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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释大团圆悲剧结局蕴涵的深层审美属性和悲剧体验价值
长久以来,中国戏剧中“大团圆”模式的悲剧结局备受学者诟病.前辈学者对“大团圆”的诠释,也是批判多于褒奖,大都从国民性、封建政治、文化心理等角度批判.但鲜有对“大团圆”悲剧结局背后深刻内涵和广阔喻意的发掘,以及对其深层次悲剧审美的研究,而这对于中国传统悲剧结局的批评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大团圆”其实并非中国悲剧缺少力量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传统古典悲剧包容一切,成熟多元的表现.因为它是面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有着顽强的适应能力.统治者利用他维护自己的统治,平民老百姓身受苦难,“大团圆”给予他们心理的补偿；而高级的悲剧欣赏者,完全能看透“大团圆”实现的人为不可能和其中借助“超自然力量”的惯用套路.这一点中外悲剧是相通的,古希腊悲剧中惯用的“神旨、神谕”,主人公难逃命运的《俄狄浦斯王》,中国传统悲剧中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等.这些“因果报应”在现实中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稍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批判能力的悲剧欣赏者都会想到这一层,这无疑给“大团圆”增添了一抹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是中国古典悲剧真正的“悲剧美”所在.
我国这种特别的悲剧模式,与其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 来进行批判,不如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大团圆’背后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大团圆’背后淋漓的鲜血”来理解.这种深层的悲剧审美无疑会给予那些仁人志士更加沉郁顿挫的精神力量和更加深刻坚韧的审美体验.鲁迅、胡适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健将虽都曾对“大团圆”有所批判,但这个过程中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洞察了这种“大团圆”背后真正的悲剧因素,“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2].他们当时提出激烈的反对,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运动的客观要求有关,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需要的是“猛药”,来医“顽疾”,“大团圆”这种模式势必不能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所以它必将受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否定.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传统悲剧中“大团圆”结局所寄寓的深刻内涵：看似团圆的结尾实则是更无所依凭的沉痛和近似荒谬的悲剧性质的调侃,这虚无缥缈的“大团圆”,给予理性的悲剧审美者更加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悲剧再审美痛感,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独具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美感或“悲剧再审美体验”.
只看得忠臣孝子惩恶扬善,清官廉吏明辨是非,圣君明主主持正义；看不得奸佞小人残害忠良,恶霸流氓欺侮百姓,昏君弱主亡国败政.可是悲剧本身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随着封建力量的加强,传统社会心理逐渐对直接的悲剧表达产生了审美上的有意疏离和逃避.这就导致了审美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有学识的悲剧审美者对于“大团圆”背后深层次悲剧内涵的再体验和二次审美感受；然而看透这一层的读者,也未必愿意向公众去解释.原因很简单：不得志的才子以此做为“文人自赎”的良药,不愿再说；得志的士大夫阶层既已获得愈加强烈的审美体验和遒劲十足的精神力量,又何必再向潜在的“竞争者”说？另一方面是古代戏曲本身就承担着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社会功用,而这种先入为主的“大团圆”模式必然对底层欣赏者构成一种误导.这种误导随着时间的加强形成一种社会潜意识,掩盖了原有“大团圆”悲剧的深层悲剧属性.
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被鲁迅、胡适等人加以纠正,随即借对“大团圆”的批判,试图先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他们部分的成功了,但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就是牺牲了“大团圆”悲剧特有的再审美体验.
中国传统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相较于西方悲剧结局虽在表面上略显笔力不足,但细究其内涵却是深广的,这种“喻悲于喜,欲悲先喜”的特点和“悲剧再审美体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这和西方直抒胸臆式的悲剧结尾相比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更胜一筹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强调：“唯有艺术才能把那种对恐怖和荒谬的存在和对生命的厌恶思想转化为人们赖以生活下去的观念：那就是崇高和滑稽,崇高乃是以艺术抑制恐怖,滑稽乃是以艺术发泄对荒谬的厌恶.”[3] 而中国悲剧独特的“大团圆”结局一定程度上与这种精神不谋而合,一方面用悲剧的艺术表现崇高,另一方面以结尾的“团圆”来滑稽地发泄对自身“圆满”的荒谬的厌恶,“大团圆”无意中完成了二者的统一和内在层次的深化.我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国民审美素养普遍提高的今天,应当给予“大团圆”悲剧结局新的定位和新的考量,正确发掘这笔文学财富和文学遗产的内在魅力,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外悲剧审美理论,也有助于发现中国传统悲剧的深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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