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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中的教育考试类文献探究

马 振

摘 要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约有1.5万件教育考试类文献,具有保存完整、以应试为导向的特点,主要为书院教育类文献和科举应试类文献.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是封建教育体系之下书院教育与科举应试的产物,鲜活地体现了当时基层教育的状态.

关键词 徽州文书 教育考试 中山大学图书馆 书院教育 科举考试

引用本文格式 马振. 徽州文书中的教育考试类文献探究[J]. 图书馆论坛,2016(9):11-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徽州文书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为例”(项目批准号:12CTQ007)研究成果之一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约1.5万件.在封建社会,社会阶层主要分为士农工商,读书进仕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即使在徽州这样的“商贾之乡”,普通百姓仍然高度重视教育,商人亦希冀子弟应科入仕、折桂蟾宫,使家族成为仕宦之门.中大图书馆所藏徽州文书中大批量的教育考试类文献折射出明清这一历史场景.本文所探究之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主要指明清两代的书院教育类和科举应试类文献,这些文献以应试为导向,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教育观与考试观.

1 教育考试类文献分类

中大图书馆藏教育考试类文献从宏观上可分为书院教育类文献和科举应试类文献.从相关文献的生产、使用和流传来区分,书院教育类文献包括课本和会课本卷;科举应试类文献包含制艺文献和小抄.

1.1 书院教育类文献

《明史·选举志》记载:“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诘、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1]乾隆九年(1744年)谕:“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2]这说明“四书五经”是明清科场举业的主考内容,也是学堂教育中的规范课本.在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课本教材约1000本,包括但不限于《四书补注备旨》《诗经精义》《礼记精义》等“四书”类集注.

除课本外,书院教育类文献还包括会课文卷,主要指书院考课卷册.书院考课制度肇始于唐,宋成为.考课有官课和师课之分,往往是地方官员和山长轮流主持,定期举行.书院考课一般由地方官员出题、阅卷和评定等级,大多仿照科举程式,内容主要为“四书”文、古文、试帖诗、经文等.学子按时交卷,教师批改讲评.这些集成考课内容的小册子也称“会课”“会课文卷”.中大图书馆约有会课文卷2000本,以祁门县《东山书院会课》为代表.

1.1.1 课本

明清儒家经典对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和宗法制度贡献颇多,是书院教育必须修习和研读的教材.研习“四书五经”的目的除“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外,还为八股文写作提供经典素材.

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有不少科举类课本教材.《论语》、《春秋》、《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四书补注备旨》(上孟、中孟、下孟)、《诗经》、《诗经精义》、《礼记精义》等是书院里先生讲授、学子钻研的课本,装帧精美,集注翔实,开本适合携带.以A160030003①《论语》(卷之六至卷之十)为例,是朱熹集注的、对孔子训话的解释与说明的书院课本,异型32开本,为制作精良的包背装;内有红笔圈注断句,板式整齐有条理,孔子圣言加粗占一行,集注为双排小字占一行(见图1).

塾师的主要任务是研习儒学经典和制义,带领学子学习经典时端摩圣人一言一行之意,学子接触的基本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制人之道”的四书五经阐义.虽然学院教育的初衷是将德行、学问、举业结合来培养人才,但出于应试需要,学习四书五经的主要目的并非单纯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所补益,而是仕进的敲门砖.“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化导向使大多数学子思维固化,思想被钳制,难以将课本上习得的知识经世致用.

1.1.2 会课文卷

书院每月定期有仿照科举程式进行的考课.中大图书馆徽州文书中有不少会课文卷,如B23027包中的文书都是会课文卷,其中大部分为《东山书院会课》.以《东山书院会课》为例,会课文卷样式统一,卷册都有封页,上有学子姓名、考课类别(正课或附课)、名次等,批改者一般对考课作答内容有圈点和点评.东山书院位于祁门县治东眉山,创建于明正德末年,对考课有详细规定:“每月生童大课,请邑尊亲临考棚,点名扃门考试,邑尊公出,请二位监院轮期代理,永以为例.生监订于每月初二、初三日开课,童生订于每月十六十七日开课,……每课限申刻交卷,不准给烛,违者概不送阅.”“在院生童小课,订于每月初八日、二十四日为期,违期得续补.”[3]大课即官课,小课是师课,书院一般一个月考课三次,如果错过考课,后来需补上.《东山书院会课》封页统一,上面盖有“东山书院”的戳记.以B230270015为例,封页上写着童生名字胡宗藩及名次等;翻开封页后,方格纸装订成册的是学生作文“故天之生物”;封皮背面粘着老师点评的批语小纸条,上书“语意不清楚”(见图2).

