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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青岛文人集聚的文学地理分析
内容提要：笔者着眼于文学地理学较少关注的文人在地方短暂集聚的现象,以20 世纪30 年代青岛的文人集聚为研究对象,应用尺度结构与不同环境要素的文学地理分析框架,探究当时文人集聚青岛的原因,重在为文学要素的集聚研究提供分析框架.
关键词：文学地理文学要素集聚青岛
作者简介：戴俊骋,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主要研究文化地理与文化经济.
Title: Geographical Literary Analysis on th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Convergence in Qingdao Regions in the 1930s
Abstract: This article shed lights on the phenomenon that literary intellectuals short - term agglomeration which is lack of researcheson literature geography. It adopts the scale - structural analysis to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writer agglomeration onQingdao in the 1930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literature elements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Literature Geography Literature Elements Agglomeration Qingdao
Author：Dai Juncheng is from 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area is Cultural Geography and Cultural Economy
文学地理的研究可以直观地理解为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具体包括：①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研究；②对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③对文学家族的研究；④对地域性文学流派的研究；⑤对地域性文学群体的研究；⑥对地域性文学史的研究；⑦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地理景观研究等更偏重于地理环境意味的主题.[1]杨义在提出重绘中国的“文学地图”中提及相似的观点,认为文学地图中的地理学问题主要包括：①地域文化；②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③大家族的迁移；④文化中心的迁移.[2]梅新林也认为文艺地域学（也就是文学地理学）包括分布研究、轨迹研究、定点研究与播散研究.[3]无论哪种观点在文学地理研究领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和移动都是一个研究的重点.
现阶段对文学家等文学要素地理分布的研究,一般是长时间尺度下某种文学要素在某个地方形成了集聚,进而表现出文学要素在地域上的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与这些研究相比,笔者选择20世纪30年代青岛文人的空间聚散现象进行研究,特点在于文学家在青岛集聚的时间短,严格说起来前后不到5年,并且来的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知名的文人,因此值得探究.
有学者认为青岛有旅寓文化的传统,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就有三次文人的短暂集聚,包括民国初期逊清遗老的集聚、20世纪20—30年代的文人齐聚以及20世纪40—5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后的文人再度集聚.[4]这其中以第二段集聚影响力最大,且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括三个层面：①散见于作家回忆录、传记及各类报刊中的各类作家在青岛生活创作情况的介绍文章；②反
映作家在青岛时期的创作思想；③将当时的青岛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探究.这些研究内容也涉及集聚的原因,但是往往将文人的集聚作为背景来谈,对集聚的地理原因分析不足.笔者利用让·约翰斯顿（Ron Johnston）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提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纵一横”,其中“一纵”指的是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纵向关系；“一横”指的是人文事物的空间分布.[5]笔者从这“一综一横”两个方面着手,从纵向的不同尺度结构视角来进行探讨,即从全球、国家、省域直到社区作家网络等不同尺度来进行分析；横向则从不同的环境要素来探讨当时的青岛对作家群的吸引力.
一、20 世纪30 年代文人在青岛的集聚现象当时集聚的作家们可划分为三大群体：第一大群体是国立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作家群,主要有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沈从文、洪深、赵少侯、孙大雨、方令孺、周学普、台静农、陈梦家、吴伯箫等.第二大群体是青岛中小学教师作家群,其中有顾随、王统照、陈翔鹤、孟超、汪静之、章铁民、王亚平、袁勃、李劫夫、王度庐等.第三大群体是青岛大中学生新生代作家,臧克家、徐中玉、蔡天心、赵瑞麒、周浩然、崔鬼、李白凤、李普、黄宗江等最具代表性.这些齐聚青岛的作家们不仅是停留,而且创作颇丰,从图1 可以看出,老舍成果最为丰富,沈从文、洪深、梁实秋也创作、发表或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
从时间段上看,作家们集聚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30—1937 年,这是以抗战前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在青岛的存在时间为基准的.1929 年青岛大学开始筹备,1936 年春赵太作辞去校长职务前后,洪深、老舍等在青岛停留较久的教授也纷纷离去,到1937年国立山东大学奉教育部令南迁四川万县,整个青岛的文学环境己现萧瑟景象.这里从图2 中也可以佐证出1930—1933 年是作家集聚的主要时段,其他时段更多可以看成是筹备期和衰减期.因为许多因素发生的作用具有迟滞性,因此在分析集散原因的时候适当在1930—1937年前后做了延展.
