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与孙沛东:相亲角的传统和现代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本论文可用于传统论文范文参考下载,传统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孙沛东:相亲角的传统和现代

“代理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

《同舟共进》:您曾很形象地把相亲角里的“白发相亲”现象概括为“毛的孩子替邓的一代相亲”,在您看来,这两代人有怎样的特点?面对子女们“大龄未婚”,除了相亲角这一模式,“毛的孩子”们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解决子女的终身大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孙沛东:我想说一下,“白发相亲”是中国和一些华人社会的特例,但相亲并不是.西方社会也有相亲,东亚的韩国和日本都有“相亲文化”.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方式背后是代际冲突,也是两代中国人不同生活背景的缩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时代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在经济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因此,“用家长的视野来确定孩子未来婚姻的走向”是中国式婚姻的一大特色.

在我的调研中,发现热衷于相亲角相亲的基本是50后的“知青一代”父母,他们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七成人曾上山下乡,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所以简单地说,他们属于“毛的孩子”.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被征婚者,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比父辈强烈,同时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这些父母可能去了相亲角几年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准确理解儿女到底想找什么人.

“毛的孩子”们走过特殊的人生道路,从下放到下岗,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曾经历困窘.正因为这些经历,所以他们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弯路”.因为怕,他们要求对方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但对年轻人而言,婚姻不仅仅是“条件对”,甚至也不仅是“有感觉”“谈得拢”,更强调所谓“看对眼”或“眼缘”,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这可能是父母无法把握的.

我在调研中,曾经有位父母这样问我:“你说,现在妇联、共青团、工会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这是相亲角父母们的普遍看法.知青一代回城后的择偶问题,国家和各级党团组织投入了很大精力,尽量做好“红娘”,直到上世纪十年代,还组织诸如“工青妇”齐上阵牵线搭桥,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那个时候,大中城市总工会定期举办交谊舞会,隔段时间还有男女青年联谊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父母对此一点都不陌生.在面对子女“大龄未婚”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射到了“政府”“组织”“单位”,寄望于机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回不去了的.在择偶问题上,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市场化价值观已处于主导地位.

《同舟共进》: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拉长点,从1949年到今天,近70年来,中国人的择偶观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伴随着的历史现象又是什么?

孙沛东:以点带面,我以上海为例.1949年后的很长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上海城市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甚至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必须考虑的条件.上世纪50年代初,军人和南下干部深受上海女青年青睐,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工人由于“根红苗正”的出身也很容易找对象,而自卑感强烈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子女则比较困难.60年代,尤其是“”期间,家庭出身好(如三代贫农、工人)的人成为最理想的结婚对象.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能与“红五类”的后代结婚,就被视为“高攀”.阶级成分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择偶标准.70年代,上海女人的理想择偶标准是“五大员”: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改革开放以后,择偶标准的主导因素逐渐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所代替.7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海陆空热”:“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指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有空房屋者.随着高考的恢复,80年代初,社会上的择偶观念出现了“文凭热”.与此同时,上海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婚姻”逐渐成为时尚.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出现了拜金主义倾向.90年代,“傍大款”现象日益普遍,同时,早恋、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不婚、同性恋等现象增多.进入21世纪后,市场资本和消费文化成为影响上海青年择偶和婚恋的新变量,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更加显著.

从这个进程中不难发现,青年人的择偶观跟我们国家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基本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席卷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强度,渗透到每个个体和家庭中.过往许多禁忌事物走向日常生活,民众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尤其在婚姻、家庭和性等领域.

“门当户对”再回潮实属必然

《同舟共进》:您在研究相亲角之后,指出了“同质婚的回潮”这一现象,这恰恰揭示了对于古老的“门当户对”观念的追捧,为什么“门当户对”会再次受到认可?

孙沛东:这与社会变迁趋势有关:一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开放度降低、阶层固化;二是家庭越来越成为抵御个人风险、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父辈择偶重物质条件,坚持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而白领青年择偶重感觉,强调精神交流.这种判断缺乏实证支持.事实上,在相亲角的择偶过程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父母都强调门户观念,而许多子女对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同样非常注重.

“同质婚的回潮”跟我们社会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变”是理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进入了一个“提速”时代,婚姻是建立在柴米油盐之上,当物质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人们的务实有时也是出于无奈.

在社会保障仍未完善、社会各群体尚未实现同步富裕的现状之下,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容易.就拿当下上海的房价来说,如果不是“富二代”,普通白领单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基本上无法购买婚房,一般城市家庭必须拿出两代人的积蓄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待婚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明显被加强了,家庭对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几项重大问题的市场化,客观上强化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联系.他们休戚与共,以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由此,在婚姻市场上,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阶层内择偶”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父母这代来说,正如前面所言“白发相亲”中的父母多是知青一代,他们曾经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称.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的怕非常多,经历了多次运动之后,这个群体对生活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并且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下一代.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历史的经历时刻警醒他们生存的不易,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际遇,体现在子女择偶上,就是寻求“上迁婚”和“同质婚”,复制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地位的代际传承.因此在相亲角你能看到,“门当户对”并非只是父母一代的一厢情愿,许多子女也是认同的.

相亲角的择偶标准

《同舟共进》:您还发现热衷于相亲角择偶的大多是城市的中产阶层,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相亲角的主流?他们择偶的诉求是什么?

