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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广东短篇小说新城市文学的多元和同质

内容摘 要:活跃于广东文坛的作家,大多注重描绘当下现代大都市人们的生活百态,在艺术形式上,搭建起一个个自成风格的、丰富多元的城市空间.然而城市生活体验和情感认知的同质性,造成了新城市文学从题材到主题,从语言到叙事的不同程度的雷同,这就使得广东短篇小说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却一时很难形成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创作潮流.

关键词:短篇小说 新城市文学 广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广东为首的沿海经济大省,城乡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一方面是大城市由于容积不够而不断往周边县城、乡镇扩张,一方面是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入.然而,不管这些移民在大城市里打拼到了哪一个阶层,都很难从心底里对城市产生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又已经十分习惯和依赖城市的生活方式,乡土情怀在他们身上日渐消逝.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土,这种游离的无根感,同样体现在许多非广东本土作家的作品里.这些移居至此的作家,大多将目光投向当下生活的城市,集中表现城市里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被文明化、都市化以后复杂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和生活情态,他们很少再回望乡土.特别是从求学阶段就生活在城市的青年作家,乡土文化和乡土体验的资源已愈发匮乏,城市经验和“现代化”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创作主流,于是便产生了“新城市文学”.

“所谓新城市文学,即是以新时期以来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群(三教九流,芸芸众生,不唯社会主流、成功人士,也涵盖升斗小民、流动人群)为主要关注对象,内容以描写城市特点为中心并向不同层面展开,表现不同于乡村伦理和生活的都市生活形态,展现作家个体的城市体验,刻画各类城市中的人物形象等的文学形态.”[1]活跃于广东文坛的作家,多数居住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大城市,他们描绘现代大都市人们的生活百态,在艺术形式上,搭建起一个个自成风格的、丰富多元的城市空间,如邓一光、王威廉、南翔、蔡东、吴君、徯晗、厚圃等的作品,各有特点.邓一光的深圳充满梦呓与意识流,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乘和谐号找牙》、《罗湖游戏》等;王威廉的精神空间里总有两个人的相知相惜,实则却是一个人的孤独与虚妄,如《倒立生活》、《辞职》、《信男》等;南翔在喧哗躁动的大都市仍保有温情的怀旧情结,并时时往历史的深处追问与反思,如《绿皮车》、《伯父的遗言》、《老桂家的鱼》、《柳全保同学,你好》等;蔡东的小说在庸常的生活中隐含着荒诞与禅意,如《往生》、《无岸》、《福地》、《通天桥》等;吴君执着于用标志性的地标刺痛人物岌岌可危的自尊,如《深圳西北角》、《十九英里》、《十二条》、《陈俊生大道》等;徯晗的作品则充满了各种意外死亡,每每将人物推入生存绝境,如《黎明之刃》、《李小山被杀事件》、《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等……他们的创作共构建了多姿多彩又百味杂陈的城市生活图景.然而与此同时,城市生活体验和情感认知的同质性,又造成了新城市文学从题材到主题,从语言到叙事的不同程度的雷同,许多作品缺乏生动性、细致性、多样性与深刻性.

从艺术风格上来讲,形成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叙事模式的作家,当以南翔、邓一光和王威廉三位为代表.

一、情怀与追问:城市变迁的记录者

城市的本质与特色决定了“新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要让“新城市文学”里的“城市”更清晰可辨,具备自己独有的气质,需要作家深扎到这片土地之下.然而粤语文化天生带来的距离感,让这项重任更多地只能依赖广东本土作家的写作.南翔便是将广东的“新城市文学”有效地拓宽到更广、更深维度的人,他认为新城市文学有三个维度,即历史的维度,生态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他的作品便是从这三个维度交错展开,在对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中,凸显温暖的人文关怀.南翔曾多次提到他的“绿皮车”情结.小说《绿皮车》以一个在一条线路上跑了35年绿皮车却即将退岗的茶炉工的视点,温情地注视着一个看似陈旧落后,实则充满人情味的空间.深圳的特点是快,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令世界瞩目的快速发展;但南翔希望人们能够慢一点,慢一点,生活的诗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酵和升华.

