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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理论

张绍荣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摘要］大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形成了拥有自身独特个性的文化生态场域,大学历史演变的逻辑就是大学文化治理的变迁逻辑.教师、管理者和学生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中“人”的要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是“物”的表现.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乃生产、传播文化资本之所,基于“师”、“生”的二元主体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分化为“教学文化场域”、“学术文化场域”和“管理文化场域”,彰显为平衡联系、互利共生、有机聚合,表现为整体谐动、互动共生和资本转化.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正是通过位置形塑更新不同群体的惯习,循环影响群体行为策略,推动实现权利资源再分配和结构再生产.

［关键词］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内在逻辑本质属性惯习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2-0001-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２.001

［收稿日期］2016-0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文化生态场域的逻辑建构与生成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BKS126）；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委托课题“信息时代高校文化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015skjd08）.

［作者简介］张绍荣（1977-）,男,四川广元人,博士,重庆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学文化与管理.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是建立在关系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基础上的,是对以往社会科学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两种极端思维以及二者对立的反思和批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境遇下,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大学文化生态的形成与发展逐步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内隐趋于外显.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来解析大学文化生态,对于更好地凝聚大学文化的精神品格,推动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大学文化生态治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立论探源

根据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作为一种客观性社会存在,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是一个教育社会学范畴,是指大学教育主客体之间所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型［1］.爱尔伍德曾说,“文化的进化是一种从动物界的调适走到理性人类界的调适的过程,而教育正是实现这一过程并与这一过程相伴而行的有力武器,教育与文化进化是一种依存关系”［2］.大学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师生共同体,教师和学生没有清晰的界限.在大学建立初期,大学主要是学习研究人文学科,经过发展慢慢才有医学等学科.随着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大学的陆续建立,宗教势力开始渗透进入到大学,大学强调人格塑造.纽曼认为,大学教育就是获得知识,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他排斥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任务,认为教学与科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3］.

19世纪初,洪堡在筹建德国柏林大学时提出了一系列与纽曼大相径庭的大学基本观念.他认为,大学兼有探求科学和修养个性与道德的双重任务,强调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洪堡突出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研究是大学师生应做之事,大学不仅传授知识还应创造知识.追求探索科学真理慢慢地成为大学所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念.洪堡认为,大学应独立于政府与社会而生活,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是大学应遵守的理念.这些理念成为了传统大学文化生态的核心思想,特别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并使大学享有“塔”的美名.

20世纪初,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逐步由欧洲的德国向北美洲的美国大转移,与之伴随的还有大学高地的转移.最初,美国的大学秉持了欧洲的大学理念,但随着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确立,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诉求,特别是许多州立大学,州政府要求它们对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于是,这些州立大学大力发展应用学科,改变了欧洲大学原有的“纯科学”观念,大学因此与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起来,大学不再是传统的“塔”,而成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社会服务站”.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成为大学三大功能.大学因学历层次、学科类别、专业定位出现了若干社群,管理者、教师与政府官员、校友,他们之间通行着不同原则,有利益关联也有矛盾冲突,相互影响、制约而共存,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应运而显,作用日现.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的德国洪堡大学理念已无法坚持,大学越来越世俗化、物质化,大学慢慢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日益融合化、综合化,大学成为了技术研发的助推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决策咨询的智慧库,大学肩负的历史与社会责任也日益彰显.为此,美国大学注重人文精神的回归,大学观念不断演化的历史也展示了大学文化生态自然的发展路线.大学由原来孤立的教育文化功能发展成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多重文化功能,最终成为了实现着本身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多种功能并举的复杂性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一种多维的关系文化生态.所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第四大功能逐渐被正式提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形成与发展也逐步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内隐趋于外显.

