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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80年前的选择
南京大屠杀过去了整整80年.战不战？守不守？逃不逃？求不求？走不走？这是80 年前那个秋冬之交,要做出的抉择.
守不守
“呜——呼呜——呼呜——”91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惟妙惟肖地向我们模仿起防空警报声.这个声音在他11岁那年响起,此后永远地留存于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37 年8 月,淞沪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日军的20余架飞机就冲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空.第一枚炸弹在8月15日落下.光华门机场、中华路、雨花路、健康路、三山街……日机在南京闹市区上空来回低空扫射、投掷炸弹.许多南京人甚至来不及做出躲藏的反应,只是惊愕地望向天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间,古都沦为火海.此后,防空警报时时响彻在南京上空.
在日军的炸弹下,也不得不东躲西藏.他每天轮换着在清凉山、中山陵四方城、中华门城堡等处办公、休息,不得安生.相比之下,民众的适应力是惊人的,墙圮壁颓中,南京人迅速恢复了生活的节奏.当时有外国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南京在空袭下》：“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
这种镇定,随着持续3 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失败而消逝.“11 月11 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这意味着南京保卫战被提上日程.但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南京是弃是守,意见不一,也拿不定主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在他位于南京中山陵的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军事会议——在会议上,不仅决定了南京的前路,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是11 月13日至14日,出席会议的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军委会主任徐永昌、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刘斐在会上力主“象征性的防守”“守是守不住的”,应该“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他的意见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何应钦和徐永昌也随即附和.眼见倾向弃城的意见一边倒,只得表示：“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第二次会议是11月15日至16日,除了前次参加者外,又增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在这次会议上,主流意见还是弃城.李宗仁视南京为战术上的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不主张死守南京”“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倒是唐生智态度坚决地表达了反对：“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总算听到了守城的意见,但仍犹豫不决,难下定论,只是说：“孟潇（即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吧！”
第三次会议在11 月18 日晚上召开.这一次不再听取众人的意见,开门见山地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国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众人闻言,赶紧附和,守城决策一锤定音.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对记者解释道：“要通过守卫南京向国际社会、中国民众表明政府绝不屈服和投降的态度.如果他主动放弃,会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对民众的抗日决心也是沉重打击.其实单纯从军事层面上考虑,保卫南京是一场必败的战役,但从政治上考虑,这是一场必败也必须要打的战役.”
随即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回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不得不激将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之下,唐生智站出来表示：“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唐生智“自告奋勇”地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场打不赢的仗,把自己的性命、声誉放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其志凛然.但在他所写的文章《卫戍南京之经过》中,这份凛然的背后,另有隐情——“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第二次会议结束后的次日,约他“出去看一看”.两人一路走一路谈,到了由国民党精锐部队教导驻守的阵地,感慨道：“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唐生智则回应道：“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下午,又去找唐生智.这次他不再兜圈子,明确地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唐生智只得答允：“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自述得到了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教导队长桂永清的印证,“后来由（蒋）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在最后表态的会议上,一些参会人员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会儿跳下来,马上又蹲上去”,显得“不太正常”.若唐生智的自述属实,这是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了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故而坐立不安.
逃不逃
在唐生智走马上任的同一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迁都的准备其实早已开始.当年10月29日,淞沪战役接连失利之际,就已召集政府工作人员召开了一次迁都动员会.在其《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中,首次提议迁都重庆.此后,他频繁在日记中提及迁都相关事宜：“与林（森）主席商迁都问题”“决心迁都于重庆”“本日处理迁都部属”……
在的一条条“部署”下,整个南京变成了搬家的世界.按照计划,撤退的顺序是先党政军机关,后工厂、学校、商店等.往日繁华的大行宫、花牌楼、太平路一带变得十分冷落,军政人员的家属逐渐疏散,国民党要人在陵园新村的公馆基本腾空,北京路、山西路一带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大多人去楼空,人员、物资拼命向下关码头和江南车站集中.曾经灯红酒绿的夫子庙唯剩一泓清水,秦淮河上的歌声不再唱,明远楼上的钟声不再响.
对于“部属”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唯一的生机系在逃离南京的船票上.据王卫星介绍,当时一张船票比原价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有钱人可以买到船票离开,下层民众哪有钱,而且他们平日就靠种田、挑担子、卖苦力过日子,没什么关系网,让他们走,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时留在南京没有撤离的,大部分都是下层民众,他们逃无可逃.”无钱无力逃离危城的民众,只能像无头苍蝇一般乱窜,“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移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1937 年《时事半月刊》刊登《我们钢铁般的国都》一文,描述了这样一幅乱世景象.
倒没有抢着搬走,而是忙于调兵遣将,布防南京.南京地区的主要作战部队起初仅有3 个军,总体战斗力薄弱.淞沪会战后,撤退下来的残部陆续回到南京,成为守卫南京的补充力量.又电令云南部队赶来参加保卫战,但是路途遥远,这支部队还在路上,南京就沦陷了.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对记者分析道：“守卫南京的部队从派系上来讲是军、广东军和川军3 个主要派系,以军的主力部队为主,以其他地方军为.他们大部分刚从淞沪战场下来,士气零落,装备损失、人员伤亡很大.到南京后,很多部队靠临时征集壮丁和学生来补充兵源.这些新兵大多连名字都没登记、也没经受训练就上了战场.后来我们要统计殉国的将士有多少,都很困难.当时的局势是兵临城下、箭在弦上,没有办法了.”
