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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改变山东
江寒秋
清朝建立后,沿袭明法,规定从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河南八省征收漕粮400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漕运的运行,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历来受清朝政府重视.山东是八省漕粮的必经之地,大运河从彼时的鲁南兖州府峄县（今枣庄峄城区）台儿庄进入山东境内,转向西北过微山、昭阳、南旺、安山等湖,进入鲁西平原,最后从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纵贯山东,全长一千多里.
漕运鼎盛时,每年各省有漕船六千余艘沿运河北上,漕运的兴衰,也改变了山东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临清成为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商业重镇.
此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切断了漕运航道,清廷开始用海运取代漕运,大运河逐渐废弃.再之后,胶济铁路的开通让交通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货物的集散地开始由大运河沿线向胶济线上的诸多城市迁移,山东经济地理版图由此发生了变革.
漕运体制下的商业模式
漕运不单单是运送政府所征收的漕粮,漕船所夹带的私货以及衍生出的运销贸易是大运河沿线诸多城市商业繁盛的主要原因.
清代《皇朝经世文编》显示,康熙年间时,每艘漕船允许夹带货物六十石,嘉庆以后“重运粮船每船准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六石.至回空时,每船准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品六十石.”
在货物往来的刺激下,运河沿线城市的商业活动异常兴旺.漕船在山东的八个主要停泊点尤为明显.《道光济宁州志》显示,济宁“当河槽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民国临清县志》记载,临清“为漕运咽喉,漳河载河南粮西南来,会通河载南数省粮东南来,至州城西南与漳合,每漕船往来,西河帆樯络绎,货物盈街衢”,“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犊,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聊城、德州也不例外,商业活动均因为漕运兴盛一时.
漕运的兴盛还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数据显示,嘉庆时期,随船人员就达十余万人,再加上一些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人员,“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围绕着漕运而形成的各种辅助性行业,已成为当时底层百姓的一大维生途径.
漕运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由于大运河水源不丰,苏北、山东地势又高,明清两代都在长江以北运河节节设闸,蓄水济运.这就必然导致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和运河用水形成矛盾.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清廷必然更重视漕运.比如1840年道光帝便称：“如天时旱干,粮艘阻滞日久,是漕粮尤重于民田,应将舟、卫二河民渠、民闸暂行堵闭,以利漕运.”
数百年的繁荣
提到大运河,临清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其城市的发展与大运河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些网络的评选中,临清是山东十大没落城市之一.因为在明朝时期,临清称得上是全山东的经济中心,临清钞关居是当时运河八大钞关之首.
临清钞关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历年间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余两,多于京师崇文门税关,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繁盛的商业活动为临清带来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生活元素,《金瓶梅》中的清河便是以临清为原型,有资料记载说,当时临清对着运河开的街道光是烟花巷就有10条,号称“十条烟花巷”.
各地商人也都在此汇集.客籍商人有来自南方的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州、莱州诸府的商人.其中以徽商、晋商及江浙商人为数最多,资本也最雄厚.明人曾说,临清大贾“皆侨居,不领于有司版籍”,而本境“土人列肆屈指可数”.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在临清活动的商人,大都归属于不同的商行.“行”既是商人的同业组织,又是政府管理商人的一种手段.在临清,布商有行,绸缎有行,瓷器、盐、纸等业也各有归属.如布行,明成化年间由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商人联合而成,每岁轮置“行首”一人,“司一岁出入,凡庆谒、馈献、宴饮、交际,大至货饷助公”,均由“行首主其事”.
较大的商行一般都有各自的专店.如纸商,店在会通河南北锅市及工部街,“商来寓店,店列字号”；茶商,店在卫河西,大者28家,小者不计；辽东客商,巨贾店主有7家,后增至13家：客店店主从客商货物中抽取一定数量的租金,“资为生业”,有些店主并兼充买卖双方的中介入,赚取佣金,亦即牙商.这种情况大约并不罕见,故所谓客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乃是这种邸、店、牙三者合一的机构.有些店主还与商人相互立有合同,甚至属于行商、坐贾合营性质,当然,有些较大的商行也可能是由客商自己在此设店的.有些店主并包纳商税,万历年间临清商税中由牙店包纳的税银为2万余两,约占商税总额的l／3.
