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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崩溃论

中国传统史学崩溃论

袁 宝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 要: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发展始于先秦,此后绵延两千余年,历久未绝.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强烈的“求真”精神,坚守“实录”原则,在历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功用.明清时期,随着文化政策上高压倾向的确立,旧有的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传统史学显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下,中国学术思想领域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转向,中国本土与西方世界均产生了“新史学”思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动摇着传统史学的立足之基,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

关键词:中国;传统史学;崩溃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4-0024-06

从史学理念和治史范式来看,中国史学体系可大致分为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两个发展阶段.①与现代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孔子之作《春秋》为其滥觞,此后代有传承,直至建立起以二十四史为主要代表的庞大史学体系.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脉络自先秦发轫,绵延两千余年,表现出强劲旺盛的生命力,直至明清之际始显出衰落迹象,明清也因此成为传统与现代两个中国史学体系嬗递更易的时代.具体来说,正是通过过清季民初多种史学理念和治史范式的争鸣激辨,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使命始告终结,其主导性地位开始让位于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史学正式进入到现代史学阶段.

一、传统史学的源起及衰落

(一)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建立及发展

与现代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学无疑拥有更漫长的生命周期和历史渊源,宜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征对其演进时段做进一步细分.白寿彝先生把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其中五个阶段属于传统史学领域:童年期(先秦时期)、成长期(秦汉时期)、发展期(魏晋隋唐时期)、继续发展期(宋元时期)、封建社会衰老期(明清时期).[1](P30-57)白先生的分期方式,准确形象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形成、发展、衰落的全进程,故能在多种史学分期学说中脱颖而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果以甲骨文的出现作为中国史学的起点,那么有关传说、卜筮的所有文本记载,皆可视之为史料,不过这种仅限于记述层面的文本记载远未上升为历史的高度.《说文》称:“历,过也,传也.”“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2](P68上,P116下)《说文》所说,虽属“历史”的范畴,却非历史学.历史学是基于历史和史料形成的科学,是比历史产生更晚的学术概念.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历史的意义并试图从文本中回顾和借鉴历史,历史学始有形成的可能.

李大钊从现代史学的角度定义了历史学的概念:“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3](P87)从这个定义出发,早期的文本记载仅为传说或史实的简单记述,显然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定义.

直到孔子之著《春秋》,中国的传统史学始正式发端,而以《春秋》为起点,中国的传统治史理念开始逐渐形成和完备,治史范式逐渐表现出一元化趋势,形成特点鲜明、传承有序的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秉笔直书、褒贬分明、经世致用、大一统观念、忧民爱国以及文史并重.[4]上述特点皆在传统史学的发展中逐步形成,这些特点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日益成熟.

先秦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史学的编撰体例和现实功用都处于探索阶段,探索的成果在《春秋》之中得到集到体现.换言之,《春秋》书成,意味着传统史学体系雏形的确立,也大致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思想.孔子称赞以董狐为史官,直书赵盾弑君之事,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5](卷21《宣公二年》,P598)其对董狐的赞颂,表明中国传统史学自正式形成之日起即对秉笔直书理念有着不懈追求.《春秋》“寓褒贬,别善恶”,史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6](卷47《孔子世家》,P1943)“褒贬分明”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司马迁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6](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7-3298) 可知《春秋》中蕴含着作者忧民爱国之心,表明传统史学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影响,这一惯例同样为后世治史者传承.除此之外,《春秋》《左传》等书,非独史学造诣深厚,文采亦堪传世,因此文史并重也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进入黄金时代,得到了极大发展.《史记》《汉书》的出现,确立了此后历代正史的编撰体例;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在儒学独尊的时代背景下,大一统观念成为历代治史者的主流观念;除此之外,刘向、刘歆父子完成《别录》《七略》的编撰,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校雠学的基础,这意味着文献学水准的大幅提升,为历史文本的记录和整理提供了经典范式.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史家著述的成果极丰,延续了秦汉时期的蓬勃势头.

宋元时期,堪称中国传统史学的巅峰,治史范式的改良推进以及史学著述的影响力比之前代有了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作为史学著述的重要形式,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通史的形式对前代典章进行梳理,开创了传统史学新体例;史学文化高度发达,印刷术改进,私人修史之风盛行,从而带动了传统史学的整体发展;辽、金、西夏、元等民族政权均创造了本族文字,在史风盛行的环境下,非汉文的史学著述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宋元史学,代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空前绝后的黄金盛世,同样也成为传统史学衰落前的最后荣光.