二、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内在逻辑

根据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任何一个社会场域主要由“物”和“人”两大要素构成.其中,“物”的要素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人”的要素则由不同组织类别规定,“人”与“物”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人”的要素也由单一的师生混合体发展成为较为分明的教师、管理者和学生等三大主体,他们构成了场域的内圈层和核心圈层,而由于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而衍生的政府、社区、媒介等构成了场域的外圈层,内外两个圈层共同作用构成了大学场域的边界和活动领域,不断推动着大学文化关系的嬗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拥有的资金、掌握的文化知识、构织的关系网络和赋予的各种头衔.

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乃生产、传播文化资本之所.在这个场域中,“文化资本”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至关重要的入场券,通过影响学术实现再生产.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作用的发挥有时也要借助文化资本的转换来实现.父母长辈对子女晚辈的言传身教、代际传递在家庭中形成文化资本,而这种言传身教,需要前辈人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但闲暇时间多寡往往实际与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关联.受教育者在进校前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各自部分来源于家庭的并对未来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资本.从可控程度讲,学者仍热衷争夺文化资本,尤其是争夺制度性、根本性的文化资本.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并不有利于激励原创与批判,而诱使教师把精力集中在晋升及快速带来利益的层次上面.但这对于大学管理者来说并不是坏消息,相反有利他们管理目标的实现,从而创造了一种竞争的文化而非鼓励创新的氛围.

文化生态是大学场域的一种理想愿景,表现为大学内部的教学文化、学术文化、管理文化系统之间的平衡联系、互利共生、有机聚合.大学的教学文化、学术文化、管理文化三者彼此依存、各有所得,就如同蟹与腔肠动物的结合,腔肠动物覆盖于蟹背上,蟹利用腔肠动物的刺细胞作为自己的武器和掩蔽的伪装,腔肠动物利用蟹为运载工具,皆宜到处活动得到更多的食物,表现为互利共生.大学文化生态系统既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有着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教育是一个与社会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开放生态系统,它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在输入输出相对不变的作用下,建立起平衡的稳定状态”［4］.同样,大学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大学从强调教学,到注重科学,再到接触现实、服务社会,展现出大学发展的不同生态图景.教师在自由互动中生活,学生在阳光雨露下生长,这是理想的文化状态.通过大学的实践变革,与大学活动形态和组织规范相适应并凝结而成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不懈追求.

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是一个具有内在牵连的客观关系系统.它不是实体系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是源于特定引力而来的诸种客观力量调整成型的关系体系,场域中的主体客体都会不自觉的赋予这种引力.场域的结构可视为处于不同位置的客观关系空间,拥有权利或资本的份额决定了各自在场域中所处的地位.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范畴的各种零散状态的实体性要素在彼此间结成的客观关系文化网络中得以互相确证,除了实体性要素外,更有因实体要素而生成的各种关系性要素.同时,作为分析认识教育活动的工具,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又并非纯客观范畴,而是对大学的一种全新理解和现象分析的一种全新视角,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仔细分析,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就是基于大学“师”“生”二元主体细化为“专任教师”“管理教师”“学生”进而相互着力关联分化为“教学文化生态场域”“学术文化生态场域”、“管理文化生态场域”的关系系统.

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还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冲突不断生成的动态社会空间.不同的场域持有独特价值取向,秉持独有的界定社会空间构建的操控原则,这些原则独立自主但不可转移和借鉴.场域空间是充满争夺,因为争夺也使大学文化生态场域成为了一个变动不居的“游戏场”［5］.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作为空间,其边界难以测量,具有自我调适性,但凭经验研究可以确定.在场域的空间里,不同的行动者位置不同,因为位置不同需要通过资本的争夺来换取更有利的位置,进而使场域表现为人们不同的行动、选择策略,实现空间的改变或维持.无论是艺术场域、科学场域,还是其他场域,彼此竞争参与者都希望确立对不同资本的垄断.在资本的激烈争夺中,对不同场域自身的形塑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各种资本的相对分量和划分改变并将引起场域自身结构的改变,场域的结构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动态的变化调适能力.布尔迪厄认为,任何场域的结构都始终隐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即使存在普遍规则的自主性较弱的领域,规则的变通本身就是规则的重要内容.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往往只在相信冲突的规则并能在规则生成中获益的前提下才存在.

