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跟论数据话语权:数据新闻和国家话语建构的视觉修辞途径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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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据话语权:数据新闻和国家话语建构的视觉修辞途径

一、中国形象建构的“视觉危机”

在西方传统的媒介叙事逻辑中,中国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表征系统.①华人学者彭增军通过分析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十年间的中国议题报道,发现两份报纸的涉华报道逐年上升,而且整体的报道框架是负面的.在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上,西方媒体则表现出了更为苛刻的报道立场,尤其是采取了极为显著的负面框架.②而传统媒体根深蒂固的话语“偏见”一直延续到了社交媒体,“形象逆差”成为当前中国亟待回应的一个话语权问题.

还没有来得及从传统媒体的语言束缚中挣脱出来,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另一场普遍而深刻的“视觉危机”之中.纵观近些年西方媒体的表征体系,中国遭遇的形象危机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景观和趋势——西方媒体逐渐开始在视觉意义上重构中国的形象,并且尝试通过视觉化的表征体系来重新诠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整个视觉表征体系中,除了传统的新闻图片和影视作品,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新闻形态,甚至主导了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形式.数据新闻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散落在世界的各种数据,然后沿着特定的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逻辑与方法,通过可视化的视觉形式“讲述故事”,最终呈现的是一个视觉化的新闻世界.通过对《纽约时报》和《卫报》的数据新闻分析,中国形象依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被动局面”.③只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语言表征,数据新闻中的中国形象是通过数据本身的可视化实践建构的.

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莉莲·博内格鲁(Liliana Bounegru)和露西·钱伯斯(Lucy Chambers)在《数据新闻手册》中指出,数据新闻存在四种基本的视觉形态——表格、数据图、数据地图和网络图谱.④而这些视觉形态的生成,主体上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即通过对数据信息的可视化表征而最终形成的一种结构或叙事.可见,数据新闻的两个最大特征就是数据化(datalization)和可视化(visualization):前者回应新闻的主体问题,即通过数据开展新闻报道;后者强调新闻的表现形式问题,即在视觉意义上对数据关系的生产与重构.其实,在数据新闻的生产结构中,可视化既是一种关于数据的结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视觉意义上的话语实践.可视化的结果就是生成了一幅接近新闻认知的图像景观.

如何在视觉意义上重构中国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又如何通过数据新闻的方式建构和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不仅是当前中国数据新闻实践需要迫切回应的一个专业问题,同时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正视的一个修辞实践问题.媒介话语权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根据数据新闻的特征、形式与传播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开发,另一方面需要在编码系统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符号设计,而后者恰恰涉及到数据新闻生产的视觉修辞问题.

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权是如何确立的?其内在的生成法则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基础性的“话语问题”,才能使得话语权建设具有学理意义上的认识基础和操作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话语的生成原理进行分析,尤其是从话语框架的修辞维度切入,把握话语权建构的基本原理和符号机制.

二、框架争夺:话语权建设的修辞本质

按照卡西尔的观点,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即人是一个依赖符号存在的动物.卡西尔之所以强调人存在的符号属性,是考虑到人类活动的意义本质.人类存在的意义本能与意义实践决定了对符号的高度依赖.在任何意义活动中,框架的功能就是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其功能就是限定或引导人们的理解方式,使得人们按照既定的认知逻辑完成意义的建构过程.因此,在坚定地认同人类存在的符号属性的前提下,可以推出一个类似于卡西尔的框架依赖论断——人同样是框架的动物.

