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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第一秘书陈布雷工作经历1927-1934年初解读
【摘 要】陈布雷追随22年,是的“文胆”“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一方面,凭借丰富的新闻工作经历和深厚的新闻写作功底,陈布雷成为的机要文字秘书,为草拟过不少应用文告,是国民党集团最高决策中心的首席“御用”笔杆；另一方面,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称为“完人”.本文通过爬梳陈布雷1927-1934年初的秘书工作经历,系统呈现陈布雷作为名人秘书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经历与成就,既深化中国秘书人物及秘书史的研究,又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陈布雷；；秘书；民国时期
陈布雷（1890-1948）一生经历了求学、新闻工作、教育工作及秘书工作等阶段.1890-1911年为其成长、求学阶段,陈布雷于1911年以名列第四的佳绩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结束其求学经历.1911年任上海《天铎报》撰述,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与教育工作生涯.一方面,他先后在《申报》《四明日报》《商报》《天铎报》担任译述、撰述、编辑主任、主笔等各种职务,在新闻领域颇具建树及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在宁波实效中学任教9年,教学生英文、外国史、世界地理、法治经济,亦曾代舅舅在宁波师范学校教国文,后也曾在省立第四中学兼任法制、经济课.自1927年见后,陈布雷开始了他的秘书生涯.陈布雷跟随共22年,实际上可分为1927-1934年初与1934-1948年这两个阶段.本文的研究对象——陈布雷的秘书工作经历,即发生于1927-1934年初,陈布雷主要在公文草拟方面辅助的这一历史时期.在1927-1934年初这一个阶段,初遇并欲重用陈布雷,但陈布雷不愿从政为官,故陈布雷并非一直在身边.陈布雷依旧是客卿身份,有重要事情,才会召见陈布雷并安排写作任务.笔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根据陈布雷是否在秘书工作之余兼顾新闻工作,将这一时期又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27-1929年心系新闻事业
1927年1月,陈布雷与潘公展谒于南昌.2月,由、陈果夫介绍,两人加入中国国民党.几天后,在陈布雷与的谈话中,陈布雷按旨意为作了《告黄埔同学书》一文,研墨铺纸,挥笔而就,深得赞赏.欲留其在总部工作,但深爱新闻事业的陈布雷以“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为由拒绝了的挽留.相较于政治场,陈布雷尚醉心于新闻事业.
4月,应邵元冲及张静江先生之意,陈布雷赴杭州任浙省府秘书长,从此步入仕途,但陈布雷对公务事并无多大兴趣.5月下旬,陈布雷辞职赴南京任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这一职位是为笼络陈布雷而特设的.原国民党党部设有秘书处,负责人是秘书长.书记长可参与机要,陈布雷初入国民党即被委此重任是独一无二的,但让他起的作用还是自己的秘书.平心而论,陈布雷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介书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本是读书人之理想.陈布雷在见之前,虽在报刊新闻界博得大名,但终究未能进入权力核心圈.自这一年开始,则开启了陈氏新的人生.
在8月初的一次党部会议中,因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对以国民革命司令的名义指挥徐州战役失利大为不满,在表决时大多数人支持不能放弃北伐司令但却主张出国,深为失望,盛怒之下,让陈布雷为其撰写了辞职报告,述其反共之经过,及宁汉合作、并力北伐、彻底清共之三点愿望,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努力党务.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云云.此报告后于上海时交报社发表.后来,去了溪口,陈布雷则从溪口下车到官桥老家小住.在阳觉寺游玩尽兴归家之后,张群派人邀请陈布雷随同行赴日本.陈布雷道：“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10月,陈布雷由乡返沪,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所撰社论,以说明党（国民党）的历史与党政制度者居多.
1928年1月,回到南京,重掌军权,准备继续北伐.将陈布雷约往南京,托陈立夫转询其是否有意任总部秘书长,陈布雷婉言辞谢.后索性直问陈布雷愿担何种职务,陈布雷言：“我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愿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则非所胜.”不愿屈就陈布雷,便放他归去.4月,经许可,陈布雷入上海《时事新报》任总主笔,主持社论；又兼办“戊辰通讯社”,安插《商报》旧人；又与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陈果夫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陈布雷手撰《发刊词》载该刊创刊号.初涉政治场的陈布雷,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恐难以胜任繁巨的公务,心念新闻,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新闻事业上.
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布雷撰写了《暴日膺惩》一文,揭露日本军阀阻挠我国革命军,抨击“五三”惨案中日本在济南的暴行.“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但陈布雷又想“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于是转移论锋,提出“统一第一”的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要求“国民忍辱负重,彻底图强”.陈布雷的言论已逐渐和他的为人一样,带上了稳健温和的色彩.读者不复以辛亥革命的“布雷”和“五卅”运动时的“畏垒”看他了,人们已经把他当成的代言人了.
7月,陈布雷随由南京转武汉赴北平,率各集团司令在北京西山告祭总理孙中山.因孙中山的灵柩尚寄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各方要人皆要祭告孙总理,让陈布雷为其撰《祭告总理文》：“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当然,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陈布雷对孙中山是敬仰的,他从堂兄陈屺怀等人口中得知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确实四海敬仰.绞尽脑汁,作出洋洋2500余字的祭文,根据指示,祭文在悼念孙中山之余强调了清共、裁兵之策,引发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极大不满.的裁兵计划得不到实行,心中十分恼火.陈布雷同情,他认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家若统一,必须削弱地方势力,而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割据过于严重.但另一方面,政治场上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陈布雷既厌烦又害怕.
