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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族志和写文化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新和新主张
［摘 要］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种由渐变到巨变的深刻“转型”（tranormation）,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学书写态度和方法.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变动性”,而非保守性.而变动性虽然意味着风险,更潜藏着机会.“枝杈社会”是中国经济在大风险中持续向好的社会动力,它要求一个人做他应该能够驾驭的事情,而微信正是继房地产之后给中国老百姓全体的又一次的参与式的机遇.微信使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并通过使真实扭曲化来实现一种真实性,老百姓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文化,创造语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群学”.在微信群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过去我们认为技术造成了人群的分离,而微信时代,虚拟技术却使这种分离技术失灵了.此外,互联网也使知识的储备被知识的搜索与创造所代替,世界因为便捷的互联互通变得“平面化”,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在时空安排上日益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而对这样的社会转型,田野在场对于民族志的书写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在一个微信的时代里,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已经变得很容易实现了,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或许可以变成一种拼插式的创新.
［关键词］微信民族志；民族志书写；拼插式书写；倒差序格局；“群学”；写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01-24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文化转型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5ASH012）的资助.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法律社会学、乡土社会研究、文化与认知研究等.北京100872今天的世界,生活和娱乐之间越来越无法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学术与生活也无法真正区分开来了.2015年前后,我曾经提出过“线索民族志”这个概念,核心指出要对一个引导问题发现的线索呈现有一种持续不断的追溯.[1](P.47-57)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探讨微信民族志的问题,在这方面微信民族志的概念已经是不再为大家所陌生了.2016年10月15日我们在北京的香山召集了一次有关于“微信民族志”这个概念的讨论会,这是借互联网微信群的蓬勃发展而举办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主要都是在微信群里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类学家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我们召集这个会议的最初目的就是想对一些未来可能产生的新型知识生产方式做一个探讨,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比这个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作为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这些领域内的学者,如何去书写你所熟悉的文化或者你不太熟悉的文化,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未来在研究中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实际的情况是现在在如何去书写文化上发生了一种观念上的混乱,一方面是1988年出现并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写文化”（WritingCulture）这个概念,由此而搞乱了人类学既有的书写规范,因为曾经老老实实写民族志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人嘲笑,而这些嘲笑写传统民族志的人,自己似乎又不太愿意去追随这种传统民族志的写法了,很显然这是因为新一代的民族志学家对待究竟什么是知识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换言之,当一个人的信仰,或者认同,或者思想发生了改变,那么再想让他做一个跟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世界观有悖谬的事情,那就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想,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可能跟中国当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方面大概会有两派的观点存在,一种是认为这中间并没什么改变,中国照旧如此,或者世界也照旧如此；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和文化表达都发生了一种巨变.而在我看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场巨变.最近在烟台大学举办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年会大会报告上我专门提出了“从渐变到巨变”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大会主题演讲的题目.②我认为人类学应该在未来花费更多时间去研究当下社会是如何发生一种由渐变到巨变的改变的,过去曾经把这些变化统称为“社会变迁”（socialchange）或者“文化变迁”（culturechange）,实际上老派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在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改用另外一个词,叫“转型”（tranormation）,转型就是巨变,其意味着一种有深度的改变.
