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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作品教学当关注学生读者对象意识的培养
◎相正平
相正平,上海市华东模范中学教师.
所谓读者对象,本指写作中作者心中设定或假设的阅读对象,即写作时作者心中存有的倾诉或交流的对象.在阅读过程中,如果读者能从作者设定的读者对象的角度来进行阅读,那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立意构思、表达方式以及语言运用等,从而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我们把这种主动的阅读感知状态,称之为读者对象意识.许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因为其文体功能的实用性,因而往往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就目前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古典文学作品来看,这一类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如以《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为代表的,写给皇帝用以议事、陈情的“表”、“疏”类；以《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东阳马生序》为代表的,写给同辈、晚辈用以赠别的“赠序”类；以《寒花葬志》《柳宗厚墓志》《祭十二郎文》为代表的,应死者亲友的请求或自己主动为亲友而写的“墓志”“祭文”类；以《上枢密韩太尉书》《报任安书》《黄生借书说》《师说》为代表的,有感而发、借题发挥,给长者、上级或同辈、晚辈而写的“书”“说”；甚至以《岳阳楼记》《兰亭集序》为代表的,点明了具体读者对象的“游记”“书序”等等.这些作品大多都有具体、明确的读者对象,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很好地关注或调动学生的读者对象意识参与阅读,那么,对学生阅读并理解这类作品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读者对象意识能够迅速地让阅读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情境体验式阅读,从而比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的欣赏式阅读获得更加深入的情感体验和更加全面的审美感受.
首先,读者对象的确定,决定了作品的基本内容的确定与写作角度的选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应当“选择什么内容”去写和“从哪个角度”去写.阅读中,读者对象意识的参与有助于我们从特定读者的角度去推想作者的写作心理,从而达到深入理解作品内容确定和写作角度选择的不易.李密的《陈情表》（又称《陈表》）是许多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都选入的一篇经典名篇,是李密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李密写作此文是为了达成“辞不就职”的目的,消除晋武帝对自己不愿“尽忠”的疑虑.李密不愿“就职”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李密确实有要供养祖母困难,真如文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第二,李密是蜀汉旧臣,有怀旧情绪和“气节”情结.第三,对西晋政权心存疑虑,有观望心理.这三个原因中,最无足轻重的恰恰是第一个,但却是文中大讲特讲的、最富有说服力且最终达成目的的理由.因为,面对晋武帝、面对一个新生的政权,后面两个原因中的其中任何一个如果流露出来,都会因轻慢皇帝、违抗皇命被杀头.而把“尽孝”作为理由,不仅没有招来杀身之祸,相传晋武帝读了之后大加赞叹,还说李密“不空有名也”；不仅同意他暂不赴诏,还特赐奴婢二人给李密,并命郡县按时对其祖母予以供养.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作者从读者对象出发确定了本文的内容,精心选择了本文的写作角度.
西晋政权虽然自命“受禅”曹魏,但也自觉“尽忠”二字实在说不出口,所以提出“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针对读者对象,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以“孝”为切入点,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提倡的价值观念中去,以“圣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用晋武帝自制的“孝”这个“盾”,来挡“催臣上道”这支“矛”.所以,作品起笔就陈述自己不幸的命运,浓缩祖孙凄苦相依的命运,大肆渲染祖母的恩情和自己的“孝”情；接着再讲自己进退两难的苦衷,在诵赞朝廷恩德的同时,又替地方官作了开脱；之后,文章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表明“尽忠”立场,表达感恩之心,消除疑情,再次强调“尽孝”是其不仕的唯一原因；最后,文章表达先尽孝后尽忠的承诺,忠君之情,溢于言表.
可见,本文的内容确定,写作角度的选择,无不与读者对象相关.教学中,教师如果能关注本文的读者对象,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读者对象入手来赏析本文,学生一定会体会到李密写此文时十分不易的写作处境与选择内容时的良苦用心,从而对于本文委婉曲折的表达会有更深入的审美体验.
