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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

杨莉红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1）

摘　要：翻译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受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影响的行为.文章试图借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展开对翻译研究的讨论.

关键词：权力话语；翻译；影响

目前,翻译研究呈现了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从原来只有语言学与文艺学的参与发展到有美学、历史、文化、哲学、甚至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学科参与的讨论.从参与者的队伍看也有着明显的学科融合,彼此介入的趋势,一方面是西方译学思想译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学科发展到系统综合时期后,各相关学科彼此交叉,互相关照,高度综合而形成的必然局面.但更主要的是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给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新启迪.

大体上说,我国翻译研究已走完了“原文文本中心论”阶段,其标志可以说是对“等效论”所展开的普遍批评.现在正在展开的是关于对话理论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段也已初露端倪,即把翻译研究引向大的文化视野中去,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阶段.如果用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术语来说是“权力话语理论”的研究时期.

一、权力话语理论

虽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很有意义,但是更能指导翻译理论研究、深刻揭示翻译研究本质和拓宽研究领域的理论应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正如西方有人评论的那样：“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 ……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

究竟什么是权力话语呢？

福柯虽然没有对“权力”下过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是指一切指控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也有思想宗教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他们是一种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中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变化的,它们左右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但人们有时身在其中并不觉察到它的存在.所以所谓的“真理”也并非是不变的,永恒的,同样也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话语”,福柯早就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科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利.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是具有特定的话语的.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缜密的网,它控制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以及组织规范或条例.文艺创作、文学翻译等这些活动绝不是一种私人的事务,不是文人雅士书斋里面的消遣或文字游戏,他们受着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从而成为一种人为操纵的产物,是一番以作者和译者为一方而以社会机制和时间为另一方的谈判后的产物.

二、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涉及到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艺术交流的,是诸多因素错综交织的一门学问.不仅仅是文本间的信息转换同时也是外部力量支配的话语活动,必然牵涉到双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翻译研究不是简单的词与词、句与句、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等值切换,他已发展成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福柯的理论告诉我们：语言之间不可能有完全透明的互译活动,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因为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文本会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读者对此也浑然不觉.作为译者在其译制的过程中不可能脱离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衡量也都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和权力话语的制约.由此可见,翻译离不开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也不可能摆脱权力话语的束缚和制约,换句话说,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的,它或多或少会受到话语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翻译活动而引进的新观念、新思想既能支持异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又能削弱或破坏译语文化中先行的权力结构及意识形态,从而确立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由此可见,翻译是一种操控行为.

三、影响翻译的权力话语因素

（一）社会历史

文化翻译的关键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译者的实践目的.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关系和权力结构,决定了知识从本源语言进入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摆到了帮助巩固和加强权力统治的位置,从事翻译的工作者只能遵从隶属国家权力机关的翻译机构的指示和监管,以致翻译明显地带着配合意识形态准则的痕迹.期间,由于个人权威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任何领域包括翻译界都无法进行对话,翻译工作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就更多了.直至八十年代以后,各个学术领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当然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同样获得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例如：外文局的英籍翻译家戴乃迭在五、六十年代主要翻译了一些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和解放区文学,并尽可能用直译的方式传递中国文化,对外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政治氛围逐渐宽松,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到达中国,戴乃迭适时选择张洁、新凤霞、王安忆、谌容等诸多女性作家作品来翻译.她亲自为张洁《沉重的翅膀》英译本作序,序言中,戴乃迭并未给经济改革问题添加笔墨,却强调了人物关系尤其是女主人公的婚姻和生活.可以说这些都是社会权力话语制约翻译的有力佐证.

（二）文化道德

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思维、气质、社会价值、行为规范、文化意象和语言习俗.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里.它们慢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就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的沟通.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译文难免不出败笔,或一味硬译死译,或牵强附会,词不达意.周秀凤、张启荣具体分析了列宁著作中许多典故的翻译,提出：“在翻译外国典故时,是大可不必换上中国牌号,改装成‘国货’的.否则,把‘朱庇特’译‘玉皇大帝’,把‘农夫和蛇’改写成‘东郭先生和狼’岂不帮了倒忙！翻译时尽可能地将原文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愫、本土掌故等诸要素全部移植到译文中,从而保留原作的精髓.失去了原作所包含的文化道德赋予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原作的精髓和文化多元性.戴乃迭在翻译《边城》时就用了直译的方式充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道教中的丧葬礼仪.原文是“住在城中的老道士,还带了许多法宝,一件旧麻布道袍,并提了一只大公鸡,来尽义务办理念经起水招魂绕棺诸事,也从笩上渡过来了.”

戴乃迭译：The old Taoist from town has brought his stock-in-trade,an old linen gown and a large rooster with which to carry out the due rites by the coffin,chanting masses and calling back the dead man’s spirit.

译文读者乍看到有异于本族文化的东西难免会觉得别扭、费解.可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掌握了异质文明因此,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虑,译者没有剥夺读者了解原语文化的权力.

（三）意识形态

翻译派学者Andre Lefevere 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例如：意大利作家Giovanni Guareschi 的英译作品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风靡欧美各国.Guareschi的英译小说在欧美备受青睐,究其根源,与他反共产主义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最畅销的“Don Camillo”系列丛书主要描述了意大利北部某个村庄上的一位名叫Don Camillo的牧师与信仰共产主义的市长Peppone 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场妙趣横生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因为Guareschi的书翻译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世界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加之美军在朝鲜半岛因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援朝行动而连连失利,全美境内的“恐共”“反共”情绪不断升级.“Don Camillo”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对于当时的美国以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足以说明权力话语影响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四、权力话语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翻译批评、翻译史、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首先,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使翻译研究更为全面、辩证和客观.其次,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翻译批评的标准应是：知识的客观性、解释的合理性、文本的定向限制性和译作的目的功能性.这种批评才能揭示译作的效应史和文化建构意义.再次,能够揭示翻译实践中一些特殊现象：译者选择特定的原作、特定的翻译策略（如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节译或全译）、译作的社会影响力,都受到译入语社会和译者个人的权力话语的操控.最后,翻译活动和译者在跨文化交流和文化建构中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译者并没有任意改造原作的特权,必须受到外部和内部制约.然而,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一切翻译问题.权力话语理论更多使用于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不适于纯粹的信息转换的科技翻译.

福柯是当今世界前沿思想家,他的理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极具影响力.我们应深入研究他的理论,取其长处,避其短处,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开辟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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