实际上,理解传统文化,今天可以从人类学所切实注重的文化多样性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一方面是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要了解这种文化传统跟更大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文化也因此而变得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自觉.今天学术研究领域中经常会谈到文化保护、非遗保护等问题,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文化也真正成为了国家以及地方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显然不能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做事情、想问题会首先不假思索地把文化放在第一位,现在估计还不可能做到,但是他们已经知道或者已经意识到没有文化这个县发展起来就很困难,很难有真正的转变.所以北京各区县这两年的文化事业就很好做,大家都开始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意识.2011年10月15到18日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是在集中讨论如何大力发展文化的问题.最近领导人在很多场合也在谈文化如何打包走出去的问题,很显然文化问题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热点.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副中心移到了通县,而且北京强调,北京将不再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这个北京的定位已经非常确定,其背后的含义无疑是要把北京整体打造成为一个更体现文化精神的一个城市.现在可以说整个基层都在重视文化的问题,所以原来一个很不起眼的乡村,现在借着资本的进入、借着规划师的进入,而被转化或者包装成为了一个古村落,可能那个村子实际上也古不到哪里去,但是在这种包装之后便会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这旅游消费,提升这里的知名度.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谈到中西方文化,我首先想强调的一点是,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此我有意地要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这个可能有些极端,真实中不一定必然存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但这是我们在观念上的一种对立,属于一种理想型,便于比较和分析.换言之,从观念的意义上来说中西方文化之间大体可以有此种对立的存在,也就是可以有一个我们自身的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化以及真实影响我们的生活相对并不太熟悉的西方文化这样的两分.在西方文化的观念里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霍布斯鲍姆说的“传统的发明”[2],西方在理解文化的时候,从概念引用上而言,“传统的发明”这个概念是很合适的,这个传统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有一种很基本的理解就是,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人跟神之间相互分离的过程,最初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牧师来了解上帝的声音,获得一种理解,乃是得到了上帝的感召（calling）,通过这样一种人跟神之间的区分,即此岸和彼岸之间的区分,一切便听命于上帝的召唤.所以,那个时候的西方文化是一个为神所覆盖着的文化,但后来有了启蒙运动,大体上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人们由此而开始自主性地用一些所谓人的理性去替代原来上帝的位置,这就带来了一种文化上的断裂,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根本就是它的这种断裂的发生以及后效.
今天,有很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包括吉登斯、贝克等,都开始谈断裂,或者说讲这个文化上的大转型,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去理解所谓现代何以可能在西方世界生发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关注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未来会在“上帝死了”以后究竟走上怎样一条轨道.[3]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世界中,有很多的传统都是再造出来的,它的再造反映了这样一种断裂,黑白分明,新的就是新的,旧的就是旧的,清楚明白,因此西方现代文化观念里有一种深刻的自我保护的观念,保护的就是那种断裂之前的一种原汁原味的西方传统.
所以在西方好的大学里,英国的牛津、剑桥就别说了,就我熟悉的伦敦政经学院（LSE）就有一个很现代的大学硬件装备,从玻璃窗、内部空调以及办公设施都很现代,但在对老的教学楼进行改造之时,都要留下一堵墙是原封不动的,然后用玻璃罩罩住,这无意之中告诉你,这是他们的传统,是原汁原味的（original）伦敦政经的传统.甚至这个学校的墙,可能也就七、八十年的历史,但大家刻意把那批墙留下来.让你在四周的光亮当中或者上下楼梯当中看到那堵很破旧的墙,让你切实感受到了一种纯粹原汁原味（pureoriginal）的那个文化的东西,它所要强调的就是那个东西背后所承载的一种既有传统.因此在他们的文化里自然就会有一种所谓的“传统的发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这样的概念生发出来,因此要理解西方的文化,基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首当其冲的,所以用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中的理论去理解西方文化的理路,问题就不会太大.当然,拿这套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就有点成问题,就是中国可能更多是处在一种不断转型之中的国家,因此它也不是通过一次转型就结束了的,它实际是在不断的转型之中.
说简单一点就是,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并没有一个那么清晰的神的观念.在中西方的古代都有那种游侠或者侠客的概念,西方的游侠背后实际是有一种信仰存在在那里的,它的所有行为都是跟随着上帝的召唤而做出的,也是希望追随着上帝而去的；而中国这种人叫侠客,是指一种替天行道之人.而在中国文化里,“天”并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存在,它不是一种神格化的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人替这个自然存在的天行使一种间接的道德约束的义务.所以在这里,中国文化的内涵是有不断改变之意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色中还是《易经》那种强调变易的文化,一旦形势不好,就会有人大喊“替天行道”之类,寻求一种改朝换代.因此而养成了一种我们文化里的喜新厌旧的心态,导致一种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大为流行,所以中国文化很难说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现在用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去理解我们的文化,就非要从中去找出一个本真性的文化出来,实际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而且老百姓一般也不买这个账,老百姓从来不认为那个就是他们本真的文化存在.