二、不同尺度结构的吸引力分析
（一）全球尺度下“诸侯割据”的避风港
青岛市以1891 年清廷诏令设总兵衙门为青岛建置之始,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成为军事重镇和港口贸易兼备的近代市镇,建置后的青岛共分七个历史时期：建置初期（1891—1897）、德国侵占时期（1897—1914）、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1914—1922）、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22—1929）,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1929—1938）、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1938—1945）、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治时期（1945—1949 年6 月）.[6]青岛因中国近代海防频频告急而地位凸现,先后为德、日列强占据,而1922年青岛又成为中国第一个主权回归的城市.1929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之后,设立青岛特别市,为当时五大特别市之一,直辖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至1930 年9 月,青岛特别市又改为青岛市,重归山东省政府管辖.南京政权与山东地方政府在此角力,使得青岛当地的各方利益集团构成更加复杂化,这让青岛在中国与西方、与地方各种势力交错的缝隙中反而得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而不似省会济南那样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7]文人集聚时间段基本处在沈鸿烈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彼时青岛既是东北海军基地,同时也是日本的军事势力范围,美、英等国舰队也常泊青岛港.多方势力的并存导致青岛与国家命运、国际局势牵丝相连,从而造就了青岛“在历史上及国防上已不能不认为重要”2 的特质.
(二)国家尺度下作家流动的城市驿站
从全国尺度下看,青岛与北平、上海等全国性文化中心相比,是带有明显“驿站”和“候鸟栖息地”性质的城市.[8]青岛“没有文化”使得他们多是暂居于青岛,而没有长久居此的打算,而且也成为他们日后离开青岛的潜在原因.如梁实秋多次指出这点：“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宽敞的市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9]
尤其是大学的教员群体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来到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们多是从北平和上海而来,在文化中心一时不得志或者暂时无合适位置,为图清净或求安稳而来青岛,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是指向北平或上海而非青岛的.他们多数只是暂居于青岛沉潜待时,在青岛期间经过数年的调整与沉淀,待到有合适的机会时多又重返文化中心城市而去.即使在青岛期间,大学教员中的多数人都与文化中心城市关系密切而且往来频繁,在青岛创作作品而又多发表在上海或者北平.从表1 中可以看出除了籍贯就在山东的文人外,作家群体大部分离开青岛后大都去了北平与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
(三)省域尺度下临时的文化教育焦点城市
当时文人集聚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受益于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因缘际会造就了青岛因为建校而形成的短暂的文化教育焦点城市.中国当时已有十数所国立大学,不论是新建者还是更名者,基本都是在其原址上继续发展,迁址乃至迁城者甚少,于是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由济南向青岛迁移的情况就显得十分特殊.[10]
在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之前,山东省内并无国立大学,设于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可算是山东的最高学府,然而在全国基本上可说毫无影响,更无名望.时至1928 年夏,济南横遭“五三惨案”之祸,社会局势动荡,学校师生云散,兼之学校本就经费困难,如此一来更是经费无着,省立山东大学只好停办.在1928年前后的数年间,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分区域设置和命名国立大学,山东省教育厅于是“五三惨案”之后报告教育部请于济南设国立山东大学.到1928 年8 月,教育部下令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由傅斯年、何思源、杨振声等11人出任委员,开始在济南筹建大学.至此,按照各方面的预设和计划,此国立大学都应继续设在省会城市济南,而非远处海滨的青岛.
