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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刺颅出血和中外医学交流新论

王 颜 杜文玉

摘 要:永淳二年,侍医秦鸣鹤为唐高宗刺头出血治疗头风,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或认为秦鸣鹤为大秦人,或认为其医术来自大秦,或认为来自印度,遂使这一事件成为学界争议不断的话题.笔者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认真地研究,针对以上观点,层层剖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还原了历史真相.

关键词:针刺出血;开脑出虫;眼科;中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111-09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时期西北地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研究”(2015H013)、2013年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历史地理学子课题(中国史0601)的阶段性成果.

唐永淳二年(683),秦鸣鹤为高宗刺头出血,成功缓解了高宗“目不能视”的症状.秦鸣鹤,这个生卒年月不详,来去不明的微小人物,连同他神奇的医术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学术界对唐代中外文明交流认识的不断深入,秦鸣鹤及其医术再次成为热门问题,人们为此争议不断.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秦鸣鹤其人及其为高宗治病所使用的医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秦鸣鹤为大秦人.早在1926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一书中,根据秦鸣鹤之医术近乎外国“穿头术”而推测其可能为大秦人.① 这个论断得到了国内大部分学者的支持.由于唐代景教源自大秦,一些学者如方豪 ② 等人则进而推测其为景教徒.虽然国际知名医史学者马伯英先生对这一观点有疑问,但因无法用中医解释“刺百会”治眼,所以只好将信将疑的将秦氏采用之法归结为大秦医术,进而认为秦鸣鹤可能是从大秦来的医生.③ 其二,秦鸣鹤之医术与印度医学有紧密关系.④ 其三,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的是,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秦鸣鹤的医术属于中医针灸范围,非域外放血疗法,与景教医术无关.⑤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想就永淳二年秦鸣鹤为高宗诊疗一事谈谈自己的几点不成熟看法,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引言

唐高宗在唐代历史中往往是以羸弱的形象出现的,这种羸弱不仅反映在政治上,还反映在他的身体上.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高宗李治还是皇太子时,在太宗皇帝驾崩时便“哀毁染疾”⑥.从显庆五年(660)以后的20多年间,他一直被风疾困扰,“风眩头重,目不能视”⑦,虽经多方诊治,然终究效果不佳.

在为高宗治疗风疾的众多医人中,秦鸣鹤及其医术尤为引人注目,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诸多争议.永淳二年(683),高宗突然头风发作,御医秦鸣鹤为其诊治.“帝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邪?’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可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毕,后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身负缯宝以赐.”⑧ 类似的记载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大唐新语》中都有,虽然各书的记载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二、刺颅出血还是开脑出虫

从上引史料来看,秦鸣鹤为高宗实施的治疗方法应是针刺出血法,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医学技术.但现代学者中却有人将此技术与域外医学联系起来,得出其为域外医术的结论.

现代学者认为秦鸣鹤之方法近似西方开颅法的,多是因为受到桑原氏的影响,桑原氏认为秦氏所采用之医术近乎外国“穿头术”,虽然桑原氏并没有完全肯定外国之穿颅术与秦鸣鹤之法相同,但由于他将两者联系起来,因此使得一大批学者将秦鸣鹤之医术乃至其人进一步与域外联系了起来,得出了秦鸣鹤乃异国奇医的结论.

“开脑出虫”疑即钻颅术,或称环钻术,主要是为了减轻因头骨骨折发生脑水肿或脑溢血症状产生的颅内压力.许多施行过穿颅术的头骨在其施术部位或其邻近部位,存在骨折现象.⑨ 此法在新石器时代已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地,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考古发现.近来年,随着中国考古活动的深入,带有病理治疗色彩的开颅术案例在中国也有不少发现,特别是 2001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将我国开颅手术历史上推到5000年前,该颅骨右侧顶骨有31×25mm的椭圆形缺损,“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医学X光片、CT检查结果,392号墓墓主颅骨的近圆形缺损系开颅手术所致.此缺损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应是手术后墓主长期存活、骨组织修复的结果.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⑩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精通钻颅术,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这几种形式的骨折和挫伤,不管能否看见及有无骨裂伤,都需要进行环钻术探查.若多刃器还留在骨头上,无论有无骨折或挫伤,同样需要环钻治疗.但是凹陷性骨折只有范围不大时才用环钻术.若单纯多刃器损伤而无骨折及挫伤,可不必实行环钻术.骨裂伤严重时,亦不用环钻术.” 这种开颅术在唐代的医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也不清楚其是否真实使用过.

