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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鲁艺歌曲的创作因素和历史评价
[ 内容提要] 自1938 年创办延安鲁艺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延安鲁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红色艺术教育基地院校,包括“鲁迅美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它一直以来都坚持为我国的文化事业、革命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先后为“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为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实现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这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至今还为人们所传唱,对鼓舞民族士气、增强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价值.虽然延安鲁艺起源于抗战时期,但是其对实现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选取延安鲁艺作为研究主体,明确了延安鲁艺歌曲的文化历史渊源,一方面指出了延安鲁艺歌曲主观和客观创作因素,另一方面明确了延安鲁艺歌曲的历史评价,为今后开展延安鲁艺歌曲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 关 键 词] 延安鲁艺/ 歌曲/ 创作因素/ 历史评价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18)03-0028-7
一、延安鲁艺歌曲的文化渊源
所谓延安鲁艺,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延安创办的培养革命文艺大军的一所著名大学,在七七事变之后,延安逐渐转变成为了我国各地文艺青年转变为鲁艺学员,甚至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重要场所,这期间也创作出了众多的文艺作品”.“延安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政治型、实用型的文化,是‘大政治’、‘弱文化’.”[2] 延安鲁艺歌曲属于延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备了延安文化的主体特征,且延安鲁艺歌曲在1942年前后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前期表现为基于全面抗日、维护祖国民族尊严的抗日音乐文化；后期则表现为传播和发展中国政治思想的音乐文化.
（一）根据地文艺传统与延安鲁艺歌曲
从1927 年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在农村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也在根据地的围绕下建立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前前后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文艺活动,包括成立了开展革命文艺活动的剧团、剧社、学校等.如“1932 年成立八一剧团,随后成立工农剧社；1933 年创立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团”[1].此时的歌曲创作内容主要为：宣传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思想,表现革命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宣传革命领袖、军队及群众的鱼水之情,弘扬革命队伍的相关政策与要求等.所创作歌曲的广泛传唱为中国政策、纲领、思想的落实提供了平台,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由于工农革命歌曲的广泛传播,使得其在延安得以生根发芽,工农革命歌曲与延安革命根据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就逐渐奠定了延安鲁艺歌曲的基础,后期延安鲁艺的发展和传承也受到根据地文艺传统多个方面的影响,可以说延安鲁艺是对根据地文艺传统的发展和延伸.
（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延安鲁艺歌曲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1937 年七七事变时发展到了.并且当时我国的抗战逐渐走进了相持阶段,延安鲁艺歌曲也就在此时作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得以不断发展进步.
受到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影响,延安鲁艺的发展和建设获得了中国的支持,也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比如截止到1938年初,“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在延安演出戏剧《血祭上海》,取得了巨大反响,使延安当局再一次看到了抗战文艺的深远意义”[2].同时,基于对当时我国时局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民众基础,进一步挽救中国革命,进一步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宣传中国抗日救国政策,建立了延安鲁艺.
延安鲁艺在创作歌曲方面的核心宗旨为“过于脆弱纤丽伤感的作风,是今天应当克服的,主要的是因为不能充分提高抗战的情绪；坚定抗战意志,激发热爱自由解放的精神.因此创造一种雄壮、活泼、轻快、明朗、坚强有力的作风,是我们最高的理想.”[3] 当时延安鲁艺创作的歌曲主要都是为了服务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延安鲁艺把救亡歌咏运动作为工作的中心,歌曲的创作就是直接为歌咏运动服务的,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追求.
（三）上海国立音专与延安鲁艺歌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即为上海国立音专,对开展音乐专业教育工作和创新中国音乐事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陆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表演的相关人才,它对延安鲁艺音乐系的作用和帮助也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通过资料整理和分析发现,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师生构成主要来源于上海国立音专所培养的学生,比如冼星海、杜矢甲、任虹、贺绿汀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延安鲁艺创立初期的核心教师如吕骥、唐荣枚、李焕之都或多或少的在上海国立音专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此同时,上海国立音专在为延安鲁艺音乐系提供师资和人才储备的基础上,还针对性地提供了音乐相关的技术协助等,其贡献不言而喻.如“李伟1939 年春从鲁艺实验剧团团员的手中得到了这本《作曲法》讲义,并认真学习,他自称是鲁艺的‘校外学员’”.[1]
二、延安鲁艺歌曲的创作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延安鲁艺歌曲的创作因素,下文中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客观因素分析延安鲁艺歌曲的出现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造就的,尤其是全民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推动和当时客观音乐创作环境的影响.可以说全民抗日救亡局势的发展一方面造就了延安鲁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延安鲁艺歌曲的内涵,使得延安鲁艺歌曲具备了政治性质,也从起始阶段就附上了中国的烙印.
