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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叛党的创建者
1920年,张国焘正式踏上政治舞台,仅1年多时间便成为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长征时期,张国焘拥兵八万,不断向要权,竟另立“”,通缉领导人.后竟以戏剧化叛逃的方式,与自己参与筹建的中国决裂
张国焘的“起点”相当高
张国焘1897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户官绅世家,张家生活富足,家世显赫.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大理工预科.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正是这份刊物,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他原本怀有的“救国治学”之心,从此找到新出路.
张国焘开始急速左倾,参加过1918年5月学生对日的温和活动后,他甚至觉得“太不够味”——对于“救国”,他要的是“急速”、“彻底”、“奋起”,“一般急进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在这种日益“急进”的氛围下,张国焘与“狂热爱国”的同学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等人（日后他们都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成立了“国民杂志社”.此时张国焘与李大钊来往密切.
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干事会应运而生,干事会由段锡明、罗家伦、康白情和张国焘等组成,张国焘负责讲演部的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
5月19日,北京学生全体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讲演部更是走在运动的风口浪尖.北京政府严令禁止北大讲演部的活动,并开始大规模地抓捕学生.6月2日,张国焘等6位同学在讲演中被逮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牢.张国焘等的被捕,激起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愤怒,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罢市一浪高过一浪,北京政府不得不屈服,答应被囚学生的要求,由厅道歉,还用汽车将张国焘等礼送回校.他因此而享有“学生要人”的美称.
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上,张国焘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工作十分积极.
但是一次次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并申诉自己的理由：“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
1920年5月,张国焘重回北大.等待他的,是李大钊以及李大钊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正式踏上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党费的来源.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经众人推举,张国焘担任会议主持,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在一大上,代表们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不久,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苏参加“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由此成为历史上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领导人.历史继续青睐于他：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张国焘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张国焘在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但风暴很快来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走向低潮,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分歧,不同意后者主张的“所有的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之路线.但马林动用“尚方宝剑”,迫使多数人同意“国际决议”.与共产国际代表较量,张国焘焉有不败之理,张国焘与陈独秀等人的矛盾也于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在1923年6月三大的选举中,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仅得到40票中的6票,连候补执行委员也没当上.他开始品尝惨败的滋味.
张国焘是一个固执的人,虽已败下阵来,依然坚持“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国共上下正处于合作的兴奋中,张国焘处处“刁难”,最后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意态消沉、不受欢迎的他,国民党一大还没召开,就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1924年5月,张国焘夫妇被逮捕.据上海《申报》报道：“自前日（5月26日）,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另据相关档案资料,他在狱中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党的负责人.
阶下囚的生活使张国焘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他说：“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他承认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他的革命情绪明显消沉,他自己也表示以后“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的好”.
坐了5个月的牢,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夫妇终于走出牢房.出狱后不久,四大在上海召开.他又进入核心,进入局.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发生时,局的5位成员中,彭述之患伤寒住院,蔡和森也因气喘病而不能视事,陈独秀负责全党的工作,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是局分管工运的干部,责无旁贷地去了上海,直接指挥和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设立军事委员会（不久改称军事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可谓第一任军事领导者.在五大上,他当选为委员、政治局委员,并和陈独秀、蔡和森组成政治局常委,后又增补瞿秋白为常委,他还兼任组织部部长.此时,张国焘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那就是挤对总书记陈独秀,那时在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回忆：“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张国焘终于遂了心愿,1927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常委会,陈独秀体面地,由他和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南昌起义.1927年7月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正当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他接到代表张国焘的两封密电,称：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张国焘从武汉赶到南昌后,周恩来和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表示起义迫在眉睫,不能取消或者推延.张国焘蛮横地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激动地说：“共产国际和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他说话时动怒了,气得拍了桌子.20年后,他对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最后,张国焘还是在多数人的反对下屈服了,同意如期举行南昌起义.
就是这段经历,使张国焘在八七会议上,由政治局委员而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还一撸到底,成了普通党员.张国焘对此一直不服,多次去信申诉.在苏联召开的六大上,他旧话重提,就自己的处分与瞿秋白进行不依不饶的争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为他辩护.
也许是布哈林的话起了作用,六大后,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1931年1月,张国焘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在归国途中,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增补他为政治局常务委员.3月28日,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分局,决定让他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而这正是他所心驰神往的：“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张国焘的戒心和杀心：许多有知识、有卓见、有功勋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因为张国焘认为不听话,视为异己而被杀掉了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现红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的屠场”.
