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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周恩来总理当日语翻译
引 子
我1934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川港镇（现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今天已是83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但记忆力已经明显衰退,许多往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清晰了.
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天,我先后两次收看电视台记述性连续剧《海棠依旧》后,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解放后二十几年间,周总理亲自关注、处理过的一些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老人家的高贵品格、超群智慧、杰出才华和丰功伟绩,使我这个几十年前曾在外交部任职,有机会为他当过多次翻译的八旬老人,再次激动不已,几度陷入沉思.更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将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如实记录下来,与大家共享.
同时,2018年3月5日,又适逢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自己更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在此前写成此文,奉献给读者朋友.
如果此文,能对大家更具体、更形象地了解、懂得这位功勋卓著、名扬全球的中国巨人,有所帮助,能对有志从事翻译工作、有志与日本打交道的朋友们,有所启示,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文记述的,无一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和事,而自己手中又没有留下当时的有关材料、档案,作为佐证,因而个别情节难免会有少些差错.但我敢向大家保证,下面记述的主要事情和主要人物,都是正确无误的,完全经得起检验.
第一印象和北大苦读
1955年初秋,也是我在北京大学攻读东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后,自己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那是他陪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参观、访问.
吴努在校办公楼小礼堂作了题为“佛教与缅甸”的讲演.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缅关系很好,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周总理与当时的印度、缅甸领导人,一起商定的.
我当时担任新主义青年团（几年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大团委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因而那天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坐在小礼堂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上的周总理,只有四、五米.
吴努总理在讲述佛教基本教义,以及佛教对缅甸独立、建国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后,和周总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他风趣地说：
尽管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大道理,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依然不会相信佛教,而继续相信一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什么主义.不过,我觉得这不能全责怪他.只是因为他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到缅甸生活一年半载,实地体会佛教的伟大和奇妙.日后如果有了机会,我相信绝顶聪敏的他,也一定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讲到这里,会场异常宁静.不一会儿,也许三百多名师生代表,都期待周总理能对这个政治玩笑,作出反应,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要求周总理讲话.
本来大家聚在这里听吴努总理讲演,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接待外国贵宾的“政治任务”,见周总理,听周总理讲话,才是大家的真切希望.主持讲演会的马寅初校长,也完全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一再恳请周总理多少讲几句.
周总理则笑着表示,他今天只是陪同好友吴努总理来这里,日后一定另外安排时间,给北大的老师、同学们讲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但是全场依然掌声、呼叫声连成一片.
周总理盛情难却,拿起话筒,讲了如下一段话（大意）：
北大的老师、同学们都知道,党不久前提出了一项重要政策,以大力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和文教事业迅速、健康发展.把这项政策概括成八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今天我们请吴努总理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演讲,就充分表明,这个“双百方针”不仅要在我们国内贯彻执行,在国际交往中也要贯彻执行.在我们中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只有通过“齐放”、“争鸣”,才能逐步接近真理,最后找到真理.
而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些人却恶意攻击我们中国没有、没有自由,特别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今天的事实充分证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更是毫无根据的！
至于我的好友吴努总理刚才说我也会成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预言,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但我不能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他,他的这个愿望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早在三十几年前,自己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就决定信仰吴努总理刚才讲的那个从遥远欧洲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因为这个主义比佛教更能够认清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多年的理想社会.
全场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只有吴努及其几名随员有些尴尬,表情不大自然.
事前没有任何准备,周总理讲得太精彩、太感人了.短短七、八分钟的几句话,就巧妙地宣传了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国际上盛行的一些针对我国的错误论调,既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不失礼貌、恰如其分地回答了客人的含沙射影.而且这一切,都不是用空洞无力的说教,而是用幽默讽刺的话语做到的.
整整六十二年过去了.我所以至今还牢牢记着这件事,是因为从那天起,周总理高大的形象、出众的风度、闪光的智慧和雄辩的口才,就深深刻印在自己的心里了.
更重要的,是从那天起,我就暗自下定决心,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外语这个专业,就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争取有朝一日也能跟随在他身边,为他当翻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即我就开始了后来自己称之谓北大苦读的艰难战斗.
我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是19岁10个月时,才开始接触日文字母的.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日语,并在几年后就能达到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异常严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非同寻常的“后天补”了.而且这种“后天补”,绝不是只补几个月、补几年,而是要补一辈子.
北大的几位老师都说,要真正学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必须做到听、说、写、读、译五个方面都达到标准,缺一不可,不允许出现任何“短板”.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说和写最难.
也就是说,既要全面发展,又要突破重点.
根据自己以往的学习体会,就是必须从认真听好每一节课做起.高中三年所以没有学好英语,固然首先是因为那时正值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思想上产生了错误认识,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语言,没有什么好学的,即使学好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同时,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有问题,就是从未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过.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突击补习一下,混个七、八十分.考试一过,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学日语,再不能重蹈覆辙了.每次上课,我都要求自己高度集中精力,认真听讲,力求听懂老师讲的每个新的词汇和语法现象.一发现似懂非懂之处,就随时向老师发问请教,绝不过夜.