1. 全民抗战形势的客观要求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延安鲁艺的创立受到不同阶段抗战形势发展的影响,且延安鲁艺的出现本身就是服务于全民抗战的.由此出现的延安鲁艺歌曲创作自然也就是围绕着抗战展开的,歌曲的风格也大多表现军民积极的战斗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奉献的革命精神等；歌曲的选材也大多围绕革命根据地建设、抗战发展、劳动大生产活动等素材；歌曲的体裁则包括进行曲歌曲、民歌风歌曲、颂赞歌曲、批判性歌曲等.比如进行曲风格的战斗性歌曲基本上是当时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核心主题,因为它最能够表现全民积极抗战的情绪,最能够凸显全民乐观向上的战斗思想,最能够传播全民抗战的相关政策,且这种风格非常符合延安鲁艺创立之初确定的核心宗旨,即“创造一种雄壮、活泼、轻快、明朗、坚强有力的作风,是我们的最高理想.”[2]
延安地区军民从1938 年开始大规模的开展“生产自救”活动,这也就使得抗日根据地的后方生产活动逐渐演变成了抗战的重要内容,由此产生的延安鲁艺歌曲对当时的生产、生活、抗战表现得非常明晰,延安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都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素材和内涵.当时的人们认为：“要创造‘中国化’（的歌曲）必须以发展‘地方性’作为主要的内容,各地方民间音乐的丰富的宝藏正待我们去发掘,去汲取,同时根据各地方言的特性而创造富有地方色彩的歌曲.”[3]
另外,由于中国在延安的抗日政治主张和军队抗战政策要求等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军民的鱼水之情非常深厚,尤其是生产自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此背景下围绕抗日救国、生产自救创作的延安鲁艺歌曲不仅传唱度高,而且句句传情.
2. 中国的文艺政策
延安鲁艺创立前期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教育目标为“培养党的抗战文艺干部”,后期的教育目标则调整为“培养文学艺术理论创作各方面专门人才”.延安鲁艺歌曲体现中国的政治主观,围绕中国的文艺政策指导纲领进行创作,伴随产生的艺术表现形式也相对趋于政治化、伦理化.当时的延安鲁艺学生,基本上每一个人相当于现在一个独立的自媒体,学生对于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非常透彻,对于开展抗日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常高,可以说其对抗战思想宣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受到当时抗战形式的影响,很多青年非常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为抗战做出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对抗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学生大多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或对音乐创作的热爱,而是满腔的抗战热情的驱使.学生在完成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相关内容学习以后,更多的是抱着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心态开展歌曲创作的相关活动,通过手中的歌曲、音乐等武器完成对侵略者的打击.如吕骥曾回忆安波进鲁艺音乐系学习的经过,这样写道：“1938 年他从陕北公学毕业,服从组织决定来鲁艺学习,虽然他在音乐上并没有特殊专长,但是学习结束后,因他有诗歌创作才能,学校决定留他在音乐系工作,一边写作歌词,一边继续研究民间歌曲.”[1] 曾经马可在1940 年秋到延安鲁艺想继续学习作曲技术,但是组织认为他具备作曲的能力,但在民间音乐方面还有欠缺,所以让他去民众剧团研究民歌.”[2] 由此也可以看出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都非常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决策,都积极地响应中国制定的相关文艺政策.
通过对中国文艺政策的解读发现,同时期的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第一步需要做的是完成中国抗战交代的任务,第二步才可能是围绕已有素材的艺术创造活动.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3]
（二）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主观因素分析延安鲁艺歌曲创作者们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对革命理想的追求,释放其革命情感,歌曲正是表达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是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武器”,延安鲁艺歌曲的特征与创作者们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延安鲁艺歌曲创作者的革命追求
日本侵华开端的“九·一八”事变后,当时中国表达出积极抗日的态度,比较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中国民众在中国坚决的抗日态度中看到民族独立的希望.1937 年之后,延安地区成为了有着革命理想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圣地,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己救国于水火的理想奔赴延安.根据统计数据显示,1943 年抵达延安地区的知识分子超过了四万人,这些知识分子当中部分人被分派到了延安鲁艺,这些人成为了用音乐作为“武器”抵抗外辱的主体力量.被誉为“军歌之父”的郑律成曾说：“我那时还是个十岁的青年人,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气息的延安.夜琢磨着,想写一支这样的歌：它应该是有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因为歌颂延安,就是歌颂革命,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使我拿起了笔”[4].根据亲历人回忆可以看出延安鲁艺歌曲的精髓所在是鲁艺工作者们的心血所凝成.
