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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耐心的丧失和技术替代的勃兴

黄忠顺

摘 要 阅读遭遇耐心丧失与信息泛滥的夹击,催生了阅读替代技术的勃兴.从这一视角看“数字人文”的方兴未艾,其人文学的生态不容乐观.当人文学“以意逆志”、“以心会心”、灵晤对话的基础被一套数学逻辑接替之后,其所处理的信息之巨又完全超出人的阅读经验所能掌控的范围,就极容易形成一种技术认知霸权,使人文精神遭受贬抑.

关键词 阅读耐心 技术替代 数字人文 人文学

引用本文格式 黄忠顺. 阅读耐心的丧失与技术替代的勃兴[J]. 图书馆论坛,2017(9):1-7.

本文立足于以文学为中心的人文学,观察阅读的一种变化,并从这一视角对当前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表达一种审慎思考,这只能说是一种擦边性思考.从一些有关“数字人文”的论文来看,关于“数字人文”的“人文”对象,大多持论比较开放;而本文基本依循人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分的概念.如果将“数字人文”比拟为一个多维立方体,这里所擦到的边只是它的一个界面.不同的界面有其不同的景观,会呈现不同的价值,本文不敢以偏概全.

1 阅读耐心的丧失

“阅读”在传统以人文学为主导的“读书”行为中,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1],是姜夔所谓“以心会心”[2],有一种谦逊、耐心的态度.

公元387年,圣奥古斯丁在努米迪亚撰写《仟悔录》时,曾为他3年前遇到的一幕奇特情景感到诧异——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出声地读书!为什么一个人在不出声地读书是奇特的情景而令人诧异呢?这说明当时“读”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声的诵读.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说:伴随机械印刷文化的到来,眼睛加快了速度,声音被迫沉默了[3],这才开启以默读为主的阅读历史.这种情况,东西方皆然.白居易《与元九书》自叙其勤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4]如此勤奋读书而致“口舌成疮”,当然是诵读的结果.之所以必须诵读,是因为文本没有标点符号,需要诵读断句,即所谓句读.句读决定文本的意义,就此而言,诵读时代的读者应该拥有对文本意义的更大主宰权.然而读者却要反复诵读,以致不惧“口舌成疮”,也要揣摩(句读)出作者(或文本)“原本”的意味来,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读”的耐心文化.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标点符号的发明有3000年的历史,但它长期只是作为阅读的心得记号而存在,诵读时代的作者就没有想到要采用它来断句表意.之所以想不到,说明读者没有给予作者想到必须采用它的充足理由.这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在漫长的诵读时代里,作者对读者的悉心阅读的耐心和句读伦理有着坚固的信心.

到了机械印刷时代,虽然眼睛必须加快速度而迫使声音沉默了,但速度的要求尚未造成阅读耐心的丧失,否则,作家们不可能凭借机械印刷术的复制效率及成本优势步入一个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刻画与分析的时代,并在19世纪产生一批拥有大众读者基础的现实主义大师及其巨著.20世纪现代主义复杂的文本实验,像《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这样极度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马原、余华、孙甘露等新兴作家因其一批无视读者阅读耐心的实验文本而爆得大名,这些无不是以读者的阅读耐心为前提.