然而,1929 年6 月,蔡元培往游青岛,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蔡元培考察青岛情形之后,力主将筹建中的大学迁往青岛,而且当时由其担任名誉校董的私立青岛大学亦因经费问题而停办,政府正可接收其校产为国立大学做准备.教育部方面接受蔡元培的建议,于1929 年6 月改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另行函聘蔡元培、傅斯年、杨振声等9 人为委员.于是,在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两校的基础上,新的国立大学筹备于青岛.由此促成了文人依托国立大学在青岛的集聚.
(四)社区尺度下作家社会网络的吸引力
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尊崇并力行蔡元培倡导的“兼收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依靠自身的人脉资源,广揽海内外专家学者.这其中包括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外文系教授宋春舫,中文系讲师沈从文、游国恩,外文系讲师赵少侯等著名作家和学者.[11]闻一多与梁实秋由于受到杨振声的亲自邀请而且担任要职,又通过各自的人脉关系延请教员前来青岛任教.此后,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后,校长赵太体秉承杨振声的办学方针,又罗致了洪深、老舍等众多具有左翼及主义色彩的作家,进而造就了青岛文人齐聚的繁荣期.
除了依托青岛大学的社会网络之外,来到青岛的作家又以其各自广泛的人脉吸引了众多外地作家来青岛短暂创作.30 年代之前,任教青岛的顾随就邀请冯至、陈炜漠等文友来避暑谈艺,杨晦、废名都在青岛观光写作.胡适也两次来青岛,商谈《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事宜.1932 年9 月巴金应沈从文的邀请来青岛,就下榻沈从文的寓所,在青岛巴金写了短篇小说《爱》和中篇小说《砂丁》的序言.1932 年朱自清从欧洲直奔青岛,住在王统照家,他参观了青岛大学拜访了杨振声.1932 年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卞之琳趁学校放春假来到青岛,得到沈从文的赞助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三秋草》.1936 年底卞之琳在青岛译书,邀来何其芳一起在青岛过年.1934 年夏,受同乡好友任教青岛市立中学汪静之、卢叔垣之邀,郁达夫携妻儿来到青岛,之后他写了游记《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应王亚平之邀,1936年7月刚从日本回国的蒲风来到青岛,写下了诗歌《青岛》.1935 年女作家苏雪林来青岛避暑,留有《岛居漫兴》20 篇和《劳山二日游》9 篇作品.旅青作家直接写青岛的还有石评梅的《画图中的青岛》、柯灵的《咖啡与海》、端木麒良的《青岛之夜》.30年代来青岛访问的知名教育家、作家还有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格、冯友兰、顾颇刚、罗常培、马寅初、黄炎培、王云五、杨杏佛、沈兼士、朱光潜等,萧红、萧军、舒群、陈荒煤、艾芜、沙汀、赛先艾等则在青岛小住数月.[12]可以说依托于青岛大学文学系各位作家自己的社会网络带来了作家们的群聚.
三、不同环境要素的吸引力分析
尺度——结构分析视角下,凸显的是青岛在不同尺度网络中的结构位置,而环境要素吸引力则是青岛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自身对文人的吸引.前者更多的是一种相对的吸引力,后者则表示了城市的一种绝对吸引力.
(一)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
优越的自然人居环境是青岛闻名海内外的独特名片.早在20 世纪初,青岛就以欧陆风情享誉东亚,到30 年代,青岛在城市环境上更是引领潮流.梁实秋就曾说过：“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北平不能比.”[13]也正是因为青岛的城市之美,才吸引他们或游览度假,或长期寓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由此间接促成了30年代青岛现代文学的繁荣.