在英国伦敦街头的一所破房子,它一定要写上“文豪莎士比亚曾经喝过咖啡的咖啡馆”之类的指示牌,伦敦人认为这很重要,但我们一般都不会把鲁迅喝过一杯咖啡的地方做个标记,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不太在意这个,最多后代文人们会将鲁迅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故居而已,但也不会有英国人对旧物命名的那番认真.所以前段时间去重庆大足石刻参观就有感觉,在当地的一种争论是说国家花了几千万的钱,然后把一尊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一座千手观音石窟雕塑涂抹得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参观的游人很是高兴,当地人自然也不反对,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属于是积福德的事,但在国际文物保护界据说是遭到了质疑,指责说因此破坏了文物,你不应该修旧如新,应该修旧如旧,把它保持原样.实际上这是两种观念上的争执,一种是我们文化里的观念,认为当它旧了就应该换,当这房子破了就应该修,当这个房子染上了煞气,我们就要把它拆掉重建,所以后来新中国的建立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思路,动员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有一篇文稿里称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案,这就是指一种全新中国的构建,基础还在于一个可以拆除旧的东西的文化观念上.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似乎我们原来的传统就一下子全部去掉了,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时代也不是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文化浩劫都曾经使中国的文化归于消失,然后再加以重建,使之焕然一新.这可谓是我们原来文化里头生长的自我毁灭的文化基因,不过同时它也有一种自我生长的能力.
记得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讲过,真正中国的文化都是在地下的,这话说的虽有些极端,但不无道理.那就是中国地上面的文化很多都被历次的浩劫或者战争不断地拆除、破坏以及损毁掉了.对于这些东西,当时当地的人大概并不会那么在意.因此文化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尝试去理解它,看到中国文化自身之中的变动性,这可能要比看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更为有意义.所以我这里列出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对比,看的是文化之间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今天就是一种文化转型,这个转型是渐次发生的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经济转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还在转型当中,之后跟随而来的还有制度上的转型,但也是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的转型.2004年“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可谓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开端,到2011年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可谓是国家层面的文化重建和转型的一个开端,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在这个转型问题上去下功夫,应该借此去了解究竟什么才是文化？什么才是社会？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什么才是当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这些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问题彻底弄个明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所自觉,否则会一直被某种外部的力量牵引着走,被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牵着走.实际上这些转型到最后往往都是用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就要去回顾那些曾经的文化表达的方式.实际上1990年之前的中国人大概还不会说一个真正的“我”字,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说法,但不离十.比如说1990年前后,你去看那时记录下来的谈话记录或者其他的文本,大家的说话当中你会发现大家谈的、说的都是“我们”这两个字居多.比如说当时就没有个人的房子,那时我们一般都会说“我们单位的”宿舍,“我们单位的”房子,这是没问题的,当时如果你猛地对人家说这是“我的”房子,那你可能要不就是乡村里的农民,要不就是老北京的住户,那时候大部分的人是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私人财产权的,当然“我的车”在那时也是没有的.今天这个自我的概念已经远远是90年代以前的人所没法比拟的了.80后、90后出生的人的那种自我概念在今天微信里表现得一览无余,很多90后的表达方式肯定会让50后、60后的人感觉受不了,很多人直接把脸照出来,又自拍成很奇怪的变形的样子,好像真的要跟你亲近似的,这样直观的表达很是令50、60后的人恐惧.但是慢慢地你会感受到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特点,因此你不要上当,想人家真的要跟你亲近,没这回事,这些人只是做出一种自我表达而已,他们实际并不太管那些观看微信的人实际的感受如何.而我们看微信的人的感受就是觉得他们要亲近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判断,所以面对新的媒体不要判断错了,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理解现代世界的变化,最深刻的就属2015年去世的贝克这位德国社会学家了,他实际上带动了一场关于现代世界究竟处在一个什么状态的大讨论,并且很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跟中国当下的发展之间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一些变化、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变化都跟贝克提到的“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有关系.但实际上,西方理论家们的这种思考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线索思维.如果我们用中国两维的思维、变动的思维以及策略性的思维,那么风险从来并不意味着没有契机.我想在座的一些过来人,都是在各种风险当中冲破重重障碍走到今天的.