但电视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在中国,最早敏感于电视对阅读耐心造成伤害的是作家海岩.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2002年基础调查数据:中国2000年无论电视的生产量还是拥有量均呈现爆炸式增长,跃居全球之首,电视观众达11.67亿人;与之相随的是电视剧暴增,整个1980年代中国大陆电视剧产量总和还不及2001年的60%[5-7].海岩观察到:“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8]电视如何改造读者阅读心理呢?海岩举例说,人们看电视选台,通常是每8秒换1次台,也就是说,在8秒钟内节目内容不能吸引眼球,就会往下一个台走,50多个台,经常是在那里调来调去[9].顺着海岩的观察,我们看到社会阅读耐心的丧失实际上起源于电视机用户对电视遥控板的掌控.我们习惯于将戏剧、电影与电视的接受者统称为“观众”,但掌控着电视遥控板的“观众”正如当代美学家张法所说,他们已经不再遵从导演以及作品的逻辑,而是展现为一种新的逻辑,一种从用户角度重组虚真世界的逻辑,即遥控板逻辑[10].随着信息技术的挺进,它进一步演化为鼠标逻辑、手指划屏逻辑.这种逻辑实现了用户对资讯的随意主宰,并不断将这种逻辑向人格心理内化,使人面对资讯越来越没有耐心.所以2000年崔永元感慨地说,他在大学的时候读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一上来两页都是风景描写,他都读得津津有味,而现在一部小说,开头两段不吸引他的话就会马上放下[11].不仅一般的读者如此,就连当年的先锋作家余华也表示,那些过去曾阅读得津津有味的卡夫卡作品,现在已经再也没有耐心来阅读了[12].于是2000年后,读者的阅读耐心一时成为中国作家写作时不得不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是战战兢兢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又惹翻了很多读者他们会不喜欢”[13].甚至连被称为1990年代以来坚持把“先锋”进行到底的格非,在回顾《人面桃花》(2004年出版)创作时也说:“开始我想采用一个繁复精美的结构,但我的内心对现代主义产生了很大怀疑,我觉得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读者的耐心在丧失,这么写小说像是在打一场不是对手的战争.”[14]

阅读耐心的丧失,由作者的战战兢兢一直演绎成为文学评价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说:“全民性的阅读危机是导致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社会根源.”[15]文学评价已经“没有阅读作为支撑”[16],甚至连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也没有耐心读完一部作品再.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全票通过的《你在高原》被《收获》当时的执行主编程永新质疑:读过这部书的只有一个人——责编.评委之一盛子潮回应称:62名评委“至少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17].也就是说,读完整部作品的评委只占四分之一左右.而自称通读过的评委麦家说,他对小说后半篇幅是“咬着牙”快速浏览的,有评委认可这种咬牙快速浏览不失为一种文学评审阅读法[18].对照昆德拉的说法:“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每一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19]现在连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也没这个耐心了,遑论一般读者?下面摘录一段网名为“和菜头”的感受[20]:

我得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没有办法读书了.不是读不懂的那种不能,也不是因为厌倦而产生的那种抗拒.它无关理解力和情绪,而是好像一种生理上的疾病,自己对自己的一部分无能为力.我甚至连一个小节都无法读完,无法控制眼球转开去,似乎它在扭来扭去要找到一个停顿,否则就不肯继续工作.同时,读完一段文字之后,头脑里突然会空白一下,然后那些字句和含义就突然消失掉了.因为这样的缘由,也就谈不到理解,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印象.另外,更加让我恐惧的是,我的注意力根本无法长久地停留在一页纸上,它总是不断迁转,像一条水银做的蛇,在书页和无数想法之间钻进钻出……

“和菜头”的这段话在网友间引发强烈反响,其转发和议论的声音重重叠叠,表明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2 替代技术的勃兴

阅读耐心的丧失,势必导致人们转而寻求各种替代阅读的技术,成为这些信息处理技术的用户.而且电脑与鼠标、智能手机与划屏,跟电视与遥控板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后来者对文字文本的兼收并蓄+互联网,形成极其泛滥的文字信息生产.且不说这种文字信息泛滥已不能像机械印刷的采用带来信息增长那样,可依靠提升阅读速度来解决了,因为身体的阅读潜能是有限的;纵然身体潜能可无限开发,也需要以阅读耐心为前提.于是,文字信息的泛滥加剧了开发和运用各种阅读替代技术的迫切性.

2013年11月12日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长篇报道美国一名17岁的高中生达洛伊西奥开发了一款通过数字计算能够将繁冗的文章精简成几行关键句子的软件,名为Summly.该软件在短短1个月内就拥有50万名用户,在28个国家登上了新款应用软件热度榜的首位,吸引了包括好莱坞明星和亚洲富商李嘉诚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的兴趣,并被雅虎以3000万美元高价收购.该报道以《17岁少年成千万富翁 引领阅读变革》为题,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祈盼省略阅读过程而直取所需的信息.

