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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的精神困境与其成因

〔摘 要〕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功成身退,是李白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然而李白一生都在追求不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陷入了难以超拔的精神困境.李白的精神困境的形成是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他的诗人气质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知识分子应从李白这一类型文人的人生悲剧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李白精神困境儒家思想诗人气质

李白的诗中有许多写愁的名句,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如许愁情昭示着李白难以超拔的精神困境,那么,李白的精神困境的实质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李白其人其文研究中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以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强调.本文欲就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大鹏一日同风起”——李白的人生追求

李白的诗文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大鹏”形象.其《古风》组诗之三十三写道:“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燀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①其《上李邕》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这些作品中的“大鹏”形象,皆源自《庄子·逍遥游》,但其旨意却与《庄子》大不相同,李白极力渲染大鹏“摩天飞”“直上九万里”的宏大气势和魄力,借以表现自己渴望青云直上、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李白曾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作过具体的描述:“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海,不足为难矣.”从李白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最大的人生追求不是做像他在《赠孟浩然》诗中所描绘的“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隐士,也不是餐紫霞,荫青松,乘鸾鹤,驾虬龙的神仙中人,更不是“润色鸿业”的御用文人,总之不是追求个体生命的自足,而是发挥自己的才智和能力,作管仲、晏子、诸葛亮那样的辅弼大臣,为社稷谋,为苍生谋,为君王谋,建立“兼济天下”之大功业,然后象范蠡、张良那样功成不居、悄然隐退.李白的人生理想、人生设计可谓大矣,奇矣,壮矣,称之为“鸿鹄之志”“大鹏之志”实不为过.众所周知,李白的思想是儒家、道家、纵横家以及侠义思想的复杂组合,李白的人格散发着天真、自信、傲岸等多姿多彩的迷人魅力,李白的诗歌有讴歌理想、宣泄悲愤、抨击时弊、吟咏自然、向往隐逸的复调歌唱,李白的人生有天子召见和浔阳入狱的传奇式起伏,这一切如果提纲挈领的话,那就是李白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功成身退.下面我们结合李白的生平经历和各个时期的诗文创作来对其人生追求及精神困境加以分析,我们可以把李白的人生经历分为“大鹏垂翅”“大鹏展翅”“大鹏折翅”“大鹏又起”四个阶段.

(一)大鹏垂翅:读书、漫游、干谒

武则天长安元年(701),李白出生在碎叶城(现中亚细亚境内),五岁时随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25岁以前,李白的主要活动是在家乡蜀中读书,他读的书很多,所学也很杂.李白说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还师从赵蕤学纵横术,蜀中浓郁的道教氛围和任侠风气对李白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可见青少年时期的蜀中读书生活是李白人生经历中非常关键的时期,他思想的复杂性,他的卓异特出的人格和行为方式,他的大而壮的人生追求,他的文学禀赋和才华都是这一时期形成和奠定的.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李白走出蜀地,他东游洞庭、登庐山,至金陵、扬州,往游越中,然后西游云梦,经襄阳,作客汝海,不久在湖北安陆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安陆定居下来.后又从安陆出发,历江夏、襄阳、洛阳,北上太原,南下随州,又回到洛阳.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前后,李白入长安求仕,失败后离开长安,再次漫游,从梁、宋而洛阳、襄阳,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②.李白的漫游,固然有行万里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目的和功效,但其主要意图还是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这一点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得很明确:“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然而结果是处处失望,因此李白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无限辛酸地说:“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恓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曾傲岸地宣称:“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但作为一介布衣,要想得到赏识和荐用,他却不得不屈己干人.在开元十三年(725)李白走出蜀中到天宝元年(742)他奉诏入京的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李白不得不向安州裴长史、李长史及韩朝宗、李邕等人上书、上诗,摧眉折腰地称扬对方“明夺秋月,和均韶风,扫尘词场,振发文雅.陆机作太康之杰士,未可比肩;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上安州李长史书》),“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与韩荆州书》),宣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南宋洪迈对此感慨不已:“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③确实,以李白之个性,处处干谒求人,其中之辛酸、屈辱、无奈可想而知.

(二)大鹏展翅:奉诏入京,供奉翰林

天宝元年(742),李白渴望已久的“风云际会”终于来临,他奉唐玄宗之诏来到长安,供奉翰林.当李白离家欲行之际,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以为,他扶摇直上、青云展翅的机会来了.唐玄宗给了李白难得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对此感激涕零,他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中说:“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侍驾的风光让李白对“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的辛酸与屈辱获得了极大的心理补偿,他得意地说:“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李白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地位只不过是个文学侍从,李白也没有想到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治生命是如此短暂.

