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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风雨也无晴：《读书无禁区》与以后
《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 “记得 《读书》 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 《读书》 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 《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 《读书》 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至今仍然这么看.
《读书》 杂志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时,我还没去 《读书》 杂志,并没有经手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动,却是我感同身受的.这篇名文一直为人称道.所为者何？原因很简单.这里首先分析批判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禁书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书,确是“史无前例”,今天的年轻读者绝难索解.三十多年后,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这篇名文的冲动.
请先读这篇名文中对“”禁书政策的揭发：
在林彪和“”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像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统统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 “”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对多少书实行了“”呢？《读书无禁区》 的作者写道：
在“”对文化实行“全面”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了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 《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的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 “”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 （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中国的出版社原就不多,“”前只有八十七家,职工约一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经撤销、归并,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职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级的所谓“皇牌”出版社五家 （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注意：三联书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当时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职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 （其中编辑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职工一千五百四十人 （以上据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六册,六十二页）.
读书人见不到书,怎么办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忆他的青年时光说：
记得我兴匆匆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书店时,那景象真让我吃了一惊.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剩下几种书了.我站在那里,只觉得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作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几乎是当着售货员的面,我从书架上拿了两本 《斯大林选集》 就往外跑.
这以后我索性退了学,躲在家里读书.自己拟了个计划,系统地读.想读书,书好像就不是问题,我总是有办法找到我想读的一些禁书.后来则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去偷书.一家一家地偷下来,我们几个人的藏书种类 （限于人文类） 就超过许多家图书馆了…
偷书的好处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 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读多少,我们一伙就已锒铛入狱,那些书自然是被尽数没收.不过我们被捕的案由却不是偷书,而是“反革命”.那时候赶上“”有文件要求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于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被捏成一个个不知其名的“集团”,有些地方则索性命名为“读书会”.我们几个人被定为在贵阳“破获”的“集团”（据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的“学生支部”成员,我们的“地下书库”简直就是天赐的“铁证”.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狱时,离本文篇首所说的排队买书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排队买书之后紧接着是 《读书》 杂志复刊,头条文章的标题是 《读书无禁区》.从那时起我开始与“饥荒”告别,渐渐地却发现,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让我相见恨晚.（《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读书无禁区》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一阵子,有人还认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认为,文中在“”后未加“主席”两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
范用说：“《读书无禁区》 原来的标题是 《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我把篇名改成了 《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此前,他有数年时间专门给买书.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先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 ‘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以后,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做公开讨论.《读书》 的实际负责人倪子明以“子起”笔名写了赞同的文章.尤其是,当年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用笔名“范玉民”,发表了一篇 《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过去“图书馆”三个字有一种简写,就是把书字放在一个大“口”字里.“范玉民”从这个字出发,建议图书馆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读者开放.这表面上是讨论文字,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书店不准卖这书那书,连图书馆的许多书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读书》 又发了一篇重要文章： 《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作者于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就是空的.”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干部之手,上面也无可奈何,但对 《读书》 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 《读书》 创刊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执笔写了一篇 《两周年告读者》,重申办刊宗旨,文中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 “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我调到 《读书》 杂志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作检查.我代表编辑部写过一些书面检查.后来,出版总署通知我去出席一个各出版社领导人的会议,事先通知我要在会上作沉痛的深刻的检查.我花不少时间准备了稿子.到了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安排我上场.最后散会,我一言未发.以后也不再提这事.那次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近年多读此公言论,有点觉得他那时实际上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未知然否.
