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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著作在意大利的传播和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高,中国主题的出版物也开始成为海外图书市场的热点话题.据国家新闻出版（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计,自2014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版权贸易量年均增幅20%,2016年中国与沿线各国版权贸易总量近5000种,比2014年增加2300种.①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版物就曾畅销海外.在意大利也曾掀起阅读和学习著作的浪潮.从1947年到1951年,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意大利的经济开始缓慢复苏,社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当时,意大利实行制,众多的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性政党并存,形成纷争、联合执政的局面.意大利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组织.意大利人当时并不仅仅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阅读著作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一、契机
最早向意大利人宣传思想的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向意大利宣传思想的起因较为复杂,需要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与意共之间的论战.《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意大利》称“从60年代中期开始, 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②20世纪60年代,与意共关系开始恶化,而恶化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苏共二十大之后两党产生的根本性分歧.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推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虽然不赞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积极响应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提出“和平共处论”和“结构改革论”；而则认为,“和平过渡”的观点,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
1962年12月初,意共十大召开,会上陶里亚蒂点名攻击在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原则立场.中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开展了公开的论战.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方面.③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后文简称《分歧》）从1962年12月上旬开始起草,二十多天十易其稿,其中主持讨论修改三次,最后经和常委审定,赶在1963年元旦前夕发表.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定的,陈伯达一度把标题改为《陶里亚蒂的堕落》,表示不同意,将标题改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原来的标题和整篇文章采取的是一种批判和训斥的态度,这对陶里亚蒂、意共领导以及当时国际共运的具体情况来说是不妥当的,改的标题提示我党应采取兄弟党同志之间讨论问题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这不仅给整篇文章定下一个非常恰当的基调,而且要求把文章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④《分歧》发表后也开始在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中传播,它是中苏冲突在意大利的延续.我党批评了意大利兄弟党“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腐败行为,认为它不是一个准备通过革命手段打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群众党.同时《分歧》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战争后你做了什么？”
著名的言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贯穿了整篇社论,主要论点是为什么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别无选择,只一味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议会制度下敷衍,而他们口中所谓的全球影响力、冷战、都是借口.该篇社论认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无产阶级被选为统治阶级来实现的说法也是虚假的,意大利国家是一个官僚的爪牙,政党永远不能指望通过选举来控制国家.呼吁意大利人恢复“共产国际共荣运动中光荣的斗争史”,放弃资产阶级主要通过自由政治改变社会结构的妄想.该社论多次表示赞赏意大利革命共产主义行动的倾向,号召其成员摆脱“修正主义”的腐败,回归到引导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基,将其作为同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资本主义支持者斗争的手段.
这篇社论给意大利人带来了巨大冲击.《分歧》主要在帕多瓦、威尼斯、米兰、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的那些被怀疑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群体中传播.同时,对《分歧》感到兴奋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年轻人,它也反映在一个老年人群中——意大利二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退伍游击队员.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斗争,是反对占领者,不畏于打乱不公正的秩序或用暴力来促进社会公正.⑤这些意大利人也是意大利第一批阅读和传播著作的人.
二、传播渠道
朱塞佩·雷吉斯（Giuseppe Regis）是一名意大利员,同时也是一名意共经济专家.1957年,雷吉斯和他的妻子汉学家玛利亚·阿雷纳（Maria Arena）移居中国.他们期望扮演促进中意关系和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角色,并负责开展同在经济、文化和宣传领域的合作.对他们来说,在华经历是他们研究中国的开始,或者在返回欧洲之后这成为塑造他们政治和意识形态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⑥就在《分歧》发表几个月后,雷吉斯和他妻子在与北京译者合作的同时,在米兰成立了东方出版社,陆续翻译和出版了和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出版的书目有：《著作选读》（单行本10册合订一册）,《论无产阶级》《再论无产阶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新修订本）等.上述书目均用“列宁中心”名义出版,约60万字,每种印5000册.中方负担全部翻译费及其部分印刷费,相当于总体费用的1/3.到了1964年,除原定选题外,增加了《诗词》《中国历史概要》《中国地理概要》三书及临时委托出版的“反修”文件.⑦
1963至1964年期间,东方出版社在发行问题上遇到一些阻力,由于共和社会党从中干预,原意大利代销机构不愿代理销售这些著作,每期反修小册子提供3000册,但只卖了1000册,余数均全部退回,且不付款.雷吉斯夫人觉得继续利用原有的代销网络的同时,还要找其他门路.随后,东方出版社自己也开始销售这些图书,兼之以散发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销售、散发这些书籍,东方出版社还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宣传：一是刊登广告.东方出版社斥巨资在意大利《晚邮报》《前进报》这些大报上刊登中国书籍广告,此外,还在发行量巨大的“反修”小册子的背面刊登了中国书籍的广告,这种小册子的发行量是500—30000册,宣传范围极广；二是广播宣传,通过广播向大众介绍东方出版社所出的书籍,澄清其“中国代理人”谣言,以扩大影响；三是举办书展,1963至1964年,东方出版社在米兰、都灵举办了中国书刊、剪纸画等展览,展品均由中国引进,从另一个侧面来扩大影响.