三、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本质属性

现实大学教育生活是师生共有的生活,在其表象背后,存在一个无形的大学文化生态场域.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作为一种相互关联所呈现的网络构型,在本质上规定并表征着师生的生存方式及其相互关联,并表现出整体谐动、互动共生、资本转化的生态属性.

整体谐动生动地体现了大学文化教育的运动状态,反映了大学文化生态的本质规律.整体谐动的现实起点是环向因果关系,环向与机械的因果关系不同,整个系统的每个结点都是相互关联,从而构成整体谐动的有效路径.因为此,系统每个结点变化,都能环向流布,引起整体反馈,实现整体谐动的动态平衡.比如大学课程的价值、标准、内容、活动和评价等诸多网结共同构成大学的课程文化,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发生变化,必将引起其他变化,从而带动整体改变.而大学文化教育要素之一的课程,体现着一定时代的教育范式和教育理想,它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大学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方略甚至教学形态和评价等诸多环节相应变革.同时,大学文化系统内部关联的稳定性源于网络结构关系,形成了整体开放,构成了系统的全方位张力.大学与师生、大学与社会以及大学内部各元素之间相生相克的动态制衡关系,形成了大学内部系统诸要素的自主自控自调,呈现出自组织以及由低级走向高级的有序趋向,既显示出系统各部的个性化运动,又表现出系统整体的趋同性运动,形成了个性与共性的协调发展.

互动共生本是生物为了适应环境而与其他生物联合形成的相互共同关系,二者互利互惠、相依为命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共生理念本属于生态学的概念,但现代生态哲学的共生早已超越纯生物范畴,成为人们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强有力武器.大学文化生态中的互动共生揭示了基于生命发展的大学师生个体之间的内在机制,决定和影响着大学师生个体的生存质量的同步提升.长期以来,大学教育突出强调统一的评价标准,忽视了专业学科在不同地域和背景下的多元性,忽视了不同群体需求的差异性,连本应彰显个性的大学校训在我国也多有雷同,致使大学各种群体潜能得不到有效激发,教学过程仅为单向的传递知识,教师与学生交往单调、精神生活贫乏,导致本应生机盎然充满探究的教育变得呆板、机械,失去了生成与创造的活力.然而在信息时代,原有的秩序将被打破,新的共生互动的关系在大学文化生态中成为可能.大学文化生态中的互动共生,不是“松散无序的”,而是有机互动和万途归一的共生.课堂之上应是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呈现动态变化、愉悦快慰的场景,学生的得以触发,师生情感的相互渗透,在互动共生的境遇中积蓄潜能,形成让个体自由生长的氛围.

资本转化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重要属性.总体而言,资本转化与斗争发生在场域中己经确立有利地位的行动者与新来者之间,是文化的掌管者与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抗.前者是资本的优势掌握者或系统再造者,而后者是新资本的生力军和创造者.在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这种资本的不对称分配也导致各种冲突,主要体现在教师与行政之间、老教授之间、老教授与青年教师之间以及青年教师之间.那些处于有利位置的个体和群体在带研究生、课题经费、各种奖励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正如阿特巴赫所言,在学术顶部的人员和处于底部的大众之间始终存有一条难以逾越或很难逾越的鸿沟,因为这是一种倒置的模式,场域运作是按顶部人员设计方式在进行,虽然底部甚至中部有抗争、诉求和争辩,但他们都很难改变格局［6］.也因此,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资本差异呈现出两极分化和循环转化现象,新入场教师处于不利位置,成为被支配阶层,力图通过增加自己的资本总量并改变自己的位置.归根结底,不同场域的资本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场域游戏逻辑的生成,任何一步行动的生成都源自对资本的拥有.不论是谨小慎微还是冒点风险,是革命性的颠覆还是墨守成规,既取决于符号标志总数,更取决于符号标志的内部构成和组成状况,简单地讲,就是取决于资本的数量和内在结构.反过来,资本的构成决定了场域的位置,位置又形塑着场域中个体的立场和行动走向.新教师只有按照场域的固有逻辑由文化资本向争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多元逻辑转化,通过增加自身资本总量来改变自身位置以及后续的发展行动轨迹.