记得1992年中国“下海热”的时候,我也曾经办过一个小公司,这是跟我那时的三个哥们每人四百块钱,建了一个美其名曰的公司,名字就叫“信朴咨询有限公司”,实际就是用一千六百块钱从工商局办出来营业执照,当时这个公司的英文名就叫Simple,这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公司变成什么了,可能早就被注销了.那个时候办公司是一种冒险,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了解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而且在跟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你逐渐也知道了自己究竟适合去干什么,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不太适合办所谓的公司,尤其是我们当时搞的是“最唬人的”业务,即心理咨询.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有心理学背景,就想开个咨询公司.办心理咨询那个时候每个小时收费五块钱.所以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跟一个一直想自杀的人聊了一下午,自己实际上都快崩溃了,最后从人家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还不全归我有,四个人合股平分,你想那“日子”是很有风险的,根本看不到希望.当然,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做心理咨询这一行的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一千到三千了,甚至可能还更高.但是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它的价值.当然反过来说,那个时候社会中也可能并没那么多的心理问题,而现在的心理问题很多,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去做心里咨询这一行才行.
所以我认为风险的含义应该并不是唯一的,它同时可能含有一种机会.今天中国社会恐怕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冒着风险,买了房子贷上款的都意味着有风险.但是在中古的观念里,风险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机遇.这个机遇究竟是什么呢？后面我还会谈到,也许可以叫它“参与的机遇”,换言之,参与其中,才可能有机遇的存在,否则就只剩下风险了.现在我似乎弄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有知识的人在嘲笑那些最为普通的北京人说“你为什么买那么多房子啊”什么的.当时在北大工作印象就很深,很多北大人夹着铺盖卷到大讲堂排队买魏公村那个“韦伯豪”楼盘的房子,那个时候大约是四千五百块钱左右卖给北京大学职工的,而卖给外边的则是七千块钱,大概是拉北大的人气.那你可以仔细想想,那个时候只要排上个号,一个号当时就值十万块钱.所以我们读书人之前都觉得这大讲堂排队的事情很可笑,干嘛要那么辛苦排队花钱买房子呢？我们后来大概是被逼着去买了西二旗的房子.当时好多买韦伯豪的,一套房子就是四五十万,现在却是上千万不止了,当时很多北大最普通的职工都买到了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那含义就是说这些普通人才可能是真正获得了参与的机遇的人,属于真正的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中国式的,大家不要指望说一定是特朗普的那种,我们恐怕是房子、改革红利的,就看你是否抓住机会参与其中了,如果参与其中往往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能力,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际好处；而如果你没有参与其中,极端愤青,那对不起,那你就自然是被快速转型的社会所甩调的那部分.如果不信,你自己可以去试试,实际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此我就认为,就中国的好多事情而言,用所谓的风险社会、纯粹的风险社会是理解不了的,或者理解不了那么彻底.有那么多的预期都曾经说中国的经济要崩溃,又外加上那么多真实发生的天灾人祸,好像经济是会出问题的,但经济似乎还在持续地向好的方向上发展着,难于抑制.那你说这背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起一种支撑性的作用？
我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社会动力存在,关于这个动力的问题,我有一篇论文专门提出了“枝杈社会”的概念,核心就是要去讨论这个社会动力的来源和运行方式.[4](P.13-20)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上面所谈的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动力基础的问题.首先要去了解的是,中国是一个有风险、有不确定性存在的现代国家,但它自身也存在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就像一棵大树,它不可能从树苗不分叉地一直长到树梢,做一种垂直生长的态势,换言之它不会是只有树干,它也一定会有各种分支出来的枝杈,由树干向外分出来的枝杈实际是阻碍了大树有更高、更粗的发展,当然反过来它也带来了一些在不同方向上成长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百姓自1978年以来,相比过去有更多的参与其中的机会,比如很多人由乡村进入到了城里,现在落户在城里的,如果往前推一下,都可能是从一个最为普通的农民家庭出来的.那么,这个机会是谁给你的呢？首先应该说是你自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同时当然也需要有这个制度放开了各种的捆绑.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用一个完全是既存的甚至僵化了的光鲜概念去对此加以理解,我们实际也在做着各种的努力,我们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我们也在同时强调很多社会发展正能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做法会有所不同,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别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共同性的期待.所以,我首先会认为这个枝杈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你也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批判中国的房地产、批判中国的金融业以及批判互联网经济,但是,恰恰中国的这些东西它在为中国的很多人提供着参与其中的机遇和可能.
