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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和草根诗学以旧金山华人文群为中心

旧金山是一座与文学艺术有着深厚缘分的城市,有“美国诗角”之美称.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曾经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是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家”.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罗伯特·邓肯( Robert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等在旧金山发起了“文艺复兴诗歌运动”.1955年夏天,“垮掉派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此后垮掉派文学开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流行.而旧金山与华侨华人移民和华文文学也有着同样深厚的历史关联.这个历史上充满热情、想象与苦难的城市最初只是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小村落,从1848年金矿的发现到19世纪末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淘金热的产生,逐渐形成美国西部一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许多华人也加入了这次淘金热潮,他们给予了这个新城一个极其形象的命名——金山.金子淘光后,华人改称之为旧金山.所以旧金山的历史可以视为华人移民参与美国历史建构的一个缩影和象征,也具有铭刻华人移民尤其是华工的苦难与奋斗史的文化地理意义.旧金山华人的文学书写无疑是这一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10年至1940年的“天使岛”的诗歌书写到旧金山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的文学创作,草根意识与再现美学始终是旧金山华人文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代表了美国华文文学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流脉,与留学生文学、知识分子写作或中产阶级文学以及自由主义写作共同构成美华文学的完整的历史图谱.

海外华人的文学写作何为?这是华文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广大华族而言,华文文学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创作活动,而且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1其一,从记忆政治的层面看,华人文学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的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争取华族和华族文化的地位从臣属进入正统,使华人离散的经验进入历史的记忆.如果没有“天使岛诗歌”的铭刻与再现,那么美国华人移民的一段悲惨历史,将可能被遗忘或遮蔽.恰如单德兴所言:“天使岛及《埃仑诗集》一方面印记了‘当时典型的华裔美国经验’,另一方面也成为‘记忆场域’.”2《埃仑诗集》整理、出版和写入历史无疑是美国华裔经验被历史记载的标志.对于美国华人而言,天使岛书写显然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其二,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面临认同的重新建构,华人文学既作为华人历史文化的产物,又参与了华人历史/文化的建构.叙事是阐释历史进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对于底层的华人移民而言,如何表述自我再现历史,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意识进而阐释自身参与其间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许多事实——包括丰富的文学创作、活跃的文学批评和活动——表明以黄运基为代表的美华草根作家显然有着书写草根移民记忆和草根华美历史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使得他们的创作与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曾经颇为流行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浪漫化的美国想象以及夸张型的移民生活书写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华裔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有着自由主义色彩的美国想象/ 移民记忆相分疏,也不同于华裔英语美国文学的中国想象与虚构.草根文学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这种历史书写的草根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草根文群也构建起了一种“美学原则”,一种在语言、叙述立场、文化趣味上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底层美学.

草根意识与历史叙事

“草根文学的带头人”黄运基先生为“美国华侨文艺丛书”所写的总序是我们理解与阐释美华草根文学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这一序言涉及当代美华草根文学的三大文学史命题:第一,确立了草根文学的文学史意识——当代草根文学书写是对以天使岛书写为源头的美华草根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发展;第二,阐释了美华文学的双重文化内涵,美华文学是美洲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美华作家既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又不忘觅祖寻根;第三,提出草根文学的使命是书写华侨华人华裔美国史的重要文学理念.在这篇序言中,黄运基清晰地阐释了美华草根文学的历史观与主体意识:“美国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开拓和灌溉这块土地的,也有我们千千万万华侨先辈们的血与汗;在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工程中,在开拓加利福尼亚洲沙加缅度——圣金三角洲地区,把四十多万英亩沼泽地变为良田的垦荒工程中,华侨先辈们叫山河让路,向土地要粮.但这些披荆斩棘的感人事迹,我们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找不到影子,在美国的主流文化艺坛上得不到应有表现.”3 的确,华侨华人广泛参与的历史往往为所谓正典的历史和文学被遮蔽,华人的文学书写理应成为恢复华族记忆还原多民族共同建构的美国史的一种重要媒介,理应承担再现与铭刻历史的文化使命.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黄运基的阐述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历史建构的草根意识和人民性观念.从“美华文协”(全称: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 英语名称:Chinese - Literature & Art Association -in - America,简称:CLAA)所提供的大量文本看,旧金山草根文群的创作的确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其雄心与意义正在于重建美华文学的草根传统,从经验出发建构草根版本的华美历史,来抗衡其它各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再现与阐释政治.从这个意义上看,草根的历史书写或草根文学的历史意识具有发明主体即建构华裔历史主体性的文化政治意义.

