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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之生命美学精神

文/ 李天道

摘要：中国美学“重生”“乐生”,呈现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生命美学精神.“生”,意指生命、生存.就语义学看,“重生”“乐生”之所谓“生”,原初义为生育、生养、滋生、生长,而生命、生活、生存等则为衍生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生”“生生”,“人”之生存,生生相续,乃是宇宙天地间的“大德”.“大德”就是“生”.由此,中国美学要求诗歌审美创作“陶写性灵”“发抒性灵”“真有性灵”,因追求一种真实、贴切的生命体验而独具特色.“性灵”的实质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而“发抒性灵”,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的一种诗意抒发.就某种意义看,所谓“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就是“人”的一种生命意识.

关键词：中国美学；生命美学精神；重生；乐生；生命意识

所谓“美学精神”,指美学思想中的精神实质.“中华美学精神”,则应该是指生成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中国古代美学的精神实质与西方美学有差异.西方美学往往着眼于“美”的本质问题,而中国古代美学则更多地关注“生”的问题.基于此,中国美学的最高范畴不是“美”,而是“道”或“气”.如张岱年、方克立就认为,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与其他文化根本不同, 在于它是一个“气”的宇宙[1].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既是万有大千的生命力所在,是自然万物的生命韵律与运动节奏,又是诗文审美创作活力源泉.即如宗白华所指出的,中国艺术的根本特征在于对“天人合一”的、款款有情的、充满生机的自然宇宙的生动,在中国美学,“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2].张法也指出,“中国美学以气为特色,也以气为统一.气贯串于中国美学的全部”[3].叶朗也强调指出：“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4]2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也持相近的观点.他认为“不论是哪种情况,被限定了的明确的形态及其再现,就是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而东方美学“重要的倒是以形态为线索,追求所暗示和所超越的东西……”[5]对此,徐碧辉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从来没有把审美问题看作一个知识论问题,从来不是用知识论的方法去研究美是什么,美感是什么,而是把美学放在整个人文和生命思考之中,把哲学、美学和人生体验融于一体,从生命存在本身的感悟中去理解和把握审美和艺术问题.”[6]袁济喜也指出：“中国传统美学在最高的境界与形态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即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关注、对人生意义的体认.”[7]的确,正如叶朗所说,“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而“这两个文化体系各自都有极大的特殊性”[4]8.就中国美学来看,其中蕴含着“重生”的生命美学精神.

就其精神实质上看,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乃是“生”,是“生”之灵性.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8]、“生生谓之易”.《周易》就将“人”之“生”、生命、生存和万物自然的生育看作宇宙天地间的“大德”.“德”就是“生”.生成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中国美学,“重生”“贵生”.“生”就是“道”的生动体现.如西晋著名道学家葛洪就曾经在其《抱朴子·勤求》中强调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儒家美学所推崇的核心范畴为“仁”.“仁”就是“生”“生生”.所谓“生生,仁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观于生生,可以言仁矣”.所以说,中国美学“贵仁”“重生”,其核心要义是“生”.因此,中国美学的内在实质乃是一种“重生”“乐生”的生命美学精神.正是基于这种“贵生”

“重生”“乐生”的生命美学精神,中国美学强调诗文创作必须通过文本以直接呈现诗人自身的生命意绪.在中国美学看来,凡是传世的杰出之作,都是“发抒性情”,因此,诗文审美创作要有“真性情”.就实质而言,“真性情”就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生命意绪,也即一种因生命体验而生发出的意绪,是作为个体的诗文家对自身生存现状真切的生命体验.也可以说,所谓“真性情”,乃是诗文家对宇宙自然之生命意味与自身心灵深处生命意识,即所谓“生”之灵性、“生”之灵趣的确切真实感受.

