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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和激荡谱系修辞在安仁双年展中的互文性与其他
蓝庆伟
自10月28日开幕以来,每逢周三早晨,安仁双年展的展厅门口都会聚集大量等待观展的观众,利用安仁双年展的周三免票日前来参观.迄今开幕一月有余,关于安仁双年展的关注与讨论还在持续进行中.
首届安仁双年展也采取了大多数双年展惯用的“总策展人+分策展人”工作机制,主展分为四个板块（依照现场参观顺序排列）：“谱系修辞”、“十字街头”、“四川故事”和“回不去的未来”.这样的板块区分现场有着明确的展厅区隔,每个板块占据不同的“车间”场地.但如果严格按照“车间”来排列,四个板块的顺序应该是“谱系修辞”、“十字街头”、“四川故事”、“谱系修辞”、“回不去的未来”——“谱系修辞”是唯一占用两座“车间”的板块,这一细节显然是大多数网上的“参观攻略”中没有提到的；因此许多观众把位于4号厂房的“谱系修辞”第二部分错认为“回不去的未来”板块——后者事实上在这一车间的隔壁.在误会之外,这样的展陈方式也引起了更多参观者的好奇和追问.
“总策展人+分策展人”的工作机制,再加上四大板块的主题分割,很容易将观众引入“该双年展恰好有四个展区”的惯性误区.这样的认识误区在最大层面上否认了总策展人在展览中的学术作用,过分夸大了分策展人在策展中的学术权力,同时将展览的整体性进行消解,将“总策展人+分策展人”这一策展组的工作方式简单地定义为策展分解.这样的理解所造成的最大损失是没有将安仁双年展视为一个整体展览,如果我们过多地将板块主题割裂和放大,也必将忽略对本届安仁双年展“今日之往昔”主题的感受.
“谱系修辞”在安仁双年展中的互文性提示
近几年,在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展呈现方面,“一中一西”两位艺术家的“双人展”、“对话展”不断增多,这种展览形式当然已不新鲜,但其中的观看意义仍不容忽略.以“记忆成为早晨：吉迪恩·鲁宾对话舒群”展览（2016年9月,成都当代美术馆）为例,展览让两位有着不同经历、不同艺术风格的艺术家通过作品所展开的对话有了最大的可能性.策展人郭小晖的异国居留背景让她有着对中国与欧洲当代艺术的双重理解优势,这也是两位艺术家作品对话最终得以呈现的现实依据.“人物”是这次展览整体关注的视觉主题,吉迪恩·鲁宾的人物作品刻画了众多不同的姿势与各类人物,但所有的面孔都是缺席的——因此我们只将其称为“人物”作品而非肖像——这种缺席像一面镜子,让观者能够毫无阻碍地代入意识中的具象面孔.而对熟悉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观众来说,舒群这个名字与他30年前的代表作同样令人记忆深刻,这个名字已经糅合在“八五美术新潮”、“北方群体”、“理性绘画”等镌入艺术史的关键词中.此次舒群的参展作品是“工农兵”与“红色经典”系列,用黑白来表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中国人物形象,面孔是具体的,而空间和语境被剥离,只留下单纯的一张张脸,这是另一种缺席.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本身在此完成了它们的互补与对话,吉迪恩·鲁宾作品的面孔缺席,似乎为舒群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提供了镜子.两者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关于历史、时间、记忆、个体的辩论场,而这个辩论场同时也出现在了首届安仁双年展之中.
虽然在表达形式上没有一中一西两位艺术家的对比展那么直观,但“谱系修辞”在安仁双年展中也运用了此类展览互文性的提示,这样的互文性发生在“谱系修辞”与其他分板块间.参观本届安仁双年展的观众必然首先进入“谱系修辞”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基本上由国内艺术家组成,并且在展陈上呈现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顺序脉络.这一结构意图构建一个基本的中国当代艺术背景,力求让观众带着这一中国语境的视觉印象进入到“十字街头”和“四川故事”这两个大多由西方艺术家作品构成的板块,之后,观众再次进入“谱系修辞”的第二板块——再次审视及对未来的期待,最后走出这个板块,走入由更多年轻艺术家构成的“回不去的未来”.而对于熟悉西方艺术状况的观众来说,“十字街头”、“四川故事”又成了“谱系修辞”的互文基础,这样连续两次的互文性关系,试图达到的效果在“谱系修辞”板块早早发布的“板块概述”中有着明确的表述：“以安仁古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遭遇为背景,以艺术的角度和方式,再次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轨迹,探讨当下艺术的历史成因,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推测.这里,以不同个体的体悟为端点形成的文化谱系,以及艺术家特有的工作方法和美学特征,是展览的重心所在”.这样符合展览宣传的主题浓缩阐释虽然利于展览的需要,却容易让人忽略刊登于画册的“谱系修辞”的完整阐释,也带来了误解.