旧金山草根文群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华人移民的草根/ 庶民版本的历史书写,如黄运基的《奔流》与《狂潮》、穗青的《佳丽移民记》和《金山有约》、程宝林的《美国戏台》、老南的《豪宅奇缘》以及刘子毅的《八年一觉美国梦》等等,其中黄运基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异乡曲》的第一和第二部《奔流》与《狂潮》,在书写草根历史层面的意义尤其突出.中国评论家洁泯、朱寨、董乃斌、陆士清、黄万华等学者都注意到《奔流》与《狂潮》的历史纬度,认为它在建构“历史感”、“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跨度”、“历史的厚度”以及对“祖国历史的认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黄万华则深入阐释了《奔流》是如何具体展开这种“历史感”的:“《奔流》( 包括第二部已发表的章节)的价值就在于它以环环相扣的历史描述艺术再现了几代华人的生命历程:第一环,中国的历史怎样产生了一代又一代飘洋过海的‘番客’? 第二环,美国的机制是怎样‘容纳’华人移民的? 第三环,上述两者的撞击孕育出怎样的华侨形象?”4 在我看来,《奔流》与《狂潮》写实主义再现历史的方式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丰富也更真实的移民经验与现实,如同R·韦勒克所言写实主义“排斥虚无飘渺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4 它追求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并且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奔流》与《狂潮》这种客观性既来自于作家个人的历史经验,也来自于作家对华侨华人美国史的整体认识.黄运基不仅是“特殊时空的见证人”(洪三泰),而且是特殊时空的亲历者.如果把小说《奔流》和《狂潮》与熊国华的黄运基传记《美国梦》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奔流》和《狂潮》显然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在《奔流》的后记里,作家如是而言:在《奔流》众多的人物中,“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的朋友的生活经历.小说所描写的许多事件,都是美国华侨耳熟能详的.”5 黄运基祖籍广东斗门,1932 年10 月出生.他的童年正处于中国黑暗悲惨的时代,一岁时父亲只身离家远渡太平洋到旧金山谋生,五岁时母亲病逝.兄妹俩由伯父收养.1948 年,十六岁少年黄运基便离开了妹妹和伯父,随父赴旧金山谋生.他遭遇过移民局的,参加“民青”活动,长期当过排字工人、清洁工人、仓库工人、侍者和花农,也当过美国大兵,在麦卡锡时期因主张中美建交而被投入监狱……因贫困而失学的黄运基一边打工一边自学中国历史和新文学,参加华人文化活动,创办报纸和文学刊物,为华侨华人争取权益并且推动美华草根文学的发展.小说《奔流》有着成长小说与传记体文学的框架,叙述的是少年余念祖的成长故事,基本上以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为故事展开的核心线索,是作家社会历史经验的朴素再现与铭刻.但作家并没有把小说处理成个人私史性的主观化叙事方式,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写实主义的历史性美学原则,遵循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卢卡奇、奥尔巴赫等现实主义理论家都认为:“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6 卢氏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向广度追求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必须把小说人物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这样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塑造人物,才有可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和广度.从许多方面看,《奔流》具备“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多方面美学品质:

第一,经验的客观再现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基础,虽然作家并未排斥主观性的艺术虚构,但他显然拒绝了虚无飘渺的想象和虚饰.《奔流》对真实经验的忠诚赋予了小说铭刻历史的意味.第二,《奔流》将个人史的特殊性与移民史的普遍性相结合,将个体经验融入普遍的族裔经验之中,这样个体的历史命运就与族裔整体的命运深刻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紧密联系.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各具性格的人物形象完成了华人移民史整体叙事的宏大意图.余荣祖饱受苦难之后的怯弱、忍耐与认命,余锦堂的热心、正义与抗争,黎浩然、吴仲云、徐风等青年一代的青春与文化活力,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李虹的软弱、犹豫与后来的人生决断,余念祖的自尊自立……作家把这些人物都放置到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环境中予以刻画,而且人物本身就是大时代的一部分,他们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型塑了这段充满屈辱、苦难、艰辛而又不断抗争、奋斗的移民史;第三,《奔流》和《狂潮》力图达到历史叙事的“具体的总体性”.历史发展是充满张力与矛盾的结构性运动,各种历史因素、力量与话语相互矛盾、冲突、斗争及合作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的总和.黄运基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再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层、种族、性别等多种纬度相互勾连而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社会历史网络.小说并且在宏大的历史视域中展开历史叙事阐释华人移民的历史与历史观念,从而整体地揭示出几代华人移民与现代中国史、现代国际政治关系格局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嬗变之间的历史关联.这无疑是黄运基长篇小说最杰出的成就.第四,历史的底层意识与草根视野.如同程宝林所言,黄运基继承的是“中国20、30 年代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运动的传统.”7 小说的许多细节与场景展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对小说人物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文学作品成为一代华人移民青年的重要精神食粮,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缅怀是小说所描写的“华侨青年联谊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这意味着“五四”与一代华侨移民内在的精神联系.如果从成长小说的情节结构看,主人公一般是在其人生历程的某些关键时期获得某种重要的启迪从而完成心智的转化与飞跃——福克纳的《熊》中白人少年受到黑人和老印第安人的启迪,认识到白人的罪恶,放弃了家族的遗产.《奔流》中的少年余念祖则从巴金《灭亡》和《新生》等新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人生的重要启悟.概而言之,三个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奔流》的左翼思想:旧中国阶级压迫的历史,余念祖饱受的饥饿与贫穷,尤其是亲眼目睹自己的小朋友十岁的放牛女孩因饥饿偷一条番薯被地主活埋;余念祖长期的底层谋生经验所遭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新文学左翼思潮的熏陶.这些经验在《奔流》中的再现与铭刻就构成了黄运基历史叙事鲜明的底层意识与草根视野.

