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跟天一阁的文化苦旅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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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的文化苦旅

风雨飘摇四百年,天一阁的文化苦旅,超越时空的意志力,在甬城闪耀着南国书城的烨烨光辉.它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极端艰难和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象征.

书藏古今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内有严嵩弄权,外有倭寇侵扰,在风雨如晦的政治环境中,与张时彻、屠大山有"东海三司马"之称的范钦厌倦了宦海沉浮.官至兵部右侍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独善其身,退居四明月湖之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政治上的失意并不影响他作为一名文人士大夫的高致.就如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写的:“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范钦利用居官之便,每到一处,广搜图书,遇到孤本难以买到,就雇人抄录,日积月累颇具规模.

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 6年)之间,月湖之畔一座六间开的小楼悄然而起,来安放这位东海司马余生的唯一寄托,从此“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也许百年后范钦自己也没想到平生所嗜会成就立功立言外的非凡伟大,而这座并不起眼的小楼会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不朽象征,成就宁波“书藏古今”的美名.

回头看范钦藏书自然源于自己的嗜好,也有时代的思潮.明初,朝廷诏除书籍税,并于同年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给图书事业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明时国人上上下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人文渊薮的浙东南藏书家云起,书楼林立.当时,有项元汴“天籁阁”、何良俊“清森阁”、李廷相“双荟堂”等,宁波亦有余有丁“五柳庄”、屠隆“古娑罗馆”、孙鑛“月山旧庐”、范钦挚友丰坊的万卷楼等.与其他藏书家不同的是,范钦藏书有自己的指归.明代官俸极低,对于财力不及的范钦来说,时人所看重的宋元刻本大多也只能望而却步了.所以他另辟蹊径搜集时人并不重视的的“下邑陋志”、“三式之书”和时人文集,尤其是当代的地方志与科举题名录.

范钦同邑有位藏书家丰坊,与范钦交往甚善,有藏书万卷楼,曾为范氏“天一阁”作有《藏书记》.与藏书自北宋时起,海藏名家字帖、宋元珍本的万卷楼相比,当时的天一阁未免有些相形见绌.然而丰坊晚年得病,所藏宋版书与珍贵抄本,为其门生之辈及邻里窃去者几乎十之有六.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万卷楼在主人一次大意中付之一炬.落魄后的丰坊将剩余图书多数让归好友范钦,自己贫病交加,乃至寄居萧寺,客死僧舍,楼毁人亡令人叹惋,却也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万卷楼藏书的命运与天一阁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交续着.

天一生水,地六承之

嗜书如命的范司马对丰氏万卷楼失火一直铭刻于心,为了贮藏所珍修建天一阁颇费了一番心思.

“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依照郑玄所著《易经注》中之语,范钦采纳了“天一地六”的格局,建造了硬山顶重楼式的书阁,取“以水制火”之义,名书楼为“天一阁”;其楼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他打破一般建筑物忌用偶数的格局,把书楼分建六间,东西两旁砌筑高耸的封火墙;在楼下中厅上面的阁栅里,绘了许多水波纹和古代水兽,象征以水治火;把家居之处与藏书楼用间弄隔开,并在阁前凿池防火;并在登楼观书的禁规中增加了一条“严禁烟酒登楼”等等.数百年来天一阁从未发生过火灾,全得益于此.

然而江南多雨,空气潮湿,书册怕火还怕潮.于是这座楼的地砖下铺了大量干燥的细沙以防受潮霉变.藏书都放在楼上一大间里,书楼前后开窗,书橱前后设门,有利于密封防尘和通风干燥.在梅雨季节密封书库,过后再通风晾干,此外还有有规律的“曝书”制度.

更为头痛的是如何防虫蛀,许多古典范本未能流传于世的原因就是无法抵御蛀虫的侵蚀.据说,范钦早期的藏书也曾因虫蛀损失惨重,后来在书中夹放芸草(其香味被称为书香,能杀死蠹虫),才避免了很多损失.

说到芸草,关于天一阁清代谢堃 《春草堂集》还流传着一个十分凄婉动人的故事: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有个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为了能阅读天一阁的藏书,她托太守为媒义无反顾嫁给了范钦的后人.却因“女子不得上楼”族规的禁止,揉碎了她一生的梦想,无缘一睹阁内藏书郁郁而终.临死前她哭着说:“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近,妾瞑目矣!”至今天一池前假山上还有一块女子形象的奇石,石像上仿佛还有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依然与天一阁遥遥相对.

