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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模式演变与其对中国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城镇化的过程则伴随着产业发展与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教育模式的变迁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会推动教育模式调整与改变；另一方面,教育模式演变也会通过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培养影响城镇化进程.每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与教育模式的演进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德国职业教育今日的声誉和影响,与其在影响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密切相关.本文试图分析和探究,在德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模式演变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中归纳和概况对于我国城镇化与教育发展改革的启示.
一、德国城镇化的主要阶段与特征
德国城镇化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40 年之前,是德国城镇化兴起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农村人口远超城市人口,农业产值占绝对优势；1840 年至1871 年德国统一,是德国城市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业革命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明显,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1871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德国城镇化极大繁荣和迅速发展时期.[1]由此看来,整个19 世纪至20 世纪初,是德国城镇化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期.19 世纪初期,德意志地区（不含瑞士和奥地利）住在农村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4,而到了19 世纪末期,这个比例刚好倒过来.[2]
德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也经历着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些经济、技术、社会及政治层面的变化是德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分析城镇化与教育模式变迁之间互动关系应当充分考虑的影响因素.概括来说,德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值得关注.
1. 产业的转型与发展.在19 世纪以及20 世纪初期,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农业和小手工业的雇佣人数大幅减少,而纺织业、煤炭产业和钢铁工业等工业部门的企业和雇佣人数则大幅增加.纺织业在19 世纪下半叶的较短时间内从家庭散工集中到大企业,雇佣人数大幅增加,且机械化程度也稳步提高；煤炭产量在19 世纪中叶到1910 年代的几十年间增长数倍,矿工人数大幅提高；此外,钢铁产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产业等工业部门的规模也显著提高.[3]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德国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专业分工日趋明显,这自然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人们需要在新的环境及场所工作,如何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使人们适应这些变化,成为满足新的产业及岗位要求的劳动者,对于社会机构尤其是教育构成了挑战.[3]
2. 社会稳定与治理.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德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新的产业逐渐壮大和深化,大量产业工人的出现,这在之前的德国社会是从来没有的,由此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并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和治理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工人阶级的年轻人整合进入主流社会之中,而不至于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当时所谓的“工人问题”（Arbeiterfrage）的核心在于,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的工作,且承受巨大的工作负荷与压力,他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非常有限,在法国革命及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希望通过革命等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工人能否以及如何在社会及政治意义上容纳和整合到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4]
3. 政治结构的转变.城镇化和工业化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结构,部分传统的容克地主开始投资工业,参与银行事业,逐渐变得资产阶级化,原来属于市民社会中间层的小手工业者逐渐加入到工人队伍,与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中下层人口一起逐渐无产阶级化,职员阶层开始出现,新兴城市资产阶级则逐渐获得城市自治权,这些一起推动德国的政治制度也逐渐改革.[1]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模式演变分析
如前所述,德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在于19 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百多年间.因此,笔者接下来将重点介绍分析这段历史时期德国教育模式的演变与发展.
(一)教育的世俗化、教育义务与普及
早在1763 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即发布诏令,规定普鲁士的儿童应在5 至13 或14 岁之间进入学校学习,学习有关基督教的基本知识以及阅读和写作.[5]
在19 世纪上半叶,洪堡的教育改革对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09 年,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大臣后,开始推进教育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加强世俗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控制和管理；建立国家考试制度；严格教师的录用及发展师范教育.[6]
教育世俗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是于1849 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德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该宪法特别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并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和高等学校教学自由,宣布教育由国家管理,只有宗教和教士教育除外.[3]
然而,世俗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发生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引发了对学校教育的讨论,部分国民学校的教师认为,即使是下层学校的学生也应拥有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而不只是被限制在较低的教育轨道上,政治革命刺激了普鲁士的统治阶层的神经,而相应的教育议题也让其不安,他们于是通过宗教教育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控制.[7]1854 年,普鲁士颁布针对初等学校的《法令》,规定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训练温顺的性情,祈祷的习惯和虔敬的精神.这一状况在19 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70 年代之后得到改善.[8]
19 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在于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在此期间儿童入学率的增长明显高于同期人口的增长,1816 年,普鲁士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60%,1848 年,这一数字提高到82%,到1890 年左右,德国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6]与此同时,德国教育开始出现现代教育所必备的重要功能,即服务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服务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期德国的教育改革在与工业化及政治现代化的协调适应上甚至走在了英国与法国之前.[9]概括地说,德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世俗化与德国国家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普鲁士及后来的德国政府的强制规定及实施才推动了德意志地区初等教育的普及.