除去临清,济宁也是一座不得不提的运河城市.地处大运河要冲的济宁在大运河贯通之前,不过是一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普通小县城.自大运河贯通以后,元代在济宁设有漕运司、行都水监等官署.明代设有济宁卫,驻有官兵5600人.清代设有河道总督.因为大运河穿城而过,港口就在市内,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役夫上岸休息交易提供了方便.朝廷命官纷至沓来,各色人等招摇过市,货物交易十分频繁,烟花柳巷生意兴隆.短短百年,济宁就崛起成为33个大都会之一的经济文化重镇.有资料记载：“东鲁之大郡,水陆之要冲.南船北马,百货萃聚.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兵民杂处,商贾借居.”河水纵横,湖泊环绕,运河之上樯桅蔽日,两岸码头货积如山,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运河商业重镇呈现在世人面前.元代诗人赞曰：“日中商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当时的济宁路,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的21个路和7个直属州中,上缴国库商税额名列第四.
至今令济宁人引以为荣的是济宁为“运河之都”.济宁人耳熟能详的是,元明清三代督理运河河务的最高管理机构,除了有12年在清江浦外,一直设置在济宁.连接五大水系、绵延数千里的大运河线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正是修建在济宁附近.清代的资料显示,仅济宁城区,较大的店铺行栈就有400多家,零售和批发商达千余户,日营业额白银10万两.济宁城内有晋、陕、豫、皖、苏、浙、闽、赣、湘9个省的商人建立的会馆,呈现出“通衢要道,运河两岸,店铺林立”的繁盛景象. 济宁“居运道之中”,是“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之地”.元明清三代600多年漕运畅通,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完工以后,更是保证了济宁数百年持续繁荣.
从沿河到沿线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兵出广西,经略湖南、湖北,又顺长江东进,连克南京、镇江、扬州等城市,切断了大运河北上的漕运通道.这对清政府来说,打击颇为致命.时人记载,太平军占领运河要道后,京城一片慌乱,“部内部外官员送回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京城一空,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
清政府由此不得不改变了漕运政策,1853年,除江浙两省外,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解运京城或就地拨充军饷.江浙两省所征漕粮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天津,此后十余年,漕粮由河运变为了海运.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试图恢复河运,但困难重重.漕船毁朽、水手尽散,更重要的是,大运河严重淤塞,几近断航.这十余年,由于清政府忙于筹资募兵,对黄河、运河的治理便被置之脑后.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从阳谷的张秋镇穿运河东去,改道山东利津入海,黄水泛滥,运河阻滞.几年之后,运河很快被淤废,“河身淤狭,已为平地,实不及丈五之沟、渐车之水.”清政府试图在苏北地区恢复漕粮河运,但次年就宣告停运.自此之后,大运河便被废弃不用.
运河废弃后,山东沿线城市逐渐失去了其原有光彩.“百货山积”的临清,形势大不如昔,“繁庶无比”的德州“井里萧条,往来之车日无数辆.”
原本的漕运从业人员也大都宣告失业,很多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当时活跃在苏北、山东一代的幅军,许多成员便是水手.捻军战士也有不少是漕运水手,还有一些人,贩盐为生,“官捕则拒,所谓盐枭也.”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漕运体制不复存在,清政府对运河沿线地区的态度大为变化.河道不再疏浚,黄河不再治理,水患频频发生,数据显示,黄河改道前的二百一十二年中,共计洪灾三十八次,平均五、六年一次,而改道后的五十六年间,竟出现洪灾五十二次,几乎无年不灾.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的人则不得不沦为了流民.
当地的文化积淀、民风民俗,也在这频频的天灾人祸中发生了变异,微信公号大象公会一篇文章指出：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是行不通的.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该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
再之后,殖民城市、通商口岸出现,山东经济中心开始往沿海转移.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新的沿线城市开始崛起,另一种商业故事开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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