1929年3月,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陈布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连忙上书给胡汉民、力辞,却遭反对.6月,陈布雷随赴北平,居留20天,游遍名胜,起草讲话及谈话若干.后张静江以疾病之躯两次相访,请陈布雷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陈布雷无力推辞,遂向《时事新报》辞职,于8月中旬赴杭州就职.
1927-1929年间,陈布雷为撰写文字甚多.仅在1929年里,他便起草了《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深得赞赏.即便如此,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的陈布雷性格不适合政治场,无心政治的他依旧深爱新闻事业.作为新闻工作者,陈布雷于1928-1929年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众多政论,基于目前资料搜集有限等情况,笔者搜集到了《训政之要义》《突兀哉杨宇霆之死》《阿富汗政变之联想》《评摧毁封建势力案》《统一民商组织》等共40篇政论.文风大胆,针砭时弊,具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新闻者的眼光.作为总主笔,他勇于用激烈的言辞抨击时事,以文字为武器,大谈对国家、对政治等方面的见解.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深厚的写作与宣传功底,使陈布雷在为撰文时能准确把握的主旨意图,并交出满意的文章.故而,对陈布雷大为满意,甚为重视.
二、1930-1934年初承担教育重任
1930年,陈布雷仍在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4月1日,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中,担任主席的让陈布雷替其撰写大会宣言.陈布雷挥笔而就,运用了较多骈文,对仗严整,无浮词泛语,被誉为“发皇蹈厉之文”.认为陈布雷忠实可靠,不多说话,不搬弄是非,也不拉扯关系,故也敢于对其摊牌,他对张静江苛捐杂税、贻误军机的不满,让陈布雷劝张静江辞去浙省政务,专任建设委员会之事.陈布雷十分为难,委婉道出之意,惹得张静江勃然大怒.陈布雷遂劝张静江赴河南会见,解释误会.陈布雷尽其所能地帮助蒋、张二人缓解矛盾,不仅可体现出蒋、张二人对其的信任,也彰显了陈布雷完全有能力胜任秘书工作.
10月,张难先任浙省主席.浙省府改组,各厅人事也均有更动,唯陈布雷留任.11月28日,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刘大白辞职.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提名陈布雷为教育部常务次长.不喜派系之争的陈布雷恐难胜任,百般推辞,经挽留,陈布雷结束厅务,于12月10日到教育部正式接任.此时,已十分信任陈布雷.
1931年6月,担任副部长的陈布雷实际主持了国民党全会决议.会议任命陈布雷为政务次长、副部长.身兼党、政两职的陈布雷早已厌倦政治,无奈此时早已逃不出去政治圈.“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布雷作为副部长向请示宣传方针,被委托撰写宣传“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口号的《告全国同胞书》,另起草了一份“请粤方共赴国难”的通电.为统一宣传方针,国民党又设立特种外交委员,其中,陈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承担了文字总管的工作.这一时期,陈布雷在办公,常常工作12小时以上.
自“九·一八”事变后,平、津、沪学生团体来京者,络绎不绝.无计可施,后来索性派弹压.因各方面压力,于12月15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呈,将所有职务一并辞去.与共进退的陈布雷表示：“蒋先生下野,余亦决心共退,遂我初愿.”想重返报界,重操旧业.经劝阻,陈布雷于1932年1月返浙兼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后来,重新上台的多次邀请陈布雷任其秘书长.直至1934年4月,陈布雷结束厅务,提出辞呈和继任者.5月,赴南昌.从此,陈布雷正式跟随,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秘书生涯.
1930-1934年初这一时期,在张静江和的极力邀请下,陈布雷多在教育厅和教育部工作.他在浙省府纪念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纪念周等重要会议上, 以自己名义发表了诸如《筹设省立乡村师范提案》《四中全会之精神》《四中全会对党员训令之意义》等9篇演讲,多篇被载于《周报》；亦在《日报》上发表了《筹设省立乡村师范提案》,均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刻见解,也彰显了其在教育界的地位.作为的秘书,为撰写了大会宣言、讲话若干,如《告全国同胞书》等,获得了的深度信任.
三、结语
陈布雷作为的“文胆”,其秘书工作不仅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借鉴和指导.民国时期是古代幕僚向现代秘书的转型期,陈布雷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秘书人物,其在秘书工作及公文写作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陈布雷是中国近现代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民国时期地位非常重要、特点十分鲜明的秘书人物,目前虽已整理出版了一批关于他的文献资料、传记、学术论文,但由于政治环境影响和第一手资料数量的限制,人们对他的认识尚存在着简单化倾向.有许多学者站在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学术角度剖析陈布雷,但从秘书学和文书学的（下转第172页）（上接第174页）角度剖析的少之又少,尤其是从秘书史与文书史或公文史角度的专业研究更为薄弱.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开始了积极沟通、对话与交流,学术环境进一步宽松,这将为近现代人物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民国时期秘书发展史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陈布雷研究也将逐渐受到重视,并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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