(二)中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近代以前,在欧洲几乎只有教会神职人员和贵族等少数特权阶层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在16 世纪之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也成为了教育的受众,由此,德国的受教育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形成了由教会僧侣、时速贵族、部分中等阶级受教育者组成的有教养阶级和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无教养阶级两大教育群体.[6]
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端与文法中学（Gymnasium）所面临的危及及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9]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商业、制造业、交通及金融等行业雇用人数逐渐增加,且对就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逐渐提升,原有的主要传授古典科目的文法中学难以培养大量新兴经济与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系统对此进行了两方面的回应；一是文法中学等原有的学校对其课程内容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二是实科中学等一些新型学校逐渐出现.
文法中学课程内容的调整涉及其办学方向和课程内容,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在新人文主义运动以及洪堡改革的推动下,拉丁语语法等古典学科的内容被削减,数学等普通基础学科的教学被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科目被增加,教师选择的标准也在这一时期被改变,国家考试制度被引入到教师选拔中,这就改变了此前文法中学的教师被牧师和神学者等垄断的局面.[8]实科中学的发展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席姆勒（Zemler）于1708 年在哈勒市（Halle）建立的数学工艺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学等内容,它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地区实科中学的前身；赫克（Hecker）于1747 年在柏林市创办了德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实科中学——经济与数学实科中学,设置有数学、几何、建筑和地理等多个班级.[10]然而早期的实科中学的发展路径却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等原因变得较为复杂和分化.部分实科中学自1820 年始就增加了神学科和拉丁文课程的传授,在1848 年以后,部分学校改成了古典与实科并重的中学,即文实中学,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应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与贵族平起平坐以及部分贵族因兼营工商业而资产阶级化的社会及阶级基础；在19 世纪后半期,实科中学就已经实际上分化为实科中学和文实中学.[8]
1872 年,德国原有的教育系统被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原本为期八年的义务教育的国民学校被分成前后各为四年的两个阶段,前四年叫基础学校,后四年叫高等国民学校,在此之上就是职业补习学校等职业教育学校；此外,为了满足中等阶层居民及小资产阶级子弟以适应期阶级地位的教育,在基础学习之上增设了中间学校（Mittelschule）,其程度略高于国民学校,但又低于文法中学.[11]中间中学也是今日的实科中学的前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层学校系统分离出来的,原来的城市国民学校和市民学校加上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女儿开设的教育机构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校类型,即处于中学阶段、为期6 年的中间中学；其建立也是为了响应工业、手工业及贸易的不断发展,部分高水平的企业职业培训越来越以实科中学毕业资格作为进入培训的基本条件,1910 年,中间中学成为了德国教育的重要支柱,构成了分类中的中间水平.[5]
自此,德国中学阶段教育的三种学校类型并存的状态已初具雏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初中即分流、中等学校分为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形态延续至了今日.德国中等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为了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教育系统才在学校类型及课程内容等方面做出了调整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政策的变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德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无疑也有一定的关联.
(三)职业教育的发展
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早期发展离不开两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它们均与城镇化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工人的知识与能力要求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自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工人问题,即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容纳和整合,除了经济界和社会政策领域的制度及政策干预之外,职业教育也不能置身事外.实际上,今日德国在全世界受到广泛和高度认可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正是在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德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初步成型的,正如今日双元制职业教育由企业职业培训和学校职业教育两个部分组成,当时的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也是分开发展的.
