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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建构视域下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有效引导--基于延安时期的考察
朱雪平
（西安市委党校,西安710054；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19）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设立学术研究机构、规范学术研究过程、确立意识形态化的评价体系,将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融入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有效引领,使党成功实现了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消解,造就了一批新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延安时期党在意识形态建构中成功引领知识分子的历史实践,对新时好知识分子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意识形态建构；延安时期；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0-0026-06
基金项目：2016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 “延安时期中国政治纪律建设研究”（2016B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雪平（1982-）,女,山西临汾人,西安市委党校讲师,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历史发展期,如何有效引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1］,决定着新时代伟大斗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延安时期,中国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有效整合知识分子的力量,使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与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相互融合、同向发力,从而成功实现了对旧意识形态的消解与超越,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意识形态保障.本文拟从现实基础、主要路径及取得的成效等方面,对延安时期党引领知识分子的历史实践进行研究,以期对新时好知识分子工作、凝聚知识分子的力量以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伟大斗争提供历史借鉴.
一、延安时期中国引领知识分子的现实基础
1.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功能.知识分子既是传统文化与价值体系的传承者,又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与阐释者.在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中,“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最本质的创建者、担当者、操控者,同时,知识分子又可能是意识形态最致命的批判者甚至颠覆者.”［2］知识分子在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中的这一特殊功能,决定了党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吸收、同化与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认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3］.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在一个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有不断体现时代变化、创新表达方式、提高自身的解释力与传播力,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其建构与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推动.知识分子在政党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理论研究与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关联,成为二者在实践中走向融合的直接因素.
2.抗战时期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一体化.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融合,既是由知识分子“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家国情怀所决定的,同时又与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抗战开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既有国共两党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交锋,又有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意识形态的渗透.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面对的理论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抗战时期的哲学研究为例,曾深刻指出：“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4］而艾思奇在论及阎锡山“中”的哲学的本质时则指出：“大革命后中国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进攻.然几十年‘剿共’既不能看见很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以及进步人士中间的影响又只见日益扩大,显然凌驾在三义思想体系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下,一部分统治者探求一种能更好地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思想体系,是必然的.”［5］艾思奇的论述,可谓道出了阎锡山“中”的哲学的本质,即“思想防共”、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哲学的本质.抗战时期的历史学研究同样由于显著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备受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无论抗战营垒中哪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6］此外,在民族学领域,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阐释,则与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民族政策联系在一起.可见,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纷繁交织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联极为密切,这客观上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实践中不断走向分化,为对知识分子的引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3.民族危机下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为纠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提供了历史契机.遵义会议后,党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重视文化教育、重视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7］233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出,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8］,为党系统纠正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对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1939年12月1日,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予以坚决批判,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9］.1940年,进一步提出对一切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10］768综上所述,民族危机下党对知识分子作用的重新认识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使知识分子实现了由被歧视排挤到与工农享有基本平等地位、进而享有物质优待的地位转变,这一转变为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融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并由此开启了在国共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下,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及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代潮流.延安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广泛的革命诉求,他们在抗战中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
二、延安时期中国引领知识分子的主要路径
1.政权主导下设立学术研究机构与研究团体,为知识分子理论研究提供组织保障.抗战开始后,为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建构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以为代表的中国人选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攻势”的突破口.1938年,在延安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新哲学会并非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团体,而是被赋予了深刻的历史使命,“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且也要在哲学或方法论的具体化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11］其中蕴涵着建构新意识形态的深远谋划与宏阔构想.与此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研究,牢牢掌握关于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同时对广大党员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藉此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12］802在延安设立了中国革命史研究会、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等史学研究机构.此外,还成立了文艺学、经济学等学术研究团体.这些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构,其在研究导向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在组织上则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由个体行为到组织行为的转变.上述研究机构不仅为党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而且在全党营造了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风,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有效参与和支持规范.延安时期,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如、张闻天、刘少奇等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们亲自投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成为知识分子建构、阐释意识形态的有力推手.一是作知识分子的学术知音,深入开展学术对话与交流.对知识分子们的理论研究,以为代表的领导人不仅经常以写信、口头表扬、作序的形式予以鼓励,而且常常深入到具体学术问题的探讨中.例如,1939年1月,写信给何干之,充分肯定了其研究民族史的想法,指出：“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13］1231939年2月20日、22日,连续两次致信张闻天,请其转达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的看法.特别提出：在引用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话时,“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13］1351940年9月,致信范文澜,对其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提纲给予肯定：“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回,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13］149由此可见,党的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就理论问题的探讨达到非常细微的程度,其影响力自然非一般宏观性政策指示所能达到的.