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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思想的理论来源探析

摘 要: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理论.他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出“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倡导兴办经济特区”等三个“大政策”;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明确“ 三步走” 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一国两制” 构想;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断,提出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关键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步走” 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治”

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我们国家能发展到今天,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首先是因为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再就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业.总书记在纪念诞辰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开创的改革开放伟业作了全面深刻论述.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根据讲话精神,对开创的改革开放伟业作点历史评析.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要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就要穿越时间隧道.1976年粉碎“” 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结束“”,批判“”的罪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团结起来抓经济建设.但是,1977 年2 月提出的“两个凡是”(即“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指导方针,既使揭批“”的罪恶遇到重重阻力,又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难以顺利开展.那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在是年5 月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1]39 如果讲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缘起,的这篇谈话是这段历史的最初起点.

1978 年5 月中旬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6 月下旬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打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前台的“开场锣鼓”.这时遇到的阻力很大,反对的声音来自高层.于是,6 月初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9 月视察东北三省又发表“北方讲话”,支持上述两篇文章,赞成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他在年底发表的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进一步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3这三篇谈话和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回顾这段历史说:我在1977 年7 月出来工作以后,“提出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10这段谈话将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也说明了为什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只是单纯的哲学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2]10那时,由于“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纠正各个领域“左”的错误举步维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极大地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求加快拨乱反正的力度,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呼声,“到处点火”,不断指出:以实事求是原则处理一切问题,尽快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他的主张得到政治局的认同,为随后的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条件.

1978 年11 月中旬至12 月中旬的工作会议,在与会者强烈要求下,首先为天件等错案平反,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发表的上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并且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50

随后于12 月18 日至22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五大历史性决策:一是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二是明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努力使制度化、法律化,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四是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前遗留的一些历史问题,审查和解决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明确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对“文化大革命”作全面总结.五是增选领导机构成员,一批在“”中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在的领导职务,由此实际上形成了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全面推进,使正确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保证.

上述一系列重大决策,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此,党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我国改革开放伟业揭开了序幕,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继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适当时候对新中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总结的精神,1979 年春理论工作务虚会已提出作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建议.决定,首先通过叶剑英庆祝国庆30 周年的讲话对新中国的历史作一个初步的基本估计.1979年10 月底,决定成立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的起草自始至终由负责主持.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文件起草历经20 个月,他有10 多次讲话和指示.1980 年3 月,他对如何写好《历史决议》提出三项基本要求.第一,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项基本要求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决议》由胡乔木具体负责操作.他根据等领导同志的意见,反复修改出一个“征求意见稿”,于1980 年10 月至11 月间拿出交党内以高级干部为主的4000 人讨论.

这样重要的文件在这么大范围“征求意见”,在过去从未有过.这是发扬,对党的历史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比较多的意见还是集中在如何评价的功过和思想的指导作用.各种看法都有,赞同“征求意见稿”的居多数,但也有完全否定和思想的极端意见.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同志的功过,继续坚持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根据4000 人讨论的意见,特别是等领导人的意见,文件又反复修改,于1981年6 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四大历史功绩.

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由于理论迷误和经验不足等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了主观主义偏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等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无视曲折挫折、掩盖错误与忽视成就、否定成功经验的倾向都是错误的.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历史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认为在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在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样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它的主要论据不符合马列主义,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它造成的“天下大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既要将晚年的错误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区别开来,又要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10 年这段历史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任何成就.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成就会更大更多.

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历史决议》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为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缔造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历史决议》还将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即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决议》对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并强调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思想.

第四,第一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10 个方面的概括.这就是:(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5)逐步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6)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8)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9)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义和,维护世界和平.(10)建设具有健全的集中制的党.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10 个方面的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愈益明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历史决议》的上述贡献,不仅使中国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统一了认识,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它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

万事开头难.改革开放怎么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口在哪里? 提出的三个“大政策”,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披荆斩棘意义.

第一个“大政策”,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中最早提出的“大政策”.他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就必然产生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后来,他继续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155改革开放40 年的实践证明也是对的.但是,非议、责难和反对这个政策的声音还有相当市场,认为目前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穷富差别的扩大,其源盖出于此,进而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持这种看法比较多的,一是弱势群体,二是不了解改革开放历史又很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有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是,在我看来,第一,还是要讲历史,讲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曲折,讲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状况,讲这个政策的历史由来,讲应当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第二,讲宏观政策和实际工作的联系和区别,政策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工作在努力改进,达到人们比较满意的理想状态还需要时日.明确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374 第三,还是要讲辩证法,要有哲学思维,不能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现在不少观点立论的基点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不讲过程论,只简单地看到一些现象就作结论.这样片面性、绝对化、情绪化,就难以避免.第四,这种极端思想千万不要被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利用.民粹主义思潮是国际性的.它在国内的一种表现就是否定改革开放成就,无限放大现实生活中的负面现象,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以偏概全,否定改革.因此,一定要理性地科学地全面地看待这个“大政策”.

第二个“大政策”,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安徽、四川等省农民自发地实行与那时政策相抵牾的包产到户等,被视为“异端”.支持这样的“异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2]355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其他政策调整,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讲述这个进程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这是又一场革命.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将农村改革比喻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又一棒火炬,那么它引发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国的熊熊火焰.神州大地在浴火中获得新生.