老师讲解复杂的语法现象时,不但要听懂老师的每句话,还要边听边思考,想想有没有比老师讲的更正确无误、简明易懂的方法？如果有,就记在笔记本上,下课后或另找时间,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提出来与老师商榷,听取老师的意见.
为了突破“说”的难关,我更想了许多办法.首先在课堂上要多说日语,平时见到老师或高班同学,也要尽量多说日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习惯.说错了怎么办？不丢面子吗？自己当时也想过这件事.
答案是,我们这些初学者,不说错才怪呢.甚至可以说,说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婴儿学说话,不都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班上有的同学平时还不错,但一见老师和比他强的人,就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大失水准.而自己恰恰相反,越是见到老师和比自己强的人,就越敢说,越多说,而且常常会有超水平的发挥.
后来有人问我学好口语有何秘诀时,我的回答都十分简单：就是“不要脸”,意思是千万不要怕丢面子.
一个人独处时,也要努力创造“说”的条件和氛围,养成“自说自话”的习惯.当时学校生活很有规律,早晨六时起床,六时半集体做广播操.我常常一面做操,一面轻声用日文作讲解：广播操前后分几节,每节锻炼身体的哪些部位,长期坚持下去会带来什么好处等等.
做完广播操步行七、八分钟去大食堂吃早饭,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北大除学生大食堂外、还有教职员食堂、留学生食堂等多个中、小食堂.其中学生大食堂可以同时容纳三、四千人进餐.平时一日三餐大都供应哪些主副食,如何,一般学生每月要花多少伙食费.此外,就是学生大食堂还可用作会场,不过开会时同学们都得自带小板凳等等.
吃完早饭再步行十分钟左右去外文楼教室,途中要经过哲学楼、化学楼、文史楼、生物楼、俄文楼、物理楼、图书馆等处,我又会轻声用日文介绍,这些楼里分别设有哪些系科、各个系科有哪几位知名教授,以及图书馆如何全国闻名,富有传奇色彩,革命先烈李大钊曾当过馆长,年轻时也当过管理员等等.
现在想来,幸好当时北大校园内很少有汽车通行,来往的自行车也不多,不然我这个发了疯似的“书呆子”,肯定会在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晚上十时集体宿舍熄灯前,我每天都会面对墙壁,或躺在床上,面对天花板,自说自话,轻声用日文回顾一天的学习生活和新鲜见闻.
为了突破“写”的难关,我每次都要求自己高质量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反复练习基本功.但总觉得还不过瘾,便在读完一年级的那个暑假里,花几乎一大半时间,用初学的日语写了自传、家史两篇长文章,共三万余字.写了改、改了再写.誊清后,心想是否要请老师批改.不请吧,就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样努力.请吧,又觉得这并不是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何况一开学老师们都很忙,自己怎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呢？
想来想去,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开学第二天,还是咬咬牙,交给了张京先老师.不到半个月,张老师退还给我.打开一看,每页纸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个别段落几乎是重写的.反复阅读几遍,深感收益颇多.
更令人难忘的,是张老师在我作文稿的末尾,写的一段激励自己的批语：“我从日本京都女师毕业来北大教书几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也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老师说到做到.几次请我到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她家里过星期天,并把她爱人陈涛教授介绍给我.
我早就听说,陈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是我国老一代日语权威之一.当时在北京外贸学院任教,并正忙于筹备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日汉辞典.
陈教授非常热情,用标准日语向我讲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和学习、掌握日语的窍门.他们夫妇没有孩子,家里很清静.每当陈教授与我交谈时,张老师就会去厨房做饭,然后三个人共进午餐.
这时,陈教授又会笑着说：“小伙子,是张老师做的饭菜可口,还是学生大食堂的饭菜好吃？如果是前者,就欢迎你多来几次.既学习日语,又改善伙食,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呀！”
对“听”、“读”、“译”,我也尽量寻找机会,多做练习.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训练、提高“听”力的设备.可“读”的东西也少得可怜,几乎找不到一本当时日本出版的供初学者阅读的报刊杂志.中国出版的也只有一本月刊《人民中国》.虽然北大图书馆名气很大,日文藏书多达十几万册,但大多是一些历史文献和资料汇编.经过老师指点,我只去借过几本明治时代作家夏目漱石和战前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写的小说,以提高自己“读”的能力.
除了日语这门主课外,我对学校规定的其他十几门必修课,如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课,现代汉语、中文写作等语言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文学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日本史等历史课,以及日本概况、日本地理等知识课,也都努力学懂、学好.因为我知道,北大开设的这些课程,大都由名家、教授讲授.学好这些功课,不但可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素质,而且对日后做好翻译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
1958年7月,我如期毕业了.回顾四年北大苦读,真是感慨万千.实话实说,为了实现一定要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梦想,自己在学习上,真的是尽心尽力了.