以这种祈盼为动力构建的各种“知识”数据库,比如在我国应用最为普及的“中国知网”“读秀知识搜索”,都由最初单纯提供印本文献的电子扫描版向所谓“知识服务”发展,也就是将原文本的内容分解成众多的知识元,然后通过特定的数学逻辑构建纵横结合的各种关联,让人可以免去对全文的阅读,而根据其个性化需求直取其所需之“知识单元”,重组其“知识”.在这样的平台上,“读”变为“用”,人们从各种维度输入各种检索词,随心所欲地开采和挖掘自己所要的“知识”.

以省略阅读过程而直取所要“知识”的祈盼为动力,不仅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数据库,还催生了种种替代阅读的更高级的智能工具.比如,IBM公司研发的沃森(Watson)认知系统,能够识别人类语言,并分析其中微妙的含义,如讽刺口吻、谜语、构词断句、诗篇线索,通过一系列数据比对和模拟人类的联想能力得出“精准”的判断,再反向用人类的语言回答出来.人们尝试用沃森的个性剖析应用程序(API),替论家进行文本分析.比如,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就职演说后,IBM公司宣传员杰里米·威特就将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文本与奥巴马就任总统的演说文本导入沃森认知系统,让沃森用4个API进行分析:(1)演说文本对比(Speech-to-Text);(2)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3)语调分析者(Tone Analyser);(4)人格洞悉(Personality Insights).沃森迅速生成一组相关数据的可视化图谱,认为“特朗普做了一场扎实的演说,像奥巴马一样击中了所有的要点.但是,这不是一个愉悦的或富有想象力的演说,同时演说也没有激励或鼓舞任何人,演说只是巩固了他大胆勇敢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指攻击了他之前最近几任的总统),而且他以一个以重建为使命的领导人的身份宣布了他的目标”[21].而对奥巴马演说文本的性格分析是:“你是善于分析的、关心细节的,并具有批判性思维.你具备同理心:你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并对他们有一颗慈悲的心.你有自制力:你能控制住你并不是特别强烈的.而你还很豁达:你对新的想法包容和感兴趣,并愿意去探索它们.你的选择是由发现的驱动的.你对追求成功和享受生活并不太关心.你做出决定时并不刻意去展示你的才华.并且,你更倾向于选择做具有比自我享受更宏大的目标的事情.”[22]沃森还针对各种评价指标给出了测量分数,对特朗普在人格测度的“信任”一项上给出了比奥巴马高7个百分点(82%对75%)的分数,即使奥巴马的演说中有关于信任的内容,而特朗普一次都没有提及“信任”一词.杰里米·威特不无赞赏地说:“IBM的沃森认知系统帮助了我们去理解人的真实意图,即使人们没有说出来.”[23]

面对只有1161字的特朗普就职演说文本和2420字的奥巴马就职演说文本,究竟沃森的文本分析更可靠,还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评论家的分析判断更值得信赖?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后者,但沃森的文本分析优势是处理个人阅读难以胜任的信息.比如,茅盾文学奖当前面对的是每年4000多部印本原创长篇小说和10多万部网络长篇小说的产量(1949-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大计出版印本原创长篇小说仅427部)[24],在缺乏全民性耐心阅读支撑的时代,即使是穿越时空请来62名类似纪晓岚和博尔赫斯这样精于阅读且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专家做评委,显然也只能盲人摸象而难以服众.设若将人类由古至今经过大量文学阅读积累形成的文学审美和判断能力进行分解、定义和赋值,让类似沃森的认知系统学习,并将每4年(一届)所生产的约1.6万部印本和将近60万部网络长篇小说采集建成可量化数据库,它就可快速地一一进行文本分析,写出评语并“精确”排序.这时候,无论你怎样对这种来自数据计算而非感性阅读的结果表达疑议(就像依据影响因子的统计来排序学术期刊质量一样,你虽然看到它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却无法否认也难以替代其评价的客观发现功能.

沃森文本分析属于“数字人文”的高级智能形态.将“人文”与“计算”结合起来的“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人文学术方向,意味着人们看好以一套现代数学逻辑接替“以意逆志”“以心会心”的人文学基础.