通过种种努力,到了1965年,东方出版社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东方出版社共出版图书14种,计69.1万字；《东方》杂志于1963年6月创刊,1965年起转为定期月刊,每期1万份,之后增至1.5万份,共出版34期,同时出版《东风》（双月刊）和《东方》小册子（不定期）.另外,东方出版社在全意大利有41个代销点,共有1万个订户.东方出版社为意大利人了解思想与中国,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何明星的统计,1963年至1971年,由意大利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品种数量为43种,印刷发行总量超过10万册以上.⑧
三、受众与社会影响
要探讨思想在意大利的传播,必须把握住两个重要时间段：1966年8月之前和之后,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与之后.这两个时间段在受众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分别进行讨论.1966年8月以前,有兴趣阅读著作的群体,主要是意大利人,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式的改变”重振意大利共产主义.但到了1967年,对著作尤其是《语录》（“小红书”）感兴趣的人群扩展至了意大利青年.
当意大利青年在新闻中读到中国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主角时,他们的感受是很容易理解的.无产阶级当时蔑视的目标——资产阶级,也是意大利学生开始反抗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个曾经参与并被法西斯控制了20多年的国家中,只有1580名政府雇员因从事法西斯活动被解雇.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激进青年人都纷纷起来反法西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为意大利人所认同,他们携带“小红书”,在集会上引用的话来支持他们的共同事业.很明显,他们也是高举“小红书”与法西斯斗争的革命军,是下一代新兴的意大利人.意大利青年希望能够仿照中国的做法,为意大利谋求新出路.1967年起,意大利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到1968年已频频与发生冲突.1968至1969年间,意大利都灵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活动,反对雇主和右翼工会.
除了学生与工人运动,著作的传播还为意大利政党改革注入了活力.早在1963年,第一个受思想影响的政党在帕多瓦成立,并创办了杂志《列宁主义还活着》.随后,越来越多的毛派政党在意大利成立.1964年初,各种毛派活动家聚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报纸《新团结报》,直接反对意大利机关报《团结报》.⑨《新团结报》宣称,意大利人需要放弃的意大利,并与其他社会主义世界共同努力,抵抗美帝国主义.
意大利左翼代表的并不是片面的社会力量,意大利“人民斗争党”,也将视为辉煌的民族主义者,将美国定义为全球殖民者,认为美国在欧洲采取与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类似举措,试图控制和削弱欧洲国家.正如推动中国民族解放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一样,“人民斗争党”也认为,意大利人需要通过与美国抗争来振兴自己的国家.
意大利人通过阅读著作的方式和其他方式,明确了共产主义对美国占领者和法西斯主义职能部门的斗争,是继续他们老一辈党员与纳粹占领者和法西斯主义同情者的斗争.阅读和引用相关著作,是一种远离意大利精神腐败和冷战世界,同时又回归了一个更美好传统的意大利的手段.因此,中国对意大利来说,既疏远又很亲近,以思想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正是当时的意大利人所追求的东西.
四、启示
还原20世纪60年代著作在意大利出版传播的历史原貌,分析成功经验,对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首先,明确自己的传播对象,根据传播对象的需求进行传播.例如,著作在意大利的受众主要是意大利员,他们所追求的是构建一个更好的意大利,同时,他们也有向兄弟党虚心学习的意愿.著作通过意大利打开传播渠道,并进而营造出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次,传播渠道要本土化.著作在意大利传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意大利东方出版社的传播实践.本土化的出版社最了解当地的传播渠道、有效的营销方式、潜在的读者群和受众的阅读习惯等,著作在意大利传播这一成功案例也表明,本土化的运作方式是直接到达目标受众的有效途径.
最后,在国际出版领域当中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始终存在接受富有思想内涵作品的土壤.问题是如何寻找、培植这种土壤并发现和促成出版物得以顺利嵌入目标社会的契机.成功的文化传播需要精心和有针对性的策划.在这种意义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意大利的流传对著作逐渐传播开来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著作域外传播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AZD053）
「注释」
①《“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成中国出版合作热土,以书为桥促进民心相通》,2017年8月26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24961.htm.
②《意大利》,《人民日报》1980年4月14日第6版.
③夏明星、苏振兰：《与意共论战始末》,《文史精华》2007年第10期.
④崔奇：《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2009年6月10日,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3/157763/9449126.html..
⑤Cook A. C., Leese D., Jones A. F., et al.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第188页.
⑥劳拉·德·乔尔吉、赵继珂：《生活在社会主义友谊前线：对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意大利在华旅居者经历的初步评估》,《冷战国际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⑦ 数据摘抄自档案馆相关史料.
⑧何明星：《由游击队战士到“红色出版家”》,《中华读书报》2011年4月27日.感谢何明星教授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
⑨ Cook A. C., Leese D., Jones A. F., et al.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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