名义上读了四年书,实际上真正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还不满一半.因为入学后自己一直担任青年团北大团委会常委兼东语系总支书记,三年级那年还被选为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些异常繁重的社会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这四年,自己从未去过仅仅离北大两站路的颐和园和一站路的圆明园.直到毕业后在外交部当翻译时,才有机会陪同日本朋友前去参观、游览.
自己颇感欣慰的,是四年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单上,总共十八门必修课的期中考查和期末考试“满堂红”.
那时,全国高校实行“五分制”,即五分为优、四分为良、三分为及格、二分为不及格.得五分者,成绩单上才用红笔记载.
我虽然嘴里没有说过,但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一件最引以为荣的事情.
毕业典礼上,东语系主任、我国著名东方学家、恩师季羡林教授,高兴地紧握我的双手,夸我创造了一项新记录,说他1946年来北大创办东语系十二年,我是全系头一个“全优生”.他希望我去外交部后,再接再厉,百尺竿头,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自己争气,为母校争光.
我表示,北大四年,由衷感谢他,感谢系里和老师们、包括三名日籍老师的精心培育,为自己日后能够较快适应工作需要,当一个合格翻译,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今后还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决不辜负母校和老师们的殷切期望.
说到这里,很可能给大家一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其实只有自己内心深处,才深知北大四年留下的种种不足和遗憾.
一是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学好、掌握英语.而后来工作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对一个日语翻译、与日本打交道的人来说,英语的极端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周总理那时也曾多次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培养至少通晓两门外语的翻译人才.
二是同样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选修几门重要的文化知识课,如古代汉语、楚词唐诗、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而这些课程大都由北大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讲授.实在太可惜了.也可以说我丢掉了许多充实、丰富自己内涵的宝贵机会.
三是在那几年反等政治运动中,作为学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自己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同学,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进步、发展.这里,我愿意再次低头向他们表示道歉,说声对不起.
初战不顺和得到肯定
分配到外交部后,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就有机会先后参与了接待三批日本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即以战后初期社会党人、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中国十周年国庆节祝贺团”、两年多前因病辞职的党前总裁、首相石桥湛三夫妇、由党元老松村谦三率领的代表团.他们都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来访的.因而自己也曾多次见到过周总理.
我记得,那时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时,领导上一般都配备两名翻译.这种安排,既在必要时可以替换,又能培养年轻翻译.我起初只是一名辅助翻译,但是自己非常珍惜这种机会.
前辈翻译时,我都十分用心,并开动脑子,不停地思考：如果今天让我当主翻,自己会怎样进行翻译？主翻成功之处在哪里？有没有更确切、恰当的译法？这种内心深处对比式的学习、思考,非常有益,能迅速提高自己的水平.其实我在北大上学时,就很注重这种不费时间却十分有益的学习方式,并养成了一种习惯.
但是由于自己日语能力还不到家,即“后天补”还补得很不够,又缺乏经验,在接待松村谦三一行时,工作中接连两次出现差错,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第一次是,周总理对松村说,明天上午我将陪你一起,乘城际小火车,前往北京郊区最大的密云水库工地现场,看看那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同时利用往返时间,就中日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松村听后十分高兴.
按周总理以往会见外宾的惯例,一般都由他自己先到会见场所,等待外宾的到来.但这次他特别嘱咐接待班子：明天你们先安排日本朋友上火车,他晚些时间赶到.为了节省时间,他一上车,火车就立即启动.
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行,既高兴,又紧张,心想万事开头难,今天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那天的“主翻”是日语界公认的“老大哥”刘德有.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安排四名随行记者的活动.他们是分别由日本三大报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最大的综合电视、广播NHK分别派出的.这几家新闻媒体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观众和听众.
按照总理嘱咐,接待班子提前十分钟把日本朋友都领上了只有两节车厢的城际小火车,等候周总理的到来.这时,四名随行记者发现周总理还不在车上,就一再要求下车去车站月台拍摄几张新落成的北京火车站的照片.
此前两天,我曾陪他们去拍摄过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美术馆等我国政府为纪念国庆十周年而改建、新建的北京“十大建筑”.
他们还一再保证,只要周总理一到,就会立即上车,绝不会误事.我觉得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便自作主张,点了点头.谁知他们刚下车一会儿,周总理乘坐的苏制吉斯小轿车,就呼的一声停在了车厢门口.周总理下车后两大步就跨上了小火车.不到三秒钟,小火车启动前行了.那四名记者发现自己失算,边大声喊叫,边朝小火车奔来,也无济于事了.