(二)明清之际传统史学体系的衰落

如前所述,先秦以降,中国传统史学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不过这样迅猛的势头在明清时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回落态势.个中原由,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政治高度发达,统治阶层欲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实现文化、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必然以抑制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为前提,这种前提也决定了中国的传统史学体系在明清之际日渐倾颓乃至衰败的最终结局.皮锡瑞论及诸朝经学时称:“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7](P283)皮氏之论,诚得其要.事实上,明初史学比之前朝,确实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

不过,明代传统史学的衰落并非以史学论著数量减少的直观方式表现出来.事实上,明朝前期官修史书的编撰体量非但没有缩减,反而逞现出一派繁荣昌盛景象,撰史速度和修史规模比之前朝皆有显著的提升.以明修《元史》为例,在宋濂的主持下,于洪武二年正式开局,其间曾因变故二度开局,两次篡修的全部用时尚不足一年;永乐年间修成的《永乐大典》,全书两万余卷,共两千余人参与,历时五年告峻.前述两书中,《元史》成书之快以及《永乐大典》的规模之大皆达到旷古空前的地步,也反映出明初官修史书的鼎盛气象.然而,前文已述,修史的宏大气象非但不能表明明初传统史学之进步,反而是明初史学衰退的重要例证.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统治者均采用文化高压政策,即以强制手段来推进文化思想的一元性.明初收获的史学成果,就是文化高压背景下的政治产物——史学表现出明显的服务于现实的特征,这显然有悖于传统史学精神.详述其事,编撰《元史》之时,北元势力犹盛,明太祖欲根据“国亡史存”的惯例,通过编撰《元史》来表明元明嬗代已成事实,宣示大明帝国的正统性;明成祖之修《永乐大典》,称“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又称“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有以统之,则无以一之”.[8](第10册《永乐大典目录》,P1)可见其书之成,也有统一思想的目的.清代的文化专制比之明朝尤甚: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密切监控社会的文化思想动态,一方面编撰《四库全书》,对传世文献肆意篡改删减,欲以此实现对思想意识领域的严密控制.

换言之,明清两代,均对史书编撰采取了强烈的抑制性政策,通过文化高压政策,来实现史学为现实的服务.明清时期收获的传统史学成果中,多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在对史籍文献整理的同时,又出于统一思想的需求,对存世史料进行主观的篡改.这无疑加剧了史学现实的困境,非但大违传统史学的精义,更无法在治史方法、理念、范式上推进传统史学体系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官修史书的意识形态浓厚,私人修史却异常繁荣发达.明中叶以后,随着文化高压政策的长期执行,修史日渐沦落为政治需要的附庸,以秉承传统史学精髓理念为要旨的私人撰史之风开始转盛流行.正是出于对官史丧失“求真”本质的憎恶,明代私人治史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概莫能外.在文化高压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批判精神下的史学代表着这一时期传统史学的最高水准.

不过,源自民间史家的批判,终究无法改变明代中后期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又使史家充分意识到传统史学的致用功能.此种致用功能自然与前述政治附庸截然相异:并非放弃史学的基本理念来迎合时局的现实需求,而是欲使传统史学突破理论探索的束缚,表现出更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这一时期的传统史学经世致用倾向表现得极其明显.除此之外,王阳明曾经提出:“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9](卷1《传习录上》,P10)此即“六经皆史”的理论渊源,把“经”归入史学范畴,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极大地改变了时人对于历史文献本质的认知,开拓了治史视野,提升了传统史学的广度与维度.

然而,始于明中叶的批判史风未能长久的延续.明清易代,清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原,缺乏基本的文化自信,为防止旧明之人的故国之思,采取了比明代更为严厉残酷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传统史家的治学理念再一次发生转变:史学的批判精神逐渐退去,转而进行纯粹的学术考据之学,并由此形成了乾嘉考据之风.传统史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以前忧国忧民的史家情怀、资事治世的现实功用,转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这也成为传统史学没落的先声.