人为什么需要框架,又为什么依赖框架?这需要从框架之于人类存在的认知基础谈起.所谓框架,就是人为构造的并加以组织化而形成的一套理解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⑤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经典解释,框架意味着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它能够帮助人们“辨别、感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⑥其实,框架的标志性产物就是特定话语规约下的“理解方式”.一种“理解方式”之所以是合理的或正当的,是因为我们激活、挪用或再造了特定的认知框架.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从认知心理学层面对框架的内涵给出了如下描述:“框架,是你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他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认知无意识’(cognitive unconscious)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推理方式和常识)来认识的结构.”⑦

框架铺设了一种无意识认知方式,因而限制了意义的自由发挥和肆意入侵,最终传递的是一种经由特定意义管道“挤压”之后的“授权”的意义.相应地,话语合法性的构建,往往离不开话语实践中的框架生产.在框架的作用下,我们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排他的、无意识的信息加工方式.如果说话语意味着一套意义体系,那这里的意义逻辑其实就是框架逻辑.每一种话语都对应于一种相对独特的认知框架——框架既是话语运作的动力装置,也是话语实践的最终产物.之所以存在话语冲突,根本上是因为话语深层的框架机制是不同的,即不同的框架装置形成的是不同的意义体系.

因此,话语生产必然伴随着框架生产,而话语冲突必然体现为框架冲突.换言之,由于挪用的是不同的框架资源,话语冲突的认知基础和修辞原理体现为框架冲突.当不同的话语形式都尝试对事物的属性和内涵进行界定时,话语冲突便发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修辞学意义上的框架争夺实践.中国与西方在一些“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网络安全等议题上之所以存在话语冲突,根本上的原因是由于双方给出了不同的认知框架,即将政治体制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纳入到不同的知识框架或文化框架中,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形式.比如,中国网络安全观生产的主导思想就是框架生产,其标志性的符号形态之一便是“网络主权”,即将网络安全勾连到地缘政治话语框架中,从而赋予网络安全一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诠释体系.如果说地缘领土存在主权问题,那“网络主权”则赋予了我们把握网络空间的一种框架形态,即网络空间存在类似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边界”问题.其实,政治场域中的概念生产,本身意味着一种框架再造实践,因为任何人造概念都携带着明确的政治本性.⑧因此,当“网络主权”这一概念被生产出来,实际上就已经挪用了一套合法的框架系统,其功能就是“以框架的方式”将中国的网络安全观合法化.

三、视觉修辞:从语言框架到视觉框架

在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本及其深层的视觉性逐渐主导我们的认知方式.如何在视觉意义上实现话语权的建构与争夺,离不开对视觉框架(visual frames)的生产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话语建构方式,视觉话语建构依赖于特定的视觉框架.如果说传统的语言框架可以借助一定的语言修辞进行编码处理,视觉框架的建构与生产则显得更为隐蔽,甚至更具有生产性.纵观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表征体系,中国之所以在视觉意义上被建构为一个“视觉他者”,根本上是因为西方数据新闻挪用并再造了一套视觉框架体系,进而悄无声息地赋予了我们既定的“理解方式”,其结果就是在视觉逻辑上制造了一个被他者化表征的中国形象.由于视觉话语的建构是在视觉框架维度上展开的,那究竟什么是视觉框架,视觉框架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涉及到话语权建构的视觉修辞问题.

视觉修辞既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实践论.作为一种认识论,视觉修辞的核心功能是在修辞逻辑上把握视觉实践的特征与规律,从而达到理解视觉文化尤其是视觉性(visuallity)的认识功能;作为一种方法论,视觉修辞强调提供一种理解视觉形式、构成、语言与话语的方法体系;作为一种实践论,视觉修辞强调对现实问题的修辞回应,即在视觉修辞维度上探寻一种回应现实问题的实践路径.正因为视觉修辞与生俱来的认识功能和实践特征,我们强调从视觉修辞的理论与方法视角切入,构建数据新闻的国际话语权,在视觉方法论上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视觉框架的生产,对应的视觉修辞实践便是可视化.可视化既是一种数据转译方式,也是一种话语生产行为.正是基于一定的可视化实践,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的视觉框架被悄无声息地建构出来,从而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建构了人们的“理解方式”.在社交媒体时代,数据新闻已经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新闻形式,如何通过数据新闻的方式设置全球公共议题,并在数据新闻维度上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与争夺,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视觉框架的合法化生产,最终“以视觉框架的方式”重新界定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