当然延安鲁艺歌曲创作者们对歌曲的追求不仅只是囿于表达其抗日热情,歌曲作品的普及化、大众化、民族化也成为了这些作者们的理想.冼星海：“我们创作怎样的新音乐呢？我的回答是以‘大众化’为第一要紧.音乐要有力量,节奏要明显,要用民族的形式和内容来创作民族的新音乐.”[1] 李焕之指出：“为使歌咏能真实的普及,小型式的创作更有其重要性.我们要创作出短小的、明快的、单纯的、生动的,大众化的歌曲.在今天,只有这样的歌曲,才能广泛地括入人民大众里面去,只有这样的歌曲,才能敏快地回答人民大众的要求”[2].
2. 延安鲁艺歌曲创作者的音乐素养
延安鲁艺歌曲的创作者拥有特定的音乐条件,这也决定了其音乐创作的源泉是我国传统民间音乐,延安鲁艺的学生大部分都没有体系化的西洋音乐学习基础,大部分学生进入延安鲁艺学习之前都未见过常见的西洋乐器,而且延安鲁艺建校之初的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用来伴奏的乐器只有一只笛子、两个口琴、两把二胡、一架手风琴、三把小提琴,但这也成为物质匮乏年代宝贵的音乐资源.1939 年在鲁艺院校创办之一的向隅先生的努力下,印度援助中国的医疗队为鲁艺人带来了一些英文原版唱片、书籍以及手摇落地式唱机,唱片中包括了贝多芬的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名曲以及当时理性的歌曲曲目,鲁艺音乐系才开设音乐鉴赏课以及音乐欣赏会.延安鲁艺的大部分学员都是通过歌咏活动开始进行系统的音乐学习,对抗日歌曲创作的热情成为他们进入音乐专业学习的源头,这也成为他们日后创作歌曲的方向,斗志昂扬的抗日歌曲成为大多数延安鲁艺学员所追求的曲目,他们有目的的音乐学习也展现了其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较为困苦的环境下结合地方民间音乐形式创作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章,激励了延安地区民众参与抗日的热情.
三、延安鲁艺歌曲的历史评价研究
历史评价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会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基于革命化、大众化的标准来评价延安鲁艺歌曲,其创作精神十分出色.若采用艺术创作视角来评价延安鲁艺歌曲,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本研究主要基于延安鲁艺歌曲特定的革命价值展开分析.
（一）延安鲁艺歌曲的历史地位
1938-1945 年之间我国公开出版歌曲的刊物大约有五十六类,这个时期也是抗日救亡歌曲产量达到最高峰的阶段.作为音乐教育机构,延安鲁艺、鲁艺华中分院、重庆国立音乐院、广西艺术师资班等机构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的主阵地,从1938 年8月进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我国抗日战争歌曲创作中心集中在延安、桂林、重庆等地,延安鲁艺歌曲成为我国抗战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它地区的抗战歌咏活动比较延安鲁艺歌咏活动存在差异,延安鲁艺的歌咏活动组织更重视群众的参与,群众在抗日歌曲创作中参与度更高.但从歌曲创作的艺术价值来看,延安鲁艺歌曲作品的音乐语言艺术程度有待提升,创作技法较为单一化,部分歌曲创作者缺乏专业音乐知识的积淀,但正是因为延安鲁艺歌曲简单易传唱,这也让鲁艺歌曲在文盲率较高的偏远地区极速普及,其政治作用更加凸显,“只不过是政治化了的学堂乐歌”[1],而本研究认为抗战歌曲、学堂乐歌有前后相继的关系,两者并非同一乐曲种类,虽然有着众人齐唱的相同特征,但在题材选择、创作技法、音乐风格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别.这里需要明确抗战歌曲与鲁艺歌曲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在1943 年以后延安鲁艺与延安大学合并之后,其歌曲创作素材多偏向生产劳动方面,例如,《南泥湾》、《运盐去》、《一籽落地万籽归仓》等曲目.