可以说,明代批判风气的兴起,一度使中国传统史学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然而清代更为的文化抑制政策,又把传统史学重回正轨的可能彻底消除.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明代嘉靖以前,史学发展苍白无力;从自嘉靖万历至明末清初,传统史学表现为“六经皆史”到“经世致用”,前者要抹去封建统治思想工具的灵光,后者则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不过在清代高压的文化政策下,史学的抗争最终转变成乾嘉考据之学.[1](P50-54)

此外,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自明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明代郑和下西洋、传教士东来、倭寇之患起等诸多事件,均表明着外来文化正随着国家外交关系的拓展悄然来侵,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传统社会.西学东渐的风潮,这也在动摇传统史学的根本.换言之,国内的文化高压政策与西方文化的东来,都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瓦解与更化.

二、中国传统史学衰落的必然因素

(一)传统史学生态的破坏

传统史学在明清时期进入衰落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持续数百年的文化高压政策使滋养传统学术精神的学术土壤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传统史学因为基本理念的缺失而失去了立足之本.

首先,明清时期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压破坏了传统史学的学术生态,使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明清两代统治者均通过思想禁锢、文字狱等一系列强硬手段来实现对思想领域的严密管控,崇尚“求真”理念的传统史学因此面临着生存空间被无限压缩的困境,进入萎缩发展轨道.明代自立国之初开始,随着君主集权政治的强化,程朱理学取得官学地位,并成为钳制传统史学发展的沉重枷锁.朱熹称:“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10](卷13《学七》,P229)又称:“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11](卷14《奏扎·甲寅行宫便殿奏扎一》,P665-666)程朱理学的实质是存天理而灭人欲,主张遵守纲常秩序,止息异理邪说.可以说,程朱理学之盛,缘于统治者推行思想专制的现实需要,并成为强化思想专制的利器.明成化年间,八股取士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并自此贯穿于整个明清时期.从文化自由发展的角度来看,八股取士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顾炎武称:“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2])(卷16《拟题》,P946)事实上,八股取士同样是明清文化高压政策的举措之一.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统治者的意志在史书的编撰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张扬.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均系组织,在编撰过程中,主编者对传世史料任意删改,大量不利于帝国统治和思想专制的书籍图册被损毁削改,传统史学秉笔直书、褒贬分明、爱国忧民等特性丧失殆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传统史学之衰落.

与前述政策相比,更为强硬、残酷、的文化政策当属文字狱.文字狱之事前朝偶或有之,然以言强度之大、频度之繁,自以明清时期为最,明清两代又以清代为甚.明太祖朱元璋忌言“光”“秃”“贼”“寇”等字眼,屡有因此获罪者.明成祖朱棣因方孝孺案大开杀戒,清代《明史》案、《南山集》案等更是过人,死者不计其数.可以说,在明清两代高压文化政策下,传统史学的土壤已经完全消失.

其次,因“实录”精神的缺失,明清史学失去现实功用.传统史学在明清时期的衰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统史学“实录”精神的缺失,从而使史学失去现实功用,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昌盛的基础,也加速了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

前文已述,传统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秉笔直书,即以“实录”为基本的指导思想,这种基本理念又使得史学具备了不容忽视的现实功用.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5](卷35《襄公二十四年》,P1003-1004)刘知己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13](卷11《史官建置第一》,P303)“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也成为这一文化视域内千万个体毕生的不懈追求.刘知己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13](卷7《直书第二十四》,P192)也就是说,传统史学的责任之一是秉笔直书,真实准确地记录历史中发生的“德”“功”“言”,并借助史书申明是非观念和道德纲常,建构帝国治理的道德观念和行政秩序.传统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在历代王朝治理体系中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功用.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史学建构和维护的道德秩序,不仅针对帝国臣民,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制约着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举止,这是传统史学现实功能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其绵延未绝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实录”是传统史学的生命线,唯有“实录”,传统史学才成其为史学,才能对古今过往的天下之人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真正地发挥出其现实功用.可是明清两代,意志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书写,“实录”精神遂因此磨灭于高压的文化氛围之下.历史学的现实功用不复存在,无疑加速了传统史学的没落.

明清史家迫于高压政策,只得放弃“实录”原则,转而沉迷于考据校雠之学,此种风气至乾嘉时期达于极致.时人章学诚对传统史学的没落痛心疾首之至,他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方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4](卷5《浙东学术》,P524)直斥当时史家远遁于现实之外,唯以纯粹的考据为乐.然而当时积习成俗,此种风气的形成已非一个人之力所能改变.可以说,以乾嘉学派形成为标志,中国传统史学的辉煌宣告结束,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时代即将过去.