《奔流》和《狂潮》揭示了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张扬的是底层和弱势族群的抗争精神.余念祖、余锦堂、黎浩然等人物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为弱势族群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精神.但余念祖还具有更丰富的意味.的确,余念祖是《奔流》和《狂潮》最为重要的人物.余念祖的故事既是个体意识的成长史,又超越了个体意识而承担着族裔历史叙事与草根意识的型塑.在余念祖身上既具有作家自传的意味与色彩,是作家经验的写实与再现,又寄寓了作家的人生理想,承担着世界和谐的伦理想象,承担着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权力平等交流的理念.余念祖和白人女孩茱莉的纯真爱情,与黑人青年占美、夏莲的深厚友谊,对父辈命运和性格的最终理解,既“念祖”又融入本土的文化选择……都显示出作家企望超越对抗走向融合平等的人道理想.程宝林曾经指出:《奔流》和《狂潮》“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其实是余念祖和茱莉的异族之恋,及素云、念祖、茱莉之间的微妙关系.其中,茱莉写给念祖的13 封情书,及念祖写给素云的15 封狱中书简,给这两部充满了斗争味道的小说,加入了必要的柔情和温暖,使全书变得具有浓郁的人情味,闪烁着爱情和人性的光芒,在很多程度上弥补了人物形象不鲜明的弱点.”8 这些部分的价值不只在于超越了左翼小说的美学限制,也不只在于这些情节提供的是更具个人性更富感性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意味,更在于其丰富的文化蕴含.作为具体的文化表征实践,彰显了一种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经验根基之上的普世的人类价值.而在漫长的小说史上,这种价值曾经是小说艺术至关重要的拱顶石.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曾经指出:近代以后希腊史诗所代表的历史的整体性已经分崩离析,小说作为史诗的一种替代形式,透过讲故事即叙事以美学的方式重建这种整体性.但以怀疑论为根基的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破碎的叙述现实粉碎了叙事的秩序,也粉碎了重建历史整体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在后现代及解构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大叙事早已被各种各样的小叙事所取代,历史的花腔化、大话化成为流行的文学时尚.在这种语境中,黄运基的《奔流》和《狂潮》尽管在形式的探索方面没有走多远,其叙述历史的技艺还十分素朴,但他真诚地对待历史,将个体历史的书写与普遍的移民记忆的铭刻完成融合成一整体,达成文化守成与返本开新并积极介入当代现实的合一,显示了重建历史整体性的可能.由于讲故事者主体意识的强大,黄运基透过叙述风云变幻的华族移民历史故事,以草根的文化情怀与历史意识实践着文学是对价值世界的一种吁求的久远理想.黄运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草根作家,他那丰富的人生经验、不懈的抗争精神和本色的文学书写为底层如何表述底层确立了美学与伦理的至高典范.草根古典诗学与性别政治

相对而言,草根少数族裔中的女性尤其处于弱势的位置.从1834 年第一个华人女性梅阿芳(Afong Moy) 移居美国开始至今,底层移民妇女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华裔美国妇女历史研究者令湖萍如是而言:“在19 世纪后半期与20 世纪初,做为洗衣店主、中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农夫、厨师以及劳工的妻子,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妇女时常面临生活的艰难困苦、当地白人的歧视与敌意,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她们的日常活动包括煮饭洗衣、带孩子.除家务事外,生活在乡间的移民妇女还要管理菜园,贮存蔬菜与水果,喂养家畜,下地种田;同时居住于城镇的中国移民妇女则要帮助他们的丈夫管理洗衣店、餐馆与杂物店,终日辛劳.惧于当时美国社会的与暴力排华活动,这些早期移民妇女的活动天地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域唐人街的陋室中.”9 女性移民的遭遇与命运显然是草根文学着力反映与表现的重要主题.在旧金山草根文群中,穗青是一位尤其致力于描摹底层移民女性的小说家,至少是位对底层女性给予了更多悲悯、同情与关注的作家.穗青和老南、郑其贤合集《旧金山故事》中的短篇《网》和长篇小说《佳丽移民记》就是这样的作品.

《网》中的燕秋年轻而且有些姿色,她丈夫孩子一家三口本来过着清贫却也其乐融融的平常生活.但时间一长,她对这种底层的“平庸”生活产生了不满.她有属于年轻女性常有的梦想,“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追求欲,趁现在还年轻,到外面做工,见识见识这个社会,享受青春尚在的曼妙人生.”但恰恰是这种追求欲最后完全摧毁了她的生活和人生.钟点工燕秋和她的雇主资产者捷夫的不伦之恋成为她实现这种原本合理的追求欲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方式,而捷夫的破产与贩毒带给她的则是死亡或失踪的悲剧结局.从古到今,燕秋的梦想和悲剧常常发生在身处底层和性别弱势的草根青春女性身上,有着一定的普遍性.穗青对底层青春女性的这种梦想/ 及其命运是充满理解、同情和悲悯的,但作家写作意图不只在于同情,更在于审视这种“梦想”:“我一直站在旁观者的审视去看生活的网.”10 穗青的审视包括两个层面:尖锐涉及女性对超越平庸凡俗家庭生活的梦想、与幻灭命题.许多文学作品都曾经写过这种主题,著名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安娜对卡列宁平庸生活的厌倦而投入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的怀抱,而艾玛小姐生于农家,却受过良好教育,多愁善感,充满梦想,一心向往着贵族的浪漫生活.作为包法利夫人的艾玛并不想和丈夫夏尔过一辈子贫穷又不浪漫的生活.两个女性的情感出轨与不伦之恋的结局都是自我毁灭.但她们所代表的女性是不死的,幽灵般四处徘徊,寄生在许多敏感多情的女人身上,以各种版本重新出场演出.燕秋就是草根移民女性版本的“包法利夫人”.穗青的《网》写得既悲悯又残酷,燕秋的惨死或失踪同时也意味着作家否定了燕秋那种实现的方式.老南、郑其贤、穗青都是朴实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强调的是一种朴实的价值观,诚实的生活观,一种属于底层的伦理学.我们认同刘荒田的判断:郑其贤的朴实,带着老农民的忠厚与洞达;老南的朴实,混合着诗人的性灵和沧桑感;穗青的朴实,以奇情为包装,且刻意追求古代绣像小说的趣味.11