西方数据新闻的重要修辞策略便是强调对视觉框架的生产,从而在视觉意义上扭转人们原有的认识话语,最终赋予公众一种新的领悟模式.2010年,英国《卫报》基于维基百科的解密数据,精心制造了一则数据新闻《伊拉克战争日志:死亡地图》.持续多年的伊拉克战争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它所带来的伤亡情况究竟如何?大众媒体有意回避这一问题,而英国《卫报》则通过可视化的数据途径将战争的残酷与呈现在世人面前:地图上的每一个红点代表一次伤亡事件,而鼠标点击其中的红点,会显示伤亡地点、发生时间、死亡人数等详细数据.布满整个地图的血淋淋红点的数据新闻,无疑重构了一种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的视觉框架,它提供了一种自反性的话语系统,从而将战争本身的争议性与合法性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视觉修辞的框架生产原理,我们不妨回顾西方数据新闻的视觉修辞实践.在西方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中国实际上被置于五种视觉修辞实践中,分别是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⑨相应地,五种视觉修辞实践对应于五种具体的视觉框架——数据框架、关系框架、时间框架、空间框架和交互框架,从而在五种视觉框架所创设的领悟模式中重构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所谓数据框架,强调从传统新闻的数据“链条”转向数据新闻的“数据拼图”,即数据新闻图景中的数据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机械的类比和比较;所谓关系框架,强调在视觉意义上将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置换为因果关系;所谓时间框架,强调立足“时间线”这一基本的叙事维度和认识逻辑,通过对“时间线”的有意设计来重构人们的认识方式;第四,所谓空间框架,强调通过地图这一基础性的视觉结构方式,在地图所铺设的认知框架中形成一种“新地缘叙事”;所谓交互框架,强调对交互路径及其视觉语法结构与戏剧性过程的有意创设,从而形成特定的认识路径.显然,数据框架、关系框架、时间框架、空间框架和交互框架构成了视觉修辞实践中五种基本的视觉框架形式,在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立足于五种基本的视觉框架进行有针对性的框架生产,同时还需要探索和挖掘更多元的视觉框架形态,使得视觉话语的合法化建构存在一个坚实的框架基础.

四、数据新闻与数据话语权建设

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oj Zizek)提出的“图绘意识形态”(mapping ideology)概念,西方数据新闻的可视化实践往往使数据携带了某种隐秘的意识形态内涵.正是通过对特定的视觉框架的生产,我们可以相对科学地识别、确认并把握视觉话语的运作机制.尽管说每一种视觉框架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的修辞方向体现为视觉意义上的视觉“标出”行为,中国最终在全球语境下成为一个边缘的、异常的、不合“秩序”的“数据他者”.

不同于传统的“他者”话语建构,“数据他者”既是在数据维度上展开的,又是通过视觉修辞途径实现的.显然,“数据他者”的再现与建构,不仅已经超越了传统新闻文本的“语言框架”策略和方式,而且强调数据新闻的“视觉框架”途径,也就是尝试在数据化和可视化维度上来重新界定并确立西方与中国的想象性关系.因此,从“语言框架”到“视觉框架”,不能不提到西方媒介正在探索并实践着的一种新的权力形态——数据话语权.