(三)大鹏折翅:赐金放还

天宝三载(744),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理由是“非廊庙器”.这打击太突然,太沉重了,李白的内心变得茫然失措,充满了挫折感.在离京时所写的《行路难》中,李白说道:“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不禁连声感叹:“行路难,行路难”.但李白对未来,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相信自己会象姜尚、伊尹两位大贤一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终久会建立一番让人瞩目的功业.之后,李白和杜甫、高适同游梁、宋.再后,他寄家东鲁,又开始了近十年的南北漫游.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李白时而激愤高呼:“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馋毁”(《鞠歌行》),时而又一腔慷慨豪情:“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兔何足言?”(《留别于十一逖裴十三游塞垣》)随着时光的流逝,李白的作品中越来越强烈地流露出人生短暂的紧迫感和焦灼感,李白的心情常常陷入愤激、郁闷和烦乱不堪之中,不得不借酒浇愁,例如天宝十一载(751)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还有约作于天宝十二载(752)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幻想的一次次破灭,甚至使李白产生了“明朝散发弄扁舟”的避世隐居的想法,但也仅仅是一时的牢骚罢了,李白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功业的追求的.

(四)大鹏再起:入永王幕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避乱庐山,永王李璘奉玄宗制置诏,出兵东南,经九江,邀请李白入幕,李白慨然应允.李白把加入永王军队看成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又一次难得的机遇,其临行之际,作《别内赴征》三首,其二曰:“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对前景充满信心和期望.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李白一再表达靖乱建功的豪迈感情,如“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宴赠幕府诸侍御》),如“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之十一).然而李白却毫不知情地卷入了唐肃宗李亨和永王李璘同室操戈的帝位之争中,并因反叛罪蒙冤入狱,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流寓当涂县令李阳冰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在经历九死一生的命运波折之后,依然不改初衷,上元二年(761),已届花甲之年的诗人闻知李光弼出征东南,又想从军报国,无奈半道病还.上元三年(762),李白卒于当涂,年62岁.李白在《临终歌》中叹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李白的“大鹏之志”最终没能实现.

二、李白的精神困境及其原因

以上我们对李白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做了粗略的勾勒,我们看到,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功成身退,是李白一生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李白的读书、漫游、干谒、供奉翰林、从军入幕皆为此而来,李白的自信自负、得意狂喜、苦闷忧愤、焦虑烦扰皆由此而起.李白的一生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李白的心灵平静安宁的时候少,动荡不宁的时候多,李白满怀希望而来,带着遗憾而去.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陷入了一个难以超拔的精神困境.那么,李白的精神困境是怎样形成的呢?李白又为什么走不出这样的精神困境呢?如果我们对李白的人生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做一点较深入的剖析,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白的精神困境的形成是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他的诗人气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就其人生理想的指向而言,李白追求的是孟子倡导的“兼善天下”“泽加于民”.张安祖先生在分析孟子所说的“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关系时说:“孟子所说的‘达则兼善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根本不存在互相排斥的问题,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一对矛盾,在讲‘兼善’的时候并非不讲‘独善’,讲‘独善’的时候也并没有放弃‘兼善’之志.它们只是同一政治品德原则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的不同体现,是完全统一于政治理想或‘道’的.用今天的语言来概括这一原则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人们无论在政治形势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④以此来衡量李白的一生,可以说,李白正是“无论在政治形势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的典型.李白曾说自己“十五好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白也曾经两次接受道箓,他的诗中有大量的游仙诗,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白放弃了自己的“兼济之志”,转而寻求个体生命的永生,李白斩钉截铁地说:“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宋人葛立方这样分析李白的游仙诗:“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挹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信其说耶?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⑤事实上,李白的游仙不是相信神仙长生之说,而是因为现实的不理想而表达对理想生活境界的向往,是寻找精神的避难所.但这样的精神慰藉是暂时的,同理,虽然李白曾为“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文学事业自豪不已,曾对“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饮酒之乐沉醉不已,曾对“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山水之趣留恋不已,但诗、酒、佛道、山水并不能使李白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因为虽然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但在李白这里,是不得志也要上下求索,寻求“泽加于民”的机会.

其次,就其人生理想的动力而言,李白把它看成“事君之道”“荣亲之义”.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追求“死而不朽”,立德、立功使声名传于后世.班固《答宾戏》云:“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章.是以圣哲之治,栖栖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⑥曹植《求自试表》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⑦在李白看来,“申管晏之谈”以辅佐君主,为君主建言献策,从而“兼善天下”“泽加于民”,是为臣为子者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因此,他反复表白:“待吾尽节报明主”(《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首》),“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从军行》)综合李白人生理想的指向和动力来看,李白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进行不懈努力的精神支撑,是正统意识形态的群体社会价值观,而非追求主体精神永存的个体生命价值观.