的确,在美学形式上,穗青的小说更接近于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的传统以及平民文学/ 市民社会的美学趣味.鉴于此,我们尝试把穗青的艺术追求称之为“草根古典诗学”,其构成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与伦理观念.在《佳丽移民记》的后记中,穗青特地援引了明人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这多少可以表明穗青对古代小说诗学的心仪与遵从;第二,直接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美学形式.他的长篇小说《佳丽移民记》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佳丽移民记》以廿五回形式写实,乃笔者冀求用现代环境与旧体章回体小说组合作一浅尝.”12《佳丽移民记》不仅按章回体的传统形式来展开故事情节,而且在书写语言上也采用了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形式,试举以下一段为例:

蓝玉想了想,正欲张嘴,黄紫珊却道:“我如此度蜜月,金公子是受委屈了,蓝小姐果然冰雪聪明,察言观色,知道他是新郎哥哥.”

蓝玉听得身发抖,心欲碎,脸色刷白,道:“你如此说,金滔便是你丈夫,我不信,非要向他问个清楚!”说罢,欲要站起,黄紫珊淡然道:“你不用找,他来了.我功成身退,你问个水落石出.要知道时间无多,你要哭要闹,也只得今日.”(第117 页)

这种结构与语言形式是否是再现当代华人草根生活的恰当形式?或者以这种形式阐释当代现实是否会令人产生“隔”了一层的感觉?这无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形式不只是形式,语言是存在的居所,我们透过语言而拥有世界.穗青的艺术选择显然含有另一层意味:语言或许是一种乡愁的呈现,是作家“华夏情结”的构成部分.而这种“华夏情结”和“毋忘国粹”的情怀恰恰是构成穗青“古典诗学”的主体与内在动力.在盛大的草根文群中,穗青是位对塑造女性情有独钟的小说家.某种意义上看,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他们自我的呈现方式,想象的女性也常常成为男性作家文化理想的载体和象征,是表现某种理念的符码.穗青如是而言:“我一直希望我笔下的女人,既要美,也要有情,但是不必多情,铁定要受磨砺,这样会突显她的灵性与自我.中国女人始终有着传统礼仪与民族意识,并不会因为身处异国异域而遗忘,这已是根深蒂固的华夏情结.”13 从“古典诗学”出发,穗青无疑会否定燕秋的梦想和出轨.而在《佳丽移民记》中穗青不同于燕秋的理想型女性形象,从旗袍到玉佩,从姿势到性情,穗青按照中国传统美学的理想很用心地塑造着身处底层的移民女性:林双、蓝玉和秦佩佩.而这些女性的完型也是穗青构建“草根古典诗学”至关重要的美学方式.

《佳丽移民记》存在两个互相冲突的世界:一个是旧体诗词、曲艺、小说、玉佩、玉佛、有情有义的人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构成的价值世界;另一个是现实世界,“歌舞升平景象,掩着社会弊病”,“人欲横流”.、欺骗、不伦、背德、压迫等构成的反价值世界.穗青把自己心爱的女性林双、蓝玉和秦佩佩放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予以塑型,建立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基调.这样穗青的“草根古典诗学”不仅寄寓着移民作家常有的那种普泛的文化乡愁,而且具有了抵抗背德世界的意味.穗青在自序中说:“述说三佳丽林双、蓝玉和秦佩佩之人生遭遇,道出华人移民女性一族之心声,揭开淘金美梦背后的辛酸沧桑.”在穗青笔下的女性生活中,性别、种族与阶级的政治同时被经验到,他的小说同时处理了种族、阶级与性别的意涵.但从作品的核心主题看,《佳丽移民记》为弱势女性族群——草根华人移民女性——代言的性别政治意图更为突出.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的关节点是性别关系,故事围绕性别关系展开.在秦佩佩与陈公子之间、林双与她的制衣厂老板之间、蓝玉与金滔之间等等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中,女性往往处于双重弱势的位置——底层阶层的弱势与性别弱势.穗青认识到女性处境的政治性格,不仅为草根女性的弱势发言,而且尝试证明这种弱势处境是可以通过女性的斗争与对自我的坚持而得以改变的.所以,作家给予他所喜欢的女主人公的沧桑故事以明朗的结局.而且,这一乐观主义的结局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成规相吻合,因此也成了穗青“草根古典诗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种“新写实”