所谓数据话语权,意为媒介或结构主体策略性地使用数据并通过数据表达使自身话语合法化的能力.传统媒介话语权的建构,更多地是通过语言框架完成的,而数据新闻则尝试在视觉意义上开展面向一个国家的数据再现工程,或者重新搭建全球地缘意义上的数据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接近并识别国家关系的合法的符号形式.在数据新闻的表征实践中,数据话语本质上意味着一个国家通过数据化的视觉方式对另一个国家或全球秩序的界定、表征与建构权力.正是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分析与可视化过程,西方媒体得以在数据意义上设置全球议题,从而获得了影响、主导或铺设国际舆论的话语能力.可见,数据新闻实践中的话语权确立,既是在数据维度上延伸的,也是在数据维度上深化的.谁掌握数据?如何获取数据?为何使用数据?数据如何表征?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数据本身的诠释空间,而上升为一个国际话语争夺场域中的数据权力问题.西方数据新闻超越了传统的基于语言文本的框架策略,通过对数据框架、关系框架、时间框架、空间框架和交互框架来有效地生产、组织并呈现,发明了一系列重新界定全球秩序的视觉框架.

如果从数据维度上重审全球语境中的秩序体系,相对于西方强大而娴熟的数据运用和表达能力,中国目前还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说数据是数据新闻的主体和生命,那全球数据都存在于何处,谁占有数据并开展相应的文本表征实践,已经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数据话语权.通过分析西方数据新闻的来源,西方媒体具有强大的数据获取和表征能力,一方面自主性地开展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工程,另一方面积极与其他全球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数据,一场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争夺战”已经全面铺开.相对于中国数据新闻过度地依靠“发布”,西方数据新闻的数据来源已经全面覆盖彭博社、世卫组织、世行组织、绿色和平、国际特赦组织、记者无国界(R)、皮尤研究中心(Pew)、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美国中情局(CIA)、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国际能源机构(IEA)等第三方机构.而这些庞大而丰富的数据来源,无疑强化了西方媒体在数据新闻领域的表征优势.

必须承认,在数据新闻维度上编织数据话语权,中国依旧面临着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评价数据新闻的数据话语权:一是数据新闻的国际影响力,即数据新闻在全球媒介场域中获得的关注度及其评价状况;二是数据新闻设置国际议题的话语潜力,即数据新闻报道是否制造了全球性的公共争议,是否设置了其他媒体的关注议题;三是数据新闻制造话语事件(discursive events)、重构话语框架的能力与效果,即要么体现为对自身话语合法性的直接建构,要么体现为对他国话语合法性的争夺.

如果按照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中国数据新闻的数据话语权,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场域,根本谈不上与西方话语的抗衡或对话.目前,财新、澎湃、《新京报》、新华网等媒体的数据新闻业务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真正意义上获得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数据新闻作品少之又少.比如,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的《周永康的人与财》《从调控到刺激:楼市十年轮回》《青岛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等数据新闻获得了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卓越新闻奖等国际荣誉,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就数据构成和可视化方式而言,更多地聚焦本土议题,而缺少面向国际议题的“争议制造”.因此,在数据新闻维度上构建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在议题设置上要聚焦全球议题,尤其是那些冲突性的、争议性的全球或区域公共议题,基于翔实的“数据语言”来“讲述新闻故事”,另一方面需要征用视觉修辞的理念、方法与策略,通过对数据图景的策略性呈现以及视觉框架的策略性生产,在视觉意义上构建一种合法的理解方式和领悟模式,从而寻求中国声音表达的视觉途径.

在视觉新闻的生产图景中,所谓的视觉修辞实践,其实就是将数据转化为一种可以进行图像化把握的“数据语言”.相对而言,西方数据新闻之所以产生了强大的劝服能力,离不开数据本身的挖掘和生产过程及其可视化实践中的视觉修辞方法与策略.正是基于庞大的开放数据资源以及一系列生产性的视觉修辞实践,西方媒体开始在数据意义上重新思考全球议题与全球格局,一种“新地缘叙事”在数据新闻图景悄然形成.“新地缘叙事”的常见策略就是在全球关系中对中国进行“他者化”的表征和处理,其目的就是在视觉认知上巧妙地涂改中国与世界的共在状态.显然,在一种隐性的、匿名的、生产性的视觉框架中,中国形象实际上遭遇的是一种普遍而深刻“数据危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ZDA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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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

刘涛:《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

责编: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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