》则是从曹植的同名诗篇演绎而成,可算是最早的诗意画.这种形式在北宋时期得到了长足发民.《林泉高致》中有郭熙“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的记载,《宣和画谱》中亦记录有郭熙《诗意山水图》,最可靠的记载则是徽宗时代画院“如进士科下题取仕”,即以诗为试题来考聘宫廷画师,如出题“乱山藏古寺”,中选者画荒山中露出佛寺的幡竿而不画出佛寺,以表现藏于深山的意境；“竹锁桥边卖酒家”,画桥头竹林中挑出的酒旗,而不露酒馆：“万绿丛中一点红”更别出心裁地画绿树掩映的高楼窗口有一红衣女子倚栏眺望.如此命题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踏花归来马蹄香”等.从当时的标准来看,乃是注重画家对诗的体会是否真切,画的意境能否与诗的意境融为一体.这种画与诗的结合,虽然还不是画家自题自画“诗画一体”的完全形态,但画与诗的不解之缘到北宋已经完成.
画与诗在艺术精神和创作意境上的完全融合,是诗画融合的第三个阶段.将画与诗在精神上的结合把握得最精准的,当推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几位文人书画家.苏轼以一个目光深邃、胸襟宏阔、富于哲理的诗人眼光去审视绘画,对绘画的许多卓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士人画”概念,认为绘画并不是简单地描摹物象,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诗的品格和意境,并有具体描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他极为推崇王维之作：“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绘画明确提出了一个“画中有诗”的审美标准,大力倡导诗画的融合,另如“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少陵翰墨无形画,韩斡丹青不语诗”等.把“无形画”和“不语诗”相提并论,完全打破了两者之间的非可比性,使之达到可以互相换位的程度,这就使绘画突破习见之樊篱,进入一种更富创造性的新阶段.其实“诗画一律”在宋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许多文人都有类似的说法,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子憩寂图》中称赞李公麟是“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是说李公麟把胸中的诗,不是用诗句说出来,而是用淡墨把它画出来了.在他看来,李公麟的画本质上是诗.正是由于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极力推崇,使得“无声诗”成为后人称谓绘画的代名词.这种在本质精神上对中国诗画的把握,再加之苏黄等人在诗坛上、画坛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诗画精神、意境以及形式上的进一步融合,起到了理论基础和推波助澜的双重作用.正因如此北宋末期徽宗画院的作品中已出现用诗、书、画共同组成画面的作品,就不足为怪了.
谈到此,我们不能不说如果没有书法这一媒介,画和诗的融合是达不到水融的境界的,书法实际上成为了诗画在画面上结合的一个关键因素.画有画风,书有书风,把诗书写到画面上并与画合二为一,不仅要求诗画的意境相通,更要求书风和画风的一致.在画面上直接题诗的风气是在元始兴盛的.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孟頻、“元四家”等,究其原因,不外乎题画诗经唐宋人的探索已经成熟,诗画为一的观念也已形成,且元代著名画家又多是兼善诗、书、画的,故而自画自书的形式便十分普遍.明清两代文人更是善于此道,恪守了诗画融合的传统.
（作者早位：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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