如果说黄运基的《奔流》和《狂潮》绍续了现代左翼文学的美学谱系,那么穗青的《佳丽移民记》则展示了草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诗学传统的联系.这种谱系性关联也是美华草根文学“中国梦”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的确,如同对草根文学素有研究的作家宗鹰所言:草根,往往也是“梦族”,草根文学可视为某种梦族文学;14 而且草根文学往往有两个“梦”:“美国梦”和“中国梦”.这两个梦把两个空间连成一体,形成草根文学的空间/ 梦想诗学.在我们看来,这种梦想/ 反梦想诗学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为文化与文学想象意义上的梦想诗学.“美国梦”和“中国梦”是人生追寻的动力,也是艺术想象的源泉;另一方面,“美国梦”和“中国梦”的重叠与交织则型塑了美华草根文学的美华本土性与中华性的双重性.其二在现实经验意义上.迥异于那种“制造虚幻魅人的美梦”的文学,草根文学是清醒的,有着来自底层的朴实与智慧.“我却带着未圆的中国梦和难圆的美国梦跨出了国门.在我的后方留下不少失落、遗憾.可是,在我的前方,并没有充满希望、良兆.”15 美华草根作家致力于“揭示实际打掉幻觉的美国梦.”(宗鹰语)黄运基的《异乡曲》,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刘子毅的《八年一觉美国梦》,老南的《豪宅奇缘》,刘荒田的《美国红尘》,老南、郑其贤、穗青的《旧金山故事》……等等一系列的草根文本都是“去魅返真”的文学.

在《旧金山故事》的序中,刘子毅概括了草根文学的主要内涵:“反映九成以上的中国移民,即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及情感世界.……是折射旧金山唐人街华人生活的一面镜子.”16 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而在跋中,刘荒田则把旧金山草根作家群称之为“海外新写实”派.这一命名来自于中国当代文学“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启发.在刘荒田看来,草根文学(小说)颇有“‘新写实’派的风神:再现生活的原生态,即‘原汁原味’.”17

的确,美华草根小说与中国大陆“新写实”小说之间的比较是一个绕有趣味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新写实主义”是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的文学思潮,它的出场以1987 年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的发表为标志.批评界的正式命名是在1989 年,文学期刊《钟山》第3 期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卷首语”说:“所谓新写实小说, 简单地说, 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 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18 关于“新写实”思潮,从命名之初至今一直论争不断.我们认为,只有回到当代文学场域尤其是80 - 90 年代文学思潮的脉络中,才能把握这一思潮的特征.第一,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传统现实主义”相区别,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反映论、典型观与生活本质论等“深度”的反动,而走向“现象论”和所谓“原生态”的还原;第二,它是对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寻根文学的不满中产生的,有别于寻根文学对历史深度的探询与复兴传统审美文化的热情,“新写实”追求对当下世俗人生状态的再现;第三,它是对先锋小说形式主义的逆反,而以写实的笔法描绘出世俗的生存本相.但“新写实”思潮与寻根文学以及先锋小说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方面强化了寻根文学所开掘出来的民间性,另一方面又与先锋小说对形上学的解构在精神上一脉相通.“‘新写实’是先锋写作思潮在特定情境下的变体, 是观念变异与现实框定之间的互为妥协”的产物;19 第四,一些“新写实”小说还具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色彩.

相比而言,美华草根文学所处的历史场景及其发展脉络显然存在不可忽视的诸多差异.在当代美华的场域中,草根文学的“新写实”的题材与表现方式,既不同于留学生文学狭小的留学生活,也迥异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学的精制的美学趣味,更不同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流行文学为代表的虚幻的美国想象.所谓草根文学的“新写实”是在这一场域中凸显出来的艺术追求与美学思潮,是一场底层表述底层的文学运动,是对长期被忽视和遮蔽的草根移民生活现实的再现.因此,美华草根文学与中国大陆的新写实文学在关注底层生态的真实本相方面有着某种一致性,但在观念与艺术形态上明显存在许多相异之处.第一,“新写实”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美学成规的反动,而草根文学则是对左翼写实主义的继承与发扬,这在草根文学的领袖黄运基的《奔流》和《狂潮》中体现得尤其鲜明.而老南的诗歌《梅菊姐》、《母亲的歌》等等属于严阵、闻捷、郭小川的传统;刘荒田是现实主义的,却对洛夫、向明、余光中、非马等台湾现代诗情有独钟;郑其贤、穗青、宗鹰则融入了许多古典文学的元素……