中国学者将唐代秦鸣鹤之疗法与域外医术联系起来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曾在大食等国呆过十多年的杜环在《经行纪》中提到:“大秦善医目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在《新唐书·拂菻传》中也有相似记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 据此可见,唐人对域外之开颅术已有所了解,但这里的开颅主要指开脑出虫,似与因头骨骨折而实施钻颅术仍有不同.

“脑中有虫”之观念在中国传统的道教文献中早有记载.道教中有三尸诸虫说,“虫有三名,伐人三命,亦号三尸.一名青姑,号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暗面皱,口臭齿落,鼻塞耳聋,发秃眉薄,皆青姑之作也.” 上尸虫在人头中,使人头部器官发病.针对人身中潜藏的尸虫,中国古代著名医学家华佗已有相应治疗方法,他曾传授弟子漆叶青黏散,此药“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 隋唐时期,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更指出大风病因就是由体内尸虫造成的,“凡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复有诸恶横病,诸风生害于人身,所谓五种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

这种人身体中有虫的观念在印度的佛经中亦有记载,如《佛说·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了印度神医耆域具有的神奇医术,其曾为一名因长年头痛而垂死的女子治愈了头痛.“耆域便进以药王照视头中,见有刺虫,大小相生乃数百枚,钻食其脑,脑尽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七日晨明,女便吐气而寐,如从卧觉.” 耆域用金刀为患者破头出虫,从而使患者起生回死,并解除了她长期以来难以治愈的头痛,这与开脑出虫法极其相似.

虽然人身体中有虫这一观念在古代中国和印度都有,但从治疗方法来看,两者并不一样,中国在唐代以前对于三尸诸虫往往采用服药、符咒或针刺等方法,没有开脑之说.到了唐代后期,类似祇域的“开脑出虫”疗法才在文献记载中有了一例:高骈出镇维扬时,广招名士,有一术士因家里着火,被牵连焚烧者数千家,高骈欲按律将其处以死刑,术士说自己“善医大风”,请求将这门特殊技艺传授与人,以解救后人.高骈要求术士验证,术士遂从福田院中选了一位病情最重的进行试验.具体操作方法如下:“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发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

上述“大风”即麻风,麻风病是麻风杆菌侵犯人体皮肤、神经等引起的如眉毛脱落、塌鼻、狮面相等具有传染性的疾病.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2“恶风候”中曾提到:“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凡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复有诸恶横病,诸风生害于人身,所谓五种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 但实际上据现代医学研究,麻风病病源并不在脑部,也不会真的挑出虫子,所以此病名可能只是一个假借.但“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确与“开脑出虫”之术相合.

考察上述两则事例,发现祇域与维扬术士为人开脑医病之方法惊人的相似.一是两者都是在患者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施行手术.虽然祇域施治时,其患者已因头痛而死,但不排除是因头痛过甚而暂时昏厥,而维扬术士则采用了药酒麻醉法,令患者暂时失去知觉.二是两者都曾开脑出虫.三是开脑后都使用药膏涂抹创口,以促进创口早日愈合.四是治疗结束后需静养.五是治疗效果相当好,两位患者都迅速痊愈,且没有留下后遗症.据此可见,虽然中国自古也有身体有虫之观念,但开脑出虫可能是域外传入中国之医术.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医疗案例,但从其施治情况来看,这种医术不论在印度,还是在唐朝,应该都是为人所不熟悉,并很难接受的.其所以最终成功实施,是有特殊原因的.从施治对象来看,祇域所治女子长年头痛,想必各种治疗方法都曾试过,但结果是女子终因剧烈头疼而死亡,病人家属才让祇域施治.而维扬术士的施治对象是福田院中的病重者,福田院是唐代寺院创办的慈善组织,用以收养贫穷孤独患病之人,这些人生命卑微,没人会在意他们的死活.福田院虽然能给他们提供简单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但很难为其进行完备的治疗.所以术士所选择的那位病情最为危重者,当已承受了无尽的病痛之苦,因此甘愿一试.而术士此举,不过是为保命,此后虽高骈待其为座上客,但并未见到其再治愈其他病人的例子.所以开脑出虫也许并非十拿九稳.

开脑所出之“虫”到底为何物呢,迄今为止没有人给出准确答案.季羡林先生认为“出虫”,可能是幻想,甚至连“开脑”这件事,他也以为可能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

“出虫”到底是否幻想呢?笔者联系另一则迄今为止在民间都颇有影响的治疗方法,试大胆推测一下.譬如龋齿,又称虫牙,过去一直认为是因为牙齿被虫子啃咬而损坏了牙齿,进而导致牙疼.《诸病源候论》中记载:“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食一齿尽,又度食余齿.” 即牙齿疼是因为有牙虫在牙齿根部吃牙,当一个牙吃光后,又会去吃其他牙齿.《验方新编》中说,当有虫牙时,“五倍子,煎浓汁,含漱数次,其虫立死,其患永除.” 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了一种用韭菜籽或大葱籽加热后通过耳朵或直接薰烤病牙的方法,据说此法可以薰出数量不等的小小牙虫,并能成功治愈牙疼.