对历史的追问是南翔小说的另一个着力点.他认为,“一个对创痛巨深历史这么轻率的民族不是一个有出息的民族,一个对如此创痛巨深历史有意遮掩的当下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当下.”[2]南翔的历史小说并非对往日情怀一味的怀念,也没有对惨烈的历史运动一味的鞭挞讨伐,而是站在普通个体的角度,对过往进行反思与自省,这种自省中往往隐含着一丝宝贵的愧疚,如《伯父的遗愿》、《柳全保同学,你好》、《世相》等.在《伯父的遗愿》里,身居高位的“伯父”在接近生命的终点时,心里始终有事放不下.“伯父”的老部下克横叔叔在知晓“伯父”是想为“”中被处死的知识分子周巍巍建一个衣冠冢后,原本退休后过得越发潇洒的克横叔叔竟日渐颓唐下去.原来,在当年唱票的过程中,克横叔叔怕“伯父”惹祸上身,故意将“伯父”的反对票唱成了赞成票,最后以全票通过的形式决定了周巍巍的死刑.对此事,“伯父”当时没有澄清,事后也从未提起,但这丝愧疚却一直记在心里.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观点立场受当时社会情势所限,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做过“坏事”的人,都有着不可饶恕的坏心肠.南翔的温情即在于此,他对于人物内心隐秘细微的心理刻画得极生动、细腻,塑造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人物.

生态维度上,南翔将目光投向了当下即将消失的人与事物,如《老桂家的鱼》描述了活动在珠江沿岸的渔民,岭南独有的“疍民”的生活场景.因为珠三角城市化扩张不断加剧,他们被驱逐出了城市边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上环境后,“疍民”也就成为了历史.在《老桂家的鱼》里,为贴近人物生活实际,南翔使用了大量易懂的广东方言,让文本更质朴、真实、独特的同时,又不会给非广东语系的读者造成太大的阅读障碍.

同样注意到消逝的人与习俗,并有选择地用广东方言来写作的,还有青年作家彤子.在《玉兰赋》中,她以行云流水般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岭南独有的风俗——唱叹.当亲人过世后,需有唱叹人在葬礼上为其起叹,将已亡人不能再说的话和未亡人说不出的凄苦都唱出来,亲人才算尽到心,逝者才会不寂寞.小说叙述了客家婶玉兰五次重要的唱叹:替自己叹阿妈,为“情敌”叹亲娘,替“我”(即玉丫)叹外婆,替玉丫二伯的子女叹二伯(客家婶的初恋),紧接着又替玉丫二伯的子女叹他们的阿妈(“情敌”).五次唱叹,次次啼血,次次催人泪下.然而这样的习俗已日渐被人忽略与遗忘,当客家婶过世时,竟无人可以为其唱叹.在客家妹一遍遍凄厉的哀号“谁来替我阿妈叹一叹”中,终于,玉丫“咽了一口口水,将喉咙润了润……”许多风俗之所以能保留至今,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多的是蕴含其中的温情与心意.《玉兰赋》之所以动人,便是因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在这种即将消逝的风俗中包蕴着深厚的人情味.

可惜的是,像《玉兰赋》、《老桂家的鱼》这种独具岭南特色的短篇小说创作,终究还是太少.当下广东文坛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移居至此的非本土作家居多.作为这片土地的外来者,他们观察城市、书写城市,却始终无法认同城市,融入城市.

二、批判与重构:城市精神的审视者

城市生活看似喧嚣繁华,然而物质和泛滥的社会恰恰彰显的是精神的萎靡.这让许多作家始终站在质疑和批判的角度考量着城市.邓一光在2011年1月至3月期间,集中写下了12篇短小说,基本全部收录在了他的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里.在这部作品集里,邓一光描绘了他到深圳16个月后所认知的深圳.邓一光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对于某一个地方的书写,无论是马尔克斯的马孔村、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写的都不是现实中的城市,而是创造文化、认知体系上的城市.“我不负责去写深圳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深圳是数字和规划中里的深圳,而我的深圳一定是有条理、情感和文化的深圳,我在写我自己的深圳.”[3]一部小说如果完全写实,是应该被开除的.所以,邓一光小说中的深圳,处处有熟悉的深圳地名,却又是一个处处有陌生感的深圳.邓一光专注于书写深圳各种阶层的人物,用碎片化、意识流、梦幻、吃语、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这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给人带来的孤独与漂泊的感受.在这座城市找不到归属感的人,不仅仅是社会底层的打工者,还包括经过多年打拼后终于出人头地的中产阶层.如《离市民中心二百米》里,一对高级知识分子夫妇,电脑博士和音乐教育硕士,几番奋斗以后终于住到了深圳南北中轴线上,离市民中心只有两百米.然而最终,他们发现自己本质上与中心广场的保洁员并没有不同,都是这座城市的流浪者.保洁员最后说的那句“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刺痛了所有城市流浪者的心.除了用碎片化的意识流、梦呓表现城市人精神上的迷茫、混乱与无序以外,在语言表达上,邓一光喜欢堆积大段专业词汇造成陌生感和阅读障碍,他的人物总是被冰冷的、现代化的、机械化的词汇包围,这些词汇同时让阅读也变得不再那么舒适畅快.邓一光执着于对人物心灵的探寻和精神深度的挖掘,他的作品无论是叙事技巧还是文化审美,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辨识度.于爱成总结,邓一光在他近几年深圳叙事的系列短篇中,集中表现了三个主题:“底层的悲悯,他们生存和精神陷人双重困境;对都市人慨叹,他们烦躁恶心、精神萎缩;对现代性拷问,现代性让人不像人,人无法获得精神安放,但他又在理解与同情现代性、现代生活、城市人群.”[4]