孙沛东:从相亲角的情况看,没有非富即贵者的子女,也没有大权在握者的后代.大致是两类人:一种是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另一种就是普通市民.因为上层阶层不会采用相亲角这种组织形式,而下层阶层子女根本入不了相亲角父母的视野.

我的一个受访对象说得很直接:“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提醒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要有自知之明,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不能有半点幻想.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的剧情,只能存在于电视剧营造的梦幻中.

《同舟共进》:网上流传着从户籍、收入、房产到学历的相亲鄙视链,有房有车的男士,即便年纪偏大,也不乏女性追求者,而那些有车没房的男生往往无人问津.女生则正相反,那些长得漂亮的女生更容易获得关注,而事业有成、学历又高的女强人却鲜有人联系,而属羊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到歧视.是否真的存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什么原因?

孙沛东:的确如此.我把相亲角的择偶标准总结为六项:年龄、形象、职业、婚史、性格、属相.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所渗透,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等级.2015年,我5岁的女儿以“研究助理”的身份跟我去过几次相亲角之后,告诉我相亲角是个“卖对象的大广场”.的确,相亲角是一个婚姻市场,融合着各种,讲求实力,市场的力量作用在其间,其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

在相亲角,有的父母炙手可热,有的父母无人问津,为什么这样?说到底,实力才是硬道理,包括子女与父母的实力.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完全市场化.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工资福利、退休后的工资福利以及有无新的收入来源、健康状况、住房情况、有无其他家庭负累等话题,是很多父母在交换完子女的基本信息之后,必须重点交流的内容.

这些规则的形成,一方面与传统的择偶偏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之以前大大提高,但是“郎才女貌”“男强女弱”等传统观念和婚姻匹配模式依然流行.时至今日,生肖禁忌仍旧左右着一些父母们的择偶行动.有些父母女士原先并不懂属相方面的讲究,正是在与相亲角其他家长的交流中,他们也开始对属相也提出了要求.

择偶:被深度“套牢”的两代人

《同舟共进》: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不乏留学经验,甚至经济也比较独立的年轻人,为什么成为相亲角中的“老大难”?为什么他们会默许了相亲的做法,并且认可相亲中的鄙视链呢?

孙沛东:大都市大龄青年结婚难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累积的结果: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一位本科学历的白领工作3年左右方能站住脚跟,才敢考虑恋爱婚姻大事,这时已经二十五六岁.第二,有些父母反对子女在校期间谈恋爱,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第三,求学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子女自己不愿意找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男女朋友.传统的家长们普遍认为求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毕业后谋到一份好工作,所以他们一般比较反对子女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更有家长千方百计拆散子女.但是,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毕业后,孩子如愿以偿找到了好工作,然而,激烈的就业市场又要求更多的投入和付出,才能站稳脚跟.子女仍旧是在工作地点和家里之间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地往复,择偶的圈子反而缩小了.适龄青年寻找结婚对象,一没有时间,二没有精力,三没合适的人选,找对象难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再加上工会、妇联等从前发挥的为青年提供交往机会的功能逐渐丧失,而各类非政府组织比如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比较有限,导致了公共交往领域的真空,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相亲角.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形成了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双向依赖.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正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许多父母节衣缩食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面临着生存、成才和养老风险,独生子女与父母已经毫无选择地捆绑在了协同择偶这架战车之上.

相亲角的情感“戏码”

《同舟共进》:根据您的调查,相亲角的成功率并不高,为什么?尽管这样,这种模式仍然风靡各大城市,这又是为什么?

孙沛东:这个婚姻市场缺乏效率,很少父母在其中为子女找到配偶.事实上,父母和子女都认为,只有子女本人才能找到意中人.然而,尽管父母们清楚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但他们仍旧定期聚集在公园,同时更加积极地将子女在学业上和工作中的成就,事无巨细地通过“征婚牌”广而告之.它之所以成功率不高,但人气越来越旺,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很多潜功能.

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径.对于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也是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他们生活经历相似,情感交流又增强了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凝聚.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成为单身老人择偶的平台.另外,它还减少了外地家长们对于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正是这些重要的潜功能,吸引着父母们乐此不疲地奔波于相亲角.“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相亲角为他们提供了怀旧和抒情、排遣集体焦虑,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间.

《同舟共进》:随着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单身等多样化形式不断涌现并增长,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婚姻意味着什么?反映的是什么社会现象?

孙沛东:的确,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也越来越包容各种各样的选择,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趋势.从现代很多国家的情况看,婚姻已经不是一个必选项,而是一个备选项.我访谈过的很多人,他们会说:我自己可以选择不婚、晚婚、丁克,为什么一定要按所谓的主流,来进入一种统一的婚姻模式,安排自己的人生呢?

经济水平与择偶观念在当代年轻人身上形成落差.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在物质层面非常高,硬件很好,但有些人的择偶观念还停留在过去.比如说,很多人仍旧是要财力相当,一定要年轻貌美等等,人们没有摆脱诸如此类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累的一个原因.经历过匮乏的老一代秉持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年轻一代仍旧觉得这些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他们怎能跟那些要改变这个世界、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同龄人相比呢?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往往被设定为:我要有个收入高的工作,我要在上海有房子,我的孩子要上最好的幼儿园等等——其实,人们不应该把精力完全投射到这些事上.当年轻人不再有梦想,就到了我们必须反思和改进的时候了.

传统论文范文结:

大学硕士与本科传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传统方面论文范文。

1、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论文

2、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000

3、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4、亚太传统医药杂志社

5、传统文化论文1500字

6、亚太传统医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