但现代医学已经证实龋齿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牙虫蛀坏了牙齿,而是牙齿被细菌及酸性物质腐蚀所致.龋齿发病开始在牙冠,如不及时治疗,病变继续发展,就会形成龋洞,最终导致牙齿完全丧失.牙疼则是因为牙齿被腐蚀,引发牙髓病变,导致牙神经剧痛.而那些坚持采用古老的烟薰法并信誓旦旦地认为真的有虫子被薰出的人,他们所看到的那些长二三毫米,形似虫子的不明物体,不过是被加热的韭菜籽或大葱籽膨胀后炸裂而形成的新芽.既然牙虫是根本没有的,那这种治疗方法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此处的牙齿之虫虽然不存在,但确实是会出现一些类似物体,才造成了人们的错误判断,所以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来推测开脑出虫的情况.上文中提到的西方之开颅术,开颅后会取出骨折的颅骨,以及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所记载的治疗眼睛失明的一种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并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 这种方法也可称为开颅术,只不过是开颅引流.这两种开颅方法在实施后,均有物体被取出或流出,虽然所取所流之物并非虫子.推想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开颅乃是大手术,旁观者一定不多,且开颅之术,头破血流,即使近旁有人相助,也实难直视,所以很有可能不加细究,而是通过外形来粗略判断取出之物,再加上古代印度和中国深入人心的脑中有虫之观念,将取出之物视为虫子就不难理解了.可谓心中有虫,则眼中有虫.

另外,明确记载西方开颅术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被西方尊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亲自编写的,他医术精湛,医学理论先进,其著作中的一些古老治疗技术与心得都来自他的实践经验,作为专业人士,他更清楚开颅之后所出之物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的记载是相对真实可靠的.而不论古印度还是唐朝,关于开颅术的记载却都来自非专业人士,这些人可能是佛教徒,也可能是文人,他们可能并没有亲自到医疗现场,只是靠道听途说,再加上心中固有的一些医疗观念,才形成了开脑出虫之说,可谓以讹传讹.

虽然季羡林先生认为“‘开脑’这件事,可能是针刺的夸大,不尽可信”,但实际上根据文献的记载,印度古典医学中,外科已经较为发达,其外科主要治疗外部器官,特别是颈部以上鼻、耳、目等首部诸病.其外科鼻祖苏斯拉他,能切除肿瘤,还能穿刺囊肿及腹水等,并擅长白内障术、鼻成形术和整复骨折术、开腹术、剖腹产等.

佛教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印度医学亦随之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外科医术的记载,如上引《佛说·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的神医耆域,就具有神奇的医术,他除了能用金刀披破人头,取出脑中之虫,使人迅速痊愈外,还能用利刃破肠,为人治病.

由上可知,古代印度和西方可能都实行过开颅术,并且可能曾在唐代传入中国,才有了维扬术士的开脑出虫之例.这是中外医学在唐朝交汇的一个很好例证.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断定秦鸣鹤为高宗治疗所用之术却绝非开颅术.理由如下:

首先,开颅术施行前必须要麻醉,否则剧烈的疼痛使病人无法保持安静,影响医生的准确下刀.从上述“开脑出虫”的事例中已看到,术士为病人开颅前,先让其饮乳香酒数升,达到麻醉的效果.据马伯英研究,乳香酒有阿拉伯、波斯特点,可能是中国医生运用外来药物后改良的麻醉药.

其次,像开颅这种造成大面积创伤的外科手术,术后必须有缝合或采用其他方式来弥合创口,否则不容易痊愈.所以上述两则事例中都有开颅后以膏药弥封病人创口,再加上服药、静养,使病人创口很快结疤,最终达到痊愈.

纵观所有记载秦鸣鹤为高宗诊疗事件的文献,都没有发现有以上术前准备和术后收尾工作.如果说是文献记载对这些细节有所忽略的话,那在秦鸣鹤结束治疗后,高宗能很快回答“吾目明矣!”显然说明此次治疗没有实施麻醉,否则高宗无法立刻清醒的说出治疗效果.且秦鸣鹤的治疗工具明确记载为针,并非使用利刀.且刺入部位为百会、脑户两处穴位,而非脑缝.