一

“重生”应该是中国美学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命美学精神.“生”,意指生命、生存.就语义学看,“重生”之所谓“生”,原初义为生育、生养、滋生、生长,而生命、生活、生存等为衍生义.《荀子·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杜预《左传·昭公八年注》云：“性,命也.”颜师古《汉书·公孙贺等传注》云：“性,生也.”《周礼·天官·大宰》郑玄注云：“生,犹养也.”在这里,就意为养育,通过“养”,致使其“生存”“生生”.可以说,作为“养”之“生”,则意指“人”的“生存”.在中国美学看来,“生生之为仁”,“人”既要“生”,同时又要“生”得有意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仁”.天地最大的“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生”、生命；“生生”,“天人”并生、同生、共生,一“生”,“生”为“天地之大德”.这里所谓的“生”,应该是“生生不息”之意,即生其所生,自其所自,然其所然,遵循万物“生生不已”的生命流程,就是天地之大德.“生生之谓易”,让生者去生,让存者去存,方其所方, 是其所是,尊重宇宙间自然万物对“生生”的审美诉求, 正是这种审美诉求成就了天地间的“大德”[9].这种“大德”也就是“仁”,就是“生”,就是“美”.“人”之生存, 生生相续,乃是宇宙天地间的“大德”“大美”.换言之,“大德”“大美”就是“生”.由此,中国美学“大生”“广生”.“重生”“贵生”“乐生”,要求诗歌审美创作“陶写性灵”“发抒性灵”“真有性灵”,因追求一种真实、贴切的生命体验而独具特色、内涵丰富,其精神实质则显然与“重生”传统密切相关.“性灵”的实质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而“发抒性灵”,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的一种诗意呈现.就某种意义看,所谓“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 乃是“人”的一种生命意识,从而致使其突出地呈现出一种“重生”的美学精神.

“性灵”是创作者“性情”,“独抒性灵”,即内在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其精神实质就是“重生”.也可以说,所谓“性灵”,应该是创作者基于其生命存在而生成的一种内在灵性,一种生命感.如现代学者顾远芗就在其《随园诗说的研究》中指出,所谓“性灵”,乃是诗人“内性的灵感”,而“内性的灵感”,则是诗人“内性的生命意绪和感觉的综合”[10].有鉴于此,刘若愚对“性灵”与“性情”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所谓“性情”“是指人的一般个性,性灵则指人的性格深处的某种特殊的创作‘灵机’”[11].不难看出,无论是“内性的灵感”,还是“内性的生命意绪和感觉的综合”,或者说是“人”的“天性”,“性格深处某种特殊的创作‘灵机’”,都与“人”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而兴起的生命意绪分不开.只有基于生命存在与生命体验,与所生成的、发自深层生命结构中的生命意绪所呈现出的“性情”才可能真挚自然,灵活灵妙,空灵超脱, 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因此,中国美学要求诗文创作者独抒自己的胸臆,专写自己的怀抱,以发抒真情,直接表现自己的兴趣,不虚伪造作,以“重生”“贵生”“乐生”为志趣.由是,就诗文审美创作而言,所谓“内性的生命意绪和感觉”,也就是诗文创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情绪感受.而诗文审美创作则是这种生命体验与情绪感受呈现的最佳途径.同时,诗文审美创作的生成也离不开这种生命体验与情绪感受.因此,袁枚在《答蕺园论诗书》中强调指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显然,这里的“情”“必不可解之情”,应该就是一种诗文创作者个体独到的生命体验与情绪感受, 或者说就是基于其灵心灵性对人生的感悟而生成于深层生命意绪中的“性情”,也即所谓的“性灵”.正是基于“重生”“乐生”,中国美学认为,诗文创作应该“抒写性灵”“独写性灵”和“发抒怀抱”,必须通过诗文作品以直接生动地呈现来自诗文家心灵的生命意绪.如清代诗文家袁枚就指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12],杰出隽永的诗作都“一片性灵”,因此,在《随园诗话》中,袁枚不止一次地提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认为“作诗不可以无我”.也就是说,作诗要有“人之性情”“真性情”,即生命的体验,要有个体对自身生存现状的切切实实的生命体验,要呈现自己对宇宙自然之生命意蕴的真切感受,抒发生命意绪,“重生”“乐生”.

就其实质看,中国美学所谓的“性灵”就是一种由“灵气”所生成的蕴藉于“人”内心的天然生命意识.具体分析起来,“性灵”有特指与泛指两层意思,特指乃是意指“人”的精神、性情、情感,泛指就是意指“人”,“人”之灵心、灵性、灵气,或者说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即真切、精深的生命感怀与生命意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13]这里的“性灵”,就是意指经由“灵气”作用而生成的具有“灵心”“灵性”的“人”.换言之,“性灵”本身实质上就是意指蕴涵灵心与性情与生命意绪的“人”,是“人”的生命精神及其展现.因此,就此种意义来看, 中国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对“人”的生命感受,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命意绪,即“生”之灵性在诗文创作中呈现的强调.也正是由此,中国美学才富有生机,具有其独到的一种“重生”美学精神.“发抒性灵”,所推崇的实质上就是强调诗歌审美创作应该抒发诗人独到的生命体验, 而不为格套所拘,独创而全不摹仿,一空依傍,自然天然, 自铸伟词,曲尽人情,师心恣肆,字字本色.而“性灵” 概念中所包含的本真的生命精神、天性、才性、“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其中都为一种生命意绪, 即无拘无束、任情率性、随心随意的灵心灵性,以表现诗人之真我.所以,中国美学的核心要义即为诗文审美创作对诗文家生命意识的自由抒发,诗文创作表现作家的个性和个人独到的生命体验,其要旨就是生命意绪与“生” 之灵性的纯然本真呈现,表现“自我”的“最高真实”,追求任性而发,随心尽性,惟恐不达,不讳疵处.其宗旨则在于主张诗歌审美创作应当不加拘束地表达性情,以显现真我,抒发自我“性灵”,也即呈现灵心灵性,抒发诗文创作者自我内心深处的一种生命意绪.

