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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未出席斯大林葬礼
当年,斯大林的逝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斯大林当时堪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领袖.因此在他逝世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亲赴苏联参加葬礼.而唯一一位没有到场的领导人,就是对斯大林始终保持敬重的,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呢？史云
1953年3月5日晚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别墅中去世,享年74岁.
斯大林去世6小时之后,苏联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即公布了这一消息.此后,苏联宣布全国各行业停止工作,默哀8天,定于3月9日安葬斯大林.
斯大林逝世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赶赴莫斯科参加悼念和安葬仪式.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张闻天、罗瑞9即、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等18人,抵达莫斯科的当晚就瞻仰了斯大林遗容,并参加了为斯大林守灵和安葬的全部过程.
北京的悼念活动
早在3月4日,当获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即偕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了潘友新大使,请他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国政府随即向全国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和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致电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逝世表示哀悼.唁电中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无可估量的损失.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随即,又偕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同时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从这天下午3时起,首都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苏联大使馆表示沉痛哀悼.使馆门前,吊唁群众排着长队,徐徐进入悼念大厅.至8日晚,吊唁者已达20余万人.
3月9日,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撰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3月9日下午4时54分,即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罕有先例的追悼大会.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天安门红墙上,悬挂着斯大林同志的巨幅遗像,四周环以红黑色纱带和松枝,两侧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国旗顶端缝着黑色飘带.作为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下午5时整,全场默哀5分钟,鸣礼炮28响.此时,北京市各厂矿与火车的汽笛齐鸣,市内正在行进的车马立即停止活动,全体市民无论在何处也自动肃立志哀.随后,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悼词.下午6时30分,大会结束.”
未能出席的原因
据的卫士回忆,获知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之后,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当时,卫士们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逝世,只是感觉到的情绪有些反常,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兴致.接下来,便召集政治局开会,随即给苏联发去了唁电.
然而,对斯大林一直保持敬重的,却没有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领导人之中,也只有他自己没有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之所以没有前往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主要是身体和日程上的原因.1953年2月,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间,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直到2月底才回到北京.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立即赶赴莫斯科.而此前,刘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刚刚归来,此时又正因病住院,当然也不可能前往莫斯科.
3月5日晚,召集并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逝世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翌日,周恩来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斯大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前往苏联大使馆吊唁.同日,周恩来又起草了《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确定代表团除了参加吊唁之外,还要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朝鲜战争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商洽.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苏共新领导人表示希望恢复由于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苏共新领导人向中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虽然这个建议与当时中、朝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距离,但经过中、朝双方的反复考虑,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促成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对斯大林的复杂感情
应该说,对斯大林有着复杂的心情.对于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和逝世之后,始终采取尊重的态度.在公开的场合,他从不随意批评和指责斯大林,相反,他还曾写过三篇文章,热烈地称赞斯大林.
1956年1 1月,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文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在延安写的,第二篇是1949年他70大寿时在莫斯科写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且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反映了复杂的心理.对他这段话的理解,应该考虑是在党内的讲话,可以随意一些.也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曾经干涉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作风.对此,是很有意见的.
他曾说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这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次出访苏联,其间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即出访苏联,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也受到隆重的礼遇.而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可以彼此解开心结.不过,还是敏感地意识到对方的一丝冷落和强权态度.而对此,又是讲分寸的,他曾在党内呼吁不要学《法门寺》里的贾桂,反对自卑和奴性心态,这都是有所指的.
对于斯大林,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意识到
“接班人”的问题
据的秘书叶子龙回忆：斯大林逝世后,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返回的途中,车子行驶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突然说,他不想再担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地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是鉴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了“接班人”问题.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十分突出,经历了斯大林的逝世,更加明显了.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却已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各项政治、经济运动.围绕着新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分歧,同时在体制建设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的突然逝世,让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随即,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了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了计委的权限,以及加强和统一文件的签发等.不过,对于自己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考虑,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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