此外,开颅必然会大量出血,而文献中多次提到秦鸣鹤为高宗刺头只是“微出血”或“出少血”;最后,开颅之后,都会从脑中取出一些物质,不论是碎骨或不明液体还是所谓的虫子,但高宗头上并没有取出这些东西.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秦鸣鹤之疗法并非开脑出虫.

三、针刺与眼疾

秦鸣鹤为高宗实施之疗法是否与外来眼科医术密切相关呢?

季羡林先生认为古代中国医学受印度影响很大,而印度眼科尤为发达,且其眼疾治疗方法在当时之中国广为流传,高宗之病虽在头部,但兼及眼睛,所以秦鸣鹤为高宗治病之医术当与印度眼科关系密切. 陈明以为需要进一步了解当时波斯、大秦眼科技术的确切内容之后,才可能对秦鸣的身份和医术做出清楚、准确的判断.

根据文献记载,针刺疗疾在印度有悠久的传统.这一点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介绍的非常清楚. 《南海寄归内法传》介绍了印度医术的一般情况:“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 在“针刺首疾”后面,义净还加了一句:“首疾但自在头.”这就将头疾和针刺联系起来.但印度以针刺治疗头疾的方法在唐代文献中未见有明确使用的记载,而其眼科治疗方法在唐代的知名度倒是相当高的.

唐代许多名人如白居易、刘禹锡、鉴真等都曾采用外来的医学方法治疗眼疾.如白居易有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白居易被眼病严重困扰,不得不在服用治疗眼病的药物决明丸时,还翻阅医书《龙树眼论》,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在遍试诸方无效的情况下,白居易还透露出了打算用金篦术试刮眼膜,治疗眼病.这里提到的《龙树眼论》和金篦术都是来自古印度治疗眼疾的方法,其中金篦术在治疗白内障上更有独特疗效.

金篦术是指用金针刺入眼球,拨断已经成熟的混浊晶体系带,使其贴于角膜下方眼球壁内,不再阻挡光线进入,从而恢复光明.刘禹锡就曾做过这个手术,他请一位擅长治疗眼睛的婆罗门僧人为自己施行金篦术,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这种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鉴真在扬州逗留时,患了严重的眼疾,他也请了一位胡人治疗,结果没有成功,“眼遂失明”.

这种针拨治疗白内障的医术在南北朝时期应该就已经进入中国,《梁书》载:“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恢请之.既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当然,这个针下在什么部位,采用什么手法,不得而知,但从豁然开朗的功效来看,应该是拨开云雾重见天日,推测可能是针拨白内障.但此道人是何身份,不得而知.

这种医术在唐代不仅由婆罗门眼医掌握,在其他胡人中也有非常精通者.如《樊川文集》中记载杜牧的弟弟杜顗在开成二年(837)时,眼疾发作,以致失明,遂请同州眼医石公集 为其诊治.石公集看了杜顗的眼睛后说:“是状也,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针旁入白睛穴上,斜拨去之,如蜡塞管,蜡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岁,脂当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 显然石公集对白内障的治疗方法非常了解,知道必须等白内障成熟后才可以手术去除,所以请杜顗耐心等待,待其眼中白内障成熟之际,再行拨除.然而两年后,当石公集认为可以治疗时,却接连两次施针都没有成功.无奈之下,杜顗只得另求名医,请到了同州另一著名眼医——石公集姑姑的儿子周师达,他的医术也来自祖传,所以与石公集医疗方法相同,但又比石公集更高明.周氏检查了杜顗的眼睛后指出:“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 周氏比石氏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指出针拨白内障的禁忌症,但遗憾的是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对不能施行白内障剥离术的情况只能指出,却无法治疗,所以最终周也是“不针而去”.杜顗之眼便始终不得治.除了石氏外,据蔡鸿生研究,唐代还有穆姓胡客亦擅长治疗眼疾的.

当然,印度眼科的治疗方法决不仅限于金篦术,在印度生命吠陀医方和外科名著《妙闻本集》中,有大量关于眼科治疗的药物和方法.而这其中的有些方法和药物也为唐人所认识.如乌贼鱼骨,据陈明研究,在印度的许多医方和成书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古希腊《药物志》中,均有对乌贼骨治疗眼疾的认识.中国医学家对乌贼骨的认识虽然很早,但在唐以前,中医并未认识到乌贼鱼骨有治疗眼病的作用.到初唐苏敬等修《神农本草》时才提到乌贼鱼骨有治疗眼病的功能.此后,唐人对乌贼骨能治眼病的功效才了解的更多了,在许多医书中都提到了使用乌贼鱼骨和其他药物治疗眼病的方法.《外台秘要方》中收录的治疗目疾的药方中有一个是《张文仲方》,张文仲是唐代名医,以擅长治疗风病而著称,其治疗眼疾的药方中就有使用乌贼鱼骨的记载. 这体现了唐代医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实际上不止印度,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大秦医生也擅长治疗眼疾.如上引杜环《经行记》中所载,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此外,李德裕也对大秦眼医有记载:南诏攻入成都撤走,李德裕清点户口,“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 此处“医眼大秦僧一人”,在被掳掠的九千人口中被强调指出,可见大秦人确实擅长治疗眼疾.