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西进入川,再创辉煌,两年时间内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听闻喜讯后高度赞扬.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1000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6000人！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张国焘可谓“苏区知识分子的灾星”.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歪论和做法.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于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码头工人向忠发,被共产国际安排做了总书记.但此人后来成了叛徒.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像打了一样兴奋.他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
有两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张国焘对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戒心和杀心.
一是四方面部参谋徐深吉差点儿被杀.一次,张国焘跟几位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提到牛顿定律.张国焘马上瞪圆了眼睛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坏了,好几天睡不好觉.后来因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二是团长秦基伟差点儿被杀.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字写得还可以,被张国焘看见了,他顿生疑窦：“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便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撤了秦基伟的团长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多年后,秦基伟与徐深吉谈到了这件事,说：“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徐深吉在总部工作,是了解张国焘的,他对秦基伟说：“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是与他存心剪除异己结合在一起的.许继慎、周维炯、旷继勋、曾中生等许多有知识、有卓见、有功勋的高级将领和干部,都因为张国焘认为不听话,视为异己而杀掉了.胡底是“龙潭三杰”之一,因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当众责骂张“是军阀、法西斯”而被杀害；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肃反”也差点儿被杀掉.
张国焘搞唯成分论,是两头走极端：一端是排斥知识分子,一端是病态地滥用工农分子.
例如,张国焘仿效码头工人向忠发被安排为总书记,也弄了个抬过滑竿的青年熊国柄当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川陕苏维埃政府内,张国焘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杨克明（曾任三十三军政委）的内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富；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张逸民（曾任旅参谋长）的文化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的向思爵；撤掉了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了一个文盲司务长祝义亭；撤掉了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了一个文盲赵健章.此外,张国焘提拔的省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张国焘这样做,除因政治上外,还有个人目的：他想在军中建立个人的军阀式统治,把部队搞成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张家军”.曾在鄂豫皖苏区与张国焘共过事的成仿吾深知张国焘的心机,曾评论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在革命队伍内部,张国焘对待知识分子是排斥和敌视,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就更是敌视和妄加杀戮.
据研究者统计,川陕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肃反”中被杀掉的干部群众达两万人.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小知识分子.在所作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中有一句话：“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但张国焘从未检讨过自己手上沾过多少通南巴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血,他曾在《我的回忆》里得意地说过一句话：“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
致电四川军阀刘湘,要求大举“进剿”红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张国焘日益疲于应付,根据地越缩越小,困难越来越多,张国焘开始感到“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事实上,他此时也“对苏维埃运动失却了信心”.最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会师后,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身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1935年6月12日中午12时,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与张国焘通过电报约定在懋功两河口见面.
和张国焘第一次晤面,可以追溯到1919年.
张国焘留给的第一印象是高傲.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结识了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双方寒暄了几句,没有更深的交往.18年后,在延安窑洞前,酸楚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张国焘第一次认真观察是在党的一大上,他在回忆录中用鄙夷的语气写道：“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在前往两河口途中,见到红四方面军张贴的标语——“欢迎三十万红军”.他问红四方面军干部：“你们怎么知道红军有三十万？”
红四方面军干部回答：“根据张主席（张国焘）的公式推算出来的.”
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张国焘一行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
这天早晨下起了雨,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中.领导人迎出抚边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听到马蹄声,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
张国焘跳下马,与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8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感慨万千.他们拥抱着、捶打着,脸上湿漉漉的,一半是泪水,一半是雨水.
会师后,张国焘发现一方面军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包括军容军纪都远逊于四方面军.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的记录更为形象：“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国焘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看到了驻扎在抚边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的情况后,他想找几个老熟人摸摸底.首先找到周恩来,但他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更多的东西,又去找朱德.
朱德以实相告：“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也就是说,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数也就1万多人.”张国焘感到震惊了,他又向朱德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情况.朱德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看到（四方面军）以后,有说不出的高兴”.临走时,朱德很郑重地提醒张国焘要重视的意见,搞好与他的团结.
张国焘回到自己临时住处时,一种只手擎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身体内匝绕、弥漫、膨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张国焘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实力派”张国焘向伸手要权,险让出总书记一职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醉心于固守川西北一带的计划.张国焘把此次会议视为一个人对一群人的“群英会”,他说不过周恩来,争不过,拗不过张闻天、王稼祥,最终被迫同意北上方案.
1935年6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指挥问题.对于的善意,张国焘并不买账.在他看来,自己拥有4倍于红军的兵力,却只给了一个军委副主席,未免太看轻他了；而给他这个职务,也是出自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也就是想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于是,他把目光投向红一、红三军团领导人.