二是确立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首先是把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化的评价标准.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2］866这明确了包括文艺在内的理论研究为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服务的原则.其次,旗帜鲜明地反对背离新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错误倾向.就文艺批评的原则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12］868-869针对此前文艺界存在的主张文艺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指出：文艺批评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坚持“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2］869-870.以上论述虽然是针对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但在事实上提出了领导下一切理论研究工作都要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1943年11月,《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这“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14］.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艺作品奖励评价机制,这一机制有力保证了党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大大强化了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对新意识形态的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对知识分子给予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延安时期,对于从国统区奔赴各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中国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采取了很多措施给予生活上的优待.1941年4月,军委发布政策指示,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能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人才,不惜重价延聘”［15］.在此之前,1939年1月,八路部将全军除供给制外的津贴补助粗略地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属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师长、政委和正副旅长、政委,每月5元,属第六等的有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卫生员、勤务员等,每月1元［16］.相比之下,1938年11月,著名学者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17］；“抗大”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1938年至1939年间每月津贴为10元.音乐家冼星海月津贴15元［18］；陈学昭的丈夫何穆是留法医学博士,担任医院肺科医生,每月津贴15元［19］.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导致边区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对文化技术干部在物质待遇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1941年9月1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7］374这种物质待遇上的差别,同时也是党的政治倾向的彰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取向与优良品格,为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增强党内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遵循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延安时期中国引领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显著成效
1.塑造了知识分子“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取向与创作风格.“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脱离了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就会失去吸引力、感染力与生命力.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成功引领,其重要体现就是塑造了知识分子“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取向与创作风格.延安时期,在学术取向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以历史学家范文澜为例,在其早年求学阶段,深受中国经古文大师影响,在学术旨趣方面曾以“追踪乾嘉老辈”为目标.在去延安之前,范文澜执教于京津等地的大学,开设的是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并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20］.到延安后,范文澜逐渐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中国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这一学术取向的形成,“实则和党起了决定性作用.”［20］在创作风格方面变化较明显的是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比如,丁玲的文学创作曾以女性视角著称.到延安后,她积极响应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将创作视角投入火热的抗日战争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创作题材由早期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注,转向对广大工农群众生存境遇、觉醒与抗争历程的描述.在写作文体上,则由长篇小说的创作转变为以通讯、散文,特别是以杂文的形式来反映现实政治生活.此外,党在理论研究领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新主义知识分子精英,如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王学文、胡乔木等,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熟谙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在规律,成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系统化、体系化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以人民为中心”创作风格的形成,对延安时期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地位的巩固都有着重要历史价值.
2.以批判立论,实现了对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消解.对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扬弃与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列宁评价马克思时所讲：“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21］延安时期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同样离不开对旧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正如在《新主义论》中指出的：“这种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10］695还指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言论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10］703基于此,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无不以批判立论.比如,在哲学领域,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哲学家对资产阶级“唯生论”“力行哲学”以及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有力批驳；在史学领域,范文澜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清算”；在民族学领域,杨松对国民党的民族观以及日本殖义民族理论的批判等等.正所谓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们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本质及发展规律,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对立统一、阶级斗争等理论对传统思想进行再审视,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确立与传播扫清了现实障碍.
3.全方位促进了中国新意识形态的传播.延安时期,在党的成功引领下,知识分子不仅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而且对新意识形态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知识分子的理论著述包括课堂讲义时常见诸报端,成为提高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有效载体.在对普通民众传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功不可没.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洗礼下,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仅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录的一百多篇作品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题材的作品101篇,占总数的5706%；以农村土地斗争和其他反封建斗争为主题、题材的作品41篇,占总数的2316%.”［22］这些作品与抗战时期党的政治动员相呼应,将在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如识字、征粮、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等编入戏剧、秧歌等民间艺术之中,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理念在基层深入人心.
结语
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其中,如何发挥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决定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兴衰成败.一是要提高对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所处地位重要性的认识.人才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领域中“失语”“失踪”“失声”的现象,关键在人,关键在知识分子.因此要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1］,把知识分子工作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增强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引领知识分子工作的实效性.以创新理念探索新时代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内在规律,深化教育、人才、文化体制改革,切实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要“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1］,增强党对知识分子的凝聚力、组织力和号召力.三是科学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要尊重和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的内在规律,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增强维护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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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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