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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的许鞍华
四五月,吃苋菜.在菜市上挑捆水淋淋的苋菜,回家把根掐了,叶子和茎分作两三截,过水,切了蒜,下油锅清炒.叶子上的红印顺着水汽洇出来,蒜粒全被染红.出锅,绿肥红瘦.
苋菜最好吃的地方是茎,嫩得像果冻,滑溜溜地掉到喉咙里.这种菜挑季节,最好趁春夏吃,到了秋天,梗老茎硬,就苦了.
拍蒜的时候,想到电影《桃姐》里,老用人春桃挎着菜篮去市场里挑蒜.她70多岁了,去冷藏库之前先穿上外套,戴上老花镜,攥着小塑料袋一个一个仔细挑.卖菜的伙计故意把冷藏库的温度调低—挑挑拣拣？那就冻冻你,让你活受罪.
刘德华饰演的男主人罗杰想吃卤牛舌,桃姐给他做.牛舌卤之前,先把整粒的蒜和切好的姜片放到锅里爆炒,然后倒入沸水,撒花椒、草果、桂皮、葱,最后放入牛舌,用文火炖两个小时.桃姐用的姜片是削了皮的,脾胃虚寒的人,做菜一般会去掉姜皮,去了皮的姜就没有涩味了.
《桃姐》里还有几处讲到吃,算是我看过的电影里最让人回味的情节.罗杰到内地出差,深夜在北京街头的羊蝎子大排档吃饭.朋友要了份羊蝎子,他转过脸偷偷说：“哎哟,我不吃羊肉.”另一个朋友说：“没事,回头陪你去吃鱼生.”罗杰说：“我也不吃生的.”朋友很诧异地问：“那你要吃什么？”罗杰说：“只能吃青菜喽.”
罗杰不吃大荤,不吃生的,看上去口刁,实际是桃姐惯出来的.桃姐尤其怕腥,她对自己看不上的人和食物,评价都是“腥”.再好的东西,哪怕是燕窝,只要炖的时候没有放姜,也是腥的、不好的.一个在主人家做了60年、帮佣三代的人,对一家老小的口味、穿着,甚至性格的影响有多大？电影里有两处细节：罗杰出去谈合作,穿了件类似工装的外套,被对方公司的前台当成是修空调的；在餐厅里吃饭,被误认为是开出租的.后来罗杰的朋友有一次聊天,提起2 0多年前去罗杰家玩,看到桃姐,不明白她为什么总穿那套老气横秋、白衣黑裤的用人服.罗杰没说话,只是笑笑.
桃姐中风之后,左手失去活动能力,进了老人院.一日,罗杰的小学同学来他家打牌,发现桃姐生病前卤好、放在冰箱里的牛舌,嚷嚷着要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后大快朵颐.罗杰说：“我家里没有那种东西（指微波炉）.”
没有微波炉,说明家里的剩菜很少过夜；热菜不用微波炉而是用蒸笼、蒸锅,因为蒸出来的菜更香.记得我刚到北京时,妈妈来看我,一直坚持不让我买微波炉,说饭菜一定是蒸的好吃.彼时,作为一个根本没时间做饭的上班族,我觉得匪夷所思,何必如此麻烦？后来做了几年的饭,又看了《桃姐》,才明白长辈的心意,以及对吃的要求.
有的吃的年代,花样百出地做菜不难；没的吃的年头,吃就不再单纯是吃,而是实打实的情谊和叮嘱.
电影《明月几时有》一开场,方太太从五斗橱里拿了两块白色的米糕盛在盘子里,端上楼给茅盾太太吃.她想拿第三块,手微颤,终究是舍不得,硬生生放了回去.仔细看米糕上的花纹和形状,应该是薄荷糕,又叫马糕,是用糯米粉、粳米粉做的,有的里面会加桂花卤和薄荷液.这种米糕现在没人吃了,因为不好吃,尤其是冷掉之后,一点儿软糯感都没有,吃进嘴里扑哧掉渣.米糕变干,硌得喉咙疼,必须得配茶才能送下肚.但是这种糕点,在战时是好东西.