第二,“新写实主义”一般追求“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致力于表现“生存本身的卑琐和无意义”.而草根文学在直面底层生活的苦难与残酷的同时,仍然追求人生的理想与价值.黄运基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明朗的风格、抗争精神与乐观主义;刘子毅的《八年一觉美国梦》书写了草根族形形色色的悲剧、屈辱和血泪,但他笔下的世界却并不缺乏温馨、爱与亮色,在《爱的庄园》、《鸽子老太太》、《平安夜的祝福》、《献给安妮的洗衣歌》、《W3 病室》中,善良的人性构筑了抵抗生活悲剧以及人生卑琐化的力量;程宝林的“端午一哭”则有着鲁迅式的悲悯与苦涩;穗青这样理解人生:“如音符一般,每一曲起落挫扬,当余音缭绕之际,蓦然领悟到更高境界.”20 李硕儒这样阐释“家园”意识:“家园除了实实在在物化了的故乡的树木、河流、泥土、祖屋之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精神旷野里越来越蓬勃的关于父母的温馨、儿时的幻梦和少年伙伴的爱恋……”21 我们以为:草根文学始终不渝保持着浓厚的草根特色和淳朴的风格,它具有一种草根的力量,来自底层的生存感悟和融化在移民情感记忆之中的信仰的力量,这种生命力来自于底层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与“新写实”对叙事和描写技艺的熟稔精致相比,草根小说在语言和形式方面或许要显得粗糙/ 粗粝一些,但其介入现实时却显得更健康有力,有时更具人道温情/ 热情,许多草根文本都具有“新写实”所缺乏的建立在现实经验上的理想主义色调.

第三,新写实小说往往采用平面化叙述,以所谓“原生态”和“生活流”代替传统写实主义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而美华草根小说的写实主义则保留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和戏剧性元素.黄运基的《奔流》和《狂潮》的历史再现以时间为纬度展开叙事;老南的《新寡》有着欧亨利式的佳构小说的戏剧性结局;郑其贤的小小说《黑牡丹》、《餐馆烟云》等等善于营造悬念;穗青的许多作品都有着“奇情”的外表,他的长篇《金山有约》则是一部情节结构十分完整的以旧金山钟氏家族的历史兴衰为主线的家族小说;程宝林的《美国戏台》以诗人章闻之为视点展开叙述,有着更强的情节性和戏剧性.这些作品在小说叙述观念与技艺上显然迥异于新写实经典作品《烦恼人生》的“散点”叙述和《风景》的“不规则的散乱状态”.从“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看,小说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即是作家思想理念的呈现方式,形式是内容的积淀,是论战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草根文学与“新写实”虽然都心仪写实主义,但两者在意识形态有着显著的差异.“新写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存在主义的荒谬感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反崇高零散化去深度等等意识形态的隐蔽影响,表现出生存的荒谬性、无序感以及对理想与人生的冷漠,这与其叙述的平面性和反总体性是一体的.而草根小说写实结构的整体性以及叙述的历史性,意味着草根作家葆有一种对世界的总体性批判视域和理想,在这种形式中蕴含着一种草根意识形态,一种属于草根的伦理、政治与历史观念.这就是黄运基所说的并且在《异乡曲》的整体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观念:“美国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开拓和灌溉这块土地的,也有我们千千万万华侨先辈们的血与汗.”也是老南的《新寡》故事出乎意料的结局所要传达给读者的小说伦理:弱势移民女性梅姨取代压迫者马少强出任经理;这也是穗青的《网》最终安排燕秋的死亡或永远失踪这一悲剧结局而《佳丽移民记》中蓝玉终获良缘所暗示给我们的草根伦理学.

所以,从本质上看,草根作家群的写实在美学成规与意识形态上都是迥异于中国大陆“新写实”的另一种“新写实”.在众多的草根写实文本中,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在再现当代移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是十分突出的一部.同为“新移民”的美华文学研究者陈瑞琳这样评价程宝林和他的《美国戏台》:“他是一个情思奔涌的诗人,然后是一个沉郁而温情的散文家,再后才是他敏捷洞察世态的小说笔法……《美国戏台》是一部描写海外文化生活非常奇特的小说,作者用戏剧般的反讽语言,描写了一些在美国文化领域创业的奇特人物在奇特环境下的斑斓经历.比起同时代表现海外生活的其它长篇小说,《美国戏台》的故事并不是集中在海外留学人打工生存的辛酸,或者是个人淘金的传奇,小说所传达的是一个中国人走向海外开创文化新局面的转折时代.”22 这种来自文化与文学现场的评论的确颇为到位.但其结论我们却不敢完全苟同,“一个中国人走向海外开创文化新局面”的说法与小说的叙述基调似乎并不十分吻合.

这部长篇小说有着草根文学所坚持的写实精神,写的是一位中国诗人章闻之在美国底层的生活与谋生经验以及对新移民心态与生态的观察与审视.其写实的深度与广度在于对新移民三个层次的挣扎的真确体验与细腻描摹.所谓三个层次的挣扎即“挣扎三论”是小说人物章闻之的总结:“刚到美国时,每个人面临的是‘生存的挣扎’;生存问题解决后,面临的是‘情感的挣扎’;情感归于平静后,‘文化的挣扎’又浮上心头.”23《美国戏台》所着力摹写的“生存的挣扎”和“情感的挣扎”,作家笔下的新移民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不是文化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所以《美国戏台》的意义并不在于再现“一个中国人走向海外开创文化新局面的转折时代”,而在于解构《北京人在纽约》的浪漫与虚构的美国想象,进而真实地再现处于底层的新移民的生存状态的本真性:餐馆老板的欺骗与剥削(最低工资);身无居所的困窘(长期栖身在别人的沙发上);创业的艰难(《美华旬报》一直面临资金短缺甚至停刊的威胁);工作的劳顿(变成“打工机器”却仍然只有很低的收入);为了生存新移民之间的互相欺骗;为了绿卡女性新移民想着法子开发“自然资源”;过着与美国主流社会完全隔绝的“部落生活”;情感的孤寂;身体与性的孤独和落寞或的挣扎与混乱……

