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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在飞机上和小平同志共同经历的惊险一刻
作为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台唯一的女性时政记者,我曾经有幸参与过中国几十年间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工作,亲眼目睹过叱咤风云的世界各国伟大人物和政要的风采.回顾几十年来的工作历程,在跟随同志访美时曾经在机舱内与伟人共同经历过飞机两次偏离跑道的“惊险一刻”令我至今感到难以忘怀……
(一)
1979年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零点钟声敲过,震耳的鞭炮声响起,刺破了一个古老国家多年来的沉寂,像是奏响了一场新的壮丽史诗的序曲.
第二天在首都机场的大风中,机身号2406的波音707专机打开了舱门.这架飞机正是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美国购进的十架波音707之一.这一天同志起程,开始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事访问.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农历大年初一通常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热热闹闹过新年.把出访日期安排在中国的良辰吉日,表明他十分看重这次出访.作为当时电视台新闻摄影记者的我,有幸跟随这位改变过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伟人同机访美并做全程报道.
早晨8点,身着深色大衣的和夫人卓琳走上停机坪,和先一步到达的领导人李先念、王震、邓颖超,以及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等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最后,俯身亲吻了一下也来送行的他的小孙女,和卓琳一起走上舷梯.在舱门处,他转过身微笑着向送行人群挥手致意.
按照计划,此次航线从北京起飞,途经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预计飞行16个小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尚未通航,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当专机抵达时,他们由上海登机,然后直飞安克雷奇.
8点30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我们立即与指挥塔台联系,请求起飞.正在这时,塔台收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指挥员不同意专机起飞.于是,机长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
机长去见时,看到他正在窗边向送行者摆手,示意让大家赶快回去.这位机长跟小平同志算是比较熟悉了,在担任总书记时就乘坐过由他驾驶的专机.他向汇报了起飞延迟的原因.眉头一皱：“天这么冷,这么多老同志,老站那儿怎么受得了？”
机长出了个主意：“邓副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把飞机发动机启动起来,让飞机滑出去,送行的领导以为我们要走了,就会离开.飞机到跑道上转一圈,再滑回来.”
点点头表示同意.在和指挥塔台沟通过之后,机长发动了飞机,让它滑行到跑道上,送行的人们也就纷纷乘车离开了.
这时塔台报告说,上海那边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几乎与此同时,在回去的路上,芮效俭在车上接到一个电话：小平同志的专机并没有起飞,显然是由于上海那边的大雾而延误了.
此时机长再次走出驾驶舱向小平同志报告：“邓副总理,上海的大雾一时不得消散,现在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飞机一时走不了.空军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我们马上研究办法,请您下飞机稍稍休息一下,好吗？”
小平同志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
机长再三向表示：“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 这才和卓琳下了飞机,到贵宾厅候机室小坐.现场指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所有的空军和民航领导都聚集在那里.机长赶紧和在场的空军、民航局领导商量对策.大家都有点着急.民航局局长把电话打到上海虹桥机场,详细了解当地的天气状况.通完电话,他判断可以起飞,而且要尽快,不然再往后天气更差.首都机场指挥塔台不同意,建议改期再飞.
随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去候机室向报告.坐在沙发上的连连摆手：不能改期,日程都定了.
经反复权衡,最后机长提出一个方案：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因飞经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有所好转,则降落上海,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则只好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在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机长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他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一直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对礼宾司司长说：“要起飞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说完就站起来,大步朝外面走去,卓琳也紧随其后.机场各部门立即进行了紧张、短暂的准备.9点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夫妇重新登机后,机长再次发动飞机,滑上跑道,加速,升空.这时已是上午9点45分,比原定时间延后了1小时15分钟.2406专机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向上海方向飞去.机上的报务员不间断地与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无线电联系.飞机越过济南、泰山后,我们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驾驶舱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我们立即向北京报告：专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每逢春节,中国北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在这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能否让代表团在飞机上也能吃到味道鲜美的水饺？乘务长在琢磨着.１９7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速冻水饺,飞机上也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加热设备.于是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在水杯里煮饺子！登机前专门请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师傅们为中国代表团包了一些猪肉白菜馅的水饺,经过煮熟、晾凉,装在冰盒里带上飞机.