周总理上车就座后,就与松村老先生开始交谈,同时掉过头来问我,那四名记者呢,他们为什么不在车上？大家也都看着我,因为安排、接待四名记者是由我负责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如实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说,小伙子,你是新到外交部工作的吧？没有经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多用心.一个翻译不只是要会说外语,更要把该办的事情办好.
接着他又对松村老先生说,我原本打算请几位记者朋友同行,既现场采访我们今天的会谈,又去看看北京郊区水利建设宏伟的场面.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年轻,没有经验,这些都落空了.
虽说周总理并未严厉地批评我,但自己十分后悔第一次在总理身边就出差错,心里很不是滋味.
比起这一次差错,第二天上午陪同老先生女儿小堀治子去医院看病,就更荒唐、更出尽洋相了.事情是这样的：
从密云水库回到北京饭店后的第二天早晨,小堀女士说自己身体不适,希望能有人陪她去医院检查一下.接待班子知悉后,就让我去做好这件事.
那时,来访北京的外国朋友不多,协和医院又被事先告知,患者是周总理邀请来访的日本贵客,便安排该院内科主任、我国著名的张孝骞教授接诊.
测量体温、血压后,张教授开始向患者询问病情：
“您哪儿不舒服？”
这虽是一句最平常不过的问话,但“舒服”两个字却把我难住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日文是怎么说的.而张教授正等着患者回话呢,真急死人了,便随口说道：
“医生问您哪儿疼?”
“我哪儿也不疼.”
我很清楚,这并不是张教授想听到的回答.可怎么办呢？这时自己才想起了一句与“舒服”意思相近的话.
“医生问您身体哪部分感觉不大好？”
“感觉都不错,只是来北京前在得过一次感冒,至今没有完全康复.昨天又去参观密云水库,可能累了一点儿.”
译成中文后,张教授点了点头.接着又问：
“您的食欲怎么样？有便秘吗？”
“食欲”、“便秘”这两个词又把我难住了.心想也许可以将汉字直译过去（实际上直译过去就行了）,但又觉得没有把握,译错了闹笑话,便改译成：
“医生问您身体的进出口情况怎么样？”
“什么？进出口！？我当过老师,从未做过贸易工作.”
我见她完全没有听懂“进出口”的意思,而张教授又等着她的回话.怎么办呢？心想只能豁出去了,便借助手的动作,对“进出口”的意思,作了辅助说明.
她看着我的动作,总算听明白了.边笑边回答：
“我进出口都没事.”
接着,张教授又问：
“你例假正常吗？”
“例假？”我虽在中学生理课上学过这个词的含义,但就是想不出日文是怎么说的.于是便译成：
“医生问您,你们妇女一般一个月左右来一次的东西正常吗？”
这回没费周折,她一听就明白了.同样苦笑着回答：“完全正常.”
如果说由于自己日文不到家,不能将日常生活中一些常用的词语,简单明了地译成日文,而只能结结巴巴、非常吃力地在医患之间进行沟通,效果已经很不理想.那么后面完全错译的一个词语,所造成的误解,就严重得多了.
问完上述基本情况后,张教授表示,那就先验血吧.
我虽知道日文里没有“验血”这个词语,而必须将“验”字译成“查验”或“检验”,但并不知道必须同时将“血”字译成“血液”.因为这里单独一个“血”字的日文发音,日本人听来,其意思并非“血液”,而是“屁股、臀部”.
也就是说,我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张教授所说的“那就先验血吧”,译成了“那就先查验屁股、臀部吧.”
这句话完全出乎小堀女士的意料.她脸上顿时露出十分吃惊、迷惑不解的神色,连声摇头回答：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次身体不适,完全是感冒引起的,不需要再查验什么了吧.”
我仍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小堀女士这句话译成中文.张教授同样迷惑不解地问我：这位日本知识女性为什么会反对“验血”呢？
更加迷惑不解的我,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张教授显得很无奈,只好说,那就麻烦你这位翻译,好好劝劝她接受“验血”吧.于是,我就反复向小堀女士解释,张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科专家,他的建议必定是有道理的.何况“验血”（小堀女士的理解是“查验屁股、臀部”）是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中国,其他患感冒的病人,也都要查验吗？”小堀女士几乎绝望地问道.
“只要医生认为需要,一般都得查验.我自己就查验过许多次.”我依旧不加思索地回答.
听我一番劝说后,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查验吧.
张教授一听她同意接受“验血”,十分高兴,随即叫来护士当场从小堀女士手臂上抽了半管子鲜血,并告诉患者稍稍休息一会儿,等查验结果出来后,再作判断,再开药.
被抽血后,小堀女士才感觉到,是我这个翻译对“血”字的误译,不仅使她吓了一大跳,也造成了她与张教授之间的严重误解,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周、今天你的翻译太精彩、太有意思、也太吓人了.
验血结果,一切正常.
