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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建设和表达的理念问题以成都市的文化追求为例
站在绝大部分成都市民早已经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当下,我们必须明确发展天府文化,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实现最高端的国际融合,为此需要全新面对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表达两大理念问题.
一、文化建设理念
（一）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深厚根基
对“文化”的内涵必须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认识与把握,才能从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传承.文化虽然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但其核心是指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主要代表的人类精神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使主流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并深入人心,构建、延续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个性与特色.就打造文化软实力而言,必须满足当今全球化趋势中,各个国家或地区增强自身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的要求,努力形成文化的相对比较优势.长期以来,我们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奉为圭臬,事实上这样的理念只适合文化含量低、文化需求低、文化竞争力低下、处于国内外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和地区,那种永远把GDP的增长奉为神圣,而把文化视为工具、手段,使我们的社会、公民始终摆脱不了粗俗乃至粗鄙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换言之,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时代正在到来.“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十六字表述的“天府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正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号角.
（二）构建温暖的城市人文环境——保护自然天成的“后现代”气质
“后现代”是超越西方模型的现代化的人类发展状态,标准是一个城市同时拥有健康的经济、活跃的文化、舒适的生活.
成都自然天成的“后现代”气质来自天府文化的滋养,和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天府儿女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视与现代应用.发展天府文化,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就是在此基础上对做更温暖的城市生存和发展环境,形成城市对全球最优质的人、财、物自动汇聚的吸引力.
（三）建设一个被仰望的城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词：尊敬”
一个被鄙视的人或国家,不管曾经或当下拥有多少财富,都不可能有先明的前景；一个被平视的人或国家,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前提是比竞争对手付出更多努力,甚至付出更多代价；只有被仰望的人或国家,才能在发展进程中处于事半功倍的有利地位.所谓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正是指的第三种情况.天府文化的建设使命,必须是使成都成为一座被仰望的城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天府文化十六字,正是对国家和城市的这种被仰望的内涵的叙述.
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应注重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新维度的开掘,对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有新高度的触摸.要立足广大市民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充分照顾他们的行为模式、审美习惯、接受心理,也要具备宽广视野,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做法,达成天府文化的逐步、有效浸润；同时,努力以一流标准打造精品工程,体现成都特色和能力水平,展现成都综合文化实力,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艺术名城、文创之城和世界文化交流中心.
二、文化表达理念——用命运共同体意识重新审视、阐释、传播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诞坐在亚洲东部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滋润的土壤上,以成熟、发达的农耕文明为主轴和特色,托举中国特色的经常世界领先的工商文明（除了四大发明代表的科学技术成就外,数条连接世界几大文明区域的丝绸之路的形成也是其标志）,连接、包容、辐射周边的游牧文明,并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以其成熟、智慧、普适的价值观、审美观与文化心理同化各种族群,引领周边国家,影响世界其他文明的演进.中华文明诞生了世界最早也最成熟的内部族群与阶层如何减少甚至消弭分歧、融洽相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意识认为：我们有（或应该寻求）共同敬畏的对象和偶像（后来浓缩为“天地君亲师”）,有以三皇五帝为符号的人文初祖（后来浓缩为黄帝、炎帝）,有远远大于矛盾冲突的共同利益,有宗主国、诸侯和方国各有其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格局,尤其是自秦代实现大一统以后,这个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在和平有序年代,也就是其生命尚能正常运转的状态下,从君主到贩夫走卒,社会各个阶层虽然有矛盾、冲突,但整体利益、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所有人必须相亲相爱、互相帮扶、风雨同舟.赞颂并努力维护这种一致性的经典表达是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和孔孟共同构建、历代圣贤进一步丰富其内涵的“王道”“仁政”的社会理想.
每一个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拥戴和承认的命运共同体生成以后,实现长治久安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最大的共同利益,然而客观环境和主观局限决定了它始终无法摆脱天灾、人祸和腐败三大挑战.
（一）无法逃避的各种巨大天灾
地震、洪水、大旱、严寒、火山爆发、蝗虫、瘟疫、疾病等,对于人类所有族群,从来都是严峻考验.在漫长的古典文明阶段,人类抗御这些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尤其需要集中尽可能多的力量来予以快速、高效应对.历史上包括亚特兰蒂斯、玛雅文明、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古国、意大利庞贝古城等都是直接毁灭于这些天灾；大约与《圣经》中诺亚方舟故事和中国先秦典籍记载同时期（大致属于尧舜禹阶段,如《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五帝本纪》：“尧又日：‘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的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全球性的大洪水,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危机,绝非虚言.在地理环境千差万别的大一统中国,这些灾害的记载同样不绝如缕,它们制造的威胁与毁灭不分种族和贫富贵贱.这些灾害能否快速应对、及时治理,决定了我们的祖先几千年能否生坐不息.东西方历史学家讨论过的治水的需要与“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虽然对中国的独特性的诠解还不够深入,但在总体上是成立的.而古语所谓“多难兴邦”（《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晋刘琨《劝进表》：“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肯定也包括人祸,但首先是指天灾,应该没有疑问.纵观五千年历史,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每一次巨大天灾的艰难应对,命运共同体意识便能够强化一次.