3 “天堂”与“自然界”

博尔赫斯56岁那年就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时已双目失明,他就此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在图书馆界很有名,却遭遇误解:“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25]

对诗句中“天堂”一词的理解,不应该排除这个词的宗教本义,即灵魂的居住之地.所谓灵魂,即附着于人体的心魂,当它与人体分离之后,或上天堂或下地狱.这个时候灵魂又称“鬼魂”,故博尔赫斯又说:“图书馆是一个充满鬼魂的地方.”[26]试想,无论是荷马、孔子、屈原、维吉尔,还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马克思、鲁迅……他们不分时代,不分地域,虽然曾经相隔千年,相距万里,其灵魂都无时空局限,以书籍的形式聚集在这里,并可以令人随意访问.除了图书馆和图书馆的编目法,天堂还能有另外的模样来汇集并序化这些灵魂吗?但人生在世而想访问天堂,为上帝所不容许,这就是巴别塔惩戒故事.所以,在博尔赫斯这首题为《关于天赐的诗》中开章明义就写道:“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他让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主宰起这卷册浩繁的城池.”[27]博尔赫斯还有题名为《巴别图书馆》的小说,暗示了“巴别塔”与“图书馆”的关系.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更直白地说,他很认同爱默生的读书观,他说爱默生“在一次讲座中,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着,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他还说,看了书我们便能与人类的优秀分子在一起”[28].

但在“中国知网”“超星发现”这样的知识服务平台,以及所有为数字人文建构的各种可量化数据库上,当“读”变为“用”,博尔赫斯“天堂”里被爱默生称之为“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的灵魂”,已经成为保罗·利文所说的“无作者的自然界”[29],所遇到的已不是把它唤醒的咒语,而是把它“键”为碎片再重组的检索词或测度项目.如果博尔赫斯能够穿越到今天,上帝赐给他远比当年执掌的纸本图书馆馆藏更丰富的海量数据库时,似乎没有必要同时施以惩罚而剥夺他的光明.对现代技术有着深刻反思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此保持着特别的警惕,他甚至禁止给自己上百卷长的全集加“索引”.他的遗言是:“它是一条路——不是一部作品(Wege─nicht Werke).”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心魂之思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是可以被任意肢解为只言片语来使用的“著作”[30].由此可以说,海德格尔所坚守的是不让博尔赫斯的“天堂”沦为保罗·利文所说的“无作者的自然界”.

博尔赫斯的“天堂”观念让人想到人文学者的谱系.人文学者其实是上古巫覡和中古僧侣阶层在文化精神上的嫡系后裔.巫覡和僧侣通过甲骨片等载体上的文字与经书领悟和接受神灵的旨意,构建人的神圣生活的意义世界;人文学者通过解读书籍领悟与对话人灵,构建人的世俗生活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文学者又被称为读书人的道理,因为阅读作为灵晤,作为心魂交流,是人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由此而观,当博尔赫斯的“天堂”变为保罗·利文的“无作者的自然界”(所谓“自然界”也就是非人格的“物化”或“客体化”,即原有的人的精神被疏离,被异化成“物”),其实质是人文学的科学对象化.而所谓数字人文研究,则是以博尔赫斯的“天堂”转化为保罗·利文的“无作者的自然界”为其基础性条件.因此,这种“数字人文”研究,其逻辑路线不仅更趋向社会科学化,而且有悖于人文心魂化.

1940年代,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者将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全文打印在硬纸板上,再裁下每一个词,将相同的词放在一起,计算这部小说每个词出现的频率.哈佛大学异夫(Zipf)教授从中发现了一个规律.

“I”这个词在《尤利西斯》中出现的频次排位第10,共出现2,653次;“say”的频次排位第100,共出现265次;“bag”的频次排第1000位,共出现26次;排第10,000位的生僻词“orangefiery”,只出现2次(见表1).于是异夫发现,其词汇出现的序位与频次的乘积近乎于一个常数,即第10名出现的频次是第100名的10倍,是第1,000名的100倍,第10,000名的1,000倍.以此类推,第2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2,第3名出现的次数大约是第1名出现次数的1/3,……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规律不仅仅存在于英文,还存在于中文及其他语言中.异夫教授进而在其它地方也发现这一规律的存在.比如,一个城市的大小排序与其人口数量之乘积同样近乎于一个常数.根据美国1940年人口调查,人口排名第一的纽约有1200万人;排名第10的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人口120万;排名100的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人口11万.这一规律后来以异夫教授命名,称为“异夫定律”[31].