在那个改革之初的年代,房地产开发不过只是一个概念,有的人很敏感,做生意提早转到这方面,就无意之中参与到了房屋产权改革红利的分配中来,而头脑麻木一些的,错失良机,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那个时候不论你是何许人也,做房地产的梦都是可以实现的.记得听到过身边人讲述一些人在海南开发房地产的故事,这几乎就是一种机遇把握的结果.二十几年前,这个朋友联合了几个有钱的朋友去到海南,通过关系从海南批下一片地,据说他是有些背景的领导的儿子,这层关系有助于他拍到了这片地,但他当时实际一分钱都没有,却能够凭借这片地赚了上亿元的钱.道理实际很简单,那片地的审批指标就是一种资质,然后凭借这个去银行贷款,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复杂的,中间也需要很多疏通关系的工作,最后还是拿这片地放在银行做抵押,然后用贷款出来的钱再去盖房子,盖起来之前,就先去安排销售到房地产市场上把它卖掉,瞬间上亿元就进来了,中间刨去各种费用,房地产商的上亿元收入就是这么赚到手的.
那这个一半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一种改革开放中的摊大饼的逻辑.国家在改革开发潮流的第一波就会把饼做得很厚.就房地产而言,这是一张很厚很厚的大饼,背后可能就是少数几个利益集团的人在把这张大饼做起来的,饼做好了,他们正准备吃的时候,普通百姓来了,也要吃这张饼,也要买房子,那这些人也不可能把这饼一口吞掉,因此而开始逐渐地把饼削薄,一层层地削薄,最后你会发现凡是参与进来的人都获得了利润,通过房子,通过涨价的房子,共同维持饼的厚度.与此同时,百姓自己则是通过一种涨价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那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恐怕就是中国当下的房地产参与式的机遇获得最粗浅也最直观地描述了.三、微信“红利”时代的来临基于上面的概述,那未来我们为什么会特别要去关注微信这个互联网平台呢？实际上在我看来改革的下一波是跟互联网有关的,同时全民皆微信的大趋势使得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微信红利时代的来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微信是抛给中国老百姓全体的又一次的参与式的机遇,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进一步地说到.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世界也是这样,你不去参与就有可能会被参与的人所甩掉,被彻底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且还没有什么人会怜惜、怜悯你.今天的时代不是讲空话的时代,你说你教一辈子书,死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没人管,孩子也上不起学,然后大家非从道德意义上说你是一个好人,给你树碑立传,这不大可能.这也只能说是时代改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单单靠精神力量就可以活下来的时代了.这就是说,这个时代变得更为认真,更为实际了.当你有能力参与进来完全体现你的活力,体现你的价值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舞台很大,你会有足够的表演的空间,也没有人会被不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背景上去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处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此种处境的含义具有两面性,既是障碍,也是机遇.在中国当下现有的生活方式里,你大概会看到如下这样两种人：一种就是能够适时把握住参与式机遇的人.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看起来他很功利也很要强,或者说他看起来很奋斗,但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参与者；还有就是对此加以拒斥的那种人,但实际上当你拒斥这个社会,拒斥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也一样是困难重重,难于解决,你实际是被参与的机遇所甩掉的那批人之一,而对于这样的人,他自己能够及时迎头赶上,或者叫“奋斗并快乐着”,是比较好的积极性的选择.如果你不去奋斗了,失去了参与的兴趣,那么痛苦也就必然会随之而来.
