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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档案和物证说话满洲医科大学和细菌战关系综述

让历史档案与物证说话

——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关系研究综述

运怀英1,郝建东1,王彦杰2

（1.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沈阳 110122；2.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 110033）

摘要：通过查阅文献,客观分析国内、国外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问题的现状,发现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尚无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着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原则,探讨挖掘档案、物证材料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满洲医科大学,日军细菌战,历史档案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63-02

满洲医科大学前身是1911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奉天开办的南满医学堂,属于医学专科学校.1918年12月,日本颁布《大学令》,国内医学院校都升格为大学.1922年5月,南满医学堂正式升格为大学,改称“满洲医科大学”.1945年日本投降,满洲医科大学解体,日本人撤走.其校址、余留设施由八路军接管,1946年归属于沈阳医学院,1948年现中国医科大学承袭了其校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二马路92号）,满洲医科大学存在34年.

　　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必须以强大的医学技术资源作为后盾,满洲医科大学是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在奉天（沈阳）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专门培养开发满洲医师、药师和医学研究人才,这不能不使人意识到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然而,对于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的研究考证是目前史学界很少涉及的问题,发表的论著与文章很少,而且存在盲点.

　　一、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问题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史学界有论著和专门文章研究日军细菌战问题.199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等人在《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纪实》一书中提到731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曾经在满洲医科大学执教10年,但没有提及满洲医科大学的其他情况.

　　最早提出满洲医科大学在日军侵华期间发生过活体细菌试验、活体解剖事实的是1971年一篇题为《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行,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文章.该文揭发的史事有两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授北野政次1939年撰写的《斑疹伤寒预防接种——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试验》论文是用我同胞生命换来的；现档案馆保存的满洲医科大学遗留的人腿骨是日军残杀中国人的铁证.

　　1997年,《东北沦陷史研究》季刊第2期发表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孙玉玲的《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一文.该文通过祭奠动物之灵的“群灵碑”、活体实验、活体解剖三个部分论证得出了以下结论.

　　 “从残留和后来发现的史料里,足以证明满洲医科大学是侵华日军细菌实验的一个基地.”[1]

　　该文把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关系定位于“细菌实验基地”不够深刻的,没有从教育体制上剖析满洲医科大学本质上是为日军细菌战服务的军国主义本性.

　　1999年,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一书的第十章以“日本一代医学界在细菌战中的丑行”为主题指出.

　　“医学科技人员要占各个细菌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人来自日本内地和满洲的各医院、医学院校,第二任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少将,曾为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微生物教研室主任.他把满洲医科大学培养出的大批医学士、硕士等几乎都调入了731部队.”[2]

　　该书从医学人才角度介绍了细菌战战略得以实施的技术条件,为研究满洲医科大学对细菌战的军事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在中国知网,输入“满洲医科大学”关键词,论文题目或者关键词直接使用“满洲医科大学”的论文共4篇,与维普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相同.北大医学部刘赫铮一篇《满洲医科大学历史略窥》论文比较明确研究满洲医科大学,该文是2012年“第三届北京科史哲研究生学术论坛”交流文章,文章旨在介绍满洲医科大学办学情况,但没把“为侵略利益服务”作为中心主题研究.

　　把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关联起来进行探讨的论文有两篇,即1997年《东北沦陷史》季刊第2期刊载的孙玉玲同志《满洲医科大学与日本细菌战关系》和2014年《日本问题研究》第4期吉林省社科院王玉琴论文《“满洲医科大学”在中国东北侵略罪行研究》,有参考价值,但是都没深入探讨这所学校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呈现出的专门为细菌战服务的军事医学地位.

　　二、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问题国外研究现状

　　查阅相关资料,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的论著与文章寥寥无几,仅以所见介绍如下.

　　日本森村诚一著书《魔鬼的乐园》《恶魔的饱食》等,尤其论证了发生在731部队的各种人体细菌实验罪恶,做重点关注北野政次在731部队的所为,但对此人以及满洲医科大学进行细菌人体实验后撰写的论文未提及.

　　20世纪70年代,日本记者多本胜一来华,探访中国被日本侵略过的地方,发现北野政次在满大任教以及他在满大时期进行“人活体解剖”“人活体实验”之事实材料,回国后著成《中国之旅》一书,但这只是记者的职业敏感,不是从本质上对这所学校在细菌战中军事行为的认定.

　　1999年,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第三次国际年会上,日本人竹中宪一写《南满医学堂、满洲医科大学里的中国人教育》文章介绍南满医学堂设置的背景以及向满洲医科大学的演化.该文从满洲医科大学中国人的教育角度侧重说明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属于奴化教育,提到了满洲医科大学有细菌研究的现象,但是认为满洲医科大学细菌研究是少数人的私下行为,是个别现象.

