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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
文艺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去选择“复古”还是“西化”,因为二者都是绝对的、片面的.“民族性”首先要求彰显“自我”,在全球语境中具有合法性；“现代性”则需要当代知识分子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关系.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民族性也不等于传统.现代性离不开民族性的“中和”和“致用”,民族性离不开现代性的“继承”与“发扬”.因此,要尽快找出“自我”和“他者”的共性和差异,在公共空间内展开对话和交流,这不仅可以确立自我存在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形态文艺,共同推动中国文艺从“高原”走向“高峰”.
一、“民族性”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树立文化的自信力,必须先正视文化的个性即“民族性”,只有弄清楚自身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特征,才能更好地在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等问题上把握好维度.所谓“民族性”,其实是一个“比较概念”,是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的一种“界限”,能够标示一个民族文化的范畴与“疆界”.对于“民族性”的具体概念,当代著名学者谭好哲先生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文化及思维方式等所标举出来的共通性和本质,对于历史与现实均有很强的说明与论证功能：它源发于历史长河,在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其牢不可破之根基；它不仅体现于民族的生活形态,而且体现于民族的文化学术形态,对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的现实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定力,冥冥中决定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及未来.民族性的性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能够占有的份额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伦理的形成.”（谭好哲《现代性与民族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可见,“民族性”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且是决定其文化命运的动力源泉,更影响着着全球文化的格局和重建形态.
近代以降,中国文化面临西方外来文化的种种挑战,危机感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出现了魏源、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断探索,试图寻求出一条文化自救、自强的策略和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西之辨”是这一阶段思考文化出路的重要视野.文化上如何“继承”、如何“扬弃”、如何“损益”、如何“贯通”、如何“创新”,是这一时期频频讨论的话题.但五四时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反传统的激进主张和“全盘西化”的论调多次甚嚣尘上,使中国文化面临身份模糊甚至消失的危险.鉴于此,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撇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性问题,根本无法促成中国文艺的成功转型,所以,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全部排斥,也不能直接“拿来”.鲁迅先生曾对偏于一端即“全盘西化”的论调进行了深刻批评：“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新的形和新的色是现代性的标志,但“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则就是：民族性”（《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574页）.对此,鲁迅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心里的尺”,并认为“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不难理解,“心里的尺”不是流于玄虚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胎印”,其实质就是“民族性”,它不仅是欣赏艺术和创作艺术的灵感来源,也是判定艺术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尺.
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每个民族的诗都是人民意识的直接表现；因此,诗和人民生活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诗何以必须有人民性,何以一个民族的诗和一切其他民族的诗不同的缘故.”（《别林斯基论文艺》,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可见,“民族性”是人民意识的集中体现,从这一点来说,“民族性”源于“人民性”,牢牢把握好了文艺创作的“民族性”,也就把握住了“人民性”.总体来看,中国文艺的民族性集中表现为“经世致用”、“不平则鸣”、“舍生取义”、“中和为美”.前三个特点表明中国文艺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了传统文艺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怀.而关于中国文艺的“中和”理念,就更不难理解了,比如外来宗教佛教的传播促成了四声的发现,这直接促成了近体格律诗的形成.宋代儒释道文化高度融合,使中国文学的造诣得到极大提升,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理念.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周易》讲“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也使儒学不断吸收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影响绵延不绝的思想学派.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文化上的“有容”,才能促成中国思想文化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才能不断汲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使自身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民族性”是最本真的也是最本质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讨论,到40年代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主义论》中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新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面对大规模西方思潮的引入,民族性问题再度高昂,著名作家贺敬之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新时期的文艺要坚持民族性》一文.王朝闻发表了《旧话重提——民族性与民族化琐见》,重点区分了“民族化”和“民族性”两个概念.上述讨论,都将“民族性”视为最核心的问题.对待文艺的民族性,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先生谈得更为明确：“我们需要更多的民族的新文艺,也即是要我们的民族的特色（生活内容方面和表现形式方面包括在一起）而能在世界上占一地位的新文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作家如果要对世界的文艺拿出成绩来,他所拿出来的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743页）的确,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民族性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没有民族性的文艺是苍白无力的,只能昙花一现,毫无生命力可言.马克思强调文化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创造的,也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上,第一卷第585页）所以,否认民族性就是否定了自己民族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世界优秀伟大的名篇巨著,无非是把文学的世界性(人类性)与民族性(地域性)集于一身,这样的好处既不失世界性即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又不失民族性即文化的“独特性”.