第三个“大政策”,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2]77 他首先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1979 年4 月,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建议后,指出: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随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针对国内外对兴办经济特区的纷纷议论,他还两次亲到特区作了调查研究,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七八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2]239

改革开放上述三个“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响最大的,也是议论最多的.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374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述三个“大政策”为代表的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制定的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在党的十二大,才信心满满地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基于这一点,也可以说,上述三个“大政策”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披荆斩棘意义.

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

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进行? 这关系到我们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制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就在不少人十分茫然之时,1980 年8 月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提出了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按照现在的话说,没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是根本提不出这个问题的.

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比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如果不坚决改革这些弊端,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化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着重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说: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1]342他特别分析了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弊端,指出: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是我们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328对于特权现象,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特权现象没有解决.我们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如不坚决改正,干部队伍势必发生腐化.“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332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个带有根本性问题,是由对“文化大革命” 的深刻反思引发的.过去,对于我们党历史上犯的各种错误,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许多弊端,长时期的习惯性思维,往往只认为是思想作风不端正产生的,因而只在加强思想教育方面下功夫.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第一次从全新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他强调:“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33

怎样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强调:总体上来说,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具体而言,他强调了这样两点:一是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民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二是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作为过渡措施的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1]339显然,这些都涉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这些根本制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提出: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更高更切实的,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337,322,323到1992 年发表南方谈话时,他还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37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因此,他说:“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1]343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它既是提出建设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又是提出制度治党思想的历史起点,不愧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的伟大纲领性文献.

五、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40 年能够创造伟业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伟业最为关键的一条.对此有一系列深刻论述.

(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党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从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基本国情得出的正确认识.

在叶剑英庆祝国庆30 周年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之后,1981 年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写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3]838 1987年2 月,指示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在十三大报告大纲设想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报告全篇立论的根据之后,赞扬“这个设计好”.十三大召开前两个月,他会见外宾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大会后,他向外宾介绍:十三大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252,258在另一次谈话中,他总结过去的教训说:“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26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什么阶段呢? 十三大报告论述了这样几个重要特征: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四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五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几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内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2]379(二)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 三步走” 发展战略.谈到解放思想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12还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255,63 “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249

认为,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一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使国家富强,实现体现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1]231基于这一理念,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首先在1970 年代末和1980 年代中期,提出将过去设想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放低一点,在20 世纪末实现“小康之家”状态,“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2]54在十三大报告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之际,对国情问题的重新思考,使对我们国家在21 世纪的发展目标作了调整,明确了比较定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 年到20 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前在1985 年3 月和9 月都是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尽管后来又有某些细化和微调,但基本上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直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两个阶段战略目标后,才对第三步发展战略作了调整.这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就是、最初设想的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

(三)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路线的核心和真谛.如果说明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那么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思想则是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活力和无限生命力的法宝.他强调的坚持党的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思想在开启社会主义新时期之际就已萌生,并逐步明确起来.他在那篇被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著名论断.随后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不仅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明确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他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把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纳入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内容.1985 年8 月,他发表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讲话,便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放在一起讲了.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2]138 这里,尽管没有提出“基本路线”概念,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思想已经联为一体了.

1987 年六七月间,两次谈话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2]248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根据的思想第一次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科学概括,指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4]15并且还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4]15-16 当时的领导人明确指出:对这两个基本点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同志;在一个中心之下的这两个基本点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5]1261,1266

党的十三大后,不断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即使在1989年政治风波严峻时刻,也一再强调这一点.1992 年他发表的南方谈话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370-371 这段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右的干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不答应;“左”的干扰,否定改革开放,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也不答应.一个时期,人民忧虑,就是忧虑这条基本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人民吃了定心丸.

40 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是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唯一正确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改变”这条基本路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稳如泰山.

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只关注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始作俑者.这种说法,是对的极大误解.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由于他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蓬勃发展起来,社会的精神面貌才有巨大变化.一个时期形成的“一手硬、一手软”的不良倾向,有多方面原因.并且,正是他在努力纠正这种现象,因而提出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思想.

精神文明的概念虽然一百多年前已在使用,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有这方面的丰富思想,但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党的文献言,最早讲这个问题的是叶剑英庆祝建国30 周年的讲话: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始终关注这个讲话的起草,要求有新的内容.讲话提出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新内容之一.1980 年12 月,在工作会议上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367 这是我们党最早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建设的论述.他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1]368在这篇讲话中,还蕴含着把培养“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目标的思想;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纽带等.

党的十二大报告以的上述思想为基础,根据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初步轮廓.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了更高要求.在1985 年9 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又专门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强调,不仅再次指出了它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如何加强这方面建设的若干重大原则和具体措施.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同广大群众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辩证地结合起来,更加有利于团结最广泛的各方面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在理论上充分认识并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怎样对理论的认识加以贯彻落实,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没有减低到最低限度.在1985 年的多次讲话中就指出:物质文明、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是精神文明建设,至今效果不太理想.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154 他再次强调,过去我们党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144为了使全党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将当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提出的“两手抓”方针,进一步明确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2]154这就是说,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此后,他更加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要求全党努力把精神文明建设抓上去.

1992 年初,在南方谈话中对广东的领导同志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78这不仅是对广东的要求,也是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这是从政治理论高度上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根本举措,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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