《哪壶水不开提哪壶》 和 《跪着造反》
《读书无禁区》 事件后,纠纷还是不断.不久, 《读书》 上又有文章批评海关对进口书刊检查太严,例如有人带了有裸体画插图的图书进关时要被没收.海外文化人士如韩素音对这很反感.这一来惹得海关大怒.他们要求著文答复,文中强调他们是执行的方针.这一来,弄得我们有点无可奈何.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发了一篇 《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作者是李以洪,一位女作家.文中主张人性解放,说“三十年来,我们曾经把尊敬,热爱,信任和崇仰无限制地奉献给神,现在是偿还给人的时候了”,“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曾经成了禁区.但是神封的大门一旦被实践推开,巨大的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丰富的精神蕴藏就会在实践中焕发光彩.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所有社会实践的领域都将迸发着摧枯拉朽、振聋发聩的声响和火光,以此欢庆历史新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人的重新发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重新发现”,文章最后提出：“神的太阳落下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文章写得真精彩,我们编辑部全都拍案叫绝,但我们都担心能不能发,并请示了陈翰伯、陈原两位老先生,陈原读后立即回话：一字不改,全文刊登.不久就有一位老作家马上写了一篇反驳文章 《狗的月亮已经升起》.后来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争论,其实背后是周扬、胡乔木对“人性论”的争论.
还有一类纠纷属于另一种性质.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发表了老作家李荒芜的一些旧体诗,总题是 《有赠》,最后一首是 《赠自己》.李先生是外文局系统的老前辈,冯亦代的老朋友.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内部刊物 《未定稿》 上发表了朱元石的批评文章.元石认为这些诗作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加以猛烈的抨击.他同人民出版社当时的党委书记 （我那时的最高领导）相熟,又把文章寄他,请他转《读书》 发表.书记当即批示我照办.
李荒芜的原诗说：“羞赋 《凌云》 与 《子虚》,闲来安步胜华车.三生有幸能耽酒,一着骄人不读书.醉里欣看天远大,世间难得老空疏.可怜晁盖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元石说作者“不过是拈封建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的笔触,来刺中国人民生活着的社会主义‘现实’罢了”.这显然荒唐,但是元石有“来头”,怎么办？
经过了解,李荒芜是当年的“”,曾在黑龙江原始森林里伐木为生,进行劳动改造.他对此自然不满.于是那些老左派一直盯住他的言论不放,要在鸡蛋里挑骨头.
幸好,我背后还有更高的领导—— 陈翰伯,经他和陈原等同意,不予发表.陈原当时有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 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元石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尽管如此,后来听说,李荒芜这位老人以后多年处于无无兴趣的境地,临终遗言是“但求安静”四字.这想必同改革开放以后左派仍然对他穷追猛打有关.我们虽然没有加入穷追猛打,但是过于洁身自好,也不全对.）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我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
怎么办？
在这关口上,范用有一次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们三联书店的头头邹韬奋,他办的刊物有一次得罪了日本人,日本人找,蒋把我们的刊物封了.这就是所谓的“《生活》 事件”.但是因这一来,三联书店刊物的名声更大了.因此,我们要敢于讲话,不怕封.
我听了大为惊讶.他的这种态度我如何学习和实行？我私下里跟陈原谈了这事.陈原很担忧,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认为现在历史条件改变了,掌握政权了,不能那么做了.但是他认为时下不合理的事确实不少,我们的杂志要说话.如何说话,可以研究,但不必采取国统区的办法.这话对我深有启发.
也在这时,上面也有人说话了.上级机关批评我们的用语是：你们现在“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为你们专爱做上面不让做的事.
这倒也对.的确,我们编辑部里面有几位是热衷于此道的.我那时算是实际负责人,他们惹出麻烦,一切都在我身上.杂志一出事,上面和单位,都来找我.我该如何是好？范用屡次说,有事他担当.但是,上面开会,他从不出席.他只对我说,“让他们来找我,我才不找他们呢！我做出版的时候,他们在哪里？”
在这万般无奈之际,我想起了六十年代“反修”时,我们常常引用的一个故事.列宁批判考茨基的时候,指出考茨基之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跪着‘造反’”.我们后来反修,多次例举这一故实.我觉得,我们在领导下批评种种不合理之事,大可借用这说法,以此行事.因为它可以解释为“小骂大帮忙”,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的领导并拥护社会主义的.