作为一个阅历广博的游记高手,郁达夫写于1934 年11 月的《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这篇散文更具代表性：“无论你南边从上海去,或北边从天津去,若由海道而去青岛,总不过二三十个钟头,可以到了.你在船舱里,只和海和天相对,羽化而登仙的样子；但一昼夜过后,未免要感到落寞,感到厌倦；正当你内心在感到这些,而嘴里还没有叫出来的时候,而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点点的近岛遥山,就净现上你的视界里来了,这就是青岛.所以从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那（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也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以女人来比青岛,她像是一个大家的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像是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份的南欧美妇人.”[14]此外蔡元培、闻一多、沈从文、老舍、苏雪林等文人学者也都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过对青岛的喜爱.在他们的作品中青岛的优美环境是不得不抒的一笔.
(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正如上述在全球/国家尺度分析中提到的,尽管青岛屡遭列强凯觑侵占,但其地缘优势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每每使城市置身军阀混战之外,而这种优势在回归之后日渐显明.即便偶有波及,其遭受的破坏和影响比起许多战略要冲城市也都小得多.因此每次大战大灾之后,就会有成群结队的难民涌入青岛,也为颠沛流离的作家群体提供了难得的政治“庇护所”.
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城市地位获得空前提升.1929 年7 月青岛正式设为特别市,直隶政府行政院,成为与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并列的中国5 大直辖市之一.这标志着青岛从此跻身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列.1930 年代由沈鸿烈主政的青岛市政府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仍归于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势力圈,因此在政治上与国民党保持着相对距离,对国民党的政策特别是文化统制并不十分积极,保留了较为宽松的言论尺度.对于学生运动,沈鸿烈多采取化解策略,即便是年轰动教育部的国立山东大学学潮,沈氏也秉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化干戈为玉帛.同时沈鸿烈任市长后,更将主要精力用于城市经营,既不介入军阀战争,同时也尽量采用外交手段,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日本方面出于保护在青日资的目的,也不希望青岛出现动乱.这些都为当时青岛吸引人才和文学创作预留了难得的政治空隙.
（三）日益发达的经济环境
发达的经济条件也为文人的集聚提供必要的支撑.20 世纪30 年代,青岛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之一.青岛港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水深港阔,终年不冻）和先进的码头设施（从德国人修筑大港开始,到30 年代第三码头和青岛船坞建成,青岛的港口设施一直保持着亚洲领先水平）,被誉为“中国海岸线上最优良之贸易港”和“华北第一良港”.1929—1937 年,青岛港对外贸易额稳定保持在全国总额的5%左右.1931 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各港口进出口贸易锐减,但青岛港的地位却日趋显要,1934 年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广州,仅次于上海、天津,港口吞吐量最高达770 万吨.以1902—1937 年青岛数据为证,当时青岛港进港艘数和吨数逐年攀升,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港口.
如果把港口比作龙头,那么铁路就好比是龙身,龙头吞吐量的大小,关键取决于龙身的吸收供养能力.1904 年胶济铁路通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条对青岛和山东的经济繁荣都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得益于胶济铁路,青岛港虽属新建,但不久即在中国沿海港口中占据了值得重视的地位；1907 年,在36个中国海关中,青岛海关收入就已经跃居至第7 位.[16]在进口商品方面,诸如棉花、棉织品、布匹、机器、农具、铁器、纸张、火柴和燃料等,通过铁路由青岛输往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同时,铁路也同样被用于出口省内的农副产品.表2 中显示,从1911—1931 年胶济铁路旅客人数和货物吨数稳步上升,收入的银元数则在20年间翻了2倍有余.