任何时代的作品都是人创作的,因此在创作中必定蕴含了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趣味,尽管表现的样式大不相同,但追求的理想却往往具有共通性.相比世界性而言,文学名著正是有了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才使作品具备了民族性这一别样的艺术形态.在全球化语境中,一个生长在特定地域和民族的作家,只要他的作品能够体现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价值,他的作品仍具有世界性.伴随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广泛应用,文化显现出以往所没有的趋同性.呼唤文学的民族性,并非是要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而是希望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世界文化席位上的“合理性”,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域外文化进行不断交流、对话.试想一下,文化没有了“民族性”,也就无所谓继承.拒绝一切文化遗产去创造,不是被别的文化同化,就是走向死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文化的自信力和民族性,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责任使然.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追求民族文化是我们的血脉,需要守护和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顽固不化,而是要敢于“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努力创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艺作品.既要“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对此,曾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83 页）“批判地接收”其实就是现代性的视野和方法.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页）而历史的整体性评价,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现代性承认历史发展中一分为二斗争的必要性,主张在批判、鉴别的基础上,铸成自身的血肉.当今的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同前）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指出：“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可以说,鲁迅先生的这种文化观具有“双轨性”,既希望明哲之士能够“弗失固有之血脉”,也可以做到“洞达世界之大势”.在这种“双轨性”文化理念影响下,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救亡策略.“复古”的首要目的不是“守旧”,而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保；“取今”的目的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潮和科研手段去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其最终目的是“别立新宗”,使中国文化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对待文化乃至文艺的发展方向,必须具备理性、大气、谦和、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撷取精华”、“融会贯通”、“镕铸一炉”、“化而用之”.
而论及新文化的创造,吴宓曾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讲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world.按此,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陈崧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在吴宓看来,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中西具有相通性,因此只有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才能缔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规划,位于传统和世界的双重坐标中,以平等对话为导向,在保持民族差异性和世界共同性的同时,才能获得具有新形态和新精神、有新价值的文化样式.这样,各个文化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又是世界文化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音符,这便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当今解决文化问题的关键,不是去选择“复古”还是“西化”.首先,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身份”,努力使自己成为多元文化中重要“一元”.其次,要找出“自我”和“他者”的共性和差异,找出二者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内展开对话和交流.这不仅可以确立自我存在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形态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文艺的“现代性”,需要当代知识分子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关系.其实,历史前进的动力就是上述几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应用.民族性要求确立“自我”,在全球语境中占有合法性,现代性则要求民族文化能够正确对待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做到平等对话.不难看出,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民族性也不等于传统.现代性离不开民族性的“中和”和“致用”,民族性离不开现代性的“继承”与“发扬”.总之,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前行的动力,因此,中国的民族性理应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性.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中国文艺的民族性将是不断开放的、包容的、面向世界的.
文艺的“现代性”,“以适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念作为动力形成的一种向前运动的历史本能.”（谭好哲《现代性与民族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强调自由、科学、的本体特性,但又追求共同价值,崇尚多元共存.所以,“现代性”更多的是希望在历史和传统中成就未来,在对话和交流中充实自我,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换句话说,民族性是现代性的深层动力和内在机制,现代性是民族性的深化和发展.没有民族性的“中和”力量,就无法“镕铸一炉”,势必会走上全盘西化、“被殖民化”的不归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既未全盘西化,也没有复古退化,而今后的发展道路,仍旧需要我们保持这种方向,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走上狭隘民族主义；也不能全盘西化,惟西是从,走上历史的虚无主义.中国文化和文艺建设要同时避免唯西主义和复古倾向,总结历史的经验,在坚持民族性的前提下,充分地与他者展开交流.
概而言之,“民族性”与“现代性”需要我们兼取中西文明精华、“别立新宗”；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研究、吸取、化用；需要我们努力促成中与西、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交流、互融,达致文明共进的和乐境界.如此,文艺工作者就不难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11月30日） ,就不难在文艺发展史上立下“非常之功”！（作者：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邮编250100）
文艺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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