其次,读者对象的确定对作者的写作构思具有相当大的制约和影响.在写作目的、写作内容确定的情况下,文章的构思一定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阅读心理及审美趋向,以确定如何表现才易为读者所接受.教师如能调动学生的读者对象意识参与阅读,就能更充分地体会文章的构思之美.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韩愈写的一篇不满200字的奇文.此文名为“赠序”,但构思上却“先送后留”,与“赠序”的功能似乎并不相符.作者先“送”,说董生此行一定“有合”,特意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下文写“今”蓄势；接着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此行未必“有合”,微露主旨,含蓄地感慨：董先生要努力啊,隐含“好自为之”之意.最后作者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含蓄地表明自己对董生之举的态度.清代古文家刘大櫆评析说：“旨微情妙,寄之笔墨之外.”[1]作者如此构思,自然是由读者对象所决定的.董邵南与韩愈交谊甚厚,韩愈主张“大一统”,坚决反对地方分裂主义.董邵南在长安,屡试不第,满怀忧郁和激愤,准备投靠河北的藩镇.韩愈对董邵南的处境深为同情,却无能为力,又极不赞成他投身藩镇去“从贼”,故在构思上正如清代学者浦起龙所说：“本不喜董生河北去,若作阻之之词,则留行非送行矣；今偏劝他去,正要因他去.此一序也,邵南藉以传观赵燕,读之感悟,何可无此一去,恰好还他送行文字”[2].教师若从读者对象出发,引导学生以读者象意识参与阅读,由此揣摩作者的写作心理,就能更好地把握了全文的构思,悟得本文神理,从而领会韩文多转折多层次的艺术构筑特点,获得更为丰厚的审美感受.
我们再来看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评说此文：“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观,以激发其志气,却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绝妙奇文”[3].这“绝妙”的构思就是由读者对象是位尊权重的枢密使韩琦任所制约而形成的.苏辙写作此文是想通过这封信来打动韩琦,从而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识.基于这样目的和读者对象,作者自然不便直言,所以文章起笔只是兜售自己的为文观点“文气说”,大谈“为文”与“养气”,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作文”才华,令“读者”刮目相看,最后提出求见的要求就水到渠成了.可以说本文就是以声东击西、委婉曲折方式达成了求见目的.
最后,读者对象的确定,影响着写作者的语言形式和情感表达.以读者对象意识参与阅读,便于我们从文章语言运用之妙的赏析中获得更多阅读兴趣或愉快感,从而对作品的语言艺术和情感表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有人曾指出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的局限性说：语言恣肆,有作态的意味；对韩琦的赞美言过其实,“不免有阿谀之嫌”.我想如果我们能对读者对象有更多的关注,就会觉得作者的语言运用其实并不为过.韩琦屹立四朝,与范仲淹并称“韩、范”,确实为国之柱石,苏辙作为一个刚刚考上进士的十九岁后辈,自然仰之弥高.以晚辈、后进的身份,写信给长者、先进,说些恭敬赞美的话,自是情理之中；何况此文本来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语言恣肆,“纵论其他”,就是为了引起韩琦的重视,达到获得提携的目的,本也无可厚非.
《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后主的,他们之间虽是君臣关系,但是对刘禅来讲,诸葛亮既是丞相,又是“托孤”的对象,况且刘备还有“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遗诏.正是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所以《出师表》的语言运用和情感表达,不仅与《上枢密韩太尉书》大相径庭,就是同《陈情表》相比,也是迥乎不同.清代的过珙曾有过“恳恳恻恻,是君臣语,也是父子语”[4]的评价.虽然同是给皇帝上表,但《出师表》情词却恳切、殷勤,质朴无华、直白透彻.面对20岁尚不明事理的刘禅,“托孤”大臣既没用卑下的声气,也不用教训的口吻,不卑不亢,最为合宜.正如清代才子金圣叹所评：“正惟此日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才之目,固已险矣；岂‘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语,乃敢真蹈也.于是而身提重师,万万不可不去；心牵钝物,又万万不能少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妪[5].”清代的林纾也曾评此文：“并不着意为文,而语语感自血性中流出；精忠之言,看似轻描淡写,而一种勤恳之意,溢诸言外”[6].前人之评真是搔到了痒处.我们若能从刘禅这个特定的读者对象进入阅读,才能更好的领会本文语文选择与运用之妙,才能深入地理解诸葛亮平实语言之下的拳拳之心,当然也就能对陆游所说的“《出师》一表千载无”和杜甫所的“两朝开济老臣心”有深切的体悟了.
“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以上是我近年来在古诗文教学上的一些管窥之得,这里不吝献出,若能获得同好的批评指教,本人深感荣幸.
参考文献：
[1][2]古文辞类纂评注.吴孟复.蒋立甫著.安徽教育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1022页.
[3]古文观止.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9月第一版.519页.
[4][6]解题汇评《古文观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66页.
[5]解题汇评《古文观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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