显然,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不太讲价值判断,只是在说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在的现实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现代（modern）社会就是把原来并没有太多差别的社会让它进一步拉大差别,就是在彼此之间拉开一种距离.所以我说的今天的枝杈社会也就是指这个社会在要求一个人做他应该能够驾驭的事情.一只鸟如果它是一只俊鸟,那依现代性的逻辑,它就要飞到最高枝上去.这过程显然是有风险的,但越是飞到高枝上去,就越不大容易被猎鸟者的打下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荷兰一位很有名的人类学家费边的图来加以说明.约翰内斯·费边写过《时间与他者》这本书[5],他这是在从反面去看人类学,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图正着来用.他的图的反面是说西方人类学在制造着一种西方的他者,但是反过来说,西方的人类学如果不是去制造这个他者,那它还堪称是一门现代的西方之学吗？实际上你也可以反过来看,关键就是说都是在寻找着一个所谓新时代里生活的一种图景,然后有意地去制造出来一种自己所谓的“过去”,有意地制造出“在那里”的生活.所以你脑子里想的就是说哪一天我一定要当上教授,抛弃我原来当讲师的身份.这可能就是一种现代人的“拉开距离”的思维结构.一个地道的农民他所想的就是每天用锄头去地里干活,他从来也不会去想到城里去当老板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对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而言,他也确实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一辈子从他一出生就想这地能种好就完了,最多也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传统的生活对他而言也就这么简单.但现在的社会在你一生下来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彼此之间要拉开距离.比如现在小孩子三岁送幼儿园,入园费、膳食费之外每月都要进行课外补习,不做这种补习,家长就会觉得孩子未来没有成长的可能,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焦虑感.结果三岁、四岁就开始给孩子补,特别是要补英语.此时孩子大概中国话还都说不利索,但你作为家长却要交纳一个学期两千块钱的补课费,现在幼儿园的费用就更高了.到最后,孩子能学到什么呢？实际你考他,他最多只会说fish（鱼）和cat（猫）这两个词,也就记住这两个英文词,结果每个词一千块.但家长也没办法,社会上流行一种口号叫“不输在起跑线上”,结果每个家长,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其中,由此每个家长你只能是随大流经过这个过程,让这个孩子之间的距离真正地彼此拉开.结果也恰恰如此,通过观察会发现,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真的就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了.
这里我是反着用费边的视角来看问题,这种在人和人之间拉开距离的做法不仅现代的学者在做,更为重要的是最为普通的老百姓也在做.在他们的观念里,一定会有一个过去和现代之间的区分.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还在说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觉得到了两千年以后出生的这批人就不要老给他们讲过去时了,因为变化太快了,过去对他们着实很遥远,他们是在过去和现代之间不断穿越的一代人.对他们而言,过去也是现在,现在也是过去.这种不断拉开时间距离的现代性在当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渐渐退却,这可能是一种新的趋势.现在所讲的是某个人死后跌入十八层地狱,小孩子最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想着怎么样从那里获得能量,怎么样借此改变自己,他们这一代人在这方面已经完全是处在穿越的文化之中了.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的生存状况,或者今天我们说的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这是新世纪互联网遍布世界之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必然会遭遇的一种语境.四、新技术与文化转型我觉得,今天要看这个世界变化,首先就要去触碰新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原来我们人类学碰技术的问题大概不是有很多.当然,最早的人类学也是要碰这些的,但是往往把它归入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手工艺的类别中去做处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这些作为知识信息的技术究竟如何真正地进入到了我们生活中来.大家只要打开一下自己的背包,里头至少应该有一部手机,或者还有一个平板电脑（iPad）之类.那么我们是否想过,这些东西如何造就了人际之间的一种新的传播,又如何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融合？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形式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大家作为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可能对身边同一宿舍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事情越来越没有什么信息知道了,或者你根本就不屑知道,或者没兴趣知道,他跑来跑去就在你身边晃悠你都没感觉,但是在你一上到微信上,或者一上到网上,你就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那些处在很遥远地方的人究竟是在干什么,就像昨天一上午的时间里,全中国的人都在看太平洋那一边的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至于自己家里中午吃什么菜,他可能都无心管,至于父母在家里痛苦,他也可能忽视了,大概也没那么大的精力去关注,但他却能很用心地去关注一起实际跟自己毫不相关的国际大事.