虽然以上材料显示了隋唐时期外来眼科医术在中国很受欢迎,其影响也较大,但从治疗技术上来说,其与秦鸣鹤为高宗治疗头风并无关系.

四、中国传统之针刺疗法

通过以上层层剥离,足以显示刺头出血与外来钻颅术及眼科治疗术并无关系.而翻阅中国古代医书,恰恰发现其与中国传统针灸医术高度吻合.虽然有学者已认识到秦鸣鹤之医术能从中国传统医学范围中找到依据. 但他过多的将关注点放在政治因素上,对中国传统医学挖掘并不够,没有很好的将秦鸣鹤之疗法与中国传统医学对接起来.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医疗实践中积累总结而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它包括汤药、针灸、外科、按摩、导引、食疗等各种治疗方法.

首先,从病情来看.从上引文献资料中对高宗病症的记载可知,高宗所患乃疾病在古代称为“风眩”或“风疾”等,虽然这种疾病到底是现代意义上的什么疾病,现在还无确切结论,但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患此类病症的病人极多,如汉代大孝子郦炎,患有风疾,其母去世后,其病突然发作,“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理对.” 三国时的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 西晋时的刘聪也曾自言:“朕比得风疾,喜怒过常.” 唐代患风疾的贵族也比比皆是,高宗之前,高祖、太宗都曾感染过风疾,其他官员和贵族等群体感染风疾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所以,风疾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人的一种常见病症.

这种群体性的常见病症,在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中早有记载,《灵枢·大惑论》中说:“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 《诸病源候论》中也说:“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风眩久不瘥,则变为癫疾.” 这两则材料表明风眩是因人体虚弱时,受到邪风入侵所致.当风侵入脑中,就会头晕,头晕又会影响眼睛,使两目眩晕,视物不清.高宗之风眩病症状正与医书所载相符合.而秦鸣鹤分析高宗病因时所说的“风毒上攻”、“风上逆”显然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

其次,从治疗方法来看,由于风疾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人的一种疑难杂症,汉晋以来的医学家对其病因、症状及治疗方法多有探索,总结出了不少治疗方法.但主要还是以汤药和灸法为主.

如《千金翼方》中所载:“圣人以风是百病之长,深为可忧,故避风如避矢,是以防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虽曰针汤散皆所不及,灸为其最要.昔者华佗为魏武帝针头风,华佗但针即瘥,华佗死后数年,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即灸,头风岂可再发,只由不灸,其本不除.所以学者不得专恃于针及汤药等,望病毕瘥,既不苦灸,安能拔本塞源,是以虽丰药饵,诸疗之要在火艾为良.初得之时,当急下火,火下即定,比煮汤熟,已觉眼明,岂非大要.其灸法,先灸百会,次灸风池,次灸大椎,次灸肩井,次灸曲池,次灸间使,各三壮,次灸三里五壮,其炷如苍耳子大,必须大实作之,其艾又须大熟,从此以后,日别灸之,至随年壮止.凡人稍觉心神不快,即须灸此诸穴各三壮,不得轻之,苟度朝夕以致殒毙,戒之哉,戒之哉.” 这段文字表明,风疾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困扰的.治疗风疾的方法多样,用汤药针灸蒸熨,无一不可.但其中火灸是最具特效的.虽然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曾用针刺为曹操治疗头风,且下针即好.但华佗死后,曹操头风再犯,可知单纯针刺并不能完全根治头风.所以孙思邈告诫学医者治疗头风不可单纯采用针刺或汤药疗法,而须与火灸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奇效.而且火灸一般是病情稳定后才采用的方法,病情紧急时还需用汤药或其他方法.显然针刺和汤药疗法一般是头疾发作最剧烈时采用的,可以有效缓解病情,待病情稳定后再辅以长期火灸,便可彻底去除病根,万不可因服食汤药或采用针刺缓解了病情,便不再后续治疗.