《美国戏台》既没有把新移民的生存现实写成某种想象的浪漫剧,也没有把它处理成悲情戏.作品的叙述基调是反讽的喜剧性的——这显然与许多草根作品的正剧感或悲剧性有所不同——以“入乎其内”的体验与“出乎其外”的审视相结合的方式予以写实主义的生动再现.“入乎其内”故有感同身受的理解与真切严酷的经验写实,“出乎其外”则产生了一种观察与审视的距离,一种草根知识分子的幽默与诙谐.理解、反省与批判融为一体.在《美国戏台》上出场演出的一系列男女演员各具特色,性格颇为鲜明:军人出身的刘文戈乐观自信有着极强的领袖欲和事业心,既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又有些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中资公司总经理余治国是一个腐败分子,老辣而贪婪地把国有资产转入自己的账户等等,而作者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不复杂但都个性分明:阿月的丰姿与凄婉;催丽娘的率真与开放;田一丁的幽闭;何田田的实用主义;还有夏冰、汤亚雅、周春玲、古晓丹……一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颇为生动.而作家把每一个人物过去的历史都带进了新移民的生活现实中,扩展了写实的空间和叙述的丰富性,透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小说成功地呈现了草根新移民真实的生存状态.而章闻之既是小说的视角、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角,他有着特殊的诗人气质、书卷气和知识者的诚实与反省性,在生存的艰难挣扎和世俗人生的喧哗与骚动中,还能保持着对生活中美好细节的可贵的感受:“现在,长期的禁欲生活,没有任何精神娱乐的日子,使得章闻之沉浸在一片晦暗的夜色中……两个女人均匀的呼吸声一高一低传来,如同河流拍岸的水声.这难道就是章闻之诗中的河流?他找到了趁着夜晚回到河边,重新成为兄弟姐妹的那种感觉.他睡着了,沉沉无梦.夜里好像下过雨,天蓝得令人迷醉.”在《美国戏台》中,这种美的感受性构成粗砺而残酷的生存“现象论”的反面.作家显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某种生活理念与人生理想,因此《美国戏台》或许也可以视为一部关于草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练与漫游归记.

草根文群的抒情与趣味

草根文学崇尚写实主义.一般而言,“写实”属于叙事话语,与“抒情”之间或许存在某种难以弥合的隔阂.而底层生活的艰难也与诗歌抒情技艺的精致/ 精巧相冲突.相对于小说和散文而言,所以作为抒情话语的诗歌文类的生产并非草根社群之所长.李硕儒在一首题为《北方的树》的诗中这样写到:“树——一颗北方的树/ 被生生拔离/ 离开它熟悉的空气、土壤和水分/ 悬吊着、风干着、懵懂着、喘息着/ 被插入了另一块陌生的土地……它不再歌唱/ 因为喉咙已经喑哑/ 它不再摇曳/ 因为一片片叶子已摇不出过往的旋律/ 它不再有诗/ 因为干旱的天空下它已经恹恹失语……它不是诗人/ 它不过是一棵树/ 一棵拔离故土的半枯的树.”但“草根性”是诗歌的原发力量,诗歌的产生与劳作的节奏有着天然的关联.从古到今诗歌一直是承担艰难的一种方式,经典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美华草根文学无疑也有属于自己的诗歌传统——抒写血与泪、屈辱与苦难的“金山歌谣”.当代美华的草根文群也有属于自己的抒情话语,自己的抒情与叙事诗人,如老南、刘荒田、程宝林、王性初、李硕儒等等.

概括而言,美华草根文群的诗歌创作有四种类型:其一是老南所代表的传统写实主义叙事抒情诗.老南的作品《淘金者和他的后代》和《中国海滩》与黄运基的小说《异乡曲》有着共同的华族历史意识,即华人移民参与了美国史的建构.在这些作品中,老南呼唤华人移民的历史主体性:“那些来自英伦的‘山姆大叔’后裔/总以为自己才配有主宰这块土地的特权/还有那哥伦布无知狂妄的子孙/忘记印第安人体内有蒙古族的基因……星条旗下的国度既然标榜自由/龙的传人应理直气壮挺起腰杆”.而且,老南的历史意识明显带有草根色彩,这在他的《母亲的歌》、《梅菊姐》和《钢轨下,一个灵魂的呐喊》等诗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母亲的歌》是自传性的:“我出生时,正是抗战艰苦年份/ 中国饥殍遍野,哀号惨不忍闻/ 母亲消瘦的脸失去常见的笑影/ 天刚亮便背起我去后山挖树根/ 在她饿死了两个儿女之后/ 便把最小的儿子送给别人/ 据说,她滴水不进在床上躺了三天/ 关住大门,千呼万唤也不肯见人”.由母亲的苦难与国族的苦难构成的中国现代史和个体的历史经验成为诗人草根性的基础;《梅菊姐》把侨乡台山的“梅菊姐”传说写成了长篇叙事诗,融入台山民歌或四邑民歌的情感意蕴与美学元素,有着鲜明的民间性.在老南的诗歌中,《钢轨下,一个灵魂的呐喊》在意象造型和思想的表达上或许都是最成功的,写得凝练、深沉,意味隽永:“记否,当夜的大野/ 深沉如泼墨/ 历史的瞳孔,却从叶间/ 漏落几点星光/ 年轮不是凝固的记忆/ 圆心扩散着/ 一代无辜者的哀怨/ 只为一个崇高的目标/ 献身,我毫无怨言/ 但听从/ 谁的意旨,把我们/ 的躯体,铆在/ 这多向性车站——/ 铆在/ 二十世纪末叶/ 最颓圯,最繁乱/ 事故多端的/ 时代叉道平交点”.如同刘荒田所言,这是一首“一流的作品,准确而凝练地刻划一代人的灵魂之痛.”24