故事的真假已无人在意,女书痴对于文化的这份期盼足以令后世动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范氏一族为了防止图书流失,为家族制定了许多几近严苛的族规祖:“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女子不得上楼”“外姓人不得进入”等等.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的遗教,藏书楼门钥匙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百年间,家族用偏执的理想主义抵住了岁月的风蚀.藏书鼎盛时阁内储有图书七万多卷.

一朝成名天下知

也许是因为这些苛刻的规定,天一阁虽拥有丰厚的藏书,书香门第的范家却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问家.可对于藏书来说,也许一点点的漏洞和让步,就足以让所有藏书毁于一旦.范氏后人的牺牲,换来了一座惠及后人的藏书楼.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一天, 范钦四世孙范光燮却做了一件前人不敢做的事情.天一阁宝书楼的门徐徐开启,一位年逾六旬的外姓老人登上了百年书楼,发出“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惊世慨叹.这位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浙东学派领袖黄宗羲.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天一阁因此在学术圈声名鹊起.如今在天一阁博物馆西大门有一副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便是取义自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范氏一族感于黄先生的为人和才情另立新规,允许真正的大学者登楼,但执行仍是严苛,此后获准者也不过十余人而已.

乾隆37年(1772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学术界的大事,将天一阁再一次推上了命运.乾隆诏修《四库全书》,向民间广征图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应诏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为民间藏书家之冠.龙颜大悦,圣旨飞出紫禁城,点名嘉赏,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郎世宁《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平定川部得胜图》十二幅,还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和书橱的款式,兴造南北七阁,以庋藏《四库全书》.这令天一阁迅速成了民间藏书楼中一枝独秀.

这突如其来的关注是殊荣,也是灾厄,六百种书再也没有回到天一阁.天一生水,水满则溢,闻名于世的天一阁藏书犹如天一池池水的涟漪无情散去.虫蛀、破损在所难免,然而随着家国命运跌宕而屡遭书厄无疑是对天一阁最致命的打击.

历史上天一阁经历的书厄有五次.从明末战乱起始大批散失,到清康熙时阁中所藏明实录已佚其半;前文提到《四库全书》征走的六○二种(一说六三八种)图书;一八四○年战争中,英军占领宁波,从天一阁掠理与图数十种,一八六一年太平军进驻宁波,当地盗贼乘机窃走大批图书;民国初年,江洋大盗薛继渭与不法书商相勾结,又盗去藏书一千余部,这次失窃,一本也不曾追回.经过这几番劫难,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仅存下来不多,仍旧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百川归海,如今天一阁博物馆藏书已逾三十万卷,珍版善本达到了八万多卷.

海上书籍之路

古今藏书楼被历史湮没无数,而天一阁岿然独存,不得不说是一种文化奇迹.对于“港通天下,书藏古今”的宁波来说,天一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在“海上书籍之路”空间上的巨大影响力.

宁波书籍的书传四海,首先得益于宋以来刻书业和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南宋时浙江印刷业位居全国第一,“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吾浙者”,官刻本和私家刻本都十分兴盛.而自明洪武二年实行“海禁”,规定只有宁波港可接纳日本堪合贸易团和使团后,宁波更成为了书籍往来的主要港口.

身为宁波藏书文化的典范,天一阁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主人范钦刻印书籍3 0余种,其中2 0 种由他亲自校订,称为《范氏奇书》.嘉靖年间宁波已经出现了面向日本市场的书商和商船,并且出现了面向日本的专业书肆,促成了《范氏奇书》在日本各地均有收藏的现象.地方志、佛经、医书、兵书、史书乃至文人诗集,均有大量流传在日本,品类丰富.

和其他经济文化的交流一样,书籍的交往也是双向的.在中国书籍东传促进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发展的同时,他们所撰写的汉文书籍也沿着同一通道回到中国.天一阁收藏了百种以上的“和刻本”(即由日本人编撰、翻刻的中国书籍),以江户时代中期后为主.除此之外,近代还藏有不少介绍日本地理、人文历史、地图、日本名家的著作,仿佛便是一个小型的日本图书角.双方看不见的庞大的精神文化交流就撞击在这薄薄的黑字白纸中,火花四射,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

风雨飘摇四百年,天一阁完成它的文化苦旅,超越时空的意志力,在甬城闪耀着南国书城的烨烨光辉.这“苦”来自于千年文化的沉,百代坚守的重,以及万般磨难的无奈.但也因为这些巨“苦”成就了天一阁历久弥新的辉煌.作为现存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世界最早私家藏书楼,它的存在是一种极端艰难和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而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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