二

中国美学“重生”,倡导诗人生命意绪的呈现,强调生命体验的真切.由此出发,诗歌审美创作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诉求,既缘情又言志,是情与理、灵与肉整体生命的、全方位的呈现,只有身心的投入,对生命的体验才切实自然.如清代诗文家袁枚就在其《再答李少鹤书》中强调指出：“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旨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馀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这里就着重指出,“人”之“志”乃基于其生命存在而生成,“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故而“不可太拘”.对所谓“诗言志”之“志”,其理解也不应该拘泥于字面,“志”应该是“情志”“情性”“旨趣”“志向”等多种“性灵”的结合体,包括国家社稷之情、日常生活之“情”,或者是胸怀大志之情,或者是“偶然兴到,流连光景”的寻常情感,其所谓的“志”,全从“发乎情”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文审美创作乃是诗文家的一种心性灵动；是诗文家对自我生命世界的一种呈现；是诗文家执着地寻找一种诗意的生命栖居方式.作为“三才之秀”,只有“人”才成为了能够行走的精灵,但是,“人”一生的大多时候,其命运与一棵树相像,总是固定在一处.因此,“人”可以纠结、愤懑、不满,也可以兴奋、喜悦、高兴,可以欢声笑语,但却不能移动,“树”是“人”无法摆脱的另外一种符指,另外一种身份,一种限制,就某种意义而言,作为“树”,只能开花结果,只能发芽落叶,只能在四季之中黄绿辗转,而无法摆脱“树”的命运.开花或落叶都是“树”自我身份的一种显现.所以,换言之, 诗文审美创作就有如“树”的开花结果、发芽落叶,乃是诗文家对被世界固态化身份的另一种呈现,是其内在生命意识的一种渴求,是诗文家服从自我内心深处的生命意绪的一种艺术表现,是对一种诗意化的、流动性的、自由化、审美化的生存方式的期盼.基于对生存状态的庸常、世俗和琐碎一面的拒绝,去努力寻求生命的诗意存在.在这种诗文创作中,诗文家可以“兴观群怨”,也可以“移情净化”,采摘生活中的诗意浪花,抒发疏离而又紧贴生活的生命感悟,书写性情.这个过程,涉及诗文家的生命体验,因此,意蕴丰盈,生气灌注的诗文作品就是由语言、手法、结构等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如袁枚在其《江中看月作》诗中云：“帆如云气吹将灭,灯近银河色不红.”[14]又如其在《阌乡道中》诗中云：“阌乡西去走车难,石子路百盘.沙起马从云里过,山深天入井中看.人穿三窟悬崖险,地裂千寻大壑宽.谁道中州四时正？春风一日两温寒.”第一首,《江中看月作》诗,将“帆” 比拟为“云气”,给人以缥缈、虚无的感受,而将“灯”和“银河”相应,写江色的有与无,使人如临其境,虚实相应,恍恍惚惚,自然生动,而生发出一种别样的生命意趣与“生”之灵性,境域营造,独具匠心,化实为虚,化陈为新.第二首《阌乡道中》诗,写路途中的见闻,风沙、云雾、深山、峡谷、险窟、悬崖、地缝、大壑、山涧,如同云雾一般的“沙尘”,像“井”一样深的山峡,所谓“山深天入井中看”,“人”要穿行于险峻的窟地之中,傍临那些深不见底的裂缝,经过那些人迹罕至的奇险之地,想人之所未想,发人之所未发,更加显示出“阌乡西去走车难” 的旅途艰辛,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生命感受,独特、独到、新颖、不落窠臼.景象描写生动,意象奇特,新奇怪异, 给“人”以新鲜、新奇、新异的生命体验.看似自然如实的表现,实际上却构思巧妙,表达技巧的高妙越发增强生命意识的奇特奇异,以及这种生命体验的奇情奇趣.感发性情,独抒性灵,却又不以“止乎礼义”为诉求,而注重生命体验的感发,生命意趣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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