华佗用针刺之法为曹操治病的事情在《后汉书》中有明确记载:“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瘥.” 《三国志·华佗传》中也说:“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瘥.” 华佗是三国时名医,经其手治愈的疑难杂症不计其数,可谓神医.但这两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华佗仅采用针刺法为曹操治疗头风,并未有其它辅助措施.虽然曹操每次头风发作,华佗都能“随手而瘥”,却也未能根除曹操的头风之疾,“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 华佗虽医术神奇,但即便他整日随侍曹操,也不能遏制曹操之头风病的恶化.

从以上材料可知,其一,头风之疾可用多种方法治疗,针刺疗法只是方法之一;其二,头风难治,须用多种方法相结合,尤其是用灸法结合其它方法,是治疗头风的上策;其三,华佗虽然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医,在各种疑难杂症方面久负盛名,但对于头风,他只采用了单一的针刺疗法,所以他无法根治此病.而他之所以只采用单一的针刺法,并非他要暗藏绝技,密不示人,而是在他那个时代,就他个人来说,对头风的治疗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用针刺法治疗头风.而孙思邈是隋唐时期的医者,从汉到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国的医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医学家们总结出针刺以外,还须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治疗头风的经验.

虽然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针刺疗法不是治疗风疾的唯一方法,但确实是治疗风疾的方法之一.在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针刺疗法着重对人体全身经络的特殊穴位进行刺激,以疏通经络.实施针刺疗法的主要工具是九针,《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对九针的形态及主疗疾病都有详细记载.

九针中,能够刺络出血的主要有锋针和铍针,有时也用镵针和毫针等,但使用不同的工具,其出血量是不同的.从秦鸣鹤所说的“微出其血”可知,其所使用的当是锋针.因为锋针的形状是“刃三隅,以发痼疾”,相当于现在的三棱针,针入人体脉络可使少量出血,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针刺出血疗法在古代又称“启脉”或“刺络”等,是中国传统医学中一种独特的针刺治疗方法,具有泻热、急救、止痛、消肿、镇静等医疗作用.

刺血络能够祛邪解表,在《素问·离合真邪论》中有明确记载:“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从秦鸣鹤为高宗施针部位来看,不同的史料记载中略有出入,上引新旧《唐书》中对所刺头部穴位没有明确记载,只表明在头部.前引《资治通鉴》中记载鸣鹤所刺为头部“百会、脑户二穴.”《大唐新语》中则记载为“刺百会及朏户出血.” 关于放血的穴位,上述两书记载略有不同,关于这一点,黄兰兰认为《中医针灸学》中并无朏户一穴,恐系笔误.另外百会和脑户穴是中医所忌讳之穴,中医鲜有在此二穴处放血的.

实际上,从传统医学文献来看,刺血疗法施针时多选择四肢末端、头部及病变局部穴位.在头部百会和脑户两穴施针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素问》中所载“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 所刺部位相当于头顶部的上星、百会、两额部的悬颅,两眉间的攒竹等穴.三国两晋时期的医学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说:“百会,一名三阳五会,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旋毛中,陷容指,督脉、足太阳之会,刺入三分.灸五壮.”《备急千金要方》中也说:“‘风寒之气客于中,滞而不能发,故瘖不能言,及喉痹失声,皆风邪所为也.入脏皆能杀人,故附之于治风方之末.凡尸厥而死,脉动如故,此阳脉下坠阴脉上争,气闭故也.针百会入三分补之.’百会:‘主目不明,恶风寒’.”以上资料说明,百会穴“主目不明”,如果头痛头晕是应该在百会穴施针放血的.

而脑户穴亦“主头重痛”,“主目痛不能视”,《针灸甲乙经》说:“头重项痛,目不明,风则脑中寒,重衣不热,汗出,头中恶风,刺脑户.” “脑户,一名匝风,一名会颅.在枕骨上强间后一寸五分,督脉、足太阳之会,此别脑之会.刺入四分,不可灸,令人瘖.” 据此可以看出,头痛目眩跟脑户穴有关,通过针刺脑户穴是可以治疗头痛目眩等疾病的.另外,此穴只可针刺不可灸.

据此可见,百会、脑户二穴感染邪风在传统中国医学理论中均是引起人头痛目眩的原因,对这两个部位施针均可有效缓解病情.

通过以上各项分析可以看出,高宗之病乃当时国人之常见病,高宗之前,华佗已用针刺法为曹操长期诊治,而秦鸣鹤之治疗方案也并无新意,完全是中国传统医学治疗方法的实践.但促使诸多中外学者把目光放到域外,从域外医学中去寻找其源头的原因:一是因汉唐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一些外来人口,尤其是僧侣,出于治疗自身疾病的需求,也出于帮助宗教传播的愿望,普遍传播医术和药方,使中原人广为受益;二来中国传统的针刺疗法虽然及时有效,但危险性也很大,所以医者在采用此疗法时多持谨慎态度.