将防守南京的方针表述为：“南京守城,非守与不守之问题,而是固守之时间问题.”11月29日,在亲率唐生智、桂永清等高级军官视察紫金山、天堡城等阵地时,对守城官兵承诺道：“南京东南一带山地利于防守,北部有长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以守卫两个月.有了这段时间,便可以整编新的生力军.只要南京能守住,我将亲率云南部队前来解围.”卢彦名认为,的基本方针是“短期固守”,但真想固守一两个月,单从军事层面考虑,不仅需要中国方面指挥调度有方、三军用命,还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错误,是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此布防,“实际上是把筹码押在了国际调停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与日本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议和.
求不求
在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竖立着一排排黑色的烈士墓碑,上面镌刻着数千位抗战期间牺牲的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有6个苏联名字与南京紧密相关——苏联援华的最初6位烈士全部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牺牲.“当时在国际上,苏联是唯一表示愿意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在‘注意’条目下写道：‘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救战局.’他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南京危局的唯一希望.”杨天石说.
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就寄望“国际公理之判断”“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之盟约,为公正道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和平’”,终致东三省迅速沦陷.此后华北危机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强在华联合统治的《九国公约》来干涉、制约日本.时任国民政府外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曾劝：“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但仍对“国际裁决”“国际调停”抱有幻想,在日记中写道：“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的演说,把侵略国家比喻成蔓延的传染病,指出“为了保卫国际社会的健康应当加以隔离”.这是美国第一次公开宣布要放弃“孤立主义”与“中立主义”政策.次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国际关系所遵守的准则,同《九国公约》和《不战条约》相抵触”.这让欣喜若狂,在10月7日的日记中直呼“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惟以军事局势不能转入主动地位为可虑耳”.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公正人士”终于要付出实际行动了.
但罗斯福的“防疫隔离”观点没能得到国会同意,美国最终仅选择对华予以道义上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纳粹紧逼西欧,英国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11月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抱以最大期望的美英两国,借口“不介入战争”,相继让失望,苏联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负责苏联国防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曾请到访的中国代表张冲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绝不坐视.这句承诺,极大地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与信心.11月30日,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希望苏联实践诺言,出兵相助,“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苏联确实提供了支援.卢彦名说：“苏联的支援航空队第一次援华作战就是在南京,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事实,以为是到武汉后才有苏联空军参战.此外,苏联还支援了一些物资.然而,这些支援对于南京保卫战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无关大局.”而且,在与苏联外交和军事人员的交涉过程中,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求人不如求己,今观苏俄武官态度之骄慢,更觉求己之要矣”“晚见俄武官特德文,态度居慢,可憎可嫌,败仗之时,遭人凌侮,盖如此也”“倭俄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靠人之事必害多而无益也”.
事实上,真正期待的也不是这些杯水车薪的援助,而是苏联“仗义兴师”,大举对日出兵.12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苏联回电终于发来,内容让他大失所望：时机未至,苏联不便对日出兵.当日,他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残酷的现实：“对史大林覆电之研究,苏俄出兵已绝望.”
走不走
1937 年12 月4 日,南京城内一片大战将至的景象.尚未离开南京的市民王文杰描写道：中山门附近,“城门只剩半扇开着,其余的都已用麻袋、水泥管、钢条”填充堵塞；孝陵卫、麒麟门等沿途高地,“我军已布置好坚固的阵地,炮手在那里试炮,传来隆隆的响声,京汤路的中心,埋了很多地雷,预料敌人进攻时,至少可以给他一个重大的打击”；虎踞关内,“工兵们正在挖掘工事,前进曲唱得贯彻云霄”.
为了安全起见,已从东郊陵园的四方城临时住地搬到城内清凉山林蔚别墅暂住,“还没有走的意思”.但随着苏联拒绝出兵以及南京东南门户句容危急的消息相继传来,他终于到了不得不走的境地.12月6日,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他决定离开南京.
那一天的清晨,他带着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等人,分乘十几辆小轿车,从黄浦路官邸出发,前往中山陵晋谒孙中山陵墓.一路上只有荷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车行甚缓,能看到梧桐落叶已铺了满地.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都已人去楼空.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作为扼守南京的要冲,已褪去了往日的幽美,披上了由铁丝网、鹿砦和各种防御工事做成的伪装.的随从副官蒋恒德后来回忆：眼见这一幕幕,“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拜谒中山陵后,为提振士气,在铁道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召开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所有列入南京保卫战战斗序列的部队少将以上将领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持续了1个小时,颇为推心置腹：“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了国际声誉,不能弃之不守.”“我们如不守南京,总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首都已是一个围城,我愿意和大家共同负起守卫的责任.”“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这在我内心是感到异常的沉痛.”“守卫首都的历史使命,现在已交给唐将军和诸君了,我们应了解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大家都能够达成任务.”“我在外面,也自当调动部队,来策应首都.”会场气氛沉闷,悲观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众人.
12月7日凌晨5时,在明故宫机场,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了被10 万日军围困的南京城,飞往江西.临行前,他将自己乘坐的炮艇留在了下关江边,以示“统帅未走”,好安定南京的军心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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