回到北京饭店后,平时性格温和、宁静少语的小堀女士当着我的面,把刚才医院里发生的这件趣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父亲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引起了哄堂大笑.她父亲松村老先生一向十分严肃,很少见他露出笑脸.听完女儿叙述后,第一次笑出声来,并不断说“杰作、杰作、最高杰作！”
更让人难忘的,是从那时起,代表团里所有的人,包括松村老先生,自此不再称呼我“小周”、“周君”,而都笑着改称“小屁股”、“屁股君”了.
这次事故使自己痛切地体会到,要真正掌握一门外语,当好一名翻译,光靠记住一些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用语,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会使用大量的日常生活用语.否则就一定会在许多场合,不断出洋相,甚至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不知谁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后来周总理见到我时,也笑着对我说,小伙子,当一个合格、称职的翻译,不容易呀.不仅要懂得政治、外交,还要知道看病、吃药,不然说不定就会闹笑话、甚至造成不良后果.小伙子,你得多学习、多磨练才行呀！
实话实说,当时在我国好几位高水平的日语翻译中,我开始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和肯定,不是因为我的日语能力如何出众,也不是我的服务精神如何旺盛,而是我碰上了两次偶然的机会.
第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总理召集相关部门对日工作负责人开会,分析、讨论日本众议院选举,岸信介被迫,重视发展经济的池田勇人上台执政后,日本国内政局和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会议一开始,周总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先请一位同志用一刻钟时间,概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也就是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几个主要政党和执政自民党几个主要派别各得多少选票,各占多少比例和议席？与岸信介上台前的那次大选相比,哪个党、哪个派增加了,哪个党、哪个派减少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今后日本政局发展和对华政策趋向有何评述、展望？
在场的近二十位负责同志可能事前没有准备,手头又没带相关资料,都沉默不语,无人发言,看上去周总理有点不大高兴.见此情景,原本被安排做会议记录的我,自告奋勇站立起来,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一样,一口气作了回答,用时正好一刻钟.
听毕,与会者都点头称是.周总理更十分满意,微笑着说,小伙子,你的记忆力很不错吆.
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周总理要会见一个代表团,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人大会堂.他一进门就非常生气,朝比他更早到达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大声说道：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苏联部长会议一个副主席,前天去日本为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剪彩.但他一下飞机就在羽田机场的记者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我们进行恶毒攻击,令在场的日本记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周总理接着说,你去日本搞你的商品展览会,与我们毫不相干.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做文章,实在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吆！你们要马上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让他们尽快写出文章,针锋相对、同样指名道姓地批驳这个家伙.噢,这个家伙叫什么名字啦,大家谁记得？
见在座的近十位同志都默不作声,我起身大声回答说,总理,这个坏蛋叫瓦西里?诺维科夫,在苏联十几名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分管商业、外贸.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坏蛋还不满五十岁,是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一手提拔的亲信.
听完,周总理微笑说,小伙子,又是你呀.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上述两件事,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可以说自己运气比较好.事实上,我懂得的事情很少、很少,即使在我们外事部门翻译必须具备的国际知识方面,自己的弱点也很多.下面举个例子.
一次,部里的英文翻译同仁告诉我,周总理几天前会见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发现陪见的部、司领导和翻译,对几十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相互关系不大清楚,便在送走外宾后,把他们留了下来,指名道姓地让他们回答：东非、南非、西非、北非、中非、东南非、西南非、东北非、西北非是什么地理概念,各包括哪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中谁与谁邻接？目前他们相互关系怎样？
见在座同志没人能够答全答准,周总理十分生气,批评说外交部负责对非工作的官员,居然不知道非洲最起码的地理知识,谁能相信你们今后可以搞好对非工作！
另一次,部里的西文和葡文翻译同仁也告诉我,一次周总理同样向美洲司的领导和翻译,问过类似的问题,即美洲有多少国家、它们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关系.
听后我心想,自己的工作对象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其面积不到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云南省或甘肃省.周总理今后如问起日本有几个都、道、府、县,分几个地区,以及它们谁与谁相邻接等,恐怕自己也难于回答清楚.果真如此,就太不像话了.
为此,我先后翻阅地图及相关地理知识的书刊,反复背颂了好几天,才完全记住.后来为了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这个国家,我还利用当外交官、大学客座教授等几次长时间在日本生活的机会,有意识地走遍了日本一都（都）、一道（北海道）、二府（京都府、大阪府）和四十一个县.
我与一些日本朋友偶尔谈起这件事时,他们都表示,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这种经历.
印象深刻、难于忘却的几次（场）翻译——西花厅周总理家的午餐会
周总理家的一次午餐会,使我真正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妈妈平凡而高尚的人格魅力,懂得了怎样才能做好外事工作,在国际上结交更多的朋友.
那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总理邀请日本乒坛名将松崎君代到家里作客.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乒协主席陈先和中国男女队主教练傅其芳、孙梅英等出席作陪.当时常驻北京、被誉为“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及其夫人、日乒协理事长长谷川喜代太郎和另一名日本乒坛名将荻村伊智朗也应邀在座.