飞机开始平稳飞行后,乘务员们一起用飞机上的烧水杯一份一份地将水饺加热.当乘务长端着热腾腾的水饺来到机舱时,小平同志特别高兴：“飞机上还能吃饺子呀！我们今天就在天上过年了！”
这位女乘务长是山东烟台人,性格开朗直率、服务热情周到.再加上她和我的爱人同为山东老乡,于是在飞机上我们无话不谈.她告诉我：
“那天她给小平同志送去一杯茶水,一边倒茶,一边抱歉地说：首长,今天真不顺,飞机几上几下的,话没说完,就卡住了,她想：小平同志在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中几度沉浮,几度崛起,曾经有人评论他的一生可谓“三起三落” ,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有些……
听了这话,卓琳同志忍不住笑了起来,接过话题诙谐地说：“他就是一个冒险家.”小平同志没有说话,但从他和蔼慈祥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很开心.
(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越无锡市上空,下降进入“上海走廊”时,恼人的平流雾再次逼近飞机,天气再次变坏,能见度迅速由1100米下降到800米,飞机进入虹桥机场着陆方向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能见度继续恶化.驾驶舱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大家双眉紧锁,沉默不语.
雾中的能见度只有两三百米,机长决定利用盲降系统降落.当时是由主座的老飞行员操纵飞机,他坐在右座的副驾驶位子上,紧盯盲降系统的航向表.机长镇定地鼓励飞行组：“大家要沉着！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不知怎么的,这一天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飞机上的盲降仪表指示左右摆动,给飞行员判断带来很大困难.尽管塔台管制员用着陆雷达主动、准确地指挥引导,但当飞机距离地面高度约30米、能够看见跑道引进灯和跑道头时,飞机已偏左侧跑道.左座驾驶员及时压杆修正,因修正量稍大,在惯性的作用下,飞机又偏到右边跑道.
“复飞！”机长果断地下达命令.飞行组的同志们心领神会,动作反应相当敏捷.飞机昂首再次冲向蓝天.
“怎么又起飞了？”机舱内小平同志自言自语地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都为飞行员捏着一把汗.虽然飞机在云雾中飞行,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还是瞪大双眼注视着机窗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和别人一样,此时我也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以前常随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到全国各地访问,坐了不少次飞机,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眼看着飞机呼呼下来要落地了,一看下面,模模糊糊,啥也看不清.突然飞机又升高了.乘务员告诉大家：雾太大,飞机无法盲降,还要在机场上空飞20分钟.
在驾驶舱,机长已经和老飞行员换了座位,他亲自操纵飞机降落.这一次,他按照穿云图驾机穿过云层,穿得很直,正好在跑道的中心线上,飞机也就很平稳地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着陆了.后来据机场工作人员报告：是因为当时航向台上有一只小鸟干扰盲降仪表指示,飞机不能准确地对准跑道,致使第一次降落失败.
刹那间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的脸上露出微笑,这时他依旧“任凭风浪急,稳坐钓鱼舟”,在座位上半闭双目养神.代表团的同志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虹桥机场等候代表团的上海市的领导同志高兴地来到舷梯旁迎接小平同志一行下飞机休息.
下飞机前,来到驾驶舱门口,笑着向机长等人打招呼：“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一下飞机,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彭冲同志立即迎上前来,双手握住他的手：“好险啊,我们又着急又紧张,担心你的安全.”
小平同志微笑说：“我这不是安全降落了嘛！”
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加足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仅有三四百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起飞的.民航局领导考虑到这次任务特殊,特许我们起飞.经过短暂休息后,机长带领飞行组仔细周密地研究了处置特殊情况的安全措施,明确了分工,由机长在左座亲自操纵飞机起飞.此时整个机场仍然笼罩在浓雾之中,当仪表指示到起飞离地速度时,飞机腾空而起,划破重重迷雾,飞向蓝天,安全地上升到飞行高度.
专机离开上海后,随即转向,飞入太平洋上空.刚才还在大雾中穿行,一片迷茫,转眼却是另一番景象：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仿佛敞开了宽阔的胸怀在欢迎我们……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转眼间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个春秋.每当回想起当年与小平同志共同经历过的飞机“历险” ,总会深深地被他那临危不惧的伟人风范和守时守信的严谨作风所震撼……
(邓勤/口述陈敬刚/整理)■
经历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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