在企业职业培训方面,传统手工业与新兴的技能密集型制造业之间的竞争与互动,以及对培训及职业资格证书相关制度及政策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且这一过程受到自由派与保守势力之间就德国经济社会政策等议题所展开的斗争的影响；传统的职业培训体系由手工业部门所把持,尽管1860 年,出现的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手工业部门在职业培训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为了应对强大而激进的劳工运动,保守政治势力尝试扶植手工业以作为抵抗社会党的政治平衡力量；1897 年,国家干预下通过的《手工业保护法》为组织化的手工业部门所控制的学徒培训创立了制度框架,在其规定下,各地的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被赋予更大的管制权力.[12]
到19 世纪末期,为了应对手工业技能培训体系供给不足的问题,大型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企业开始制定开发工厂内部的技能培训策略,同时,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然而,技能资格认证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手工业手里,这些企业不能对其培训的技术工人进行技能认证,于是,它们与手工业主之间就展开了关于技能资格认证和考核的权限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斗.[12]为了应对1907-1908 年爆发的技能短缺危机,1908 年,成立了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DATSCH）,其早期政策和行为大部分反映了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利益诉求,他们宣称年轻人的培训属于社会公共物品,并希望说服国家增加投入以分担职业培训的成本.[12]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和改革.1871 年,即德国建立的同年,帝国营利事业法（Reichsgewerbeordnung）将职业教育的管辖权赋予工商会及手工业商会,第一批职业和进修学校从而被建立；1897 年,非学术的职业教育被规范为早期双元制之中,学校的职业教育被看作是企业培训的补充.[5]
1920 年,一个由工会代表、雇主组织代表、职业教育专家、政府教育部门官员和年轻人协助组织代表所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关于职业教育专门立法的报告,但在1929 年议会的讨论中,各方无法就诸如该法律的覆盖范围、工会的介入形式以及质量标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一致.这种争论在二战之后在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仍然继续,直到1969 年,各方才达成一致,通过了联邦职业教育法.[13]
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受到经济界产业界对劳动力能力素质的需求等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由城镇化及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除了上述手工业与新兴制造业之间的博弈受到社会问题及国家对其回应的影响,与学校形式职业教育联系更加紧密的德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凯兴斯泰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也与当时的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
1900 年,埃尔福特的皇家应用科学学院向社会各界进行征文,题目是“如何让我们的年轻人,在从国民小学毕业后到参军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最恰当的受到教育？”凯兴斯泰纳提交了一篇论文并获得优胜以及600 马克的奖金,在他这篇被认为是德国职业学校奠基之作的论文中,凯氏给予了清晰的答案,即建立劳作学校,并把学校当作继续学习的地方,通过让学生们学习实践技能,防止他们走上街头参与革命和.在凯氏开出的教育药方中,这种学校应当提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学应当和产业相关,并且包含一定的公民教育；凯氏清楚的指出,职业工作时公民教育的最好方式,其不仅能够培养不同方面的能力和技能,也能间接的引导学生的能量到某个的兴趣和领域之中.[4]
(四)高等教育的发展
18 世纪,德国地区的大学改革较少,但到19世纪之后,高等教育领域经历了较为重大的改革,这些改革甚至影响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而提到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则不能绕开洪堡对大学的改革.
在洪堡的改革下,柏林大学秉承学术自由的精神,将学术研究作为学校的核心任务之一,设立研修班（seminar）,以培养学者而非培养中学的教师作为目标,并调整原有学院的研究与教学内容——神学院转变为研究一般宗教科学的学院,法学则不再只是讲有关自然法和现行法的法律格言,而研究法律发展的科学问题；在柏林大学建立后的十几年间,许多参照柏林大学的模式、专注于科研与教学的新型大学得以建立,比如波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14]
尽管在1840年至1870年间经历了一些发展与改革的停滞,但德国的大学在1860 年代之后重新走上快速的发展道路,在20 世纪初期,多所大学的经费、学生人数以及教师人数与19世纪中期相比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4]更加具体地讲,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1）大学教育内部结构的变化,即为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各大学各院系的规模的调整：神学曾经是德国各大学中最大的学科,1870年时下降到了16. 4%,1914 年时则进一步下降到了9%.法律学科在1870 年时还拥有学生总数的24% ,由于就业市场过剩,到1914年时则下降到了16. 5% 左右；
（2）新型大学的出现,一方面,是新创立的综合性大学,如1901 年建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等突破了传统学科的设置模式,新设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学科,以适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及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立,它们常常是由综合技术学校、技术专科学校( technischeFachschule)、工商业研究院等发展而来,并建立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技术较为先进的城市.[15]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politische Bildung）将德意志地区的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较早引入面向大众的教育义务；（2）学校形式的规范化以及书和学位的引入,且书随学校形式的不同而有差异,而这些证书与特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培训路径及要求联系在一起；（3）教育系统中较为严格的“高级”学校与“低级”学校之间的区分,前者主要针对社会贵族和精英的子女,而后者则面向大量普通民众的子女；（4）20 世纪早期引入中等学校的形式.
