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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关系场域中的青年亚文化批评
最近十余年来,青年亚文化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学界越来越不满足于以翻译域外相关理论并加以研究的“纯学术”话语方式,而更为自觉地将国外的理论运用于对本国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观察、研究和批评之中.作为较早系统介绍和研究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学者,胡疆锋一直对中国当代青年文化和青年亚文化进行着敏锐、细致、跟踪式的观察,并致力于以清晰而又贴近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视角,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分析、阐释和批判.这本《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以下简称《表征与透视》）便是其多年努力的结晶.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发明一些集合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范式去把握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青年亚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是因应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观察年轻人的文化实践,并对之进行阐释时运用的概念.也因此,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发生变化.当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研究时,所面临的一个危险便是,无视自身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搬用现成的教条,犯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错误.《表征与透视》对此显然高度警惕,著者特别费心地在导论和第一章都强调了我们今天谈论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语境,并据此界定“青年亚文化”.人看成一个整体,并过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实,该著作者与主张“青年消失论”的学者们,都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当下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变化展开文化批判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殊为有别.其间的差异或在于, “消失论” 者是以曾经的精英文化为标准,表达对大众文化（ｍａ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的批判, 而该著作者则站在相对温和的平民立场,在对大众文化（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表示理解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析和批判,并探讨青年亚文化与其发生的关系.同为“大众文化”,但是在两者心目中的含义不尽相同.持温和立场的《表征与透视》,以严谨的态度剖析复杂、多元、深含矛盾与冲突的青年文化构成,而并非追求痛快淋漓的言说, 发表居高临下的论断.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 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 “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 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 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 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 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 旨趣, 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 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 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 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Ｑ 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 创造的亚文化, 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 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 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 的意义.当然, 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到对美国嬉皮士现象的研究方法时指出, 分析者要“尽可能地使尽浑身解数,设身处地地从嬉皮士的主观愿望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将此称为分析中的“现象学”运动.这或许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研究者来说,只有努力将作为事实的世界从与主观感受和意识的相联中分离出来,才能把握事实的确切存在.对此, 《表征与透视》显示出自觉的意识,强调对青年文化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主张多一些代入感,认为“这样才能注意到其中的复杂因素”.因此,虽然该书并没有网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甚至对更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或有遗漏,但它所谈论的恶搞、网络文学、流行歌曲、青春电影几种类型,都建立在深入详尽的观察基础之上,让我们与青年文化实践的一个个细节相遇,在那些词语,那些画面,那些笔触,那些人物的命名,那些回荡的旋律中捕捉到关于青年亚文化的感性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贴近的、理解的途径.
当然,也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一种缺憾,那就是经验材料相对单一.全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丰富的文本固然是一种经验的存在,但其所关联的经验却无法完全在文本中呈现.譬如,这些文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它们被什么人阅读？在什么语境中被阅读？这些问题对我们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青年亚文化实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路径.提出这一点,与其说是对该书的苛责,不如说是对著者未来研究的期待.实际上, 《表征与透视》足以表明,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时代的肖像,那么它在复杂的文化关系场域展开的青年亚文化批评,已经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肖像涂抹了色彩鲜明的笔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传播的变迁” （项目编号：１３ＹＪＡ８６０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责任编辑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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