(二)西学东渐背景下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转向

除了前述源自中国本土的内因,传统史学的崩溃同时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强劲侵袭.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史学的崩溃终于成为一种无法扭转的历史大势.这种外部因素,就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转向.

明清时期,适逢西方世界的殖民势力向全球扩张进程加快之时.万历年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为西学东渐之始.从此以后,庞迪我、龙华民、罗雅谷、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陆续东来,西学随之漂洋过海,东渐中国.明代学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传教士群体交游甚密,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交汇互融,推进了当时的学术繁荣.徐光启曾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影响颇大,清时犹被梁启超誉为千古不朽之作.梁氏指出,中西知识线之接触互融,明末的历算学为晋唐间的佛学之后的首次.历算学之兴起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关,清代学者喜经世致用之学,亦或受此影响.[15](P9-10)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造就了短暂的学术盛世,同时也在思维方式和治学取向上强烈地改变着中国固有的学术格局.

可以说,传教士东来,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西方科技刚好符合明清之际传统学术的转变需求,明代的时代氛围因此成为西学东渐的温暖土壤,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之学的交融.不过,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仍在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文化交融屡屡陷入困境.在明清高度专制的政治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在礼仪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乃至达于极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这种文化互融的不可持续性,明清两代屡有诏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至清中前期,随着闭关锁国成为基本国策,清廷对西方传教士开始了全面驱逐,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西归,这次始于明代的中西文化交融至此告终.

下一轮西学东渐,已是近代史范畴:1840年代,西方文化随着坚船利炮再度袭来,日益没落的中国传统史学亦将在中西文化的新一轮碰撞中告别历史舞台.西方文化两度东来,皆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多元化的学术氛围,有识之士开始在外来文化中寻找智慧,对陈旧朽迈的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外来文化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与西学东渐保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始于第一次,终于第二次.正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绵延千年的统治地位正式走到尽头.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清末学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质疑日益激烈.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称:“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令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16](P763-764)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只为一家一人而作,无法承担起历史科学应有的责任.梁启超更是在《新史学》中直接指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他进而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在此四弊的基础上,又复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四弊二病造成的恶果有三:“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在此积弊之下,他感慨:“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文集之九》,P3-7)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在西学的冲击下诞生,故其演变方向与辙迹,又常受其西方文化的态度而有所改变.他的新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刚好表现出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18](P12-14)

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也正处于热烈的史学革命之中,詹姆斯·鲁宾逊撰写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书于1924年由何柄松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立即引发了强烈的“新史学”思潮.除此之外,何柄松还翻译了亨利的《历史教学法》(1926)、与郭斌佳合译了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此外还有黎东方译施享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董之学译斑兹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等,这一时期成为史学思想西学东渐的.以梁启超和鲁宾逊为代表的东、西方新史学思潮成为当时史学领域的新生力量,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在朝气蓬勃的新生史学思潮面前日益崩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可以说清末民初多元的学术思想背景,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不仅在于加速了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中国史家领略到最前沿的史学理念和治史范式,具备了破旧立新的勇气,并由此开始以积极奋进的态度、宽广开阔的视野来寻求中国史学的未来出路,这种求索的过程最终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而告结束,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创建,也意味着近代中国新旧两种史学体系的嬗递交接终告完成.

三、结论

中国传统史学肇始于先秦,秦汉时期确立了基本的治史体例和功用定位,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余年的鼎盛时代.传统史学推崇“求真”的治学精神,以“实录”为基本原则,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史学体系,正是出于上述的“求真”精神和“实录”原则,传统史学始能在历代王朝的行政架构中具有一席之地,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经久不衰.明清时期,随着统治者文化专制思想的确立,传统史学的生态被破坏,其固有特征难以见容于现实世界.与此同时,西学东渐成为历史的必然大势,在内外合击之下,中国传统史学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史学体系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嬗变和过渡,不过传统史学的治学理念和精神内涵,依然在当今时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思想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的时代视野下,深入地剖析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意义,取其精华,吸纳继承,应该成为当代学人对待传统史学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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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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