　　2000年,美国的谢尔顿·H.哈里斯著书《死亡工厂》.该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研究731部队、100部队、1644部队进行细菌实验以及与日本天皇、皇族、军政高层的关系；后一部分研究揭示日本与美国的细菌交易真相.这是美国史学界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比较全面的论著在个别章节中谈到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十年的工作对于细菌战的贡献,并把满洲医科大学直接称为“满洲军事医科大学”.他为何把满洲医科大学称为 “军事”医科大学值得研究.

　　三、让历史档案与物证说话——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必要性

　　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社会二战后遗留下来的一股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内极端反动并且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在政治上极崇昔日天皇神权,并屡屡参拜；在历史问题上,美化或矢口否认其侵略历史；在安全问题上,自2004年以来加大鼓吹“中国威胁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鼓噪军国主义的声势,给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增加不安定的因素.揭露历史真相旨在提醒人们以史为鉴,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二）满洲医科大学建筑群的史学价值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名义上是经营铁路的机构,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控制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的铁路运输,而且有兼营煤矿、航运、粮食加工等80多个部门,在沈阳留下了多处建筑,成为侵略的罪证.沈阳中山广场,辽宁宾馆附近,还残留着日本占领时的建筑,“满洲医科大学”的建筑群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满洲医科大学专门培养开发满洲的医师、药师、医学研究人才,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学术、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科大学,存在34年,虽然在防治东北地方病与普及卫生知识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一贯推行殖民地教育理念、奉行军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办学方针,以其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医学技术资源优势积极参加了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发与推广使用活动.即满洲医科大学不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一所普通的高等医学院校,积极为日军细菌战服务是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的集中体现.

　　（三）可能性

　　史由证来,论从史出,有效而深刻的历史教育是让证据说话,不但要让证据告诉人们当时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更要告诉人们怎样研究历史档案与物证,否则历史教育就不会深刻.遗憾的是,作为参观者的我们大多都有参观文物博物馆遭遇肃穆安静、甚至不知其所云的经历.去档案馆、博物馆,青灰色的灯光,冷冰冰的一个个展柜,非常有限的说明牌,至于档案、文物背后的历史本质则往往被参观的表象掩盖了,当时有感觉,过后不深刻,随时间推移看了等于没看.

　　首先,通过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关系”,让现存完好的建筑物证据“说话”,揭露满洲医科大学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实施奴化教育,以其优质的医学资源为细菌战服务的办学本性.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最早创建的院校,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1940年9月在延安,经同志提议,批准,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6年7月随军挺进东北,1948年11月学校奉命进驻沈阳,承袭 “满洲医科大学”旧址.2014年,中国医科大学学校整体搬迁.走进老校园,仍然完好保存着昔日“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建筑群以及其他历史痕迹：日本人为展示侵略野心特别将医院建筑设计成“大日本”汉字的样子,基础二号楼就是其中的“日”字；典型带有“日” “井”字型门窗的教学楼、办公楼；玻璃顶棚采光极佳满洲医科大学体操场；曾在南门往院里走的路上,路面窨井盖都是日伪时期的产物,一共有20多个,大部分是直径80厘米,还有一个是消火栓井盖,上铸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奉天赤十字会” “奉天公署”的字样,字迹依然清晰.

　　2015年6月,沈阳惊现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标牌,上边清晰地刻着：“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防疫给水部”大字,这是731部队全称,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曾利用满洲医大实验室进行过细菌实验,而那间地下实验室至今仍存在.

　　其次,通过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的关系”,让那些陈列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第三展厅的历史实物证据“说话”,道出这些文物背后隐藏着的满洲医科大学进行细菌研究真正的军事目的.

　　美国学者谢尔顿·H. 哈里斯博士,1984年后多次来中国考察讲学,历经10年的研究写下了《死亡工厂》一书,把满洲医科大学直接称之为“满洲军事医科大学”.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第三展厅陈列着北野政次在满大时期从事实验的办公桌椅、实验工具、标本、群灵碑照片,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还是惨绝人寰地以活人为“实验材料”进行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的“大本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军为掩盖其罪行,将罪证烧毁.但残留的以及后来发现的资料,仍足以证明该校是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基地.

　　再次,通过研究“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的关系”,让被保存的档案资料证据“说话”,用这些铁证证明满洲医科大学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均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目的.

　　档案、文物本身是有价值的历史载体,承载岁月里的历史往事,是沉默的历史见证者,是历史的偶然幸存,且大多是孤立而无联系的个体,没有连贯性,缺乏系统性,很难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档案史料、物证以其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记录性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人、特定背景下的特定活动轨迹与事实,作为历史真迹的保存：北野政次的实验论文、活体解剖的物证、证人证言、法医鉴定资料、当年证人证言都完好的保存在档案馆中,认真梳理、解读这些第一手资料,使其较强的历史凭证、依据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用来揭示满洲医科大学与日本细菌战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孙玉玲,满洲医科大学与细菌战[J].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2）:31-35.

[2]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J].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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