针刺疗法的危险性在《素问·刺禁论篇》中有详细记载,其中提到了多种针刺禁忌以及施针不当可能造成的危险,严重者会使人致残,或当即死亡. 如针刺百会、脑户二穴,虽是传统中医治疗风疾的一种方法.但脑户穴并非随意可刺之穴,其事关生死.在《素问·刺禁论篇》中记载道:“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 显然,脑户可以施针,但施针时必须把握好分寸,不能下针太深,否则针进入大脑,人会立即死亡.下针多深合适呢,前面所引《针灸甲乙经》中已明确提出:“刺入四分”.所以施针者需慎之又慎.

针刺疗法的危险性在隋唐时期的医学界是有共识的,《千金翼方》中引唐初名医李袭兴语:“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正经;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自余《名医别录》,益多误耳.余退以《甲乙》校秦承祖图,有旁庭脏会等一十九穴,按六百四十九穴有目无名;其角孙景风一十七穴,《三部针经》具存焉,然其图缺漏.仍有四十九穴,上下倒错,前后易处,不合本经.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至如石门、关元二穴,在带脉下相去一寸之间,针关元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神庭一穴在于额上,刺之主发狂,灸之则愈癫疾.”唐代医学虽然进步很快,有了分科细密的医疗教育机构.但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且一直被沿用的针灸中的针科,在唐代的地位却并不显赫.《外台秘要》作为隋唐三大医书之一,收录医方颇为广泛,但它却“不录针法”,并明确表明不录针法的原因:“《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

针疗法由于其巨大的危险性,其使用范围必然受到限制,一些医生可能会选择危险系数较小的汤药、火灸等方法来为病人治疗,以减少风险.

虽然存在风险较大,但针刺疗法能直接到达病灶,缓解病情,具有其他医疗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还是后继有人.唐代医疗机构太医署中就设有针科,置有针师教授学生,而为高宗施针的秦鸣鹤也是一位擅长用针的医师,“秦鸣鹤以善针医为侍医.” 可见,针刺疗法虽然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其流传和使用从未中断过.

秦鸣鹤之前,缘于头部穴位针刺疗法巨大的风险,且高宗乃九五之尊,御医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高宗自患病后,一直采用了减负、“饵药”静养、避暑疗养及温泉治疗等多种方法,而唯独未见使用刺头出血疗法.但在高宗病情突然危急,众御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得冒险一试,采用秦鸣鹤之针法,为高宗实施刺头出血.另外,久病成良医,高宗常年困扰于风疾,必然对治疗风疾的一些医疗手段有所了解,所以他才能说出“出血未必不佳”这样的话.可见刺头出血确实是治疗头风的一种方法.

从治疗效果来看,秦鸣鹤为高宗刺头出血虽然没能根治高宗之疾,但其即时疗效是显著的,成功缓解了高宗的失明症状.其疗效与前面《三国志》中华佗为曹操治疗头风的结果相类,也与前引《千金翼方》中所提到的针刺疗法治疗头风的疗效相同:即针刺疗法可以在头风剧烈发作时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但单纯针疗并不能完全治愈头风.

有学者以高宗身边的另一贴身御医张文仲乃治疗风疾的高手,却不能为高宗施行针刺疗法而推断唐朝医生不懂针刺脑部穴位,或将张文仲视为武则天党羽,认为其刻意不为高宗施针. 根据史书的记载,张文仲擅长治疗风疾乃有目共睹之事.“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 则天、中宗以后,张文仲还与李虔纵、韦慈藏并列为诸医之首. 张文仲年轻时即以医术高明而闻达乡里,在治疗风疾方面尤其出名.然而,在唐代医学发达,医学分科细密的情况下,针科早已与医科、按摩科及咒禁科分开,术业有专攻,张文仲虽是当时公认的治疗风疾的名医,但其所擅长的治疗方法却是汤药,而非针法或灸法,这一点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张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 据此可见,张文仲引对起风疾的诸多原因及药性都有深入研究,但归根结底,他所擅长的还是用汤药疗病.因此,这就是为何在秦鸣鹤之前,张文仲不为高宗实施针刺疗法的原因.

张文仲虽然不善施针,但作为一个医学知识渊博的医学家,其对针术及针术的基本治疗方法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当秦鸣鹤提出为高宗刺头出血的时候,张文仲才没有表示反对.

综上所述,秦鸣鹤所采用的医术当是中医传统的针刺疗法,而非外来医术.