王威廉的小说充满了对存在的哲理性思辨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他的作品离日常的生活细节很远,离现代城市人的精神世界很近.王威廉认为,“小说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并不是谎言,虚构是条件的设定、睿智的发现,虚构是经由想象力对世界的重构:一些原本隐匿在角落的事物走向了前台,并且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世界的认识.”[5]他的作品因此虚构出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的心灵空间.在这些“类真空”的世界里,一个孤独的灵魂总会遇到一个能与之对话的、碰撞出心灵火花的人物,如《第二人》里的“我”与“大山”,《倒立生活》里的“我”和“神女”,《辞职》中“我”和“鹳”,《我的世界连通器》里“我”和“颜如水”,《信男》里“我”和“小琪”……“我”与这些人物之间,或互相撕扯,或互相辩驳,或互相慰藉,实则都是“我”的自我分裂,即“第二个自我”.一个人是无法安慰自己的,于是作家创造出了第二个自我.如果说徯晗的叙事原则是将作者完全隐去,退场旁观,力求客观地让人物自己发声,那么王威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的声音都出现在自己的声音中,同时又赋予他者的声音以活着的温度.”“小说可以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但必须要有叙述的声音.这是小说文体最核心之所在.甚至不妨说,小说的风格便是小说家的音色.越是经验同质化的时代,越是需要鲜明的音色.”[6]王威廉通过虚构与隐喻,试图穿过残酷和迷乱的现实,抵达虚无与绝望的本质,探求个体与生存在哲学层面的意义与价值,确乎初步形成了自己奇特而生动、深邃而神秘的叙述音色.此外,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王威廉还是广东文坛为数不多的有着强烈追求语言创新意识的作家之一.当下有太多作家满足于平实安稳的语言表述,醉心于叙述一个或离弃诡异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懈怠了对文本语言的锤炼.王威廉的小说语言新鲜而精炼,充满了诗意与哲思,动人的比喻和生活的警句在他的作品里俯拾皆是.他的小说“既有形而下的鲜活感,又有形而上的思辨度,其对人性的解剖鲜血淋漓,有着与众不同视角与震撼力,显示了诡异而神秘的气质.小说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强烈的戏剧性以及张弛有度的逻辑性完成了对人性复杂面貌的层层解剖,笔力遒劲,风格奇特,刀刀见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7]

然而不管邓一光还是王威廉,都始终只是城市的旁观者.邓一光曾经直接宣言:我不可能成为城市的同路人.这种批判的姿态固然能让作家对城市文明有更客观冷静的反思,但非本土作家对居住城市自始至终的疏离感和城市生活经验的同质性,让他们的作品很多时候缺乏了地域文化特色.即便小说中频频出现深圳或广州的各种地名,城市的主体特征依然模糊.

纵观广东文坛,广东本土作家日渐式微,老一辈作家陆续淡出,而新生代作家却青黄不接,难以为继.非本土作家始终不能融入或不愿融入城市,本土作家又不够突出,这就造成了广东短篇小说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却一时很难形成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学创作潮流.广东的“新城市文学”,也还不曾打上明显的广东烙印.实际上,岭南有着许多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间风俗,这些不应该被作家们忽略.沉到生活的更深处,走入民间巷陌,或许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注 释

[1][4]于爱成.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新城市文学——以深圳文学为例[J].文艺争鸣.2013(10)

[2]南翔.新城市文学的三个维度[N].中国艺术报.2014年4月9日第002版

[3]欧阳春艳.邓一光:我不可能成为城市的同路人[N].长江日报.2015年02月03日

[5]王威廉.在困境中获得自由[N].文艺报.2013年6月3日第002版

[6]王威廉.小说家的声音[N].文艺报.2016年8月15日第002版

[7]吴义勤.哲思的格调——关于王威廉小说集《非法入住》.南方文坛.2016(01)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州工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0-2014年广东省短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KA201517]的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高媛媛,广州工商学院讲师,基础教学部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和大学语文教育)

近几年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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