原来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实际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往外一层层地扩散出去的关系结构,现在却改变成为了一种颠倒过来的差序结构,关系亲疏远近似乎在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一直拉近到自己的身边的这样一种关系格局.这就是一种变化,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文化观念的转变,这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的一种媒介技术的改变,即因为人文世界中的交通、传播以及信息传递上的技术更新,这些技术带来了人的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关于文化转型这个概念,我们一直都在讲,2014年我们还专门开了一个以“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核心就是在谈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6]当然,文化转型概念并不是必然要提出的,也可以去谈社会转型,还可以谈经济转型,这都没有问题,但很显然,文化转型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而且它也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发生.人类学家专注于这种文化转型,并能够亲眼见证这个文化转型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这门学科的成长是有着极重大的益处的.实际上任何的概念的提出都是借助于一些典型的案例,但是随着案例的增多,这个概念的应用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显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它并不缺少变化,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文化转型概念的坚实基础.因此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从实际上讲必须要面对当下一些带有根本性转变的社会事实.从具体的交通工具的改变,到制约人们生活方式的外在信息,这种种的改变,无疑都跟我们生活世界里的技术空间的不断扩张之间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花费力气去研究承载着新的文化构成的新一代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将成为当下人类学家的一种必须.
因此,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实在有必要去研究90后的一代人.现在,确实90后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你用原来的那种视角所无法真正能够触及的.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女人类学家谢丽·奥特纳（SherryOrtner）,她在从早年的对于尼泊尔夏尔巴人社会的研究中退出之后,就开始研究美国本土所谓“垮掉的一代”,她专心研究作为自己孩子辈的那一代人的生活和价值选择.[7](P.80-106)她借助于对“垮掉的一代”人背后的文化意义的分析而将这一代人的特征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她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90后一代人特征的一个参考.因为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着很多的问题.当然,中国的90后绝对不是垮掉的一代,但绝对又和60后或者是70后是不一样的,跟50后就更不一样了.实际上他们就在我们眼前晃悠,就可能是在座的各位,或者各位的子女,我想在座的中间很多是90后出生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问题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是怎样的？他们自己了解自己吗？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吗？90后在性格上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质？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同时,他们会造出来怎么样的新的生活形式？这些很显然都是值得关注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家去特别关注的.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这一代人并不一定真的有那么自觉,特别是文化上的,反倒是我们看他们的行为似乎更为清晰一些.就像我们自己60后的人往往理解不了我们60后的人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反省才能够有这种意识,但只要你在这方面特别做一提醒,他们就会突然明白,并会自觉于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认同.比如我就经常提醒60后的朋友说,60后的特征之一就是“60后都会做饭”,他们一般很开心的回答说“是啊”,这一点他们作为60后的人原来就没有真正想到这一点,这显然是观察和体验的结果.那个时代,对60后的人而言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需要和幸福,因此大家每天想着的是怎么样能自己做饭以改善生活,所以一些父母不给做的或者原本不吃的东西给弄回来做成可以吃的东西,每个60后的人大概都有这种自己捣鼓吃的东西的经历.有的人甚至还会顽皮到粮食店里偷把米,然后拿回来煮饭吃,还有到农民地里偷菜,这些事大概那个年代的人也都干过.后来记得到了大学里头,冬天偷拿北方堆放在校园角落里大白菜,然后晚上放电炉子上煮着吃以缓解饥饿的事也常会发生.现在这种情况恐怕是没有了的,因为食物供应不是紧缺而是过剩了.很多90后的学生吃饭会剩一半,或者满盘的菜吃一口就丢掉,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以前印象中大学食堂里是没有专门收餐盘的,剩下了菜装在自己的饭盒里带回去晚上热一下接着吃,现在我看到大学餐厅收餐盘,瞬间一大桶剩餐就收起来了,很是惊讶,这让我倒时不时地就想起了过去.