五、秦鸣鹤应为中国医者

以往学者目秦鸣鹤为异域医者,多是因认为其所采用的医术是域外医术;更有人通过古代来华的外国人多以国为姓的传统来判断其为大秦人.《旧唐书》云:“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 但实际上,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秦鸣鹤所采用的医术是中国的传统医术.而秦姓也是中国的古老姓氏之一.所以虽然自东汉以来大秦国有遣使来国通好居留不归者以“秦”姓自称,但并不能据此判断秦鸣鹤就一定就出自大秦.从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熟悉的程度来看,其为中国人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秦鸣鹤的身份是侍医,即侍御医,其职责是侍奉皇帝并直接负责皇帝的医疗保健,作为皇帝的专职医生.在唐代的医疗体系中,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医疗机构是尚药局,置有奉御2人,直长4人,侍御医4人,主药12人,药童30人,司医4人,医传8人,按摩师4人,咒禁师4人,合口脂匠2人.侍御医主要掌管诊候调和,在尚药局中与尚药奉御及直长两级官员同为最重要的专业医官,也是唐代官品最高的三种医官.

这种职高位显的高级医官,其选任当是极其慎重的,非有高超医术及良好口碑者不得为之.如高宗身边的另一位侍御医张文仲年轻时就已经以高超的医术而闻名乡里,所以才能成为皇帝的贴身御医.“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 秦鸣鹤如果真是域外人士,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他要进入皇帝的贴身御医队伍中当非易事,况且,在唐代的文献记载中,皇帝病重时可能会请外国医人诊治,但尚未见到有专门任用外国人作为御医的.

在唐朝的诸多侍御医中,虽然有些人的籍贯有明确记载,如张文仲为洛阳人,但更多的医官籍贯则并未见诸于史书,所以秦鸣鹤并不是唐代医官中唯一一个里籍不详之人.

因此,结合以上诸要素,笔者判断秦鸣鹤应为中国医者.

综上所述,秦鸣鹤到底是否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其采用的医疗方法是否外来医术,之所以会引起众多学者的无限畅想,除了技术上相似性外,更是唐代对外开放,广纳外来文明的结果.由于唐朝的对外开放,造就了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在中原地区的交汇,这一交汇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果.在古代中国、印度与古希腊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影响有多深,我们可能无法轻易做出结论,但是,能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一点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因此,我们的视野要更广阔一些,才能收获更多.

注释:

① 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306—307页.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③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290、291页.

④季羡林:《印度眼科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范家伟:《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2、150—152、138页.

⑥ 《唐大诏令集》卷11《帝王·遗诏上·大帝遗诏》.

⑦ 《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五年十月条.

⑧ 《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

⑨ 韩康信:《考古发现的中国古颅术证据》,《考古》1999年第7期.

⑩ 韩康信等:《山东大汶口开颅手术鉴定意见》,载《中国远古开颅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赵洪钧、武鹏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安徽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太平寰宇记》卷184《四夷·西戎·大秦国》.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拂菻传》.

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籤》,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三国志》卷29《魏书·方伎·华佗传》.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4、607、44页.

转引自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收入《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9、179页.

《太平广记》卷219《医二·高骈》.

鲍相璈:《验方新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资治通鉴》卷203唐高宗弘道元年(即永淳二年)十一月载:“乃刺百会、脑户二穴”.

陈明:《〈海药本草〉的外来药与中外文化背景》,《国学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1页.

《全唐诗》卷447,白居易:《眼病二首》.

《全唐诗》卷357,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

汪向荣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4页.

《梁书》卷22《太祖五王·鄱阳王恢传》.

按:陈明据其姓认为其可能是西域石国人的后裔.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樊川文集》卷16《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

按:马伯英认为周师达为石公集的姑姑,姑姑与侄儿不同姓,与理不符.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蔡鸿生:《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第79页.

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506页.

《李文饶集》卷10《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

《后汉书》卷80下《文苑传·郦炎传》.

《晋书》卷96《列女·刘聪妻刘氏传》.

《·灵枢》卷12《大惑论》.

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640,642、642页.

《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华佗传》.

《·灵枢》卷1《九针十二原》

《·素问》卷27《离合真邪论篇》.

《大唐新语》卷9《著述》.

黄兰兰:《唐代秦鸣鹤为景医考》,《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素问》卷27《刺疟篇》.

张灿玾、徐国仟校注:《针灸甲乙经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470、470页.

《·灵枢》卷14《刺禁论篇》.

高文柱校注:《外台秘要方校注》,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4页.

《册府元龟》卷859《医术第二》.

张维慎:《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

《旧唐书》卷191《张文仲传》.

《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

作者简介:王颜,女,1980年生,陕西岐山人,历史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咸阳,712000;杜文玉,男,1951年生,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119.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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