松崎君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乒坛红极一时的球星,曾为日本女队在国际比赛中多次夺魁立过汗马功劳,两次摘走世界锦标赛女子单打的桂冠.她那精湛的球艺和良好的作风,在千百万中国乒乓球迷中传为佳话.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称赞她小小年纪却颇有“大将风度”,胜不骄、败不馁,赛场内外都能面带微笑、礼貌待人,值得中国运动员们好好学习.这次她是应周总理的邀请,来北京观摩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
深秋的北京,晴空万里,景色宜人.上午11时30分,松崎等人乘坐的小轿车在中南海西花厅门前徐徐停下；周总理和邓妈妈已经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迎客了.松崎一下车,周总理就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她的手,表示欢迎.此情此景,松崎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仍多少有点紧张、拘束,眼圈发红,声音发颤.她向周总理深鞠躬后,细声细语地说：
能在前晚开幕式上再次见到您,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您日理万机,工作这么忙,还抽时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热情爽朗地说：你是我特意请来的客人,当然要接你到这里来叙叙家常喽.今天,我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宾主在会客室稍坐片刻后,周总理、邓妈妈便请大家入席.餐桌就置放在会客室的东南角.桌上的饭菜冒着热气,传来阵阵香味.周总理让松崎坐在自己的右侧,并用他那不大方便的右手,不断往松崎的菜碟里夹菜,劝她尽量多吃一点.而松崎呢,只是望着周总理,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成串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面颊一直淌到下巴边,掉在雪白的衬衣上.
邓妈妈看着松崎这副表情,亲切地说：松崎小姐是恩来请来的贵宾.其他几位也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天理应由我下厨房,做几样可口的饭菜招待大家.但不巧,近几天身体不大舒服,只好麻烦厨师做了这桌便饭.为了表示一点心意,唯有这碗“狮子头”,是今天早晨我自己做的.恩来平素最喜欢吃这道苏北家乡菜,不知道合不合各位的口味？请松崎小姐和大家一定尝一尝.说完,就从餐桌的另一侧走过来,往松崎菜碟里夹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狮子头”.
这时,只见松崎使劲儿地咬着嘴唇,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在旁的西园寺先生轻声提醒她,周总理和夫人这么热情好客,不吃一点东西可不礼貌呀！松崎才像刚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过来,三口两口就把一只“狮子头”吞下肚去,嘴里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味道真香！
进餐完毕,周总理请大家回到原处,边喝茶,边交谈.邓妈妈关切地问松崎：听说你“退役”后已经有男朋友了,能不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是做哪方面工作的？松崎被问得有点不知所措,红润的脸颊刷地一下变得更红了.正当她羞羞答答地要说些什么时,邓妈妈抢先笑着说：
世界上未婚女孩子都怕难为情,不愿意当众公开自己的秘密,这是很自然的.看来日本姑娘也不例外.我收回刚才提的问题,所以你也不必勉强“坦白交代”了.这几句风趣的话语,把在场的人都说乐了,松崎也笑出了声.
邓妈妈接着表示：不过,将来如果有机会,欢迎你未来的丈夫也来中国看看.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也一定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说着就从身旁的大纸盒里取出两条大红绣花绸缎被面递给松崎,并告诉她,这是恩来和我提前送给你的结婚礼品,请收下作个纪念.在我们中国,大红象征喜事临门和吉祥如意,预祝你不久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邓妈妈还说：恩来说你是1938年出生的,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离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
邓妈妈话音刚落,周总理又从酒柜里取出两瓶茅台酒,送到松崎手里.周总理说：听说你是四国岛上贫苦人家出身,你父亲在家乡的制酒行业干了好几十年.你回国后,替我向他问个好,并请他尝尝我们中国的第一名酒.这种酒60度上下,比日本清酒要凶一些,但不伤人,不上头,味道也是蛮不错的.
也许由于受到远远超过松崎事先预料的种种盛情厚遇,更可能是周总理和邓妈妈热情好客、质朴自然、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高贵品德拨动了松崎的心弦,这位曾在世界乒坛身经百战,叱咤风云,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自己感情的日本姑娘,这时竟激动得泣不成声了.她断断续续地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乒乓球运动员,现在不打球了,连个固定职业还没有找到.以前七、八年,我曾多次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过好些奖杯.记得有一次从海外凯旋而归,一位政府要人说要接见我们,大伙儿高高兴兴赶到他的官邸.谁知他只是轻描淡写、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大家辛苦啦,就再也没有什么话了,场面十分冷清.后来听人说,他根本就没把我们这些打球的放在心上,只是为了让新闻媒体拍摄几个镜头,才作此安排的.而您是中国总理,却这样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不但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本人,还想到了我父亲和我未来的先生.我一辈子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好总理,忘不了中国给我的荣誉和恩情……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她这几句肺腑之言打动了.连我这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控制情绪以免影响工作的翻译,也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荻村伊智朗是国际乒坛公认的“智多星”,精明强干,聪颖过人.这时,他机智地换了一个话题,来改变一下会客室里的气氛.他以讲故事的口吻对周总理说：
总理,您可能还记得,三年半前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男队中日决赛,中国队首获冠军.作为纪念,您曾送给我一瓶茅台酒.我带回日本后,一直把它视作“家宝”,放在书架上舍不得喝.一般亲朋好友来访,只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总理赠送的礼物.个别知己来访,才忍痛让他们尝上一口.一次,几个人争着要喝,一不留神把酒瓶摔破了,半瓶多茅台酒正好洒在我心爱的球拍上,我为此伤心了好几天.