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第三、第五、第九4个军团,其中红一、红三军团为主力军团,被称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张国焘听说长征途中,红一军团林彪对指挥打仗有意见,直接写信要求随军主持大计,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为此,两人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批评.
张国焘判断的领导地位并不稳固,试图以会理会议作为分化与彭德怀、林彪的楔子.
他先派秘书黄超试探彭德怀.这次谈话引起彭德怀的警惕.他后来说：“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超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张国焘拉拢彭德怀没有任何进展,但在笼络林彪上取得了进展.林彪的摇摆,他的老搭档聂荣臻看出来了,他有一段记述：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许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了,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同志.
回到一军团指挥部,我好心地提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林彪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认为我是宗派主义.我进行反驳,并指出张国焘路线是错的,林彪却不这么认为.
听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汇报后,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机关安排在红三军团行军序列中,赋予彭德怀保护机关的责任；二是将红一军团推到开路先锋的位置,尽量避免林彪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接触,这既是对林彪的一种保护,也是对张国焘的一种防范.
张国焘不是一个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认为在两河口遭到了压制、孤立和围攻,这样的待遇与他在党内的资历、与他取得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实力极不相称,他必须有高烈度反应.
很快,和党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是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遭到抵制.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相互尊重的气氛被恶意扭曲.三是张国焘以“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公然伸手要权.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他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断然拒绝,“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的谋略：“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周恩来知道后,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张闻天通知他：“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事实证明,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
1935年7月1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让权的幅度是很大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巨头都有相应安排：张国焘任总政委,主管军委；陈昌浩参加小军委,负责前敌指挥；徐向前虽任原职,但职权已由指挥四方面军扩大到指挥处在前线交战位置的所有军队.而且,总政治部也让出了一个副主任的名额.在军委和总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已处于优势或主动地位.
但张国焘仍不满足,又盯住党领导机构,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还要向委员会增补成员.回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张国焘没有坚持.
张闻天最后做结论：“好,大家意见一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
改组军委和统一前委后,军队行动的决定权和指挥权集中到了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四个人手上.在张国焘看来,朱德为人谦逊,不擅争权；徐向前精通军事,对政治闻达不以为意,而且长期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用；陈昌浩则是自己忠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军权.
张国焘开始用杆子“审查”党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
攫取军权后,张国焘开始用杆子“审查”党的领导.
首先,他认为遵义会议及其选举结果（张闻天党内负总责、任常委）组织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员,他与王明、康生、项英、任弼时都没有参加,顾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仅有6名,为应到人数的50%,未达到党章所规定的半数以上.对此,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进行了专门的解释：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
其次,张国焘认为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其实,这个观点在遵义会议上就引起过争论.刘少奇在发言中要求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以来,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博古当时十分恼火：“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他列举了四中全会以来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绩,诘问道：“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从内心里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路线问题牵涉到白区与苏区、与地方、与共产国际、在场的人和未到会的人,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建议将遵义会议的中心锁定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虽然同样认为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张国焘与、刘少奇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是从泄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检讨工作,那就应该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仅要检讨红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的领导是否正确”.
1935年7月28日,红军抵达毛儿盖.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决不进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动下,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也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面对张国焘挟兵自重的公开索权,采取了极其忍耐的态度.政治局成员轮番对张国焘做工作.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别出心裁地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去拜访.
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他的弦外之音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张国焘索权的言论很快变成了最后通牒.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命令他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只好来找商量.没有料到张国焘的胃口会这样大,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
张闻天根据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党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
8月3日,张国焘收到张闻天电报：“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工作.
会上,张闻天针对张国焘清算政治路线的质疑,重申了遵义会议的结论,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张国焘纠缠不放：“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
大家耐心地听着他兜圈子.
“虽然我们不宜贸然肯定的路线上正确或者是错误的,但是,”张国焘话势一转,“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不能不从政治问题上找原因.”
用一句话回答了他的提议：“确定路线正确与否,不能只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来决定,而是应该全党共同参与.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将来的七大解决.”
与会者同意的意见.会议转入第二项研究组织问题,争执变得激烈起来.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提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3位同志为委员；提升何畏、李先念、傅钟等3位同志为候补委员；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方案事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过,都表示没有异议,但张国焘突然变卦.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一时形成僵局.
、张闻天等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这段经历也在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25年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张国焘顽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张国焘终于同意大军开拔了,但是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被迫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绕道通过人称“死亡之海”的草地,向北突击转进.8月3日,红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
《夏洮战役计划》下达后,右路军行动迅捷,左路方向却迟迟不见动静.指挥左路军的是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朱德每天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迅速部署、着手各项准备,但张国焘充耳不闻.朱德劝说无效,以为自己嘴笨,又找来口才好的王稼祥来做工作.