四、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惯习策略

布尔迪厄指出,场域的群体在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似的禀性与言行,这种行为策略即为“惯习”［7］.惯习是历史关系的生成,同样的个体由于身处场域不同,所展现出来的惯习也大不一样,因为惯习来源于所处的位置.惯习体现为一种策略,个人的惯习与所在的场域,存在着某种亲近性.在分化的社会,惯习既制约个体行为,又生成群体行为,表现为种种不同的行为倾向.一般来讲,惯习是具有实用逻辑,在这种实用逻辑的作用下,大学中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的实际言行或行动策略将不断受到强化和再制［8］.如果我们将一个场域比作一种游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透露出的行动者的一种性情倾向就是所谓的“惯习”.所以,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的结构,它产生于过去的经验、现在的际遇以及行动者的制约.

大学文化生态场域的惯习带动了教师们按照惯有的常态发展事业.以追求真知的学术文化和以管理运行的行政文化权力一直是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中不同群体争夺的焦点,专业教师与管理团队两大群体相互争斗和对抗,并不断强化和划定各自疆界,总想将各自分割成独立的整体.但事实上很难,因为大多学术权威甚至包括颇有学术潜质的青年人,都对行政权力表露出异样的兴趣,在这一点上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似乎并不冲突,而是一种合作共谋关系,诸多外在结构的事实和经验在惯习的影响下慢慢内化到个体心里［9］.通过惯习的群体作用,可以将兴趣转化为行为策略,将制衡转化为兴趣偏好.人是能动的,高智商的大学人尤为如此,历经漫长的多方制衡过程,大学个体所面对的客观机遇己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个体已经知道如何适合当下与未来,他们为未来而生,未来似乎为他们而设.在这样的惯习氛围下,很多目标和事情成为不得不去做或说的并且成为好像唯一能做或能说的.集体的参照是极为重要的,惯习提供了一种无声默契的景象,以强调无须有意识合作,彰显着实践的规律性和整体同一性,因惯习影响大学群体成员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超出行动所愿的整体和谐性.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制约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了惯习,另一方面惯习反制着场域,二者共同建构的未来关系.惯习在不断的演化中将大学文化生态场域逐步建构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意义的生态世界.

位于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中的不同群体,虽然对场域的惯习或者所赋予的报酬甚至一些不敢苟同的做法持有异议,但仍然按关系再生产着这种既定的结构.他们一方面倾向于挑战大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证明了大学的裁判权,强化了大学的合法性.反抗抵制固然是一种策略,但若希望继续在这个场域中生存,服从顺应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不同群体最有利的选择,因为惯习是历史的生成.与国外大学激烈的学术纷争相比,我国的大学似乎显得平静沉寂,但这并非表明我们大学的雅士风范,而是因为我们规制形成的惯习使然,或者我们更精通于人情世故.原本学术冲突激荡的大学成为了学术、教学、管理几大系统的冲突与演变.可这也正是我们大学的弱点,因为这与大学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大学文化资本的争夺,以此引导大学不同群体位置的变迁,通过位置形塑更新群体习性的演化,推动大学文化生态场域获得更多的权利资源分配,从而实现结构的再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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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 徐小州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5.

［4］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0.

［5］［7］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译,邓正来校.编译出版社,2004：140-156.

［6］刘博.教育场域中创新推广的资本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10（2）：45.

［8］庄西真.公办中学学校行政人员文化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17.

［9］赵明仁等.场域习性理论视角下影响教师教学反思的因素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0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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