此后我又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每当我处于劣势、眼看就要败下阵来时,我都会稍停片刻,使劲地用鼻子闻闻残留在球拍上的茅台酒香味.说来也神,一到这种关键时刻,我就会回忆起您无比亲切的音容笑貌,仿佛听到您就在我身后高声呼叫：荻村,顶住！荻村,加油！于是,如同百万援军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勇气倍增,反败为胜……
这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周总理笑得最欢.在一片笑声过后,周总理掉头轻声问我,三年半前体委和乒协是否曾以他的名义给日本乒乓球队送过茅台酒？那时也是翻译的我,摇头示意并无此事后,周总理诙谐地说：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要不然,我多买几瓶茅台酒,分洒在中国乒乓球小将们的球拍上,就万事大吉了！荻村先生,你不但球打得好,而且善于随机应变,说起话来妙语成篇,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周总理的预言完全正确.荻村此后一直活跃在国际乒乓球界,还曾连续两届当选为国际乒联主席,后因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过,今天你不要心急,我早已作了准备,等会儿再给你和长谷川先生,各赠送一瓶茅台酒.
听到周总理这一席机智、风趣的话语,会客室里的笑声更高、更响了.事后松崎告诉我,荻村足智多谋,极顶聪敏,是日本乒乓球界的一位奇才,但这次他一下子就被周总理识破、征服了.不知道他心里服不服输.
周总理低头看看手表,侧过身向长谷川表示歉意说,因为今天松崎小姐是主宾,所以没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不知你是否有什么事要对我说,有什么问题要我帮助解决？这位平时寡言少语、但心地善良、日乒协内部最早主张要同新中国交往的老朋友,边点头,边答道：
近十年来,我率领日本乒乓球队南征北战,先后访问过二十几个国家,也有机会见到过许多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但不用多久,他们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唯有您,一直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这除了您个人杰出、高尚的品德以外,还因为您是文明之乡、礼仪之邦中国的代表.中国有您这样关心、精通体育事业的领导人,实在太难得、太幸福了……
周总理感谢他的好意,并谦逊地表示这些话过奖了,接着又问他对今后两国的乒乓球交流有什么设想.
长谷川说：我还是三年半前对您说过的那句老话,以北京第26届锦标赛为转折点,中国乒乓球迎来了全盛的黄金时代.现在,中国男女队的实力,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只要我活着,还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就要更严格训练日本队,有朝一日为打败中国队,夺回世界冠军宝座而竭尽全力.
周总理十分赞赏长谷川先生这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并强调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个人,如果在困难和强者面前,甘居落后,甘愿认输,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贡献的.
周总理还殷切希望,中日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虽然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但在平时相处中,一定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成为知心朋友,为两国人民在其他领域的友好交往带个好头,树立一个榜样.
松崎等人起身告辞,周总理请大家到院子里合影留念,并轻声对松崎说：我考虑,我们今天这次见面,明天新华社不发消息,也不登报.原因是现在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队云集北京,而且都希望见我,我也很愿意见他们,但我实在很忙,难于一一安排,如果一发消息,一登报,他们肯定会有意见.同时,目前中日两国关系还很不正常,如果一发消息,一登报,日本国内有些居心不良的人,也许就会借此造谣生事,无端地攻击你被“洗脑”了,对你今后找工作以至整个生活都很不利.松崎感谢周总理为她想得太周到了.
周总理、邓妈妈把日本客人送上车.在汽车临启动前,周总理还让司机稍停片刻,边招手,边深情地对松崎说：
你什么时候想再来,就写信告诉我或体委的荣高棠先生.对你,对日本体育界,对所有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中国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松崎那次访华回国后,不久就结婚成家,丈夫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她自己在开了一家出售乒乓球用品的小店,同时兼做些业余教练工作,以维持生计.几年后,周总理得知他们夫妇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孩子,便几次让体委主动邀请他们夫妇来中国检查、治疗不孕症.其中一次呆了近两个月,去各地看了许多位中西名医.