点评式会课是徽州书院教学方式之一,能够检查和敦促教学,在成就德业和学业的同时提高学子的科举应试水平,这是明清书院教育的特色.随着封建制度的强化,考课形式日益以八股取士为导向,书院教育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们也在每月数次的考课中不问世事、惟习八股,这是书院自由讲学精神理念的陨落.

1.2 科举应试类文献

1.2.1 制艺文献

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基本文体.科场规则要求应试学子遵循文体标准与规则,揣摩先贤的思想、代圣人立言,写出符合规定体例的文章来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理念.由于科举考场上的八股文有苛严的文体要求,考生不可在行文过程中天马行空,因此八股文写作要经过严格训练.学子们为顺利应对科举,往往从小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因而辅助八股文写作的入门指导书——制艺文献便应运而生.中大图书馆徽州文书中约有制艺文献3000件,以《初学玉玲珑》为代表.B220040011《初学玉玲珑》是典型的教授八股文写作体例、格式、技巧的入门读本,它举例说明文体的体例和格式,供学子揣摩诵习(见图3).

从结构来说,八股文分为“题头”与“主体”两部分.题头部分包括破题、承题、起讲.所谓破题,就是用两句单行的文字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指将破题破中的意义甲乙承接引申和递进说明,一般三到五句;起讲又称开讲、小讲,可以是单句散行,也可以散句中缀以排偶.《初学玉玲珑》主要针对题头部分进行介绍和分析.首先,《初学玉玲珑》开篇介绍“破题法”的释义和写法,接着用《论语》“不亦说乎”作题目为例,以简练显豁且有针对性的语言破开题意:“学有说心之境,时习者自得之也”;其次,介绍“承题法”的释义和写法,接着用“学而时习之”破中的意思递进说明——“学不己其功,而所学者熟矣,固非一日之事也,时以习之,其功曷己乎”;最后,介绍“起讲”的释义和写法,并用古人口气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主题,作例文“朋自远来……”整段层层递进,难度逐渐增加.该小册子不仅对题目进行解释分析,还对“破题法”“承题法”“起讲”各举若干例文,例文有朱笔和墨笔的圈点.这种评点形式继承了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中的批点法,文章中的圈点有固定意义[4].《初学玉玲珑》体例翔实,深入浅出,学子们熟读经典后,初学八股文体便能有式可依.今人通过研究相关制艺文献,可以了解八股文的构造及初步写法,并藉此透视古代学子们如何提笔应对科举考试.

1.2.2 小抄

小抄是科举应试衍生的特殊的文书,它们不光彩不入流,但真实地反映了科举考试中的现象,其中以夹带小抄(又称怀挟)最为常见.

在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怀挟约9000~ 10000件,有抄本、印本、缩印散件、手抄散件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单张纸片型小抄,这些6cm×2.5cm左右的微型纸片竟然容纳下数千蝇头小字,在科举考试时极具隐蔽性.B23052整包都是小抄:簿册的怀挟均不超过64开,字号极小,最小的约为8号字(见图4).装订成册的小抄既有千篇厚不盈寸的“微缩”印刷版小册子,也有略笨拙、捆扎成册的“迷你”抄本,还有单张盈盈一握的微小型纸片,上面尽是密密麻麻的八股文.从外形看,这些小抄便于隐蔽,可以藏在毛笔的笔管中,也可以压在砚台底下;更有“心思巧妙”的者将其纳入衣帽、内衣裤中,甚至鞋夹底之间.《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九年顺天乡试,乾隆帝派亲近大臣前往监看,结果头场“竟搜出怀挟二十一人.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裈裤中者”;第二场“贡院门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更不计其数”,甚至还有“含于口颊,而搜检时,咽入腹中者”[5].清中后期,搜检夹带愈发严格,惩罚措施愈加严厉,成本的增加使部分学子放弃.

2 教育考试类文献的历史价值

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教育和科举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教育和科举选拔官吏,一方面满足庶民参与政权的,扩大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将儒学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徽州教育考试类文献鲜活地体现了封建时代科举教育状态,为研究封建时期大众知识结构、书院制度、商业出版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1 书院教育变迁的原始依据