第三,就李白给自己的人生定位而言,是“愿为辅弼”.

李白青少年时期读过很多书,也学过纵横术,因此李白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信,对自己期许很高.他说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他说:“如逢渭水猎,犹为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总之,李白认为自己是姜尚、管仲、晏婴、诸葛亮、谢安这样的大贤大才,他也要像他们一样做君主的辅弼大臣,做“帝王师”,有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国家的清平安定便是轻而易举之事,平定安史叛乱也很容易,“谈笑”之间、“琼宴”之上便可完成.结合李白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待诏翰林和入永王幕的两次接近政治、参与政治的经历来看,李白对自己的认识是不清醒的,李白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不准确的.待诏翰林时除留下几首侍驾的诗以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为,因此他被“赐金放还”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唐玄宗所说的“非廊庙器”,而不是被人谗毁.固然李白有可能被人谗毁,但李白被人谗毁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处事的方式遭人忌恨,与屈原的能而被谗有根本的不同.关于李白入永王幕的人生选择,宋人蔡启做了这样的分析:“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⑧蔡氏认为李白之志甚大,但以其“才高意广”的诗人气质,则难于“知人料事”,以至于不能对政治形势“察于未萌”,所以其不能成功,“若其志,亦可哀矣”,只能让后人感慨惋惜.李璘兵败以后,李白曾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代御史中丞宋若思向唐肃宗上表,建议迁都金陵.关于李白的这一行为,范文澜先生说:“他因为政治上缺乏识见,只看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以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这黑暗的一面,却看不到另一有利的一面.他的议论和李泌对唐肃宗的话正相反.李泌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蕃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李泌的估计,比李白正确得多,二人同样是山人,同样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为乱世功臣进退自如的奇士,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⑥

第四,就李白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而言,李白幻想的是君臣的“风云际会”.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⑨正因为李白对自己的期许甚高,所以李白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和方式与唐代其他文人不同,他不愿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他幻想的是君臣的“风云际会”.其《梁甫吟》云“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其《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云:“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希望自己也能像姜尚、诸葛亮那样受到君主的赏识和礼遇.而且李白以“帝王师”自期,他幻想的臣与君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说“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他希望能像郦食其那样长揖不拜,从而在君王面前保持自己的气节与尊严.有了这样的思想,李白在待诏翰林期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君臣之间尚且如此,对那些“借颜色”的“王公大人”“来相趋”的“金章紫绶”更不会放在眼里.前文我们提到李白在未遇之前,曾向裴长史、李长史、韩朝宗等人干谒,一方面不得不称扬赞美对方,另一方面李白却也不肯完全放下自己的架子,甚至以带点威胁的口吻对裴长史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傲岸固然傲岸,但也太诗人气了,以这样的方式为人处事,怎能得到别人的赏识和荐用,怎能不招人忌恨和谗毁?怎能不被“赐金放还”呢?过去在谈到李白二入长安受挫时,大都归因于唐玄宗晚年的昏庸和朝中权贵的谗毁,其实李白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李白为人处事的方式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思想决定选择,性格关乎命运,康怀远先生指出“李白就其思想而言基本上属于儒家”“当然不可否认纵横家、游侠特别是道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但较之儒家还不是主要的.”⑩也就是说,是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和开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成就了李白思想的复杂性和他强烈的诗人气质,是儒家“兼善天下”“泽加于民”的入世精神和群体价值观影响了李白人生道路的选择.然而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言,李白“只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见识和才能的政治家.”⑨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以诗人之见识、才情,却热衷于政治上的建树,两者的悖谬导致了李白的政治困境和精神困境,导致了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悲剧人生.无独有偶,三国时期的曹植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由于他狂放不羁的诗人气质,曾“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又曾“醉不能受命”,因此在和曹丕争太子位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曹丕即位及曹叡执政期间,却又不顾自己处境的艰危,屡屡上表求用,执着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最终郁郁而死.应该说,李白和曹植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类型,在他们的精神建构中,儒家思想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强烈的功业意识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尤其鼓舞人心,然而,他们身上的诗人气质又成为他们实现政治抱负的障碍和阻力,从而使他们在追求不得的痛苦中苦苦挣扎.那么,李白、曹植这一类型文人的人生悲剧给现代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各有自己的才情和禀赋,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现实社会,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而不可好高骛远,只要能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便不虚此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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