以后,我就以此作为我行事的准则,并不断宣扬.这是我不敢被“封门”的懦弱表现.我大概这辈子也学不到韬奋先生,包括范用了.我在三联书店系统的几十年里,范用不断骂我“没出息”,以致一再绝交.以此开端,良有以也.
厚积薄发,行而有义
“跪着造反”这一总方针之下,《读书》 对文章的具体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从陈原开始,《读书》 杂志就主张文章要写得有文采,“不文不发”.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比如,老革命何方的稿子被我退掉过两次.有一次何方写了一篇 《记氓同志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的文章,谈李老的古典诗词.氓是中国里面最有文采的人之一,但是何方的文章却写得像社论,大家觉得实在没办法用.结果何方后来到处告我的状.又如王亚南先生的学生孙越生先生,所写关于官僚主义的文章分析很深刻,但乏文采,我记得也压下未发或少发.近年读一些思想先驱者的文章,对他的观点评价颇高.
在那时候,文章要能做到这八个字的,只能找文坛老人.那时完全想不到,在八十年代,找老一代名家组稿有多容易.因为那些老人受困多年,大都还挨过整,现在一旦解放,是多么想写些东西,一抒胸怀.可以说,《读书》 杂志当年之所以成功,大都得力于他们.
我首先要提到吕叔湘老先生.我同他老人家结识后,他知道我从学徒时期开始,就不断自习他的著译.从 《中国人学英文》 开始,到读他译的《伊坦弗洛美》,一直到在做校对员时自学 《语法修辞讲话》 而出人头地.他很乐意指导我编刊物,几乎每月读过 《读书》 后就写一封信给我,提出意见.他的不少意见,具有方针性,不只是就文论文.如他说：
编 《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当珠子；二、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
他还为 《读书》 总结了风格：
什么是 《读书》 的风格？正面说不好,可以从反面说,就是“不庸俗”……可是这“不庸俗”要自然形成,不可立志“不庸俗”.那样就会“矜持”,就会刻意求工、求高、求深,就会流于晦涩,让人看不懂.
当然,他自己也为 《读书》 写了许多耐读的好文章.
还有金克木先生.我们去找这位老先生之前,编辑部内的老人就同我们打招呼,说这位老教授特别不好对付,脾气特大.等我们一接触,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同金老特别容易亲近.我想这可能因为过去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老知识分子看到的编辑不免要有几分警惕.现在不一样了.我同他谈话,总是无法结束.他送行时,同你握手言别,然后手握门把,还要谈三五分钟.一次赵丽雅找他写一篇稿,他一口气写了五篇,统统请赵处理.金老的文章特别受读者欢迎.正如陈平原教授后来所说,“像他那样保持童心,无所顾忌,探索不已的”,“难以寻觅”,“以老顽童的心态和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 包括难以逾越的学科边界,实在是妙不可言.”
还可以举一位舒芜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认识舒先生,和舒先生在一栋楼里办公.不过那个时候,舒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一般在楼东办公,而我在楼西,很少见面,也没有什么接触.尤其,政治上他是“胡风分子”,我们看到他都要躲着走.但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开始认识到,舒先生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见解的学者.舒芜先生给 《读书》 杂志写的文章之多,大概为众老者之首.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有许多不错的见解,比如,他对周作人等当时的一批老学者都有很多看法,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许多启发.老先生受了五四的影响,特别关注女性问题,往往有过人的见识.
还如张中行先生.刚开始时,听说他就是 《青春之歌》 中的余永泽,要不要去找他,很犹豫.后来一生二熟,发现这老头真能写.那时主要由赵丽雅同他联系,他们很快成为了知己.张老为 《读书》 越写越多.在他只是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值得一提的是,张中行先生对赵丽雅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写了一篇名为《赵丽雅》 的专文,居然说：“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实为我毕生所仅见.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一位奇人—— 劳祖德 （谷林）.我早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他.那时他是出版总署财务处的官员,财务专家.宁波人,满口乡音不改,所以我非常愿意听他说话.料不到,到改革开放年际,这位先生写作之勤快,作品之耐读,完全出乎我辈意外.在我主持 《读书》 期间,他写文不下百篇.这样深藏不露的学问家,多年由赵丽雅联系.他们都有“深藏不露”的特点,所以特别谈得来.
