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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服务效率
［摘 要］在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中,长期存在一些不需要很高成本就能解决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从解决学生选课、修课,政策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协调专业院系,为实践型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开设提供条件；对开课教师建立鼓励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以帮助高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服务效率.
［关键词］公共艺术教育；第一课堂；政策；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8) 09-0078-03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面向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平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校任选课）中的艺术类课程,是高校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教委在2006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明确了此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近些年,随着政策的推广,各种评估的推进,高校领导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大大提高.然而,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主渠道的课堂教学（第一课堂）的开课数量不足、不稳定,服务效率不高的情况,却依然存在.这里,除了诸如对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机构设置不健全,师资队伍缺乏,艺术场馆设施、条件不完善等[1]需要时间、需要大量投入才能有所改观的问题之外,另外一部分涉及政策方面、技术方面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部分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很高的成本,触手可及,略加调整就可大大提高已有课程、现有资源的服务效率.因此,高校应从当下着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服务效率.
一解决学生选课、修课、政策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第一课堂的运行,多常采用“学校给出课程设置要求、新课申报范围,院系开课、报课,教务处审查、排课,学生网上选课、按课程要求学习”的步骤进行.这样的流程,如果学生在网上选课、修课的过程中出现掉链,则无法实现课程的服务效率.犹如学校精心准备了一套丰盛的文化大餐,师傅做好了,也盛好了,而学生却在要选、要吃的过程中无法触及碗盏,便更不用说品尝消化了.这一方面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政策方面、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而学校作为服务师生双方的单位,责无旁贷.
（一）开放未按时缴费学生,选修课的查阅和退选权限
对于未按时缴纳学费的学生（未按时注册的在校学生）,高校关闭教务系统中的,如选课、查分等各项功能,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系统虽然关闭了,学生却依然需要按照教学要求,按时报到、准时上课.这样的脱节,使学生无法查阅自己的已选课程、无法根据自己新学期的实际情况对已选课程进行退选,便会导致选修课到课率无法控制和课位浪费的现象.继而助长“校选课不重要,上不上无所谓”等反面学风的滋生.
随着大学生助学贷款比例的提升,高校每年约有10%~20%的学生受益.然而,各种助学贷款的拨付时间不定,导致这部分学生的学费无法准时到位,无法准时完成注册.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分学生无法参与新学期选修课的退选改选,无法查阅自己的已选课程.如果学生在前一个学期期末选课时没有做好记录,新的学期便会因为登录不了教务系统而无法查阅自己的已选课程,更无法找到上课的时间、地点.由此,选修课的服务效率便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其中的艺术类课程了.
因此,对未注册学生开放选修课的退选权限,实行“只出不进”允许学生在开学伊始登录自己的选课系,统根据新学期的实际情况进行退选.这样既可以达到约束未注册学生及时缴纳学费的目的,又可以给他们以灵活的权限,查阅已选课程、查询上课的时间地点、退选多余课程,将有限的课位让给更需要的同学.
（二）整合“慕课”平台
近些年,为改善传统授课形式第一课堂开课数量不足、不稳定的情况,各个高校纷纷引入“慕课”作为补充.对学生来说,此类课程,可以自由的选择听课的时间、地点和进度,少了准时考勤的压力,多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除此之外,“慕课”多由国内专家授课,前期投入巨大,经相关平台精心制作、推广、测评,授课质量和授课持续性均有较好的保证.作为公共艺术课程的传播媒介,网络媒体亦方便视频、音频资料的传播.同时,制作精良的“慕课”本身便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可以给人带来赏心悦目、欲罢不能的审美体验.[2]然而,“慕课”平台数量众多,注册流程复杂、操作界面大相径庭,为这一形式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第一课堂的实施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以郑州大学为例,学校同时运行的“慕课”平台共有三个,分别是“智慧树、好大学在线和郑州大学MOOC 平台”.由于平台数量多,学生在选课的时候又缺乏相关说明,便造成了学生难以区分自己选修课程的所处平台的状况.以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为例,抛开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限制,郑州大学校选课共开设“慕课”34 门,其中31 门课程位于“智慧树平台”,5门课程位于“好大学在线平台”,2 门课程位于“郑州大学慕课平台”.而“好大学在线平台”5 门课程中又有3 门课程与“智慧树平台”重复,1 门课程与“郑州大学共享平台”课程重复.因此,即便教务处在新学期开课之前,给出了详细的修课指南,学生也仍会出现选了课,而找不到去哪儿上课的情况.
