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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离为留你:公平和新市民就业流动性

骈骞雅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 镇江 212000)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871/j.cnki.kjwha.2018.09.080

摘 要 新市民是备受关注和值得探究的群体.随着该群体逐步扩大,其就业流动性问题日益突出.新市民频繁离职、 流动性大的特点, 既阻碍其市民化的进程, 也不利于形成高质量劳动力队伍和经济建设.基于该群体精神需求日渐增长、 自我意识强烈、 渴望平等和认同的特征, 本文从社会偏好理论角度, 探讨公平与新市民就业流动的关系, 借助公平模型, 多角度研究新市民就业流动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就业流动性 公平 新市民 社会偏好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的标志性现象, 在新型城镇化对 “人的城镇化” 强烈呼唤的背景下, 该群体愈发受到关注.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 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8 亿, 其中 “80 后” 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量 49.7%, 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些出生于 80 年代后、 拥有农村户籍, 又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群体被称为 “新市民” .

伴随新市民群体的壮大, 一系列问题与讨论应运而来,其中, 就业稳定性问题日益突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农民工 “短工化” 就业趋势研究报告》 指出,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明显,就业稳定性低,众多调查研究也表明, 当前新市民离职率总体偏高, 工作流动性大 [1-3] .这一问题不容小觑.微观层面上, 频繁的职业流动既不利于新市民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也不利于他们融入工作和生活环境.2016 年安徽省政协专题调研组调查提出,新市民就业稳定性弱是阻碍其市民化的一大因素.中观层面上, 高频、 大量的人员流动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同时带来人力断层的隐患.高离职率必将阻碍良性劳资关系的形成—— — 这一问题使 “民工荒” 与 “民工慌” 并存.宏观层面上, 日渐庞大的新市民作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生力军, 流动性过高将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也为社会治安与管理带来隐患.

因此, 提高新市民的就业稳定性, 实现 “自我造血” , 是帮助完成从 “农民” 到 “市民” 根本转变的一大关键举措.本文基于组织公平理论,通过四因素公平模型探讨新市民的就业流动问题, 以求多角度、 立体化地进行探索, 为新市民的就业流动治理乃至市民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建议.

1 组织公平理论视野下的新市民就业流动性问题

新市民的频繁离职归根结底是对自身与群体间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 究其深层原因, 根据组织公平理论, 个体在处理自身与群体关系时采取的一种普遍方式即 “比较”[4] . 具体而言, 个体会通过与周边进行比较获得对公平的感知, 这种感知会成为左右个体情绪乃至行为变化的动力.当个体感受到公平时, 会产生正面情绪与行为; 而感觉回报小于自己的付出时, 则会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负面情绪随之而来, 继而引发一系列不良行为.

古语云: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难推测公平在新市民就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Gilly (2010) 的一项研究指出, 东方文化背景下, 中国员工表现出较强的公平偏好, 诸多研究也表明, 新市民与父代相比, 务工目的和人格特质等都发生了巨大转变, 逐渐从谋生糊口迈向追求公平 [5] .因此本文基于组织公平理论, 从 “公平” 视角出发, 对新市民的就业流动性问题进行探讨.关于公平的内在结构, 学界众说纷纭, 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单因素论 (分配公平) 、 双因素论 (分配公平、程序公平) 、 三因素论 (分配公平、 程序公平、 互动公平) 、 四因素论 (分配公平、 程序公平、 人际公平、 信息公平) 等几种.

综合上述研究及新市民的现实情况,本文认为就业流动问题中的 “公平” 是包括分配公平、 程序公平、 人际公平及信息公平等方面的一个多维构念,四因素模型能较为全面地解析新市民就业流动中的公平问题.其中分配公平主要指酬劳分配的合理性、 公平性; 程序公平是指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各种程序、 机制和制度的公平, 主要关注过程的公平性和程序的公平性; 人际公平是在制定和执行相关决策时, 权威或上级尊重下属个人观点、重视对方合理意见并积极进行沟通;信息公平指人们可以平等地获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并得到全面、 清晰的解释.

2“公平” 与新市民就业流动

2.1 分配公平

分配公平是最为直观的公平体验之一,更倾向以结果公平作为考察对象, 因此本文以薪资报酬为指标, 对新市民群体的分配公平做出评价.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新市民人均月收入 3275 元,而 2017 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 万元, 由此可见, 新市民的收入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此外, “同工不同酬” 甚至多劳少得的现象也依然存在.近三分之二 (62.2%) 的人赞成“同等的工作,城市居民待遇更好” ,这也成为新市民频繁“跳槽” 的原因之一.

新市民群体收入偏低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争事实, 近年来新市民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改善,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差距明显, 不公平的分配现状让他们深感不公.这种不公一方面来自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也与其本身流动性强的特征有关,而这种流动性强带来的不公反过来又会加剧新市民的流动, 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2.2 程序公平

程序公平侧重分配的程序和过程,关注个体在资源分配和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能否被公平对待, 强调机会平等.以新市民的就业机会为衡量指标,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67.7%) 的新市民赞成 “城市人的工作机会总是比你们多” ,就业机会不公广泛存在.对户籍、 学历、 技能的各种规定是导致新市民被更高层次的工作拒之门外的重要原因,大多数新市民都因户籍问题遭遇过不公平对待,譬如不能和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业的权利、 不能公平享受失业保险等.