1941年年底,；直到1945年8月15本投降,香港被日本统治了3 年8个月.这段时间里,日军在香港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日只分配到六两四钱的米,食用油、面粉、盐和糖也需要配给.香港老百姓没什么吃的,被迫吃树皮、树根和番薯藤.方太太舍不得那米糕,抠吗？抠,但也是不得已.
我不知道许鞍华小时候有没有挨过饿,她出生于1947年,当时日军已经投降,但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条件估计并没有比战时好多少.《明月几时有》里,方姑母女俩在烛光下吃一盘蒸南瓜,米饭只有很少的一点儿.方姑问方太太：“要不要回乡下去找爸爸？”方太太说：“你放心,天台上种的还有地瓜、南瓜,够我们吃一阵子的.”
也是在阳台上,东江纵队的刘黑仔用两块眉豆茶粿“收买”了方姑,让她成了游击队的一员.茶粿是传统的客家小吃,是用糯米粉和黏米粉拌了盐和热水,搓成粉团,在里面加上馅料,放在蒸屉上蒸出来的,有甜、咸两种口味,比薄荷糕好吃.电影里,刘黑仔想把一个茶粿分成两半,用手一掰,中间黏黏糯糯地拖了很长一截,应该是刚蒸出来的.
游击队的刘黑仔送的是乡下妇人做的眉豆茶粿,混进日本宪兵处做卧底的李锦荣在方姑过生日时送的是两块小蛋糕.这两个桥段既符合这两个人的身份,又和粮食紧张的时势相呼应.李锦荣送的蛋糕,方姑吃了；刘黑仔送的茶粿,方姑握在手里没有马上吃.这就把三个人彼此间的亲疏关系也都交代明白了.
送吃的,在战乱时期是最实在的情意.饥饿当前,一个有自由、有尊严的人平日不会觉察到的生存威胁立即浮出水面,很难做到安之若素.二战时期,季羡林正在德国求学,希特勒政府同样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季羡林曾写道：“德国家庭连咖啡渣都舍不得丢掉,要煮两到三遍,直到一点点味道都没了才倒掉.”
季羡林回忆,那时候能去哥廷根乡下的苹果园帮忙是一件好差事.摘一天苹果,农民会送他一篮子苹果和五六斤土豆,他回到家就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里,却仍无饱意.在《留德十年》里,他写道：“饥饿在我身上留下了伤痕.我失去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
同样是1941年,德国人快打到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把一批苏联人送进了劳改营,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写道：“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营养不良的皮肤粗糙者.”6年之后,战俘出狱时,“已经忘了苹果和卷心菜的味道,手上拿着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
这是二战时期所有参战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不论是发动战争的轴心国,还是被迫参战的同盟国,人们都在挨饿.所以《明月几时有》里,许鞍华拍了那么多和“吃”有关的情节,都很真实.
细节决定了一部电影的成败.我很少见到有电影导演像许鞍华一样,能在她拍的所有电影里都把细节做到极致,且遥相呼应.《明月几时有》一开始,方姑第一次护送茅盾夫妇、邹韬奋先生赶到避风港码头时,捕鱼的人家在岸边晾晒了一串串的咸鱼.他们的背影,就在被海风吹得摇摇荡荡的一串串咸鱼后消失.后来方姑加入东江纵队,成为一名地下游击队员后,托人给母亲送去了几条咸鱼,暗示她的身份已经从此岸到达彼岸,从稳定的岸上踏入波涛汹涌的时代之潮中.
在许鞍华的讲述里,饭桌上的吃食终究是配角,似乎并不值得去为此写些什么.但是白饭、炒豆芽、蒸南瓜……旧榆木饭桌上的这些饭菜里,有种隐隐的、克制的情感,如同一层散不尽的雾气,笼罩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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