概括来说,经济技术的发展、国家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改革以及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共同构成了德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教育模式演进和变迁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和机制推动德国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变化,而包括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师培养路径等多维度多方面的教育模式的改变,对于德国社会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也反过来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模式演变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尽管教育对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作用看上去较为间接,但是实际上却至关重要.德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后起的工业强国,在18 世纪之前的发展其实落后于英法等传统强国,但从19 世纪开始,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快、城市改革彻底,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和人口流动障碍的消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教育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消除人口流动障碍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教育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纺织工业中作用其实几乎没有；然而,在普鲁士工业化的赶超过程中,教育对于非纺织部门的积极效果则是非常显著的；在洪堡对于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中,以培养大量公民独立理性思考能力以及负责任的行为为目标的普通基础教育,对于应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改变具有重要作用.[16]
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力的推动了德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于德国出口总值与出口中工业产品所占比重的变化,与1872 年相比,1914 年,德国的出口总值提高了超过30 倍,而工业品占比则从38%提高到63%；德国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大范围的、且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工业扩张主要是由于其工人的竞争力,大量初具文化知识和掌握了初级劳动技能的训练有素的劳动者,与技术人员一起组成技术梯队,大大加速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也给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7]在美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 蒂利看来,德国的中等及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职业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院系培养了大量的受到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师和技术工人,而大学的研究则转化为适于产业应用的技术知识,德国培养的各级各类人才以及科研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领先位置,这不仅在化学及电气工程等涉及科技水平较高的部门如此,在许多其它产业部门也是如此,教育的推动作用显著.[18]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作用在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特别显著,许多杰出的地方工业家并没有在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且直到1860 年,他们也没有让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意愿.[19]
总的来说,德国政府把教育当作振兴国家的手段,力求整个教育体系从内容到方法都与社会的近期需求及国家的发展相结合,让各类学校远离旧教育的宗教目的,致力于培养现实生活中的有用人才,从而为提升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20]
(二)教育对社会结构的作用
教育对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作用并不止于培养劳动力方面,教育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塑造和改变也从侧面实际影响了德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
在德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教育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得大量农民和工人等社会下层劳动者子女受到更多的教育,从而提升其社会地位；（2）优势精英阶层通过教育系统类型与层次的区分,实现了对学生的筛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优势地位,教育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起到的是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固化.
在1800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人数在总体上呈现持续的增长,教育机会面向大众的开放在这100 多年里的多数时候都非常显著,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转变为工人,他们的子女的教育机会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进入较高层级的学校,教育系统的整合功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与层级的清晰划分,教育系统的分化功能也能通过数据得到验证.[21]
教育系统对不同学生的分化反映了德国教育系统的一个核心特点,即学校系统、职业系统与就业系统的紧密联系,这直接反应在国民学校（主体中学的前身）、实科中学和文法中学的三层级的学校系统中,且学校系统的这种层级结构与阶层分明的社会结构又密切相关.[9]教育系统所引起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反映在了社会流动性上,德国非熟练工人与临时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空间较小,而熟练工人向上的流动空间则较大.[22]
在高等教育中,同样可以既看出教育机会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能看到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巩固及固化作用.对德国大学学生的家庭背景的统计数字反映,一方面,在1840-1870 年代,许多高校中第一代大学生占所有大学生的比例在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其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概率要明显高于其父亲没有读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比如,1840 年代符腾堡地区的大学新生中的近60%都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23]
由此看来,19 世纪及20 世纪早期德国的教育发展与模式变迁对社会阶层结构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提高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规模和人数,向大量普通民众提供了提高社会地位、获得稳定职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因教育系统与职业系统、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和再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教育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塑造,德国城镇化进程高速推进的阶段较少受到社会革命等动荡的干扰,从而进展较为顺利.
四、德国城镇化与教育模式演变的特点及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归纳出德国城镇化与教育模式变迁互动关系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关键特征.（1）城镇化的进程与教育模式的变迁联系紧密且有明显的互动效应,一方面,城镇化构成了教育模式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和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教育模式的变迁也对城镇化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城镇化进程中教育模式的变迁是全方位和整体的,正是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全方位的变化和改革共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技术变革、经济进步及社会变迁,仅靠单一层次单一类型的教育改革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3）教育模式的变迁对城镇化进程的既在经济方面有推动作用,也在社会及政治层面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教育模式的改革与教育内容和目标的变化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教育系统的结构调整也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防止社会动荡起到了重要作用.(4）国家权力的支持和介入对于教育模式的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且这种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了发挥.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教育普及、职业教育体系的早期发展以及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兴起都与国家权力的介入密不可分,这些教育模式方面的变化为德国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赶超英法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德国城镇化进程中教育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以及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笔者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尝试概括梳理以下三个方面.1. 应促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类型和层次教育的协调均衡发展.城镇化进程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因素众多且内在关系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各级各类教育能起到的彼此不同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此过程中应关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使其分别发挥自身的作用,以有利于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2. 应发挥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推动和稳定作用,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途径培养不同类型及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结构安排来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3. 应注意结合运用市场手段及行政手段来发展教育,以达到教育供给的最佳配置.基础教育与职业及高等教育分别属于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要在较为有效的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保障民众的基本受教育权,一方面,应充分调动多个利益主体的参与和投入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中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公共资源投入,从而在运用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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