由于有学生找不到修课平台四处求助,笔者便借机体验了一下“智慧树”和“好大学在线”两个慕课平台的注册过程.两个平台的注册、听课流程不尽相同,繁琐且需要录入不少信息.由于操作界面不同,各部分信息的录入位置不同,加之邮箱认证、手机认证,给人带来非常繁杂的操作体验.两个平台注册下来,已经晕头转向,如果仍未找到所选的课程,学生基本已处于无助、无奈、放弃的状态.
因此,从学校层面着手,整合“慕课”平台,为所有被纳入校选课的“慕课”设置统一的课程网址链接网页,完善人机界面、优化用户体验.使学生登录自己的选课系统就能便捷的找到选修课程的所属平台,省去挨个平台注册、找课的无奈与麻烦,将大大提高“慕课”型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服务效率.
二协调专业院系,为实践型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开设提供条件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按照广度和深度,大致可分为基础知识型、鉴赏型、实践型、研读研讨型等几个不同的层次,以满足广大学生的不同需求.[3]然而,实际的开课情况是：基础知识型、鉴赏型、研读研讨型课程都有涉及,唯独实践型课程少之又少.最大的原因,便是缺乏相应的开课条件.
校选课的授课人数一般为120~350 人不等,授课地点多集中在高校核心教学区的普通多媒体教室.为丰富课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音乐、戏曲方面校选课会在授课过程中穿插现场演唱或穿戴戏服表演的环节.而美术类的课程则基本全为信息量较大,且以讲述为主的美术欣赏的模式.由于授课条件的限制,鲜有美术实践类课程开设.然而,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相对于单纯的欣赏,多数学生都对实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偶有教师现场示范绘画技巧、要求学生绘制图画、带领参观校内的美术展览……学生均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而对比“慕课”,“实践”更是传统授课形式最大的优势所在.例如,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常年开设的“陶艺”校选课,授课地点设在美术学院陶艺工作室,限选30 人,次次爆满.用学生的话来说,这种课程是需要抢的,而且很难抢到.由此可见学生对艺术实践的渴望.
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授课对象,大多是都是“零起点”的非艺术专业学生.因此,传授公共艺术知识最通俗的语言莫过于艺术本身；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让学生自主自愿的参与课程,而不是为了修够学分而被迫学习,其途径莫过于理论联系实际.德裔美籍美术理论家、知觉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的引言中曾这样描述人和艺术的关系：“人类与生俱来的运用眼睛去理解事物的能力沉睡着,一定要设法唤醒这双眼睛.唤醒这一能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动手,拿起铅笔、画笔、凿刀或者摄影机.”[4]在笔者的调研中,许多公共艺术课程的授课教师也指出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以郑州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选课“摄影”为例,该课程以传统的银盐摄影为授课内容.据任课老师陈述,在最早开设这门课程的时候,该课程以理论讲授和摄影作品欣赏为主,授课效果十分不理想.随后,任课老师负责组建了摄影工作室,由于场地有限,目前该工作室仅开设限选人数为25 人的院选课,但授课效果却有很大的改观.当学生真正开始使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式相机、自己动手制作针孔相机、实践小孔成像,体味光学现象的时候,才真正提起了兴趣.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知识、鉴赏能力不重要,而是要说缺少实践环节的公共艺术课程是不完整的.理论知识缺少实践对象、鉴赏能力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应用机会,学生的参与程度自然会受到影响.以上举例的“陶艺”和“摄影”两个实践教学场所都是由院系申报、学校拨款支持建设的.因此,如果能从学校层面协调专业院系,在实验室或专业教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承担一些人数较少的实践型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授课任务,则可弥补公共艺术教育实践型课程缺乏开课条件,开课数量较少的情况,完善从基础知识、作品鉴赏到艺术实践、研读研讨的完整课程体系.