不难发现,我国二元的户籍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新市民在城市中的择业就业,另一方面带来多方面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 —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偏远地区新市民文化水平、 职业能力的欠缺, 来自贫困地区的新市民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其家庭也不具备足够的教育支付能力.这决定他们在今后的就业竞争中难以争取优势,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越来越举步维艰, 只能从事含金量低、 替代性强的工作, 难有稳定的职业选择.

2.3 人际公平

人际公平在组织中通常是用来衡量当权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 但新市民群体有一定特殊性, 其人际交往中突出的心理与身份认同问题不止停留在组织内部和上下级之间,更存在于周围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故此处以社会尊重和认同为指标进行衡量.作为主观上认同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青年一代,新市民对社会地位的重视和城市的憧憬远超父辈.调查表明, 41.6%的人希望 “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但事实上, 新市民虽在思想文化、 行为习惯上都更倾向于城市, 仍与城市社会有一定差距, 部分新市民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较差,在许多城市居民眼中,新市民总体素质仍然不高.

陌生、 疏离带来的排斥与歧视让新市民倍觉尴尬, 也给他们在城市的打拼带来诸多障碍.一方面, 他们感受不到周围人的尊重认可,先赋性的身份导致自己的能力和贡献被忽视, 不能被公平对待, 自然对工作、 生活缺乏信心和热情;另一方面也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网,阻碍了社会资源的积累, 致使自己愈加边缘和被动化, 犹如无根之萍.凡此种种都加大了新市民的就业流动几率.

2.4 信息公平

信息公平指人们可以平等地享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的获得权, 并得到相关解释.对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的新市民而言, 除就业讯息、 薪资标准等微观上紧密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信息外, 其在组织生活、 政治生活等宏观方面也有更多对公民权利的要求, 故此处以组织参与为指标进行衡量.调查中, 当问及是否参加过本单位的公共事务活动, 如员工代表大会、 工会选举等时, 多数新市民表示从来没有, 在回答未能参加的原因时, 选择 “无人通知参与” 和 “因为是临时工” 的共占 82%.

新市民相较城市居民而言仍处于弱势,本该平等地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章程制定和组织公共事务活动及政治生活, 却因为身份受到限制, 难以打破藩篱.这种边缘化的处境让新市民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对相关政策规定产生误解, 从而引发对组织和周围人的不满, 也造成新市民缺乏表达诉求的渠道, 难以公平地享受应有权利, 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可能采取不理智的行为譬如离职来进行自我保护或表达不满, 甚至极端化行动, 伤害自身, 也影响社会稳定.

3 新市民就业流动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拥有稳定的职业和工作是新市民作为流动人口扎根城市的首要基础,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公平感和就业稳定性也关系着企业的平稳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综合来看,当前新市民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公, 要想消除其不公平感, 改善就业流动状况, 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第一, 户籍身份深刻影响新市民的资源占有和分配, 带来先赋性不公.我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由来已久, 带来 “同工不同酬” 等诸多不公平待遇.依据社会分层理论, 先赋性条件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影响较大, 就证明了社会不公的存在, 这样的背景下新市民难免心有不忿, 频繁离职是处于弱势的他们的一种被动选择,也是表达不满与抗争的一种手段.

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的参与, 在推进户籍改革的同时应当格外关注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报酬分配、 教育资源、 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推动它们与户籍改革齐头并进甚至先行.

第二, 社会认同和参与是提升新市民公平感、 化解冲突的关键所在.从人际公平的视角看, 新市民渴望获得认同,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普遍面临或多或少的偏见和歧视,这种来自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中的排斥使其处境尴尬, 缺乏融入感与归属感; 从信息公平的视角看, 新市民逐渐苏醒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让他们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 但往往在企业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参与度较弱, 缺乏参与渠道或机会.

因此, 应当加强对城市居民的引导, 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新市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促使他们以友善、 宽容的态度接纳新市民.同时提高新市民在组织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赋予他们更多表达诉求和发表观点的机会与渠道.

第三, 市场竞争规则下, 新市民的不公平感有其内在归因.新市民在经济收益、 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劣势一定程度上也因其在文化水平、 工作能力和认知视野上的局限, 在市场竞争规则下,这种禀赋差异带来的距离并没有违背公正原则.但新市民在比较时, 往往倾向于把城市青年作为对象,参照对象的选择标准影响其价值判断,加剧了不公平感而带来离职, 这种行为背后的合理性值得深思.

因此, 在努力提高职业水平和工作技能的同时, 新市民应找准自身定位, 客观、 理性地面对差距, 企业、 工会以及相关部门也应及时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机会和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新市民积极提升自我, 调整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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