将中国当代艺术样貌作一次基本性的梳理看似多余,但在国内的双年展中却不常见,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这种看似多此一举的呈现方式,而更习惯于开门见山式的西方艺术呈现,或是糅杂了中国艺术家的西方艺术呈现——似乎只有西方才契合大多数观众内心对双年展的想象.以至于当他们进入安仁双年展的第一处展厅时,会疑问：“这个双年展只有中国艺术家,这怎么行？”“谱系修辞”在整个安仁双年展中所起的基础性、语境性、互文性作用往往被固定思维的观众忽略了.但双年展面对的不仅仅是熟悉艺术史、熟悉双年展的业内人士,可能没有固定思维和经验包袱的非艺术专业的观众更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这对他们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对比中西、回望当下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要将分板块组成的首届安仁双年展作为整体来观看的重要性.
“谱系”≠传统,而是一种价值观底色
在顾丞峰的文章《安仁,今日超往昔？ ——多角度审视下的“安仁双年展”》中,我们看到了他对首届安仁双年展“谱系修辞”板块提出了和颜悦色的批评,文章提到“相对来说,‘谱系修辞’部分相对平淡,由于‘谱系’只是‘传统’的换一种说法,而且‘谱系’的呈现本身就有难度——以人的知名度选择是许多大型展览不得不为之举,毕竟,展览需要人气,人气需要大腕来提升,大腕们送的作品是依据自身的轨迹而非策展人的主题理念而成”[1].同时通过列举艺术家及作品的方式指出了策展的问题,“一是邀知名艺术家们旧日作品的陈列助阵,另一种是知名艺术家新作但只是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走,与展览主题无涉”,这样的指责看似有图有真相,但其中所暴露的深层思考不得不谈及.首先是国内艺术家的熟悉度问题,对大腕艺术家的过度熟悉与对其他艺术家的不熟悉,导致包括顾丞峰在内的很多人对展览中的“旧作品”不满；对国内艺术家的熟悉与对国外艺术家的不熟悉,造成国外艺术家的“旧作品”因观看经验的不足而被视为“新作品”.其次展览展厅安排的不明显,使得在突出整体双年展的框架下,板块之间的分布、板块展厅的构成标识不强；同时厂房改造后的展厅容易让人产生观看几个不同展览的感觉.再次,群展作品中的“熟面孔”也不一定是“老样子”,在“谱系修辞”板块中,为此次展览考察专门创作作品的既有张晓刚、周春芽、何工,也有王广义、牟恒、冯峰、洪磊、陈文令,还有李勇政、李琳琳、张钊瀛等.“谱系修辞”的“这些艺术家,年龄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有1979年‘星星美展’的组织者,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有一直驻守在中国本土的,也有多年来游牧于国际的艺术家.有‘职业’艺术家,也有‘业余’艺术家.他们筚路蓝缕地开辟着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主线,在不同时期引领先锋.他们的路径复杂、方式多样,但基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工作：人性需求、个体权益、社会进程……在不断延伸的体验、思考、表达过程中,很自然地回溯历史和推演未来、深入本土和联结国际”[2].“谱系修辞”的“谱系”也是基于这些基本问题展开的.
最后顾丞峰提示了艺术家的作品与策展人的主题理念之间的关系,这是所有主体性策展展览都面临的问题,也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谱系修辞”的主题阐释文章,其中写道：“艺术是感性的表达,旺盛的表达欲是动力,美学趣味/魅力的把握是能力.作品的‘性感度’当然是为了有效地表达,它非常考验艺术家的才华；但是否理解、认同、推动当代文明,却是对‘当代艺术家’立场的考验.如果放弃了当代文明的基本立场,表达方式可以精彩巧妙,但却是内里坍塌的.不幸的是,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立场坍塌者比比皆是……”这些刊登于画册中的完整阐释文字可能被忽略——如上文所提,基于宣传的需要,观众所读到的大多是宣传推文中的“一句话”阐释.但这样的阐释能让人更加理解“谱系修辞”的主题理念,所不同的是,策展人在处理“谱系修辞”主题理念与艺术家作品的关系时,尽可能回避了“作品是艺术家的作品、展览是策展人的作品”的另一种艺术家的作品与策展人的主题理念间的关系,这是“谱系修辞”策展人的策展选择.
“谱系修辞”在首届安仁双年展“今日之往昔”的主题框架下,首先是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与历史的思考出发,尤其是对现状展开了分析与讨论,并据此展开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选择,并由此强调“当代文明的基本立场”的重要性,而不再是作品表达方式的精彩巧妙和“性感度”.“谱系”不是传统,而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可以忽略为底色的但必须要强调的价值观,如果非要与传统产生关联,那便是直面昨天的再思考.
2017年11月29日
于成都黄土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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