（二）防不胜防的各种外敌入侵和内部反叛
先秦时期,长江、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各个族群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冲突与融汇,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角的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率先成熟,进而崛起成为天下共主（夏、商、周）.防止、对付外敌入侵和内部反叛关涉所有人的最高利益,逐渐成为华夏族群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也是坚决反对外敌入侵、反对分裂、追求统一的爱国主义的起源）.秦朝以后,以前华夏族为主,前蛮夷戎狄族为辅,共同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加快融汇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因为版图辽阔,所以接壤的国家、族群众多；随着版图的扩展,内部拥有的族群也越来越多（文化、心理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在冷兵糌时代,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或地区能够较快聚集起强大武力,形成相对于中国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比较优势,然后基于各种原因,突然或反复乘隙进犯,严重伤害战火所及区域、人群,或实现的改朝换代.从中国大历史来看,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内部族群的增多以及迁移流徙,命运共同体的武装力量和轴心文化成功控制、同化这些族群的方法和速度不一定能够抑制因内部矛盾滋生出的反叛势力.尤其是王朝腐败严重时期,反叛势力更容易做大,祸国殃民.这两种情况发生,制造的威胁与毁灭同样不分种族和贫富贵贱,甚至社会强势阶层会承受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所以,艰难应对这类挑战,同样能够并事实上一直在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集权专制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的消极腐败
在前面两大挑战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代中国与东方各国一样,采用了集权专制制度来构建国家,这是诸害相权取其轻的历史规律.按照阿克顿勋爵“权力等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代王朝的系统腐败最终都会成为不治之症（一旦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政权在整体上失去了命运共同体意识,意味着不治之症走入晚期,统治阶级的主体及其谄附者基本异化为只顾自己巧取豪夺、敲骨吸髓、恣意妄为的社会腐败邪恶势力,成为社会弱势阶级、阶层和其他不愿意谄附、加盟人群的敌人.在这样的时期,阶级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民变、造反和揭竿而起才具有官逼民反和用仁政取代暴政的起义的性质——但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整体丧失的社会破裂、国家分裂、阶级对抗时期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异常状态、短暂阶段.在战乱中率先重建并奉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军事集团会赢得人心,建立新的王朝,把阶级对抗化为正邪对抗,纳入法制和道德的范围来予以解决,形成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这一挑战又是最大的、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国家上下基于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的败力量的大小和根源于集权专制制度内在缺陷的腐败进程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和外在表现是帝王素质的升降.从历朝历代来看,君主素质总体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直至基本失去作为命运共同体首领所需要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不能履行其职能,甚至带头放纵腐败.而帝王阶段性或是终身走向腐败的起点,几乎都是从不遵守国家典章制度开始的.
中华民族的突出智慧和理性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主、释道为辅,国家始终有君王也不能例外的一以贯之的道德要求、学术引领、文教滋养,井且儒家文化赋予了君主最高的道德义务,那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内圣外王”“其身正,不令而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他统治阶层也被赋予了地位越高、道德水准越高的义务.反其道而行之者,轻则当世落下讥评、贬词、诅咒、谴责,重则死后被评价为昏君、暴君、庸主或乱臣贼子、奸臣贪官,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孔子通过《六经》系统建构的人人都不能例外的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他开创的史册要“使乱臣贼子惧”的春秋笔法和史学义理,可谓深谋远虑.这些传统及其意识产生了强大的永不消失的正能量,从概率上减少着昏君、暴君、庸主或乱臣贼子、奸臣贪官的数量,增加着圣贤和明君忠臣、清官循吏的比重,以及仁人志士、孝子贤孙的队伍,是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根纽带不绝如缕,形成命运共同体防止、延缓各种病变的免疫力,是中华文明历尽劫难而能成为人类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的依据所在.以此审视整个中国古代史,历代圣贤和忠臣义士的最大关切与奋斗目标是：如何使炎黄子孙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人人守礼、个个奉法.而君主的特殊地位与能量,决定了其守礼遵法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历史上无数圣贤和忠臣义土或单独、或群起谏诤拒绝守礼遵法的君王（他们将付出的代价包括株连九族、被杀戮、被囚禁、被施以酷刑、被罢免、被终身禁锢等）所维护的,是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利益,体现的是追求“天下为公”“致君泽民”为基本内涵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善待中华民族历史上出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伟大先贤和英雄豪杰,全面建立起自己的偶像系统,承载和表达中华文明的高贵与伟岸,并与东亚乃至世界建立更加广泛的历史文化共识,实现成功的相互学习、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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