（二）延安鲁艺歌曲的历史价值
延安鲁艺歌曲的创作为鲁艺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它的历史价值不仅限于艺术领域,而且还体现在特定历史环境的政治功能上,延安鲁艺歌曲亦对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取向以及国民音乐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1. 延安鲁艺音乐创作的根基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鲁艺音乐系成为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摇篮[2].延安鲁艺歌曲创作培育了专业的音乐人才,并且为其音乐创作开辟了新路径.延安鲁艺音乐创作的类型从歌剧音乐到歌舞音乐,这些创作的源头正是延安鲁艺歌曲创作.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延安鲁艺的音乐人逐渐将民间音乐与音乐基础技巧进行融合,将音乐创作与现实嫁接起桥梁,特别是如何让“阳春白雪”的音乐创作深入群众之中.延安鲁艺歌曲从创作的星星之火到群众交口传唱的燎原之势,这个过程也展示出了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发展历程,这也是延安鲁艺音乐创作之本.
2. 中国新音乐在群众中的普及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新式学堂建立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作为中国近代新音乐的代表,为我国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其影响范围较为有限,受众群体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人口,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底层百姓来说,它的传唱度并不高,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参与者多是学生、知识分子以及进步人士,虽然辐射范围包括了城市周边农村地区,但是底层民众还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延安鲁艺歌曲融入了边区民众的生活之中,创作技法也适应了底层群众的审美趣味,转变了传统音乐形式在群众音乐生活的主体地位,让底层民众通过他们能够理解的音乐形式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中国新音乐深入到偏远地区民众的生活中,同时让延安鲁艺音乐创作新形式不断地趋向中国化.
3. 传统民间音乐受到积极影响
传统的民歌、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等音乐形式在百姓音乐生活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延安鲁艺歌曲所取代,新兴的鲁艺歌曲通俗易学,表演不需要特定乐器、道具、场所,大众参与度高,歌曲内容紧贴民众生活.在边区群众的音乐活动中,延安鲁艺歌曲迅速代替了传统的民间音乐形式.延安边区的群众通过歌咏竞赛的方式替代了传统戏曲表演的音乐艺术活动,例如,1943 年春节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歌唱南泥湾》.特别是一些根据地方民众审美趣味所创造的鲁艺歌曲,不仅发展了地方民间音乐,而且调和了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例如,1942 年鲁艺文艺工作者整理分析了当时陕北地区流行的民间音乐,利用传统曲艺演唱形式——道情,道情多以说唱结合,以唱为主,唱腔因地域不同存在差异,例如,陕北道情、神池道情、江西道情,此外还有站唱、对口、坐唱、单口、对口等演唱方式.根据陕北道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民歌《翻身道情》歌颂底层贫苦民众在的领导下彻底翻身成主人的新时代.还有利用民间传统音乐形式新演绎的《运盐去》、《胜利鼓舞》都将民间音乐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中国文艺政策的引导下,延安鲁艺歌曲以歌曲的形式表达了中国当时的政治主张,边区人民在传递新歌曲的同时,也将抗日战争中的各类信息传播到各处,这也成为延安地区人民了解抗日情况的途径.
4. 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者与学生都有着炽热而坚定的革命情感,这些人都是追求理想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所以这些音乐人才都拥有着革命者的浪漫气质,通过在延安鲁艺接受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洗礼,这些音乐人才普遍拥有了较高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这为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纲领的确立做好了人员准备.作为延安地区的最高文艺院校——鲁艺培养了当时大部分的中国文艺干部,这些人员都成为了新中国音乐发展的奠基人.例如,延安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贺绿汀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期间创作了《前进,人民的解放军》、《新主义进行曲》、《新中国的青年》等一系列革命歌曲,这些歌曲都成为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担任我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 王学仲.“鲁艺情结”与“鲁艺精神”——以计晓华研究鲁艺音乐文章为例[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3.
[2] 姜楠. 弘扬鲁艺精神吹响时代号角——“歌剧《星星之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即将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隆重上演[J]. 音乐生活.2016,6.
[3] 任文．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永远的鲁艺[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4] 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5] 马广荣．回望与思考——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 周年论文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8．
[6] 孙国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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