老人中应当还有顾准,尽管 《读书》 创刊时他已作古.范用最早欣赏顾准,我由他才知道,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先生原来是“老三联”出身的,现在上海.我很快同他取得了联系,得到一篇稿件,立即发表.可以说,《读书》 是国内最早发表顾准文章的.可惜的是,后来得到一篇是谈思想的文章,我不敢发,怕挨批.以后贵州出书,此文已收入,说明我太胆小了.怨不得范用对我的胆小恨之入骨.
我们很荣幸地能请到一些老革命家为我们写稿.例如夏公 （夏衍） 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给《读书》 写了篇 《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话》,有很大影响.于光远老先生也经常来稿.这些,大都由范用亲自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办,我很少插手.
上面经常批评 《读书》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力.这是我们的一大难事.我们不反对谈这些,只是找不到好文章.后来,我想到了龚育之.他过去在科学处工作时我们有接触,我发觉他有文墨气,不像官员,办 《读书》 后,还常往还.现在我带这难题向他讨教,他说,这好办,我来开一个专栏.不久,这个名为“大书小识”的专栏就开场了,他用了一个笔名“郁之”,文章写得不俗,又符合大方向,快何如之！
还有一位专家用很特别的方式关心我们,这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沈自敏先生.他老先生没事就来编辑部同我们聊天,说的都是“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位老学者对学术界、对 《读书》 文章的看法,使我们十分得益.
老一辈的大家,还能列出不少,如：许国璋、王佐良、王宗炎、陈乐民、徐梵澄、何为、柯灵,等等,这里不多说了.至于老一辈以下,大多是当年刚露头角的留学生,留待别处去说吧.这里还想表一下的,是我个人联系老学者时的几个败笔.
首先是钱锺书.这位老人家一直是由董秀玉联系的.她去香港工作,我头脑发热,很想趁机同这位老人家有些接触.我是 《围城》 迷,五十年代喜欢得发疯,连当时自己所译的书,署名一概是“魏城”.在钱府同钱老晤谈几次,都很高兴.后来,三联书店要出版一套学术丛书,想请钱老署名编委.我很愿意去当说客,欣然而往.钱老也欣然同意,杨绛在旁,也没发表意见.不料,几天后又去钱府,杨绛对我说： “外面传钱锺书要列名三联书店某某丛书编委,这是谣传,没有这事.我想这是栾贵明搞的,你们别去听他.”我一听大惊.那不是我同你们两位老人家前几天当面议定之事？本想辩解,转而一想,其事必有缘故,还是作罢为好,于是唯唯而退.回社后将已排的顾问名单一概撤销,从此绝迹钱府.
还有一件事是同季羡林老先生有关的.学界传闻,季老同金克木老先生不和,我们既同金老莫逆,也就不去多找季老.但在某日,我本人忽然接到季老一个电话,说你们刊物上尽发文表扬出版总署官员宋木文当编委的丛书,贬低我们编的一套关于四库全书的书,太不公平.你们编刊物,只听官员意见,逢迎拍马,太不像话,我要写信.我听后惑然不解,只能表示,研究研究.以后收到来稿,方知他是批评丁聪、陈四益两位的诗配画中的论述.这个专栏谈什么书,同何涉？陈先生也绝不会同官员有关,而官员宋木文也绝不是喜欢别人逢迎的人.再一打听,方知季老这一动作同某书某书的商业利益有关,季先生是明显给人利用了.如何办？横下一心,把季文原样发表.以后由陈四益先生为文反批评,很是热闹了一场.我由是知道季老为事的特点了.
（选自《也无风雨也无晴》/沈昌文 著/海豚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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