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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结构:清代形成的嵌入式互动格局

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西藏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察卜齐雅勒庙(仰华寺)相会,从此藏传佛教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蒙古人的各个毡房.这是俺答汗在面对多种宗教选择,在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多次权衡后的大抉择,这个大抉择促使蒙藏结成意识形态上的联盟.1619年,兴起于东北的努尔哈赤与蒙古内喀尔喀部缔结了第一个军事—政治联盟.1626年,与科尔沁部缔结了第二个军事—政治联盟.正是凭借与蒙古诸部缔结的军事—政治联盟,满洲力量得以壮大,攻城略地,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处于上风.几乎与满蒙联盟同时,努尔哈赤又推行“满汉一体” 观念,强调“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633、1634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来归,皇太极大喜,封官加爵.在皇太极时期,前来归附的汉人不断增多,皇太极继续其父的思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

1636年4月8日,在推戴皇太极登基的场面上,由“管吏部、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捧满字表文一道,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帅孔有德捧呈汉字表文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共同推戴皇太极登基,满文、蒙古文、汉文的表文,具有三者归一的象征意义.皇太极同时宣布: “满洲、蒙古、汉人,视为一体.” 对此,他还有一个比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

蒙藏意识形态联盟和满蒙军事—政治联盟的轴心是蒙古,满蒙军事—政治联盟和“满汉一体” 理念的轴心是满洲,彼此之间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格局,清朝才可以“调剂”,才可以“一体化” 统治,这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

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到中国.实际上,据王力先生研究,土尔扈特部在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到东归之前,从未中断与中国各方,尤其是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据其统计,土尔扈特部进藏使团派遣次数共有13次,成行的有11次.[1]土尔扈特领袖为了其政权合法性,寻求西藏册封.而俄国政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地对土尔扈特汗权予以干预,针对土尔扈特汗的汗号由赐予的情况,俄国规定汗号必须经过俄国沙皇同意并且降旨赐予汗的标志物,即旗子一面、马刀一把、貂皮帽一顶和缎面皮大氅一件,才可以成为土尔扈特的汗.甚至为了限制汗权,俄国政府还规定,沙皇先赐予土尔扈特汗国的执政者为“总督”,之后视其表现才能赐予汗号.正是对俄国政府的不满、对祖国的眷恋以及对东方宗教信仰的向往,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毅然决定东归.曾被土尔扈特挟持而后又逃回俄国的卡尔梅克事务委员会的M.维捷列夫甚至认为:“卡尔梅克人离开俄国,与其说是因为卡尔梅克人对俄国政府‘不满’,不如说是‘由于受他们盲目崇拜的的召唤’, (据卡尔梅克人说) 早在以敦多卜达什汗和全卡尔梅克人的名义派卡尔梅克使者去朝拜时,就给他送来召唤书信,信中允诺收留他们,并告诉他们,根据他的预言,他们要实现这个意图,不得早于1770年或1771年,似乎到那时他们才能幸运地逃脱,卡尔梅克诸领主们确信此信无疑.”

1771年7月,土尔扈特部东归人马在摆脱了俄军的追击和哈萨克的袭击后,终于到达伊犁河.此次东归出发时有16.9万人,而返回伊犁的仅有7万余人,损失过半.可以说,此次土尔扈特部东归,主要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对藏传佛教的认同.西藏属于中国版图,正是因为各族彼此之间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才促成了这次东归.这正是清代学者何秋涛所说的“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 而心不甘, 恒归向中国”.可以说,土尔扈特部东归正是嵌入式互动的最好诠释.

