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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昌：五千年家谱的书写力量
“最早的中国”之问
早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就遇到一个难题：悠悠古史,从哪里写起？太史公不由感叹,“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三皇五帝肇始的古史传统面临动摇和坍塌.
江林昌的讲座瞬间把现场听众的思绪带回到4000多年前,“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然而关于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是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五千年’长期被学界质疑,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尽管这在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的？是不是确有五千年的历史？她有着哪些特点？……围绕这些“最早的中国”之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林昌曾参加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古文明探源预研究”,任工程学术秘书,专题负责人,工程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来自50余家科研单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员奔忙在40余处涉及文明探源的核心遗址,以田野考古为中心,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攻关,将实验室延伸至田野,不断复原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讲述日益丰满的起源故事,拂起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据了解,全国已有近百项考古发掘被纳入探源工程,研究区域也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渐扩展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一张关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年表逐渐浮出水面,中华文明初期的气象逐渐清晰：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是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进程开始时期,呈现“满天星斗”的态势.到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逐步进入古国文明时代,生产和经济技术进一步发展,区域文化整合明显,出现了都邑性聚落或都城.到距今4000年之后的夏商周时期,进入早期王朝文明时代.
这些丰硕成果也将出现在全国中小学生的教科书上.比如,针对原始农耕的讲授,教材先概述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时间、地域分布、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及世界地位,后列举浙江浦江上山、河南舞阳贾湖、内蒙古赤峰兴隆洼等原始农耕遗址,通过系统讲授原始农业的发展,明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稻、粟和黍等多种栽培植物的起源地.
江林昌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不是随便说的,而是通过考古实证,以大量事实与数据证明后,再被世界学者普遍认可.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态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延不断地发展,没有中断、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辞官治学”与“文艺复兴”
2016年初,江林昌同时辞去烟台大学副校长、烟台市政协副主席两个省管干部职位,回归学术,来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研究院,专心从事研究.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同时辞去两个省管干部职位多少有些可惜,但对江林昌来说,在学术研究上心无旁骛是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每天除了吃饭、休息,江林昌把十几个小时全部用在了研究和阅读上.
在烟台的20多年,江林昌的日程表通常是这样的：每天早上6：00,江林昌都会准时出现在烟台大学老图书馆五楼的办公室,徜徉书海经典.两小时后的8：15,他又必须走向烟大办公楼,参加校长办公会、处理行政事务.上午11：00,研究生在等着他上课,下午,身兼民盟主委、市人大副主任等数职的他又要面对各种会议、活动电话的纷至沓来……为此,江林昌只能见缝插针,开会前、候车候机厅、列车飞机上,都能看到江林昌看书的身影.每每阅读至凌晨,起身喘口气准备休息时,诺大的校园漆黑一片,江林昌总是很欣慰,农村出身的自己也许只是龟兔赛跑中的乌龟,而庆幸的是,他选择成为一只勤快的乌龟.
上世纪90年代,因为科研项目的需要,江林昌经常到北京出差.当时,从烟台到北京硬座50元,硬卧98元,来回车费都可以报销.已是大学教授的江林昌仍然选择坐硬座,将省下的48元钱用来买书.“那时候书便宜,一本书也就四五块钱,贵的能七八块,48块钱能买四五本呢！”多年下来,江林昌读过的书达几万册,且大都是民族经典,尤其是孔子、孟子的书,已经融入江林昌的血液里.
“读经典如同与圣人对话,和圣人思想碰撞会让人的精神得到极大满足.”在江林昌看来,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环境如何变迁,由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始终是全体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凝结的精神纽带.
学术上的自由之路并没有让他的视野禁锢在书斋里.“现实会提出问题,让你去思考,从而促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江林昌说,以前的学者常常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塔里做学问.看似学术做的很深,可是却很难体现出其价值.作为一名学者,理应关心社会问题,要有社会担当、民族担当.
2008年,江林昌赴俄罗斯某大学开展讲座.“那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原定一个小时的讲座延长到三个小时,还因为翻译等原因中断过,“我开始还担心语言沟通不畅,听众能否听得进去,就像中国的某些大学老师如果讲不好,学生就会在课堂上玩手机.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小姑娘、小伙子从头至尾在下面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我当时就想到了普京倡导的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
之后,江林昌开始进一步思考：怎样才能真正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融通？如何把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在他看来,齐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被公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的主流和发祥地也在山东.“因此,齐鲁文化走向世界,也就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江林昌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某位老教师的退休报告.“当时我还在上大学,那位老师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与他同时代的汤显祖在文学造诣等各方面都不逊色,但是除了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汤显祖.”江林昌表示,当时自己差点一时冲动去报考汤显祖相关的研究生专业,“后来才明白,中国缺少世界性的大师,是因为中华民族尚未真正走向世界,而这个过程中,文化自信应该是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艺复兴是世界历史中的特殊时刻,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
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之路的时代.讲座的结尾,江林昌引用了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
江林昌简介
江林昌,文献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现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两届烟台市人大副主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担任烟台大学副校长15年.曾参加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古文明探源预研究”,任工程学术秘书,专题负责人,工程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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