上面这样的网络图片,恐怕在2000年以前也是没有的,当然在90年代就更别说了,这样的画面场景,充其量不超过十年的时间,甚至也就可能是2010年以后这几年出现的事情,这叫一种全民吐槽的语境.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实际都是很熟悉的画面,微信里面到处都是这种东西的闪现.这里有一种有意思的文化逻辑涌现出来,那就是借助新媒介的特殊技术把一个看起来原本逼真的图像扭曲化,而恰恰在这种扭曲化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真实感,这可能是今天时代文化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此大家不要太小看上面这样一张图,今天人们首先一个是“不好好说话”了,再一个是“不好好画画”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好好写作”了.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通过使真实扭曲化来实现一种真实性表达的实际效果.换言之,在一种专门的扭曲当中,我们恰恰看到一份并非容易捕捉的真实.所以你看当下的电视剧,尽管有许多都是在“胡诌”,但是在这些胡诌里面,有的时候存在有比人类学家所写的那种所谓的细节的民族志更为真实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浓描”概念大约是为我们很多的人所曲解了,但实际又不能够在这种曲解中找寻到格尔兹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示能够使我们领会到真实的意境或者意义,而多费笔墨在此时往往又是一种狗尾续貂的无意义.
当然,格尔兹那个时代有格尔兹自身所主张的浓描的价值,但却不能说他1973年前后所写的东西,到了2013年或者2016年还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可以照搬到中国来,那样学术显然是没有什么发展了.面对现在复杂多样且被互联网所覆盖的世界你去浓描什么呢？如果当下的生活里隐含着一种灵动性的、扭曲性的乃至于瞬间快闪的轻描淡写,那你还做一种辛苦的浓描不就是愚夫搬石头的自讨苦吃吗？实际上人们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去做这种浓描,内涵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似乎也无法借助慢腾腾的浓描的方法去理解他们生活的真谛.上面画面上的画肯定不是浓描,它只是一种线索性的启示,互联网中到处充斥着这些,并且人们的交流也多依赖于这种有似表情包一般的漫画风格的画面,实际上面对这套东西真的还需要浓描吗？这样的画不谁都能画吗？这不也是一种大众的文化自觉吗？我们如果希望他能够画得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样,那恐怕才叫浓描,也就是通过细密的笔触勾画出来一种人类普遍性的微笑的含义,这需要对画面极为耐心的解释,含义是一层层地展开来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领会和把握的,但今天的互联网的世界瞬息万变,又如何可能有达芬奇的那种浓描呢？当然,在达芬奇和观赏者的眼中它背后一定会有意义,这个意义需要人们对此作出详尽的阐释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但是互联网的理解是瞬间的把握,是黑白分明的暗喻,实际就是在一种夸张的扭曲中快速地获得一种真实的表达和意义的理解,这是我自己的一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概括.所以在今天你要找一种所谓的真实,反倒需要到一种现实的扭曲当中去寻找.最近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赖波涅教授（NigelRapport）来人大讲座,就英国画家的斯坦利·斯宾塞画作中的扭曲画风所反映出来的真实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解读.③英国的这位同行已经从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何为艺术的真实的问题了,不过我们的人类学似乎还没有真正自觉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在那儿看苗族、侗族、哈尼族这样的民族,他们究竟是怎么唱歌、跳舞的,实际上背后想借此真实的表达去建构一种想象出来的所谓原汁原味的真实,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丢失之后重新装扮起来的,表面是建构起来的,因此这些田野工作者应该循着这些线索去到现象的另一面去寻找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呈现.
实际上你所描述的那个东西,根本不是在描,而是你脑子里头已经有了一种要描的东西或者框架,说不定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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