督促开拔的不仅有领导人,负责殿后并收容伤病员的红司令部副参谋长王宏坤也一日三次电催前进.总参谋长刘伯承拿着电报找张国焘：“后面有7000多名伤病员情况很不妙.王宏坤来电说,如果再不前进,这些伤病员可能会都死光,要求加快进军.”张国焘说：“就他事多！”
在催促和部下敦促下,张国焘同意北上了,但又在北进路线上固执己见.
8月20日,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此前政治局对常委进行分工,由负责军事问题.会议以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个决定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即是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将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做好左路军万一赶不到也要以右路军打开北进道路.
历史就这样以偶然的形式,完成了一次必然的乾坤大挪移,原计划中作为战略预备队、行进在左路后面的右路,不仅成为突击主力,而且成为开辟道路的先锋部队.同时,由于右路军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编制、机关随军行动、前敌总指挥部对采取尊重的态度,也为特殊情况下的单独行动创造了条件.
8月21日,率领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七天后,他们走出死亡之海,发起包座战役,歼灭国民党守敌一个师,打开北上的通道.
与右路军相比,左路军行动十分迟缓.8月21日,朱德带领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草原边缘的阿坝,张国焘以“巩固阿坝”为理由,命令大部队就地修整,延宕十余天.
在此期间,政治局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的精神,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今宕昌）、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张国焘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轻率地改变了原定军事方案,粗暴干扰了总司令、总政委行使职权.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要求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军委会原属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化,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可是,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事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在两位老搭档陈昌浩、徐向前的多次急电下,才于8月30日,下令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
9月3日,左路军第一纵队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起来,下达班师返回阿坝的命令.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
对于张国焘的指挥,朱德心急如焚,他派警卫员下河试试.警卫员骑着朱德的马过了河.朱德马上兴冲冲地去找张国焘,提出让部队赶快北进.张国焘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朱德终于明白了,不是嘎曲河水太深,而是张国焘在找借口.他后来在自述中说：“一转到阿坝,过一条嘎曲河没有准备好.其实张国焘是根本没有准备,过不去好南下.”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下令已经抵达嘎曲河的第一纵队转头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时周恩来卧病在床,因为事情紧急,当天晚上,就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会议后,即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等七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要他们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当机立断,立即北上.但张国焘仍顽固地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博古等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因此马上作出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扰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10月19日,随部队进驻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宣告结束.
另立“”,扬言要“开除、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地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并自任“临时主席”,扬言要“开除、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并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正在此时,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张国焘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说：“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
1936年5月20日,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大势所趋,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
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期间,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张国焘再没有理由拒绝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不乏整人经验的张国焘认为,对他的“清算”终会来临.1936年12月,朱德、张国焘所率部队到达陕北保安与会合后,张国焘一直惴惴不安,疑惧,心情晦暗,不得不成了党内“闲人”,写检讨书,参加检讨会.
被野心家王明吓跑,叛党投敌
张国焘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用杨尚昆的话来形容,“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张国焘知道长征路上他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而自称,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在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张国焘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会上许多人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开除其党籍.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的路线,故作出《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的大部分工作职务.
张国焘给送上第二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与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
尽管如此,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张国焘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两年的《资本论》.在经济学的讲授中,张国焘的心情好多了.他说：“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也就是此时,野心勃勃的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张国焘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听着这些味极浓的话,张国焘不免有些心惊胆战,而会后王明单独找他的谈话,对他的选择,也就是他自称“一次冒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明说张国焘与闹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就是托派（这两人是张国焘的得力干将）,他们已招认是托派,并已决了.”张国焘已经感觉到“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苏联肃反、反托的左倾经验,令张国焘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说：“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地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来到西安,登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周恩来等人百般劝阻无果,张国焘叛党终成事实.他随即发表了退党声明.张国焘以戏剧化叛逃的方式,与自己参与筹建的中国决裂.
1938年4月22日,中国在《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叛逃后,再次重申对他的评判：“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争第一.但是他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张国焘叛逃后的凄凉余生,再次验证了的断言.这个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叛逃后,被分配给戴笠,一直拿不出强硬的“反共业绩”——连戴笠的手下都敢对之呼来喝去、肆意凌辱.
1949年后他不得不再次“抛弃”国民党,迁居香港,后来又远走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冻死在多伦多一家老人医院,时年82岁.
（参考资料：《叛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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