异夫定律的发现始于对文学名著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算法,是早期的一个著名的数字人文研究案例.这种将文学名著去心魂化的“自然界”化的算法,并没有抵达人文学之精、气、神,而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科学”发现.也就是说,此处“数字”,实非“人文”意义上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领导的量化历史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中文视域内现代数字人文研究的领先者.他所构建的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系列,以及中国自民国以来的大学生数据库,主要做的是统计分析工作.历史学研究中一向涉及人口、籍贯、物产、财富、教育等多种变量的统计分析.在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初创时期,梁启超就作有《历史统计学》专论[32].这里的所谓数字人文,其实就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达到统计分析纵横跨度更大、覆盖资料更全,进而获得过去无法获悉的历史认知.这就像牛顿的物理学研究本来就包含大量演算一样,过去只能依靠人工演算,超出人工演算能力之处就成为盲区;如果能利用现代高速计算技术,物理学在牛顿手上一定不只是那几个定律.也就是说,李中清这里的“数字”也非“人文”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向度上原本就存在的统计分析.

上面所讲《尤利西斯》的文本词频统计分析后来分化为两种路数,其中之一是构建语料库的词频统计分析,它在计算机时代日益成为一种成熟的背向“人文”迎向“科学”的语言研究法;另一种才是企图以“数字”达成真正的“人文”研究,它将词频统计分析锁定于特定文本,通过文本分析确认作者的语言风格、辨识文本的作者来源等,又称为计量文体学.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运用主题建模、网络分析等精密机器技术来揭示基于海量数字化文学资料库的各种替代阅读的文学分析模式.沃森文本分析属于这一方向.沃森文本分析系统以及采用类似的文本分析系统进行茅盾文学奖评选,其所为既非异夫的那种(社会)“科学”发现,也非李中清所解决的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向度固有的统计分析问题,它所致力的是真正的人文学(文心的感觉与判断)问题,但它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人文学以“以意逆志”、“以心会心”、灵晤对话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评价必然是丰富的、差异化的、动态的、多元竞争性的,这才是“人”(个人)“灵”“人文”的生态.当其被一套现代数学逻辑接替之后,所处理的信息之巨又完全超出人的阅读经验所能掌控的范围,而且在阅读耐心丧失之后的社会,人们失却了以阅读经验作力所能及之校验与辩驳的心性,这就极容易形成一种无以抗衡的技术认知霸权.技术认知霸权会以无意识文化形态重塑人的认知和认知价值观.那时候总统就职演说稿只有瞄准文本分析技术系统的定义项目与赋值标准来撰写,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文学作品也需要遵循评价系统的指标来创作,才有望获得好评.如此,“数字”“人文”安在?

4 结语

人文学以读书人含英咀华的阅读为根基,通过“以意逆志”、“以心会心”、灵晤对话的方式阐释人间生活的意义世界,故阅读耐心的丧失意味着人文学走向衰落,其技术替代则更使人文学走向非人文化;而社会科学主要采用实证的方式发现真相与规律,故数字技术能够将人的实证能力带向更广阔的地带.也就是说,在阅读耐心丧失与技术替代勃兴之际,作为技术替代之“数字人文”,其“数字”之于人文学的意义与其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大相径庭.虽然人文学研究中存在社会科学界面,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人文学界面,但它们的研究基点是不同的,或可说是互为颠倒的,即“个人”与“群体”之颠倒:人文学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社会故事,社会科学则从“群体”的角度来讲社会故事.这种区别决定了数字(量化)研究于前者与后者之不同结果.大多数谈论“数字人文”的文章通常将其“人文”的外延不加区分,既指涉“人文学”,也指涉“社会科学”,在一种习惯思维中笼而统之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而其实际的论述则大多在“人文”的名下偏谈社会科学,从而遮蔽了“数字”之于人文学研究的悖谬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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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忠顺,教授,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

收稿日期 2017-02-15

(责任编辑: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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