在土尔扈特部还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时候,与清政府接触并发生战争和贸易的是蒙古准噶尔部.在结束多年的战争后,双方进行贸易.1736年,准噶尔人在肃州卖给清朝的葡萄竟然是1.5两白银一斤,当时一斤葡萄可以买一只半羊.而清朝负责贸易的官员竟然答应了,并顺利地进行交易,以前的学者解读,一般为“厚往薄来”,但透过档案的缝隙,我发现,实际上清朝卖给准噶尔的绸缎、布匹等也相应地涨价了,换句话说,在以物易物的时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物品价高,我也相应高价卖给你,如此一来就抵消了上涨的物价.准噶尔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以入藏熬茶需要布施白银等各种理由,要求清朝方面用白银交易,清朝的官员和商人也不是傻子,如果真用真金白银来贸易的话,那肯定是赔本的买卖,所以在此后的贸易中,就把葡萄、羚羊角等明显价高而又不易保存的货物取消了,准噶尔虽然,甚至第一次入藏熬茶以无功而返而表示,但贸易的定价权在清朝方面,准噶尔无力反抗.在之后的贸易中,准噶尔恳求以物易物一部分,搭给现银一部分,清朝方面每次搭给现银为贸易额的一二成.乾隆皇帝很担心白银输入准噶尔太多,当他知道每次搭给现银不过是一二成时,才放心.乾隆十五年清准贸易总共18万两的贸易额,清政府才给准噶尔现银18800余两,故乾隆皇帝下旨: “若实银不过一万余,尚不为多费,以数年不用兵所省计之,则我犹为所得者多也.”

由此可以看出,以物易物贸易清政府以不吃亏为要,搭给现银不多,以从政治方面考虑为要.反观准噶尔,则与清政府的贸易额逐渐增多.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贸易途径———使臣贸易,即准噶尔使臣每次进京,都要捎带贸易,仅使臣贸易一项,就占乾隆十二年前清准贸易额的47%.实际上,使臣贸易早就存在,早在雍正年间,清准还在议定边界的时候,准噶尔使臣每次进京,都必带货物贸易,对此,乾隆皇帝曾说: “观之噶尔丹策零(当时的准噶尔首领) 并非真心和好,以全然不可实现之处,率加奏请,唯此为借口,一味遣使进行贸易,图谋小利.噶尔丹策零如此唯利是图,为朕耻笑也.” 如果加上雍正时的使臣贸易,则交易额更多.虽然清政府屡次申明,此后使臣不许携带货物,但每当使臣申请携带货物进关时,且准噶尔使臣携货贸易的贸易额有逐年加大的趋势,清政府都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施恩” 放行,由此使臣贸易竟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途径.而无论是使臣贸易,还是熬茶贸易,以及在肃州等地正常的贸易,交易额都逐年扩大,这除了表明准噶尔的经济逐年增长之外,也表明准噶尔对清政府的经济依赖性逐年增加了.

对西藏来说,寺院经济也是依赖型经济.乾隆年间,西藏的寺庙主要依赖准噶尔等信仰藏传佛教的人群布施来维持生计,准噶尔两次入藏熬茶布施了30余万两白银,实际上,这些白银都是与清政府的贸易后才得到的,换句话说,无论哪个蒙古部落入藏熬茶布施的白银,均是与中原等地商人贸易后而换得的.而清政府宁可陪同准噶尔入藏熬茶花费巨资,也不愿意把这些费用布施给西藏寺庙,由此经济上对西藏控制的意图清晰可见.而西藏收到蒙古各部布施的金银后,采买茶叶等必需品,又得依赖与中原等地的交易才得以实现,所以,西藏经济无论是从间接还是直接上,都越来越依赖于清政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

由此,在经济上,清政府与边疆各地区也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在平定准噶尔、土尔扈特部又东归后,乾隆皇帝很高兴,他还特地发表一番议论: “准噶尔自底定以来,筑城安屯,无异中国郡县.今土尔扈特复隶我藩属,于是四卫拉特之众,尽抚而有之,可谓盛矣…… 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2]

历史是由多种力量合力而成的结果,也是所有民众互动的实践综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嵌入式互动是以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为表达手段的一种横向的历史互动.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才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得以形成,也是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关键.如清代,有满蒙的政治—军事联盟,也有蒙藏在宗教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联盟,虽然二者有强有弱,但正是满蒙、蒙藏的互动以及两个联盟之间的互动改写了汉、满、蒙、藏等各个族群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大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彼此的文化已经深深嵌入了对方的骨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处于非儒家或汉字文化圈的蒙古、新疆、西藏才能够纳入中国的版图中,而相反的是,处于儒家或汉字文化圈之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并未纳入,仍为独立国家.

所以,横向历史上的嵌入式互动,是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钥匙,它强调的是各个组织、族群、行政区划、社会、团体在横向历史上的互动、融合和发展,对于今天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也有借鉴意义.

注释

[1] 王力.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联系述考[J].西藏研究,2009(1):5.

[2] 包文汉,奇·朝克图.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 [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661;另见张羽新. 《清政府与教》之《附:清代教碑刻录》[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43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责任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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