此后,我和松崎也常有交往,而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
与“日乒协”领导、教练座谈——乒乓球技术问题
从1961年北京第26届北京世乒赛起,日本队每次来华比赛,周总理都会忙中偷闲,抽时间前往赛场观战.有时候还接连去几次.
我记得,周总理每次去看比赛,比起具体成绩,他更关注运动员们的态度、风格和技术特长,并经常与日本队负责人一边看,一边进行评论.一次,周总理说,这几年他总的印象是,我们中国队单打胜多负少.而双打,包括男双、女双、混双,恰恰相反,是你们日本队胜多负少.看来问题主要出在中国队双打运动员的步伐配合不好,形不成合力.日本队负责人点头称是,夸周总理抓住了关键所在.
一天,周总理对当晚比赛过半后才赶到赛场看球的贺龙元帅说,请你向体委、乒协领导强调一下,一定要认真抓好双打运动员的步伐训练,不然我们这支队伍就很难在这项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贺老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大家都知道,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贺就是周的得力助手,一辈子非常敬重周总理.常说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过夜”.
那天,听完周总理的讲话后,他也让我把同在主席台观战的李达上将叫过来.李上将当时担任负责军训的总参副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分管军体项目.
李听说贺老总叫他,便快步走了过来.贺没等他开口,就厉声责问道：李达,你是干什么说的！？为什么不把步伐训练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训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他,误以为贺指的,是两星期后参加国庆阅兵典礼队伍的步伐训练还没有达标,便急忙解释道,
贺老总,比起上个月国庆阅兵典礼预演时您看到的情况,已经大有进步.现在我可以确有把握地向您保证,国庆当天阅兵典礼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错,您尽可以放心……
贺打断李的讲话,大声指责道,我今天找你算账,不是为了阅兵典礼这件事,而是要问你既然有能力把几万名战士的步伐训练好,为什么不能把两名乒乓球双打运动员的步伐同样训练好！？你知不知道,周总理一直在为这件事揪心呀！
这时,李才明白贺刚才向他大发脾气的原因,便更不专业地回答说,贺老总,您的批评切中要害,非常正确,明天我就会亲自去乒乓球队“蹲点”,把训练部队战士步伐的那些成功经验,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乒乓球队日常训练中去,相信不久就能见到实效,帮助双打运动员们也能夺取世界冠军,让周总理放心.
那天晚上比赛结束后,周总理又嘱咐荣高棠,说明天下午他将与日本队领队、教练专门座谈一次,主要讨论乒乓球的技术问题,地点可以安排在人大会堂.
相对而言,当时在为周总理当翻译的几名同仁中,自己算是比较熟悉乒乓球技术问题的.因为我本人十分酷爱这项运动,又多次陪同周总理去现场看过比赛.但明天周总理是要与客人专门讨论技术问题,便觉得一定要“有备无患”,当晚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准备,将预料座谈中极有可能出现的二十几个“专业词汇”,如直板、横板、攻球、两面攻、守球、削球、近台快攻、中远台拉攻、左推右攻、防守反攻、高抛发球、隐蔽发球、放高球、近网球、擦边球、孤旋球、两面孤旋球、侧旋球、加转与不转等,重新温习了一遍,并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以顺利完成明天这项“特殊任务”.
很可能具体安排这项活动的体委外事部门,只认为周总理要在人大会堂正式会见日本朋友,便按惯例,安排两名翻译到场,并指定请林丽韫当主翻.
林是上面提到的刘德有被新华社派往日本当记者后,周总理正式会见较为重要的日本朋友时,大都也是这样安排的.
林出身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幼时随父母亲去神户谋生.后来父亲小有成就,并成了当地的爱国侨领.林五十年代初高中一毕业,父亲就让她回北京上大学（我记得是北大化学系）,以便日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当时中日民间交往日渐增多,而日语翻译人才奇缺,她很快就被有关部门相中,没有毕业就调往联络部任职.经过几次翻译实践,领导上发现她语言能力出众,又十分熟悉日本情况,很快就被委于重任,安排她为周总理等领导人当翻译.
当时,上面提到过的刘德有与她,成了日语翻译界公认的“金童玉女”.我参加工作后,也一直都把两位视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善,经常鼓励、帮助我这个“小兄弟”尽快成长起来.
宾主双方就座后,座谈一开始就进入主题.周总理说,据他所知,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但普及和发展都十分缓慢.不知什么原因,二战后六、七年间,东欧领先世界,匈牙利男队和罗马尼亚女队连续几次夺冠.五十年代初,你们日本队突然冒了出来,获得了几乎所有国际比赛的奖杯.那时我们中国队成绩平平,男队稍好一些,世界排名第十位左右,女队更差一些,排名二十位上下.同样六、七年后,以1961年26届北京世乒赛为转折点,我们中国队成了世界第一强队,而你们日本队的步伐显然慢了下来.
接着,周总理就问道,光从技术角度分析,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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