其二是刘荒田所代表的风格.迄今,刘荒田已经出版了《北美洲的天空》、《异国的粽子》、《旧金山抒情》和《唐人街的地理》四部诗集.如果说老南的诗歌理念及美学表现方式属于大陆当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那么他的好友刘荒田在诗歌美学取向上则接近于台湾当代诗歌的中国性现代主义.以《那么》一首为例:“那么伫候/ 楼上水喉的嘀哒/ 又非新鲤泼刺的村溪/ 那么徘徊/ 磨脱了绒的地毯/ 又非燕子斜飞的阡陌/ 那么上街/ 一出门就踏倒了/ 空阶上幸存的小雏菊/ 那么酒/ 无雨无杏花作陪/ 酒易伤喉/ 那么电话/ 话筒捏出了汗/ 却不好意思道破/ 那桩心事 那么——干脆/ 变云,由云而雨/迈长长的长长的雨脚/ 回去,正逢谷雨/ 莫教呵莫教/ 家屋前手栽的羽杉/ 空等”.在语词的嫁接、组合、句式以及语感节奏方面,刘荒田的许多诗作如《故乡风景》、《碉楼》、《牛车路》、《水田》、《池塘》等等都有着特别的意味与情致.语言的出位产生出惊讶的美感效果:“有一天,如果手再也熬不住/ 异乡的严寒/ 我便把身后的路/ 折叠起来,点火取暖”(《路》).这种美学追求与洛夫、非马等诗人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刘荒田对农业意象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

其三是程宝林从“第三代诗人”出发而形成的海外华文诗歌类型.1985 年自费出版的《雨季来临》使他成为80 年代中期“学院诗派”/“大学生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主要作品集还有《未启之门》(1987)和双语诗集《纸的锋刃》(2003).所谓“第三代诗”是指“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潮流,有时也以“后朦胧诗”、“后崛起”以及“后新诗潮”等等语词命名.诗评界一般认为“第三代诗”试图建立诗与“日常生活”的有效连接,具有“反崇高”、“反意象”和“口语化”的美学倾向.但“第三代诗”是复杂的,是一个时代思潮涌动、思想活跃并产生多元化追求的表征.程宝林从“第三代诗人”出发,并且把80 年代中国大陆新诗潮与后新诗潮的诗学背景及美学元素带入草根诗歌乃至整个美华诗歌世界中,形成一种与台湾文群不同的抒情话语形态.当代美国的一些诗人敏感地发现了程宝林诗歌的特质,他的作品“包含有关于‘既指’与‘能指’的思辩性小说”,“在复杂性和直接性方面都是真实的”(保罗·胡佛);他的诗歌“灵魂之一,在于熟悉的、日常生活题材的处理.”有着“日常题材的力量”(丹尼尔·朗顿);“在《纸的锋刃》中,程宝林真切地揭示了将我们的世界划分为内部与外部的玻璃……和他一起仰望,对环绕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25 的确,程宝林的诗歌常常能够敏锐地发现日常生活被遮蔽被忽略的复杂意味和内在的戏剧性,与此相适应其语言形式则是口语化且有着十分自然的口语节奏:“此刻,我感觉到柔软的纤维/ 刺入肉体的那种疼痛/ 带有一点点宿命的快感/ 我在纸上写字的手指/ 被我写字的纸张伤害/ 刀片和纸之间/ 因此存在着某种关联/ 纸可以像刀片一样将人割伤/ 甚至杀死/ 但刀片却无法像纸那样/ 折叠成小船/ 在小溪里顺流而下”(《纸的锋刃》)这是他移居旧金山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暖房的正午》、《暖房的另一个正午》、《孕妇》、《距离》、《月食》都有这种特点.在这些作品中,程宝林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多义的内面结构,一种“小说”式的结构,而且这些发现来自经验本身,而不是某种抽象哲学的启发与演绎.

其四是王性初的柔美婉约的抒情诗型.王性初对“月亮”颇为钟情,这与许多海外华语诗人相同——“月亮”成为乡愁的经典意象,但他的诗思与抒情方式却有着突出的个人性:“月亮的青春期/ 是在春天的第一个十五/ 来到的/ 她发育成微妙的圆/ 这圆儿给世间/ 点燃了万种风情……长城的风化石仿佛都忘了/ 忘掉了妄图不朽的/ 酷暑/ 秋风/ 冬雪/ 还忘掉了没有发光的爱/ 没有圆月的倒春寒/ 如今花灯又怀孕了/ 月亮的青春期正丰满正蓬勃/不管天空是湛蓝的抑或深灰的/ 不管世界/ 星光璀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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