明中后期至清末,书院和科举的关系愈发密切.徽州书院教育从前期“阐发儒经义理与学术研究并重”到后期“重八股制艺”,这种功能的转型在徽州文书教育考试类文献中有所体现.课本、会课文卷、制艺文献等众多原始文献为书院功能的转型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书院授课课本的变化与确定,会课文卷体例的转变,制艺文献的出现和泛滥,均是封建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强化的体现.尤其在明清封建专制达到鼎峰时,教育考试类文献成为禁锢学子思想的工具.学子往往死守教材画地为牢,不少人在这样的桎梏中郁郁而终、老死科场.康有为认为:“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博学方闻之士,文章尔雅,援引今故,间征子讳,旁及异域,则以为犯令而黜落之,若章句瞀儒,学问止于《论语》,经义未闻《汉书》,读《礼记》则严删国恤,学《春秋》则束阁《三传》.……甚乃《学》、《庸》、《论》、《孟》之言,亦只守兔园坊本之陋说.”[6]书院教材空洞片面、考课内容枯燥、制艺形式死板,这些教育形式使应科学子的思想僵化呆板,致使国家栋梁的知识结构严重单一化.徽州文书中的教育考试类文献对书院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不仅体现书院知识教育方法的变化,而且反映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状况,亦可为科举史、科举人物、学术变迁等研究提供最原始的资料.

2.2 小抄的研究价值

中大图书馆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最多的是小抄,这些小抄虽属于考场舞弊用的不入流文献,却是明清科举考场中真实存在的,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一些学子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寄希望于这种旁门左道,以期一朝中举、衣锦还乡.科场舞弊屡禁不止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小抄也是研究徽州印书业的第一手史料.随着雕版印刷和石印技术在徽州迅速发展,小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很小的册子也可刊印.这些小册子或小纸片具有便携性,上面的蝇头小字较为清晰.明清时期徽州书坊林立,成为重要的刻书中心.当地科场队伍庞大,徽派刻书精品层出迭现[7] ——这也是徽州文书数量巨大的原因之一.雕版印刷和微缩石印八股文读本无疑为应科学子中的者提供了夹带便利.商衍鎏是“中国最后一个探花”,他在晚年所撰《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回忆:“清季石印影本出,上海点石斋影印《大题文府》《小题文府》两种,字细不及针孔,本小纸薄,无论何文,并蓄兼收,但求备体,每种各载文一万四五千篇,专为士子挟带之用,小题便于应小试者,大题便于应乡举者.以后如鸿宝、裴英各家续出者尚多,是全属射利者所为.”[8]

花样众多且屡禁不止的科场夹带小抄为明清考试史研究提供了研究辅料.比如,随着小抄愈发精巧隐蔽,明清监考部门对入场考生的搜检程序更严密,甚至使用法律手段整肃科场舞弊.明洪武年间的科举程式中规定:“搜检怀挟官凡遇每场举人入院,一一搜检,除印过试卷、笔墨砚外,不得将片纸只字,搜检得出,即记姓名扶出,仍行本贯,不许再试.”[9]清顺治二年(1645年)监考部门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10]入场搜检成为,并将徇私舞弊的搜检员同带怀挟的考生一同问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增加了更详细的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11].乾隆九年(1744年)颁谕令:“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12]这些举措虽不能完全遏制怀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但对刹住之风有着震慑作用.

3 结语

作为明清时期教育活动的文字及载体留存,徽州文书中的教育考试类文献不但超越了传统史籍中“选举志”一类单纯典章制度的记述,而且展现了方志、文集史料中语焉不详的私塾和书院运作诸多细节,使多角度观察该时期教育成为可能.本文所分析的书院教育类的课本、会课文卷以及科举应试类的制艺文献、小抄等只是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中教育考试类文献的主要类型,随着整理清点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文献类型和内容被挖掘,明清时期教育的更多细节会进一步呈现.

注释

①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编号由批次号、箱号、包号、件号组成.批次号按购买顺序以字母A至Z 标记,同一批次内每箱以01~99 逐次编号,每箱内文书包号以001~999 编号,每包内文书件号逐次以0001~9999编号.比如,编号A160030003的文书即所购买A批次文书的第16箱中的第3包中的第3件,编号B23027包即所购买B批次文书的第23箱中的第27包.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等. 选举二 [M]//明史 卷七十.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三五一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3] 饶世恩,等. 新立条规[M]//东山书院志略 第八册.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4] 沈俊平. 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M]. 台北:学生书局,2009:214.

[5] 周伟华. 形形色色的明清科场[J]. 文史天地,2008(4):49-52.

[6] 康有为. 请废八股、试帖、措法试士,改用策论折[M]//康有为全集 第四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8-79.

[7] 王振忠. 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

[8] 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 商志馥,校注.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337.

[9] 王圻. 选举志·举士三[M]//续文献通考 卷四五.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0] 刘锦藻. 选举考一[M]//清朝文献通考 卷四十七.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1] 礼部·贡举·整肃场规一[M]//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三百四十一. 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12] 搜检捕役[M]//钦定科场条例 卷三十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马振,中山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 2016-06-25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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