从工业上看,1930 年代初,青岛已成为中国北方两大工业中心之一,另一中心为天津,门类涉及纺织、火柴、制盐、化学、烟草、机械、食品等多个行业.此后直至抗战全面爆发,青岛的工业格局一方面是外资垄断,所谓“洋商资本雄厚,机械精良”[18].其中纺织业尤为发达,据统计,1931 年青岛七大纱厂的纱锭数占整个中国纱锭总数的1/9,与上海、天津共享“上青天”的美誉,成为中国纺织产业三大基地之一.1937 年,在中国工厂分布统计中,青岛共有工厂138 家,在5 个直辖市中排名第二,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六,已然成长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青岛的商业也可谓繁荣.1933 年青岛共有中外商店6 500多家,另有日本商店920多家,形成了著名的中山路商业街、聊城路日本商业街等商业街区.自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民族金融业蓬勃发展,1933 年已有、中国、交通、大陆、民生、东莱、金城等14 家民族资本银行,另有正金、德华、麦加利等7 家外资银行.[19]此外,保险公司、银号、钱庄、当铺等其他融资机构大量涌现,青岛俨然已是华北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
(四)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环境
这一阶段,青岛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的改观.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内设政务处,下设学务科,是青岛最早由中国人设置的教育行政机构,实施北洋政府1922 年颁布的新学制.为实现新学制的教育宗旨,督办公署将日占时期的37 所公学堂全部改为公立小学校,并增设小学15 所,分8 个学区管理,计有两级小学23 所,初级小学29 所.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各界人士相继办学,先后创办私立青岛中学、私立胶澳中学、私立师范讲习所.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在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科进行职业教育.[20]除教育之外,当时的青岛新闻出版业也非常发达.上海在20 世纪20 年代末之所以能够取代北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出版业的发达.与象征精英文化营垒的国立青岛大学相辉映,就青岛的城市人口和规模而言,报纸覆盖率相当之高,而外文报纸的数量远远超过北平、天津、汉口等城市,直逼上海（11 家）.快速发展的教育业与新闻出版业为这些暂居的作家提供了包括报刊编辑、中学教师等必要的工作,成为支撑他们创作的经济来源,也使得他们在青岛的生活可以延续.
总之,从全球/国家尺度上,20 世纪30 年代的青岛在多方权力制衡的背景下,总体环境相对稳定,文化事业渐次兴起,构成了文人集聚的环境条件.从国家尺度看,1929—1949 年,中国市制历经5 次变化、行政院辖市增至12 个,而青岛始终保持着直辖的最高行政级别.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设立特别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①首都；②人口在100万以上；③在政治及经济上有特殊情况者.青岛作为第三种城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具特色的品格.从省域尺度上,得益于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以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因青岛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和快速发展的人文教育环境,又依托各自的人脉吸引了其他文化名人纷至沓来,从而促成了1930 年代的青岛出现了一次文化上的短暂辉煌.
注解【Notes】
①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41501149）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为2015T80053）的资助.
②1929年4月内政部公函龙字274号《拟请明定青岛为特别市案》,转载自青岛市档案馆编《资政参考》2003年第3期第3页.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曾大兴、夏汉宁：《文学地理学》,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15页.
[2]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5 年第3 期,第5—22 页.
[3]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第92—98 页.
[4] 张瑞清：《民国时期青岛旅寓文化研究（1911—1937）》,山东大学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1 页.
[5] [英]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9 页.
[6] 牟建波：《20 世纪前半期部分文学家在青岛期间创作成就考》,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 页.
[7] 傅宏远：《1930 年代前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北京大学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 页.
[8] 傅宏远：《1930 年代前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北京大学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8 页.
[9] 梁实秋：《酒中八仙》,载《梁实秋文集》第4 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 页.
[10] 傅宏远：《1930 年代前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北京大学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 页.
[11] 孙保锋：《青潮——20 世纪30 年代青岛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青岛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 页.
[12] 翟广顺：《30 年代青岛教育界作家群现象》,载《青岛文学》2015 年第6期,第100—108 页.
[13] 梁实秋：《青岛故人两相忆》,载《客居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 页.
[14] 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载《达夫游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261—270 页.
[15] 马树华：《“中心”与“边缘”：青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生活（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页.
[16] 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版,第468—469 页.
[17] 马树华：《“中心”与“边缘”：青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生活（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24 页.
[18] 魏镜：《实业纪要》,载《青岛指南》,平原书店1933 年版,第40页.
[19] 孙保锋：《青潮——20 世纪30 年代青岛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青岛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 页.
[20] 张瑞清：《民国时期青岛旅寓文化研究（1911-1937）》,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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