三对开课教师建立鼓励机制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的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艺术专业,这样的设置便于教师将艺术创作、艺术研究和艺术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形成公共艺术教育的新势力.[5] 然而,这些教师隶属于专业院系,一方面承担着院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另一方面在他们最关心的岗位考核指标和职称评定条件等方面,是否讲授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对艺术院系的专业教师并无影响,亦无优厚的条件,加之课时费不高,授课教师多是本着尽义务的初衷承接这样的课程,不积极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他们只能兼顾全校的公共艺术教育的工作,多数情况下,这份“新势力”的力量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以郑州大学为例,学校自2015 年引进“慕课”至今,已经历了5 个学期.在这5 个学期中,共开设“传统授课形式”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31 门.然而,其中仅有3 门课程保持了“连续开课5 个学期”的记录,仅占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开课数的9.6%；10 门课程开课3~4 个学期,占32%；其余18 门课程,仅开课1~2 次,占58%.整体数据,表现出非常不稳定的开课状态.与此相对“慕课授课形式”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开课数量基本持平,服务的学生人数呈稳步上升趋势,说明总体来看学生对“慕课”是持接受态度的.但5 个学期中“慕课”的选课人数仍存有在较大的波动,课程也存在今年能选明年就不见了的情况,说明学校对“慕课”的执行还处在实验阶段.
笔者就此现象询问过不少开设或曾经开设公共艺术教育校选课的老师,多数教师表示“科研压力大、校选课上课时间分散”是他们对校选课教学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而校选课开课持续性较好的老师,除了个别热爱艺术且科研压力不大的教师之外,以拥有“慕课”课程的教师和较强责任心的校选课团队为主.在这三类教师中,第一类教师,希望将自己的艺术感受、艺术经验传播出去,不计较课时费或奖励.其中的一部分教师还辅导艺术社团等,因此拥有较大的开课热情.第二类教师,多为各专业的优秀教师、名师.他们一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完成了“慕课”课程的制作；另一方面,也拥有对比传统授课形式较大的自由度（“慕课”的授课较为灵活,除个别见面课外,其余工作均可在网上完成）.此外,为了培育精品素质教育课程,此类课程也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授课,以进行测评、积攒经验和资本.因此,这部分教师通常也会常年开课.
而第三类教师,则是凭着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持续授课的.拥有较强责任心的校选课团队,一般都有一位或几位具有高级职称且十分有责任心的主要负责人.课程由主要负责人设计安排,指派协调团队成员分章节、分阶段授课.（一般情况下,每位团队成员授课2~4 周.）这样,每位授课教师只要保证完成2~4 周（4~8 课时）的教学任务即可,其余时间可自由支配.因此,只要主要负责人安排合理,团队成员能够达到一定的人数,此类团队的开课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不过对比前两类教师,第三类教师的开课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他们需要团队主要负责人的精心组织和学校对教学团队的支持.
对比上述传统授课形式和“慕课”授课形式的各项数据；对比偶尔开设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老师和能够持续开设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老师,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因此,在未能健全公共艺术教育管理机构和专职教师的情况下,对专业院系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任课教师给予一定的鼓励机制和制约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艺术类教师职称评定条款中加入“是否参与全校素质教育课程教学”等条件,并适当放宽其他的要求；在绩效考核指标中加入“是否参与全校素质教育课程教学等”.[6]以提高艺术类教师对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授课积极性.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慕课”资源,鼓励本校教师申报校外优秀“慕课”课程的辅导教师,借助优势资源,完成网上答疑、师生互动、成绩录入、课程总结等教学工作.保证有见面课的校外“慕课”正常开课.另一方面,要求艺术院系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组建团队,开设一定比例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并将其列入学校对院系或专业的考核评估指标之中,给予适当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使专业院系可以真正地将艺术创作、艺术研究和艺术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加强“传统授课形式”的公共艺术课程管理,培育本校“精品素质教育课程”.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教育》中有这样的表述“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服务效率,使教育之树“主动的、顺畅的、舒适的摇曳、推动”学生的学习；使实施教育的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艺术教育课堂的建设之中,是当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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